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聲網按：這篇專訪里揭出了猛料，原來胡適不但二十多個博士學位是假的，而且一直是嫖娼老手，這讓經常拿胡適忠于舊婚姻為例，證明“左翼文化人道德底線低于右翼學者”的謝詠先生情何以堪！讓那些拿胡適當祖師爺的精英學者情何以堪！好在這是臺灣學者的發現，否則極左的大帽子一定逃不了。

江勇振：破解胡適之謎

前不久，江勇振著《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該書共分5部，每部約50萬字。到目前為止，本書為篇幅最大的胡適傳記。作者在史料爬梳、細節考證等方面用力之勤，為胡適傳記所僅見。對于此前余英時、羅志田、周質平、邵建等人的胡適研究均有點評，或表異議，或指研究者被胡適牽著走。此外，對于眾多胡適之謎，江勇振也一一進行了破解。本書出版后，得到廣泛好評。近日，記者專訪了江勇振。

江勇振：破解胡適之謎
《 中華讀書報 》（ 2011年06月15日 07 版）

江勇振，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納州私立德堡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張君勱傳》、《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等。
已出胡適傳記何以大同小異

資料之謎：

對于眾多胡適傳記的作者來說，《胡適四十自述》、《胡適留學日記》、《胡適口述自傳》等等胡適留下的資料，是最為重要的參考。這些資料是否可信？胡適做過什么手腳嗎？

江勇振解謎：

試問到目前為止，哪一個為胡適立傳的人，對胡適早年生涯的敘述，不是跟著胡適亦步亦趨？胡適已經把那些不愿被人窺探的隱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放棄的主張和想法，都一一刪除了。《胡適四十自述》與他在上海求學時期的日記，以及他在《競業旬報》所發表的文章相比，有明顯的斧鑿、嵌入、建構的痕跡。

相關細節：

胡適小時候曾沉迷于舊小說，既有《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面》等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以及《肉蒲團》之類淫書，也有《紅樓夢》、《儒林外史》一類第一流作品。

胡適原名胡洪騂，在1906年六七月間，開始使用新名字。

胡適在上海《競業旬報》工作的地點在上海公共租界愛爾近路（現在的安慶路）慶祥里。胡適每月主編費是10塊錢。

訪談：

記者：胡適的傳記，前后已經出版過數十種，您為什么要湊這一熱鬧？

江勇振：這三十年來中國所出版的胡適傳記誠然足足可以排滿書架的一整排。然而，我們可以試問這些胡適傳記是否在內容上是大同小異？這大同小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資料的引領作用。這引領的意思，就是胡適已經替未來要為他立傳的人所打好的傳記的模本。《胡適四十自述》、《胡適留學日記》、《胡適口述自傳》以及他所留下來的許多反思、自敘、甚至他所搜集保存下來的來往書信，都是他所預設、預留的傳記的模本。套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所有想要為胡適立傳的人，如果沒有“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傾向”，就會落入胡適所設下的傳記模本而不自知。

歷來胡適傳記大同小異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先行意識的大同小異。這所謂先行意識，應該就是時下所說的問題意識，如果我對這個名詞的了解不錯的話。這三十年來重新發現胡適的熱潮，跟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跟中國尋找現代化的出路的意圖是息息相關的。換句話說，如果立傳者的先行意識是把胡適看成是一個被遺忘、誤解的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則大家筆下的胡適大同小異，也就不足為奇了。我的《舍我其誰：胡適》，就立意在超越這胡適為自己的傳記所設下模本，重新呈現一個不同面貌的胡適。

記者：與此前的胡適傳記相比，您認為自己最獨特的地方在哪里？為了呈現一個不同面貌的胡適，您又做了哪些努力？

江勇振：用胡適說禪宗的話來說，真是說破了不值一文錢，不外乎就是胡適所說的：“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傾向。”這所謂的一點點懷疑的傾向，就是要去懷疑、超越胡適為自己的傳記所設下模本。用我在書中所說的話來說，就是說我們在面對胡適這個傳記模本的時候，必須要能取其所用，而不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的窠臼；要能不為了贏得了些許資料，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得其寶，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要能入寶山、能得其寶、又能全身而退，當然要有一點點用功的習慣。那就是要讀書，要立志去讀胡適所讀過的重要的書籍。這可能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理想，但所謂“取法于上，僅得乎中”的意思不就是如此嗎？為什么我們必須要立志去讀胡適所讀過的重要的書籍呢？就以杜威為例，如果我們對杜威的了解不超過胡適，我們不就正是胡云亦云，被胡適牽著鼻子走了嗎！所以我說：如果我們對杜威的了解不超過胡適，我們就沒有資格研究胡適。寫胡適傳，資料浩瀚誠然是一難；發現新資料誠然也是一難；但最難的是要有新的觀點。如果我這本《舍我其誰：胡適》有什么獨特的地方，那就是新觀點的提出。

