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什么地方　　

           ——農村問題與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思考　　

一．          邊走邊聊邊感嘆：　　

十天前，到鄉下去送殯，妻的妹夫因癌癥“走了”。要去的鄉下，離縣城并不遠，也就三十里路左右。到了妹夫的老家，是一個農家大院子，但顯得十分殘破、不堪，已沒有人住了。妹夫是弟兄五個，沒有姐妹，而今都全部上街謀生了。其中兩個都是泥瓦匠，時下大規模搞建筑，泥瓦匠好找錢。鄉村的景致倒是比較美，半人深的水稻，也半黃要成熟了，田里青黃相間，但田里很少有水，幾乎是干的。不是很遠處的大山，在天邊，呈現出一片黛青色。這天，天氣涼爽宜人，沒有太陽，大家也沒有急著回縣城，　　

安葬后，就沒有事了，全部都返回縣城。一路上，都是半人深的毛草，鄉間小路都遮沒了，甚至影響行走。　　

我與妻的表弟，姓王，走在眾人的最前面，隨便一路走，一路閑聊，也了解了解農村的情況。真是一路走一路聊一路感嘆。路上不但草深，還人煙稱少，幾乎見不到人影，冷清，帶有幾分荒涼，而縣城里倒是人山人海，特別到下午四點后。

我的這個表弟，也是一個泥水匠，但性格內向，有些木訥，但這天，倒是話比較多，聊起龍門陣（即閑談），倒是平平靜靜、娓娓道來，有時也不免與我一起感嘆。死者倒走了，世上一切，都與他無關了。而生者還要繼續生存、奔波，吃飯、穿衣。想到如今天的吃，沒有幾個人不感嘆，小青年可以除外，他們倒管不了這些，包括我的孩子。談到吃，現在不是有首 “吃的農藥，穿的是化學” 民謠嗎？不過，筆者倒這時才第一次聽到這樣兩句話一起說。一個姓王的表妹還譏諷我：孤陋寡聞。不過有時我跟學生這樣說：我們吃的哪樣沒有打農藥？我們現在還能吃什么？還能吃什么？前兩個月，新聞上不就有大量的這方面的報道，觸目驚心、難以置信。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潤，利益，完全不顧消費者生命安全。這或許就是教材上講的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即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　　

二．規模養豬與私營經濟　　

在路上遇到一個養豬場，這養豬場離縣城不運，約二十多里路，是一個姓汪的辦的。其性質當然是民營經濟。實行規模養殖，圈了好大一片土地，還請了西南大學的一個教授，作技術指導。大約三個月就出一槽豬，見效快。然而，王表弟又說，老板自己并不吃，而是到附近去買農家自己喂的豬。這種豬的肉質與養豬場喂出的，是明顯的不同。現在大家都是這樣說。這倒是讓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家為了照顧老母親，長期請了一個保姆，姓劉。一次閑談中，她說，她家附近不遠處，就有一個種養葡萄的小企業，也是私營性質的。有時老板為了獎勵職工，象發獎金一樣，把一些未賣完的葡萄，分給他們。他們都是附近來打工的農民。然而他（她）們，出廠不遠，背著老板的眼睛，就將分得的葡萄傾倒在背蔭處。其原因就不用多說，就是在葡萄上有許多農藥，內部人士，知根知底，所以他們不吃，誰也不拿自己及家人的生命開玩笑。葡萄賣到城里，當然城里人自然就倒楣了。所以現在本人看到葡萄，就自然想起這個事，是想吃葡萄而又不敢吃。　　

前幾天（　8月５日　）晚飯后，筆者騎車散步，走得遠，在一個公路邊的農貿市場，與不認識的幾個人閑談，其中一個五十歲多的人，也談到類似的情況：也是本縣下面的鄉鎮的一個廠，生產的某一種菜油。（這里就不說出品名了。因為我也只是道聽途說。）說是原料中什么爛骨頭都有，他還說死人骨頭都怕有，讓人毛骨悚然。職工自己也是不吃這種菜油。　　

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以上的說事都是偶然的嗎？到處都是有害食品，食物不安全，幾乎是眾所周知的秘密。關于有害有毒食品，今年6月《新聞聯播》集中報道了一段時間，有害食品，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特別是重慶，公安機關直接參加打擊。為此，國務院食品委員會，李克強副總理親自主持會議，強調要加強食品管理，這食品直接關素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三．農村基本上還是三十年前那個樣子。　　

