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與“左”派——讀《魯迅：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蘇拉密
“奴才”說的是中國當代小資產階級左派，“傻子”說的是劉曉波一類，“聰明人”說的是張宏良之流。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一語道出了左派的一貫作為。
毛澤東時代，小資就沒滿意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讓“畢業即失業”的小資們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干部”，他們沒理由不“山呼萬歲”，但對于后來的“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工農再教育”等社會主義舉措，就不再那么情有獨鐘了。1976年春天，他們聚集在天安門寫出“秦始皇時代一去不復返”“揚眉劍出鞘”等激烈詩句為即將到來的 “十月政變”和 “思想解放運動”奠定基礎；這也是后來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實質是“新民主主義復辟”的基礎。
“新民主主義”才是小資們的黃金時代。新民主主義復辟后，小資們個個神采飛揚“美酒飄香歌聲飛”，個個當仁不讓“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個個憧憬無限“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但好景不長，沒多久就開始抱怨“造核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操殺豬刀”的了——小資們是最看不了和勞動人民縮小差別的，更別說被趕超了。
90年代后，新民主主義遭遇發展瓶頸，總設計師總財會師突破了一些新民主主義的框框；于是，小資分裂了：在其中得到好處的那部分小資要求更大膽地突破——于是他們獲得了一個新稱謂：“右派”；另一部分則把抱怨升級為“當不上公務員、買不起車、買不起房…”要求退回到純正的新民主主義；于是，他們成了“左派”。
“尋人訴苦”并不總是壞事；訴苦，莫非不過是為了尋求改變，這倒是不悖于“左派”的稱謂。然而，一個瘋子出現了，瘋子手持一本叫做《多窗通風憲章》的上古秘笈，振振有詞地說道：屋子僅僅有門是不夠的，必須要在東南西北每堵墻上各開一扇窗戶，才有利于空氣對流。然而，左派們一哄而上把瘋子扭送轄區派出所，有個叫“紅旗”的左派還四處征集簽名要求法庭重判。
于是，左派們繼續著他們的抱怨。這時，一個聰明人出現了。聰明人深明大義地說告訴左派：“想當初，30萬紅軍被國民黨殺得只剩下2萬，白區的共產黨人幾乎被全部殺光，可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人設定的口號依然是“北上抗日”，而不是去推翻蔣介石報仇，從而使日本人希望國共兩黨相互廝殺的目的完全落空。這就是中國人民最終選擇共產黨、選擇毛澤東的根本原因（《張宏良：當今中國左翼面臨的特殊歷史困境》原文，一字未改）”。
于是，左派們齊聲應到，“可不是嗎？”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迅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聯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連豬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么！”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清早擔水晚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張傘，冬燒汽爐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侍候主人耍錢；頭錢從來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嘆息著，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但是，不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著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的簡直比豬窩還不如。主人并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吃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濕，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穢氣沖著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子……”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么？”
“這怎么行？……”
“那么，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那泥墻。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他哭嚷著，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后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地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夸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也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夸獎了我了。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么……”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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