記者：很少有人用二三百萬字的篇幅給胡適作傳，您是否認為，非如此的篇幅不足以與胡適的地位相匹配，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江勇振：我在我這本書的前言里說：“《舍我其誰：胡適》寫五部、每部五十萬字的構想，下筆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誤解、傳說、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都須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絲剝繭、解構之余，還必須更上一層樓，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詮釋、并重新編織出一幅不為胡適所預設的圖案所羈、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團錦簇的胡適的一生。所有這些，都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予豈喜辭費哉？‘予不得已也！’”

胡適是值得用兩、三百萬字的篇幅去為他作傳的。在西方世界里，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有多部頭的傳記的，比比皆是。胡適著作等身，他所留下的資料的浩瀚，光是日記就有四百萬字！中國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思想界，他是龍頭的人物，要了解當時中國的思想界，試想，舍胡適還有誰！

從民族主義者到世界主義者

轉學之謎：

胡適在康乃爾念了兩年的哲學研究所，只要再念一年，寫完論文、通過考試，即可獲得康乃爾的博士學位。但是，為什么他在1915年從康乃爾大學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此前的傳記稱，主要原因是胡適逐漸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胡適口述自傳》中，胡適也是這樣說。實情是否如此？

江勇振解謎：

胡適從康乃爾大學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的促因是，他1914年在康乃爾申請到了塞姬獎學金，1915年申請塞姬研究獎學金卻失敗了——因為胡適到處演講，導致哲學課業荒廢。胡適不愿有人知道自己曾遭此滑鐵盧，在《胡適口述自傳》中做了掩飾。幸好，在他寫給韋蓮司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真實促因。

相關細節：

《四十自述》里胡適說自己去上海求學時“所有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江勇振指出，“一點點懷疑的傾向”是胡適后來的建構。

胡適初到美國時，是傷春悲秋的悲觀主義者，很快就轉變成樂觀主義者。早年在上海求學時期，胡適有民族主義思想，對愛國、尚武精神特別重視。到美國后，轉變成一個以愛國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者。

訪談：

記者：您對于胡適早年成長和留學的資料爬梳特別細致，在資料的收集和甄別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江勇振：胡適在上海的階段，沒有研究者可以忽略他的《四十自述》。但是，除了《四十自述》以外，我們必須仔細地讀他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的文章。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去追溯他那些文章的思想來源。比如說，我為了找出胡適當時所引用的亞諾福斯特的《國民讀本》、以及馬奎克的《真國民》的英文本，為了追尋他當時所受的維多利亞思潮的影響，不知道用了多少時間在網上搜尋。他留美的階段，我除了用他的《留學日記》以外，也盡量閱讀了他當時所讀的書，追溯他思想形成發展的來源和軌跡。此外，我也使用了康乃爾大學的學生報，以及康乃爾大學的課程說明。

記者：胡適少年時期和現在的網絡憤青類似，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到美國留學后變化很大。如果以吳宓和其他留學者相比較，胡適思想轉變的原因在哪里？他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轉變？

江勇振：一個人的思想跟他的個性特質有很大的關系，激進和保守的傾向更是如此，完全是勉強不來的。胡適在留美時期，從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過渡到一個不爭主義者（完全不抵抗主義者），到最后成為一個國際仲裁主義者，這完全不是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典型。從這個角度來說，胡適是非常獨特的，不具代表性。美國學者賈祖麟說胡適會有不爭主義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個弱國的國民，知道自己的國家沒有武力作后盾，只能從道義上著手呼吁和平。這個說法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然而，胡適的思想里有他人道、公理的理想，他在他不爭主義時期所服膺的世界主義就是這個理想的體現。胡適能超越他在上海求學時期的狹隘的民族主義，這就在在證明了他是一個好讀書、能思想、會反省、肯覺悟的年輕人。他留美以后，因為讀書、思考，眼界大開，于是也就得以脫胎換骨。

胡適當年何以未拿到博士學位

學位之謎：

前些年，關于胡適博士學位晚拿十年的討論遍及華人學術圈。唐德剛、余英時等著名學者均卷入這一爭論。那么，胡適1917年從哥大回國，為什么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沒有給他頒發博士學位？

