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最近30年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針對這種奇跡,人們不僅用各種眼光去看待,而且還用各種理論去解釋,但是最有影響力,還是一些人創造的所謂的"中國模式"的說法,大意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在政府主導下,動用全社會的行政資源、社會資源以及經濟資源,大力發展經濟的結果,它是由政府力量而非完全的市場力量形成的。姑且不說"中國模式"本身是否站的住腳,單就它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之后,我們的確需要對當代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尋找一個理論上解釋,以期為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提供科學的方法論。
如果對中國30多年來經濟的發展軌跡,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回顧,可以發現,雖然在不同的階段,我們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時期和解決了不同的發展問題,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當代經濟實際上經歷了兩個大的并且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階段,一個是1978-2000年階段,一個是2000年至今階段。前一個階段,我們非常注重經濟發展的速度,后一個階段我們非常注重經濟發展的成效。在經濟發展速度方面,2000年之前,由于各地無不把發展速度,作為衡量一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唯一標準,因此,它直接導致了在這一時期里,中國經濟始終能夠保持年均兩位數增長現象的產生。而在2000年之后,由于人們開始把關注的重點,轉向發展的成效方面,它又直接導致了全社會開始反思和追問經濟發展的目,即在面臨一方面各地經濟發展成果顯著,另外一方面,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地區差距、貧富差距不斷被擴大的現實,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發展的成效,質疑究竟該如何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
當我們把30年來經濟發展的軌跡分為追求速度和關心成效兩個階段時,可以發現,其實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根本用不著所謂的"中國模式",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已經講的非常明白,即當代中國經濟,實際上是亞當·斯密與凱恩斯理論的混合體。
我們知道,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亞當·斯密主要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的形成、發展和完善的自發調節作用的重要性,具此當我們對照1978-2000年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它實際上對亞當·斯密理論的具體實踐,在實現了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的基礎上,經濟持續不斷地高速增長和由各種要素快速組成的市場體系的活躍,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民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同與參與,進而導致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因此,中國2000年之前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對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的最好寫照。
進入2000年之后,由于經濟增長的動力、發展的機遇,隨著國內外一系列經濟危機的到來,開始逐漸減弱,因此,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政府干預理論,開始在中國的經濟實踐中,不斷得到增強。作為干預理論的創始人,凱恩斯提出的在危機時期,政府應干預并且主導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理論,由于對醫治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產生了極好的示范效應,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就成為2000年之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石。同時,在這一時期里,由于為推動前期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種種代價:環境污染、地區差、貧富差以及社會不公現象等,不斷地浮出水面,迫使政府在強化凱恩斯理論的過程當中,一方面動用所有經濟、社會和行政資源,通過不斷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另外一方面,為回應質疑發展成效的問題,政府又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啟動一系列社會改革(福利、稅收等),使社會在經濟繼續增長和社會問題不斷凸顯的不均衡狀態下,保持相對的平衡。在這一階段里,政府這只"看的見的手"的作用,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雖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驚人的成效,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這種在短短的30多年的時間里所獲得的成就,相對于今后還需要經歷的漫漫長路,還是非常脆弱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從理論上認清不同發展階段的過程,不僅能夠提醒我們,要對已有的經驗教訓,時刻保持警惕,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的發展機會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在不斷地減少,如果因為理論選擇或者運用的錯誤,浪費了大好的時機,漏過的就再也回不來了,所以,根據中國的實際,采取更加靈活的發展方式,既不要被亞當·斯密所迷惑,也不要迷信凱恩斯主義,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總結中國當代經濟發展路徑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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