去年臨近春節，回到老家，吃一個老輩子的八十大壽。老家就在公路邊，筆者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左右，伴隨著小學和中學五年的時光。一切都顯得是那么的熟悉，又似乎有幾分陌生。還是春節前，外出打工的大都回來了，但還是沒有人氣：稀拉拉的幾個人，還大都是老人或半老人。　總體給人的感覺是荒涼、冷清，讓人心情有些沉重。與自己心里面的那個新農村的理想，有明顯的失落感。這就是我兒時的生活的地方嗎？有些不信自己的眼睛。因為這時光又過了三十多年了，自己也從一個年青的農家孩子變成了半老頭了。可農村似乎沒有什么變化，進步，這離中央提出的建立新農村的目標，還有多遠，我又想：大部分農村的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好不到哪去！我們這個老家，就在川渝的主公路旁邊，并不偏僻。可與會30前并沒有什么兩樣。我感到不解，又似乎努力在尋求這一切背后的答案。　　

四，水庫、水渠破舊，年久失修，抗災能力大大削弱。　　

近年，新聞上又時常報道說，這里或那里發生旱災或洪災，損失慘重，且都百年不遇，或百年才一遇。為了抗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搞什么人工增雨。這些現象是否跟農村的承包制有關呢？其實早有人在談到這個問題。　　

改革前是比較重視水利建設的。毛主席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農田水利建設需要人力、物力和財力以及人才的培養和教育。因此，那時一到冬季農閑的時侯，社員閃主要是搞水利建設。有效地解決了當時的旱災或洪災問題。而實行家庭承包制后，原先的水庫有的進行網箱養魚，有的被私人承包了，有的水庫、水渠則年久失修，而喪失作用。即使有水，因是各家各戶生產，用或借人家的水，或水過道都會產生很多的具體矛盾。現在，連年旱災，不是南方就是北方。去年春季就是我們西南五省旱災。今天的新聞報道，重慶的南部一些地方又旱災了。為此，今年中央專門開會，撥款，大修水庫、水渠。這個問題的解決是迫在眉睫，非解決不可了。　　

五．留守兒童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前，人民公社，搞集體經濟和生產，是沒有留守兒童這個問題的。而現在這個問題很嚴重，只是一些人沒有注意罷了。重慶壁山一農家，只有一個１２歲的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家。估計沒有爺爺奶奶。白天去了學校讀書，倒沒有什么，而到了晚上，在漆黑鄉村里，偌大的一個房子，寂靜、孤獨，害怕和無奈，且是非常不安全的。據說父母有兩三年都沒有回來了。也無法到父母去身邊讀書，估計一是讀不到，二是選校費昂貴。可以說那是重慶百萬兒童的縮影、寫照。那么全國又有多少這樣的兒童呢？ 估計有一千五百萬以上。還有大多數的留守兒童的，由于與父母長期不在一起生活，都是有較大或很大問題的心理問題，有暴露的，更多的是隱形的、長期的，他們性格內向，孤僻，不愿與他人交往，由于長期沒有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因而與父母的關系冷漠。就是今年，四川一個十四左右的孩子，也是留守兒童。假期母親回到老家。這孩子向母親要錢，母親不給，于是他用菜刀將母親殺害。這也給我們教育者，增加了教育的難度。現在重慶對這個問題引起了十分的重視，作為民生解決的范圍問題。重慶衛視經常有這方面的報道。有關部門，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不是根本之策。　　

六、小崗村與南街村：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了，而當初的改革最早卻是始于農村。更具體地說，始于安徽鳳陽的小崗村。提起小崗村，不知道的人并不多。特別是去年春節之際，央視連續播放小崗村的支部沈浩的先進事跡，可以說是家喻戶嘵。十八個村民，按手印，要求包產到戶，而名聞全國。正是在小崗村的帶動下，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全國很快廢除了集體經濟，合作社生產經營形式，而代之以包產到戶的承包制這種經營形式。目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一時，農民都感到解放了，用不著天天到隊上，一起勞動了。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干得歡，干得有勁。農民的糧食好象一下子得到了解決。承包制改革成功了，得到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也進了教材。一實行，就是三十多年。　　