江勇振解謎：

胡適1915年9月從康乃爾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在康乃爾，胡適學習的主要是唯心論哲學，對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涉獵只是浮光掠影。胡在哥大只上了一年的課，第二年就專心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立論上與其導師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基本觀點相抵觸，胡適在枝節上呼應、征引杜威，反而捉襟見肘，自曝其短。胡適當年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主要是因為《先秦名學史》根本不符合杜威實驗主義精神，這本論文無法過杜威那一關。
相關細節：

考取庚款留美之后，胡適出國的行囊里帶了1300卷線裝書。

胡適第二學期考試的分數是：英文一，89；植物學一，80；生物一，82；德文二，80；植物學二，64；氣象學一，70。

訪談：

記者：胡適的博士學位拖了10年才拿到，這一問題曾引發爭議，您在書中也有論及，認為唐德剛的觀點最接近于事實。您認為，因為《先秦名學史》不符合杜威實驗主義精神，因此沒有通過杜威那一關。但是，您本人對于此事的前因后果的交代上不夠明晰，您可否明確表達一下您的研究結論？為什么后來哥大10年后又授予了胡適博士學位？

江勇振：您說得很對，胡適的博士學位拖了10年才拿到，對這個問題我沒作明晰的交代。這是有原因的。胡適的博士學位為什么晚了十年才拿到？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很大的興趣。大家對這個問題聚訟紛紜，真是干卿底事？我在書中說：“對于一個對中國近代思想史貢獻那么大，影響那么深，著作等身，榮譽博士學位數目破紀錄的人來說，晚了十年才拿到他的第一個博士學位，這絲毫都減不了他的光芒。”

因為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興趣，我從來就沒動念要向哥倫比亞大學申請調閱胡適的成績單。美國大學保護學生、校友隱私權極嚴，不得當事人或家屬的同意，外人是不可能一窺的。我在《舍我其誰：胡適》里之所以因為會觸及這個問題，完全是因為我分析了胡適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不符合杜威實驗主義精神。我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了胡適博士學位為什么晚了十年才拿到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我在書中說：“當胡適的博士學位已經變成一個問題以后，那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就變成了所有研究胡適的人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到了這個時候，胡適的博士學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胡適的問題，而且也是研究胡適博士問題的人的問題。”至于我自己，我是不在乎胡適什么時候拿到博士學位的。我所在乎的，是胡適的博士論文是否符合杜威的實驗主義的精神。

記者：近年來，確有一些人說胡適“膚淺”（有人以魯迅深刻對比），西學根底薄弱，中學亦有不足，對此，您認為這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那么，今天的讀者和研究者應當如何看待胡適的“膚淺”？

江勇振：即使胡適真的是“西學根底薄弱，中學亦有不足”，試問，今天的我們有多少人敢說他的西學和中學根底超過胡適？北京大學圖書館現在重新聚合了從前打散了的胡適的藏書。大家可以去瀏覽胡適當時所讀的書。他的閱讀之廣、用力之勤，絕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胡適“膚淺”嗎？我在書中說：“在胡適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適‘膚淺‘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過是學術的漸進，而不是嘵嘵然貶抑胡適者個人的聰明與才智；反之，在胡適出生百年后的我們，既有坐擁群書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里，隨時手打鍵盤，上圖書館期刊網搜索、閱讀論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適，則該汗顏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樂道地細數胡適的‘膚淺’。”

錯綜復雜的情感世界

婚姻之謎：

作為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者，并曾經在美國留學多年，并且與美國女友韋蓮司相愛，為什么接受了幼年母親定下的婚姻？

江勇振解謎：

學者周質平研究稱，胡適早年認為中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不合理，去美國后“為宗國諱”，為中國傳統婚制辯護。江勇振認為，周的考證不周全。實際上，17歲的胡適對婚制的看法是折中論，對傳統婚制與自由結婚都有批評。到美國后，他在學生文藝刊物《康乃爾世紀》發表《中國的婚制》，繼續發揮他在上海就已經形成的折中論。對于母親安排的婚姻，一直到留美的晚期為止，胡適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顧慮、隨緣之間婉轉與徘徊著。

相關細節：

1904年，不滿12歲的胡適跟母親去看廟會，江冬秀的母親也去了，她相中了胡適，就將13歲的女兒許給了他。

1909年底，胡適所在的中國新公學解散，他搬到海寧路南林里的一幢房子，和幾個四川朋友合住。他學會了打麻將，喝酒，叫局，到妓院吃花酒。1910年3月6日晚上，胡適與幾個朋友一起上妓院鬧了一通宵，次日早上六點才獨自離開。

