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指出，轉方式、調結構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要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近期目標和長期發展的平衡點，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的著力點，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結合點。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結合點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統一起來。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本質上是統一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體系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而非價格，以經濟為中心是以生產力為中心不是以金錢為中心。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來統籌安排。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使整個國家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客觀上也要求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經濟主體。像我們這樣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內市場最大、產業結構最齊全、產品門類最完整、各地區各具特色又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應該包括創新—創造—創業機制暢通靈活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產業結構完整的經濟體系、核心技術保密體系、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糧食危機防范體系、戰略物資儲備體系、內需導向型市場體系、民生保障體系、各區域優勢互補體系，以及為建立這樣的體系所必須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先天的和外國相比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不是資本積累、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國家是完整的經濟系統，不等于國家是放大的企業，不等于宏觀經濟是放大的微觀經濟，不等于把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為GDP增長。也許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幾千億人民幣的損失，國家財政拿出幾百億來重建，不是中國人民財富的損失，而是為GDP增長、企業利潤增加、國家經濟規模擴大帶來機會的大好事。這種扭曲的、宏觀經濟微觀化的 “破窗”經濟學固然可以作為民營企業的指導，但作為政府絕對不可以隨雞起舞。我國國家的發展目標、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強、社會可持續發展，并以此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長最快、經濟規模最大、資本積累最多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由國家的發展模式決定國家的發展戰略，由國家發展戰略決定產業、技術結構，與其說是政府直接干預，不如說本身就是產業技術的內生變量。衡量國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標準應該有不同的參照系。如果說民營企業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那么國家、國有企業則應該以價值為效益的根本導向，用社會效益來主導經濟效益。經濟不等于金錢，利益不等于利潤;利潤不是經濟的根本目標，也不是經濟的唯一指標。如果不加區別地把利潤看成經濟的根本目標、唯一指標，將破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之所以反對“國退民進”，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不亞于或高于民營企業，而是國有企業有民營企業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作為國家和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如果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定位經濟發展模式，那么就無從理解企業主體、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和把握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要從主體的角度、全國一盤棋的角度、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定位國家經濟體，就不能以價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而必須以價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否則將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財富外流、產業結構失衡、泡沫經濟、畸形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社會主義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如果沒有把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由價格機制同步轉變為價值機制，將使整個社會上下都向錢看，那么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將很容易形成政商一體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形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造成國空民窮、衙空民窮、官富民窮，使社會道德淪喪、潛規則橫行，貧富兩極分化的速度將超過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在全世界最高并還在連續增長的根本原因，也是蘇東劇變后在原來的上層官僚中迅速形成億萬富翁階層的根本原因。這說明，如果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等同于金錢化改革，那么這樣的改革就是名副其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堅持市場化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設計制度、制定政策，形成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基礎、價值機制為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為歸宿，充分競爭、保障有力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把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由價格機制轉變為價值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而不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國有企業應該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是國家建立幸福經濟的基石，對整個社會市場經濟起價值導向作用。如果說，私有企業采用效率標準，國有企業應該采取效益標準。如果說，私有企業用利潤定義效率，那么國有企業應用效益定義效率。目前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不是“雙軌制”，而是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而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一元化與利潤最大化。要改變的不是國有企業，而是給中國國有企業亂把脈開錯藥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只要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定位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協調發展、共同發展、雙贏發展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進民進”。

　　“以經濟為中心”和“以金錢為中心”這兩個模式屬于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一個屬于價值經濟學，一個屬于價格經濟學。價格經濟學就是社會貨幣化、一切向錢看、把經濟和金錢畫等號的經濟學。所以要批判“以金錢為中心”，就必須從源頭上批判西方價格經濟學。西方價格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在內容上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邊際效率分析為其理論內容的核心，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主張讓價格自發調節市場，讓企業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優化配置資源，主張市場無政府主義;在方法上重實證分析，以線性、非對稱、非主體的思維方式為特征。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以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標本、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主導中國改革，以GDP增速為中國改革成功和社會進步的標志，把中國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誤導為以金錢為中心的發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在內容和方法上與復雜經濟系統的不對稱，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原則推導出來的經濟學結論經常被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偽，使之在理論上陷于悖論，在實踐上陷于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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