“左”和“右”，這是一對多義的、經(jīng)常被搞得混亂的概念。比如，著名作家丁玲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到了晚年卻又被人封為左派。據(jù)丁玲身邊工作人員王增如說，丁玲晚年一直苦于連封她左派的人都找不到。后來，她似乎有所領(lǐng)悟地說了一句十分耐人尋味的話：“我不管它'左'還是右，我也不曉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曉得現(xiàn)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這人是誰呢？毛澤東早在丁玲被封為“左派”之前若干年就去世了，即使有心給丁玲封個左派，也沒有作案的基本條件。既然丁玲的左派不是毛澤東封的，那么當年丁玲的右派也就不是毛澤東打的。

　　在當今主流和官方的回憶錄文學中，毛澤東所特有的對“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黨變修、國變色”危險的強調(diào)，對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強調(diào)，是謂“左”，同樣，在政治運動中，采取簡單粗暴、暴力體罰的辦法對待干部群眾的作法，也謂“左”；但問題在于：毛澤東強調(diào)前者，卻從未提倡后者，是政治運動的各級推行者，把“階級斗爭”的主題庸俗化、歪曲化為對干部群眾的殘暴迫害，在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毛澤東要打倒的“走資派”。而恰恰是毛澤東，才糾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種“左”：即簡單粗暴地打擊迫害一大片干部群眾。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適用的。但本文試圖說明：主流和流行文獻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實充滿矛盾和歧義，因而是不穩(wěn)定的，也是現(xiàn)象的、不觸及本質(zhì)的。

　　黨內(nèi)的許多官僚主義者，善于將毛澤東對矛盾、斗爭的強調(diào)，直接翻譯成、解釋成一套具體的政策操作，這就是一系列極端的、過火的簡單粗暴的搞運動的方法，對打擊對象實行分類、貼標簽、殘酷迫害，然后將這套暴行解釋成是來自毛澤東的部署。（很可能，毛澤東在四清后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后來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nóng)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然而，實際上，毛澤東在具體操作層次上，從來沒有主張過這種行政命令式的、簡單粗暴的政治運動，在具體操作層次上，毛澤東倒是反復強調(diào)反對武斗和體罰，主張讓人講話，主張批評辯論和言論表達。

　　從文化大革命來看，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他們是同意的，貫徹是積極的。不同的是各人要搞的對象不同。毛澤東要整走資派，這在《5．16通知》里說得很清楚。劉少奇是要整群眾，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六月十三日，劉少奇在“批轉(zhuǎn)中南局'關(guān)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zhuǎn)西北局關(guān)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主張“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yè)生反黨的，經(jīng)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和斗爭，也可以戴帽。”批示說：“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lǐng)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六月二十日，劉少奇對師大附中的工作組指示：“反對工作組的學生是一批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右派，對他們不能心慈手軟。你們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們的后臺挖出來。”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以工作組的名義到清華大學，親自發(fā)動反對蒯大富的斗爭，把近八百多學生和教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劉少奇再次指示師大附中的工作組：“你們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組的后臺，對那些反動言論你們要駁，他們到底對不對，什么人在指揮他們？他們不聽黨的話，聽誰的話？”從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劉少奇幾次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聽取匯報，他反復強調(diào)：“對一切極右派，只有和他們進行堅決的斗爭，我們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學生還是教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這是毫無疑義的。”（見師東兵著《秦城冷月》第423至424頁）如果文化大革命按劉少奇這種搞法，更不得了。

　　毛澤東要發(fā)動廣大人民群眾和民主黨派幫助共產(chǎn)黨整風，提高全黨馬列主義主義水平和社會主義覺悟嗎？官僚主義者就來他一個大抓“右派”，槍打出頭鳥，將大批真心實意給黨提意見的積極分子打下去，既叫你整風搞不下去，無功而返，又一勞永逸地鉗制人口。看你還敢不敢再整黨整風，整黨員、整干部？看誰還敢對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特權(quán)提意見？

　　毛澤東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充分發(fā)揮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加快社會主義建設(shè)步伐嗎？官僚主義者就大刮“五風”，一步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證明的我“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是正確的，你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讓全黨和全國人民跟我走資本主義道路。

　　毛澤東要通過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jīng)濟，整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官僚主義者就大辦試點，大搞扎根串連，秘密調(diào)查，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變成大整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的運動。

　　毛澤東要自上而上地發(fā)動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官僚主義者就來一個故伎重演，像1957年反右一樣，把敢于帶頭起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造反的普通群眾全部打成右派、反革命，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政治、精神和人身迫害。當50多天的白色恐怖被粉碎后，又組織保守勢力，用武力對抗人民群眾的造反，拼死一搏也要把文革打下去。

　　毛澤東要農(nóng)業(yè)學大寨，加速改變農(nóng)村面目，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打好基礎(chǔ)，官僚主義者就又來一個故伎重演，像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刮“五風”一樣，搞窮過渡，任意拔高生產(chǎn)關(guān)系；搞強迫命令瞎指揮，勞民傷財；搞浮夸，圍繞糧棉“跨綱要”編造政績，收過頭糧，讓一些地方溫飽難繼。當農(nóng)民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時，就開始搞心儀已久的分田單。

　　可以說，以上是新中國前三十年黨內(nèi)左右派斗爭的一個基本脈落。

　　由此可知，左、右派的帽子亂扣一氣，有歷史的原因，也是因為部分人故意攪混水之故。其實，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是一條藤結(jié)出的兩個瓜。在文革前的官僚制度下，國民的財產(chǎn)名屬全民，而支配權(quán)屬于官僚集團，轉(zhuǎn)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quán)力化公為私。就好像一個工廠里，雖然廠家資金的實際支配權(quán)在廠長和書記這里，但名義上是屬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y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幾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xiàn)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競爭！這是那門子的自由主義！這跟自由主義完全不沾邊，我看他們不能叫極左或者極右，就應該叫官僚派。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躍進時官僚集團表面極左，而在大躍進進失敗后轉(zhuǎn)向極右。以及在文革中以專制手段對付群眾，文革后卻轉(zhuǎn)向極右，階級利益及力量對比使然。

　　所以我向來反對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種名目，只看你是否為了人民，為了人民民主。非如此，不能打破話語封鎖。（百韜網(wǎng)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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