在1914年6月30日的日記里，胡適提出禁嫖。但他沒有執行。1922年6月25日，他去北京新建的大森里堂子去拜訪住在一家妓院里的哈佛大學畢業的唐鉞。10月13日，他在濟南開會，困得都能睡著了，但還要到濟源里去看看濟南的窯子是個什么樣子。1925年他到武漢演講，又跟朋友逛了兩家窯子。1926年2月初，胡適留美期間認識的和平主義戰友葛內特被《國家》雜志派到中國觀察采訪，住在上海的胡適帶他去了兩家妓院開眼界。驚異莫名的葛內特后來從北京寫長信勸戒胡適，胡適覺得愧對舊友。

訪談：

記者：您在書中也細致描述了胡適的婚姻與感情生活。作為梁啟超之后中國思想文化界領袖的胡適，在婚姻問題上聽從母命，你如何看待胡適身上的這種“悖論”？

江勇振：胡適對他與江冬秀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定有他錯綜復雜的情緒，絕不是外人所能體嘗其萬分之一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慮、隨緣之間的婉轉與徘徊，也絕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他跟江冬秀之間的關系，絕對不是外人所猜測的不能溝通、鮮花插牛糞的顛倒版。江冬秀不是一個平凡的女性。胡適與江冬秀之間自有他們的感情。比如說，胡適在婚后給江冬秀寫的一首詩就極其纏綿：“前度月來時，你我初相遇。相對說相思，私祝常相聚。今夜月重來，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時，獨覓船家語。”

記者：但是，他在留學階段對韋蓮司也用情很深啊？

江勇振：他跟韋蓮司以及其他女性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 胡適雖然愛跟女性朋友挑情傳意，他還不算是一個會憑借著自己的聲名與地位，見獵心喜或來者不拒的“掠食者”。他自詡為一個頗能堅持原則的男人，比如，他對江冬秀說：“我自問不做十分對不住你的事。”這句話的重點在于“十分”。換句話說，他對江冬秀雖然有對不起的地方，但他自己覺得不到十分。胡適是一個獵艷高手。從他出任駐美大使到卸任后勾留美國的十年，是他一生國際名望的頂峰。他既有位尊名高的本錢，又熟諳調情，藝高膽大。他這個階段里的星星幾乎全是白人，年齡也大多與他相仿。與白人調情，有額外的保障。它可以減少兩情相悅之余所可能有的各種瓜葛，亦即必須做出承諾的風險；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擔不起的“相思債”。

在胡適的情人里，韋蓮司是最深刻一位女性的。她用情極深，對人生、親情、友誼、與愛情，深得其三昧。在她給胡適的信里，俯拾皆是雋語，真可以把它們裱起來供人吟詠和咀嚼。

記者：對于胡適狎妓的行為，您也在第一部中直書，不為尊者諱。那么，您如何看待胡適的私德？

江勇振：受到后現代主義思潮洗禮過的我們，應該不會再落入把私德與公德視為涇渭分明的兩個界域的窠臼了。我在英文版的《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一文里強調說：胡適在他所謂“私”領域里的行為，包括他對婚姻與愛情的處理方式，與他在“公”領域里的作為，是息息相關，是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在“公”領域——國際關系，和政治參與等等——所揭橥的行為準則，與他在“私”領域對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他之所以認為他的婚約是“不可毀”、“不必毀”、“不當毀”，就正是這種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準則的體現。用性別理論的語言來說，就是他所私自期許的男性氣概。在胡適的男性氣概里最重要的一環，莫過于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胡適自己偶爾會用“gentleman”這個英文字來表達。一個具有騎士精神的君子，最具體、最直接的表現，就在他以平等、真誠的態度對待婦女，更重要的，是對把終生幸福托付給他的女子能信、能守的道義精神。

記者：但是，他有過好幾次婚外情。

江勇振：胡適對江冬秀能信、能守的道義精神——胡適的男性氣概的體現——顯然與胡適的獵艷、調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認為對胡適來說，重點在于他是否能行之有道，能本諸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準則去把持自己。有多少人為胡適唏噓，說他是傳統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說他寂寞，說他的情感生活貧瘠。殊不知胡適是高段的調情圣手。用他晚年情人哈德門太太的話來說，胡適是一個能讓她意亂情迷的卡薩諾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情圣，在自傳里說他一生中有一百二十二個情人）。胡適在他的婚姻里并沒有所謂的犧牲可言。江冬秀跟胡適的其他情人，相對于胡適這個太陽，是像月亮和星星一樣，各有其運行的軌道，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重點端賴當事者的他如何拿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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