近年來，不時有人對小崗村進行批評、指責，其中就說到當年按手印一事是假的，本人也無法判斷其真假。還有央視在去年春節前后，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中，天天播放我們的沈書記的先進事跡，感到有些不解。大約兩月前，偶然時侯，看到了專門歌頌沈浩書記的一部電影，片名記不得了。仿佛一子明白了：小崗村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好。沈浩不就是安徽省財政部下派下來的干部，為什么要財政部下派人，明眼人一看，這是為小崗村要錢的。沈來到村后，帶領全體村民，脫貪致富。結果，由于勞累過渡，卻“犧牲”在那里。        從電影反映的鏡頭、情節來看，小崗村這三十多年，的確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人心散，自私、懶惰，有人還膽大包天，兩次打了村支書沈浩，鼻青眼腫的。當年的積極性到哪去了？村里也顯得破敗，落后。進村的路也很難。沈書記第一次進村時小汽車，就陷在泥濘的路途中了。小崗村一夜成名，然而經過近三十年，“一夜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跨過富裕坎”，實在是有些對不住國家的宣傳和希望。對不起參觀的人。也把我們的沈浩書記給累死了。　　

有比較才能鑒別。反之，河南臨穎縣南街村，搞的是集體經濟，合作社，熱熱鬧鬧，有聲有色。左派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給予了肯定和認同。但不合主流，官方也沒有取締，官方和主流媒體只是保持沉默、冷處理，順其自然。或許有關的領導，這樣做，是為了一種比較、實驗和探索，正確與否，讓歷史去回答。同時也給南街村的村支書，現在的黨委書記王宏斌很高的榮譽：1992年9月任臨潁縣委副書記；2002年7月任漯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系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黨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表示某種肯定。 中央領導朱容基、曹剛川，李克強等參觀過南街村，但是悄悄的來，悄悄的去，新聞媒體好象沒有進行報道。一些退了休的老干部也實地去過那里，而現職干部很少有人去的，可能也不敢去。　　

   七、吃飯問題與雜交水稻：

    兩相對比，似乎能給我們有所啟發，暗示呢？中國農村到底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呢？　　

當初的人民公社、合作社，之所以被叫停，其主要理由，這是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調動不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懶人，人們也吃不飽，無法解決十多億人的吃飯問題。的確本人，對這個說法，也有相當的體驗。當初，即７０年代，筆者家里吃不飽倒也不存在，但是吃得不好，多是稀飯、紅苕和麥巴等。吃白米干飯，是一種奢侈。家里有七口人，五個孩子，本人最大。其他家也差不多，也就是說，那時一般的農村家庭的孩子都有五個或五個以上，而城里一般三個以上。　　

時至今日，老母親都還經常幫我回顧這段歷史，說現在好得多了。特別是那時吃得差，沒有吃的。我常與老母親爭論，對她的看法，持保留態度。我說，比較是有條件的，就象我現在總不能與三歲的孩子比知識多少吧。建國都六十多年了，改革開放也過了三十多年了。可我們現在生活又如何呢？物價飛漲，100元錢，買一個大一點都買來回來。而工資近十年，幾乎沒有漲。　　

老母親七十多歲了，年輕的時代，主要在農村度過。所以對七十年代那段歲月，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總說現在好多了。有時，母子二人幾乎爭得面紅耳赤，有時我只好無語，轉移話題。畢竟是母親是老人，只讀了幾天的夜校。　　

當談到六、七十年代那些日子，主要是談到吃不飽的問題，也就是關于糧食問題。而改革開放后，糧食問題得到了解決，一般的家庭是不考慮的吃不飽的問題。且人們也把主要功苦歸于承包制，即分田到戶。　　

那么我們不妨在這里多談兩句：　　

第一，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大家都熟知。如果農民或知識分子，連袁隆平都不知道，這是很少的。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大大提高了水稻的產量，可以說糧食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　　

記得改革前，四川、重慶這些地方，一般的水稻畝產量是四百多斤。我記得當時“農綱”是800斤，而垮這個“農綱”，是當時多少生產隊、農民和上級，夢寐以求要實現的目標。然而，大多數地方就是跨不上去，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采用雜交水稻技術后，其畝產一般１５００斤左右，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所以，我認為，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不是承包制，而是由雜交水稻的技術。當然農村承包制，土地下放，也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當時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在自己的田地里，干得歡，干得有勁。　　

