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吳思《我的極左經歷》

黃紀蘇

    遵囑將吳思的《極左經歷》拜讀了。首先我喜歡吳君脫光了的文風，論點論據每個邏輯環節都明擺在那兒，很為讀者著想，也便于交流，和你發來的那些云霧文章真不能同日而語。再者，號稱自我解剖的人不少，真拿自己當麻雀的不多，多的是雕像。而吳思的自我解剖很認真，盡管“我”已“昨非”，這種坦誠的態度值得欽佩。就沖這兩點，我就不講客氣，提點意見。
　
    吳從激勵角度論證“極左”的行不通，違反人性。若就事論事，范圍限定在那時的取消自留地和擴大義務勞動，我想是成立的。若要放諸四海，重申一種普遍法則——我猜他有這樣的意思，那就需要斟酌了。我的議論針對第二種情況，如果人家只是第一種，那就算我白嘮叨吧。
　
    我不知道吳思為什么在談論公社“大田”的激勵源時略去了工分。按勞計酬的工分制，有了它，跟咱們在國家機關或私企掙錢沒本質區別，都不是直接給自己干，而是通過給“人家”打工得到報酬。而沒了它，那就真是在搞“共產主義”烏托邦了。共產主義在現有的人性前提下無疑做夢，毛澤東柯慶施他們試了一把見勢不妙也就收兵了。到吳思下鄉的文革末期，普遍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法權”——大寨取消自留地但沒取消工分。取消工分的公社體制是張春橋他們的思想，而不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國現實，吳思是在討論思想呢，還是在討論現實？
　
    再說自留地。自留地的莊稼比大田的莊稼長得要高要粗，這是事實，我們都是證人。自留地改大田，吳思發現不行，我也相信兇多吉少。而大田改自留地，我們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大獲成功——雖然如今也有人提出質疑。這是事實，沒問題。問題是我們能從這個事實中得出多大的結論。我想恐怕得不出越是私有越是有效的普遍規律——我猜吳思有這個用意。因為像工業以及其他一些大規模的現代組織，剛才說了，對于普通職工和一般管理人員，都不是直接給自己干，都是通過給“人家”干而給自己干。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同所有制的差別其實并不想理論家想象得那么大。雖然國企書記為了就地“轉型”成私企老板，會在張維迎教授的指點下吐沫橫飛，搞得企業不堪入目，但西方私企的經理們跟董事董事長不同心同德、中飽私囊，也早已不是秘密。在一定意義上，激勵與組織化程度的關系，也許還略近于跟所有制的關系。吳思說地主資本家對效率有足夠的監督“動力”，但問題是面對大型組織，私有制未必有足夠的監督“能力”。十年前香港一家私人公司投資幾千萬在內地辦時尚雜志，三個月就被主編以下的全體員工造得一干二凈。再說激勵機制何限于私有制度？實際干事的人，他們的心眼鬼點子比理論家可多多了。你看現在國家事業單位年終考評，一個個評功擺好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還真不能說這套制度——姑且叫責任制吧——對人沒激勵。權力、地位都是活生生的激勵，應該排在財富前面還是后面，有時還真不太好說。就說權力激勵吧，小學老師最了解它的妙用，一班四十學生他能任命三十個干部。我兒子就當過“道長”，也就是下課十時分鐘負責樓道的安定團結。
　
    在吳思筆下的中國農村，權力和地位顯然構不成重要的激勵，包括對干部。也許溫飽上下的農村就是這樣，不認別的，就認吃的喝的。但情況或許比吳思看到的要復雜豐富一些。隊長書記的權力可以直接轉化為財富，我去農村勞動時看到有的書記細皮嫩肉地往社員群眾中一站，真跟白種人來到黑非洲似的——普通社員家里是水缸土炕，他們家里是暖壺木床。在當時不少人眼里，隊長加上會計就等于黑社會。大隊長公社領導利用招工機會睡幾年前剛當過造反派的女知青，結果鬧得沸沸揚揚。而農民是一個不敢說話、不會說話、也沒處說話的群體，權力在當時農村社會中能帶來哪些“潛利益”（對不起，剽竊吳君了），我們不知道的恐怕比知道的要多很多。相對于權力，社會地位就更“虛”了，似乎不應在農民的考慮之列。但我有一回聽位老農講，他這輩子的最大心愿就是要讓仨兒子的新房，棟棟大過鄰居老張家的幾個。公社是一個等級體制，其不平等的程度要比聯產承包大多了。權力和地位屬于社會關系，不像財富那樣眼見為實，下肚不虛，它們產生的刺激無法用多少鎬多少斗來計量，需要細致的揣摩和體味。而在眉眼、神色之類的生活細節中體味揣摩鄉村的社會關系，對于風風火火走一遭的知青（坦率地說，吳思的插隊經歷就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并非易事；對于時過境遷的今天，就更難了；對于要從中總結出普遍規律的企圖，尤其要當心。

    他如 “官家主義”之類也都很有趣，但這次就先胡亂聊到這兒吧。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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