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和朋友聊起“算法”這個東西,得出幾個共識結論。
其中一個結論是明線上的,當平臺的用戶發布了一條內容,圖文也好、短視頻也罷,首先會進入一個極小的流量池,讓這個流量池里的用戶觀看。
如果點擊率和完播率表現良好,那么這個內容就會進入下一個較大的流量池,再進行新一輪的數據檢驗。
就這樣不斷滾動,每個內容都有病毒式裂變傳播的機會,讓全網的人看到,博主也有機會在短暫的時間內,成為全網知名的網紅。
反過來看,如果這條內容的開頭不夠勁爆、邏輯不夠完整、結構不緊湊,那么點擊率和完播率就表現的不好,不能貼合算法,永遠停留在第一層的小流量池。
可以說,算法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播學的邏輯,讓工業革命時代的新聞學,成為一門落后于時代的學科。
另一條結論是暗線上的,即算法永遠是扶小抑大的。
如果你關注短視頻平臺,應該知道網紅的迭代非常快,顏值類網紅往往能一年更換好幾波,知識類網紅可能更新換代慢一些,但巔峰期最多也只有三年。
除了那種真正天賦異稟的人,絕大部分網紅很難長久保持高流量。
對于網紅來說,這種算法是很不友好的。
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深耕那么多年,摸索平臺的算法規則付出那么多成本,結果剛剛走紅,就要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所以江湖上一直說,沒有算法的微信公眾號,是對創作者最友好的平臺。
但扶小抑大的算法,損害的只有網紅的利益,卻能實現平臺的利益最大化,也讓大量的新人抱有希望,不斷有新生力量成長起來。
也就是說,算法在一定程度上革了網紅的命,保持了平臺的新陳代謝。
從這個角度來看,“算法”在互聯網平臺上,充當了“天道”的角色,所有的內容、所有的數據,都是算法構建平臺生態的工具,真正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在數據組成的互聯網平臺,算法可以充當天道,但在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社會,卻沒有一種“算法”來構建社會的健康生態。
在現實社會中,每個積累到粉絲、獲得高流量的“網紅”,大概率都能保持長紅的狀態,自己這一代收割到利潤以后,還要更改平臺規則,想讓子子孫孫繼續收割下去。
那種新生力量不斷成長起來的健康生態,如同昨日黃花,一去不復返。
于是就有了“家族傳承吾輩則”的江西周公子,有了“指鼠為鴨”的黑色幽默,有了張雨綺在郝邵文直播間說699買不了一雙襪子,有了勸你“失業以后把房子租出去”的專家。
現實社會沒有算法,不能對這些人和事進行新陳代謝,那么新生力量就不能成長起來,只能躺平擺爛。
直線降低的生育率,只不過是新生力量通過不生孩子,減輕自己的人生負擔,進行自我松綁。
從整個社會層面來看,直線降低的生育率將導致不健康的人口結構,給未來的社會埋下極大的隱患。
但從個體層面來看,這么做不能說是錯的,他們只是在人生的困難面前,做出了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畢竟社會是由一個個人組成的,每個人的活動和意識,構成了這個社會的運行軌跡。當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做出同一種選擇的時候,不論結果如何,他們都是對的。
這個無解的問題,一百多年前的哲學家們提出過解決辦法。
那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完成對資產階級的新陳代謝,然后實行全民公有制的經濟制度,配以計劃經濟的手段,來調度資源分配利益。
貧者富之,富者貧之,先實現公平公正,再實現共同富裕。
這就是馬克思等哲學家提出的“算法”。
在這套理論之下,國際共運轟轟烈烈的啟動了。
國際共運的理論有很完美的邏輯,但在最終點上,有個始終無法解決的漏洞,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實行專政以后,如何才能不脫離無產階級的隊伍,蛻化為新的統治階級?
這個漏洞,導致很完美的理論始終不能形成閉環,但馬克思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列寧和斯大林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教員同樣束手無策。
這個問題不解決,地上天國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國際共運在20世末期的重大失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都和這個漏洞有極其重要的關系。
觀古鑒今。
我們要解決當代的困局,開拓未來的新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回答馬克思、列寧、教員沒有回答的問題,補上國際共運理論的漏洞,構建世界的算法。
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社會才能迎來新生,全人類才能走出資本主義的囚籠和原教旨共產主義的束縛,開創新的世界。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目前誰都沒有答案,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絕不能重走一遍過去的失敗路子。
左派不能沉浸在20世紀國際共運的宏大敘事中,右派不能想著照搬歐美的制度和理論,以前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都只是參考,和現代實際相結合,這些經驗才有生命力。
教員對未來是非常有信心的。
1965年1月9日,教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斯諾,斯諾問教員:“關于中美關系改善,有沒有希望?”教員回答說:“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
斯諾繼續問:“客觀條件使革命變成不可避免的,現在沒有這種條件了。現在中國條件不同了,下一代將怎樣?”
教員:“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誰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無非是幾種可能,一是把革命繼續發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壞事,跟帝國主義講和,把蔣介石接到大陸上來,同國內百分之幾的反革命站在一起,這就叫反革命。你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希望出現反革命。將來的事由將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樣。”
隨后,教員和斯諾談起了人的定位。
斯諾說:“您一面搞革命,一面給許多教授提供了職業,現在可能很多人成為毛學專家。”
聽到斯諾的話,教員不屑一顧:“現在我的這些東西,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從這段對話就能看出來,教員對后輩充滿信心,但他不希望自己的東西,成為不能違背的金科玉律,他更希望后輩能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寬廣的天地,創造更光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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