第二，吃不飽的原因的第二個是家庭人口的多少問題。六七十年代，很大一段時間，國家沒有計劃生育政策。一般的農家，都有五個或五個以上的孩子。個別的達到有八個以上的。反之，而城里一般三個以上。而現在農村的孩子一般也只有兩個。而城里卻只有一個孩子。家里人口多，自然顯得不夠吃。　　

第三，那時建國不久，國家需要建設工業化，才能成為強國，因此，國民收入這個“蛋糕”，在切割分配時，偏重于積累而不是個人消費，公糧也收得多一些。而現在是農民不上稅。也就是說不能怪集體經濟。　　

現在不妨反過來想：　我如果現在有五個孩子，生活境遇又怎樣呢。照目前的家庭收入，我的家接近中草藥產家庭，一個孩子。我有時與同事開玩笑說。如果現在我有五個孩子，就現在的高物價，我就基本上該去討飯。一句話，我們需要前后縱比，但是不能簡單的縱比，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八，如何認識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問題。

1959年到1962年，中國出現了大饑荒。本人也差點被餓死。面對饑荒和國民經濟出現了困難，中央多數人主張分田單干，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只有毛澤東堅決抵制分田單干，在中央中占少數甚至孤立。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毛主席的這段話，可能當時大多數人，不理解，難以接受。那么到現在，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應證。我們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這段話，以及毛澤東關于農村問題、農村發展的指示，思考；中國現在的農村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合作社的集體經濟或是承包制，或是其他道路？新農村建設到底如何建設？　　

我們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一分為二。首先，要肯定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一定時期的積極作用：即承包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對當時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其次，我們更應看到：它只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不能作為長期的農村基本政策，因為其弊端現在就明顯的暴露了出來。它畢竟是小生產，規模小，分散經營，不能可持續的發展。根本上不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搞了承包制，其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科技種田都受到嚴重的限制和制約。其實質是小農經濟，而發展前景是暗淡的，也造成了現在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種種問題，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三農”問題。當然，這還跟現在的城鎮化、工業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不少壯勞動力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土地也荒蕪、有害食品、水利問題，留守兒童的問題，幾百萬婦婦守“活寡”。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農業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離新農村的目標似乎越來越遠了。其主要原因，就在這里。三十多年來，盡管有國家的大力扶持，但小崗村面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為此，作了充分的詮釋。　　

總之，當前農村、農業存在的許多重要問題，很大程度是跟承包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黨和政府，特別是基層組織，要深入調查研究，要一切從實際上出發，與時俱進，客觀、全面的反思、認識這些種種問題，找到原因，特別是要重點分析承包制這種農業經營形式的作用及走向。中國農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們的黨和政府，要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結合農村各地的具體情況，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的農村、農業發展的新農村的道路來。　　

一方面不宜讓農村人口大量進城，轉城市戶口。做事不能急功近利。因為進入城里后，特別是上了一定年齡（四十到五十五左右）的人，也難以找到工作，本來，我國的就業壓力就特別大。而完全脫離勞動，提前過晚年的退休生活，也是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又會造成城市里的新的貧困人口，貧民窟。筆者，有時上街常常看到：城鎮里公園里，下午到處是休閑、跳舞的人，其中的有的年齡并不大。特別是那些跳舞跳得輕盈，歡快的女同志，多數年齡并不大，再參加十年勞動，沒有問題。而農村人煙又稀少，幾乎沒有壯勞動力，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而我們中國可是近十四億人的人口大國，“手里有糧，心里不慌”。 現在重慶正在大規模的這樣做，是否恰當，需要調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現在全國農村都回到改革前的集體經濟時代，也不現實，但可以在具有一定條件的地方，可以拿幾個鎮或村進行試點，結合現在的農村等實際情況，組織集體性質的合作社（注意：不能是私營性質），學習和參考南街村，以取得經驗和吸取教訓。如現在，城鎮附近可以多搞一些集體性質的菜蔬隊，進行規模化生產，科技生產者，以平抑菜價。因為城市菜蔬供應的根本方法是要靠本地，就近原則，而不是長途運輸。　　

但從長期來看，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而家庭聯產承包制只能是當時的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它畢竟是小農經濟，是不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而難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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