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是未來的毛澤東　　

--寫在二0一0年的“五·一六”前夕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三十年來，當幾千萬的工人被趕出了工廠和礦山的時候；當上億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時候；當幾億的工人重新又淪為了資本的奴隸的時候；當上千萬的良家婦女又被逼為娼的時候；當住房改革、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榨干了社會弱勢群體那最后一滴血汗的時候；當貧窮和富有又開始了世代相傳的時候；當新興的地主和資本家重新又騎在了工農勞苦大眾頭上的時候；當那些含冤受屈的社會弱勢群體吁天無路的時候。飽受磨難的工農勞苦大眾總是會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唱起這首曾經極為熟悉的歌曲。

三十年來，當中華民族從毛澤東時代的“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到如今在國際政治上陷入了日益孤立的時候；當中華民族從曾經的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到如今變成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提款機”和奢侈品消費市場以及原材料產地與低端產品生產加工基地這樣新型的經濟殖民地的時候；當曾經占據了人類道德制高點的中華民族如今卻在道義上不斷被西方國家和我們民族內部的那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妖魔化的時候；當曾經抗美據蘇，憑借“三個世界”的理論，手握“兩彈一星”在國際舞臺上縱橫馳騁的中華民族如今卻在軍事上陷入了西方國家緊緊的戰略包圍之中，新的民族危機又重新出現了的時候；當曾經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中華民族如今又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在這個世界上經常挨揍，四處受辱的時候；當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日漸破壞，自然資源日漸枯竭而危及到了子孫后代生存安全的時候；當十三億的中國人民淪為了美國轉基因主糧實驗下的小白鼠的時候。雄壯的《東方紅》樂曲，便一次又一次地再度響徹了遼闊的中華大地。飽受磨難的工農勞苦大眾急切地盼望著毛澤東思想能夠迅速地回歸，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熱切地期盼著下一位毛澤東能夠早日降生。的確，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需要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能搭救飽受磨難的工農勞苦大眾出苦海，翻身的解放；確實，中華民族離不開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能引領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走出苦難，走向獨立自主，走向繁榮富強。那么，中華民族會不會再誕生新的毛澤東？誰將是中華民族未來的毛澤東？

打開中國的地形圖，所有的人都會驚訝地發現，上蒼對我們中華民族可實在是太眷顧了。在我國的北部，是燕山、陰山等崇山峻嶺。雄偉而險峻的燕山和陰山不但有效地擋住了來自西伯利亞的嚴寒，而且還方便了中原地區農耕的漢民族利用其險峻的地形地勢而修筑起了一道堅固的萬里長城，從而一定程度地阻擋住了來自北方游牧漁獵的少數民族的侵擾；在我國的南方，是地域狹長而且面積不大的中南半島，根本就產生不了能夠對中華民族構成威脅的任何文明；在我國的西部和西南部，戈壁大漠和青藏高原，不僅非常成功地地擋住了其他文明對我中華民族的侵蝕，而且還衍生出來一些華夏文明的支系文明，從而使中華文明變得更加的豐富多彩；而我國唯一開闊的東部，面對著的又是遼闊的大海。遼闊的大海，不僅是保護我們中華民族最好的天然屏障，而且來自海洋的暖濕氣流，又給中華大地帶來了豐沛的降水，使我們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源自于青藏高原冰川之上的黃河與長江流經的兩河流域，成為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農耕之地。在這樣一處遼闊而又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里，中華民族不僅繁衍發展成為了世界上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而且還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民族文明從誕生那天起，直到現在都沒有中斷傳承的民族。

優裕的自然條件和地緣環境，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莫大的福祉，可上蒼對中華民族的眷顧還遠不止于此。在近代，當西方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開啟了征服世界的腳步，中華民族也因此陷入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的時候，上蒼又給中華民族降生了一位名叫毛澤東的大救星。從此，中華民族在毛澤東的護佑下，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與壓迫，贏得了民族的真正獨立；從此，中國普通的工農勞苦大眾在毛澤東的庇護下，改變了幾千年來受剝削和受壓迫的悲慘命運，過上了當家作主人的生活。可是，毛澤東剛一逝世，帝國主義的奴役與壓迫、工農勞苦大眾曾經遭受過的被剝削與被壓迫的悲慘命運等所有的一切，就又都卷土重來了。

幻想雖然終歸是幻想，可只要是不絕望，那就一定會有希望。不用去祈求上蒼，其實，毛澤東早就為中華民族誕生更多的毛澤東創造了條件，中華民族即將就要誕生千千萬萬個毛澤東。

當年，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時刻，當中國普通的工農勞苦大眾在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之下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的時候，毛澤東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的毛澤東思想，引領廣大的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終于趕走了帝國主義者，推翻了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殘酷統治，迎來了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實現了工農勞苦大眾真正的翻身解放。在爭得了民族的真正獨立之后，毛澤東又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進行了艱難的社會主義建設，從而建立起了強大的現代化的民族工業，使中華民族能夠驕傲地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雖然早已成為了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說只要是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能拯救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內，不用說像在毛澤東之前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等幾位領袖級的人物，就是像周恩來、陳毅、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這樣一些次一級的領導人，他們對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理解和掌握，不說都在毛澤東之上，但起碼也不在毛澤東之下；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和執著追求，不敢說能與毛澤東比肩，但可也相差不了多少。但是，當中國共產黨在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來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中國革命卻總是從勝利走向失敗。而只有當中國共產黨選擇并堅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來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中國的革命才開始了從失敗走向勝利。

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功的一條決定性的根本因素，就是由于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創立的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存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中，因此，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很容易為人們所掌握。那么，什么才是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如何才能正確認識和看待這樣的具體實際？又如何才能做到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

當年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也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及其產生的原因。這個實際狀況，就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與壓迫下，面臨亡國滅種這樣嚴重危機的中華民族迫切地需要工農勞苦大眾和除了封建剝削階級與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外的中華民族所有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積極行動起來去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與壓迫，去拯救中華民族的時候，可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正陷于精神麻木的狀態和思想被禁錮之中，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自己不相信自己，因而不僅沒有多少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與壓迫的強烈愿望和迫切要求，而且更缺少反抗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殘酷統治的必勝信心和旺盛勇氣。正是由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正處于這種麻木的狀態和思想被禁錮之中，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自己不相信自己，沒有多少強烈的反抗愿望和迫切的要求，更缺少反抗的必勝信心和旺盛勇氣。所以才導致了一心想拯救中華民族、一心想搭救工農勞苦大眾出苦海的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早期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中國所有的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地去奮勇抗爭的過程中，卻犯下了一次次的左傾錯誤。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之所以麻木，思想之所以被禁錮，就是由于長期地受腐朽沒落的儒家思想的毒害和封建專制文化的禁錮以及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才造成的。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象征封建專制統治的皇帝，但是，辛亥革命既沒有使中華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壓榨以及文化侵略，爭取到民族的獨立，改善民族生存的外部環境，也沒有鏟除毒害了中國人精神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和禁錮了中國人思想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文化。而且，由于辛亥革命不僅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反而卻導致了中國陷入到了封建軍閥割據的更加混亂之中。封建軍閥的割據，不僅造成了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工農勞苦大眾的統治更加殘酷，而且也造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更加麻木和思想受到了進一步的禁錮。

辛亥革命的教訓清楚地告訴了每一個中國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之所以會如此的艱巨，就是由于中國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必須要同時完成。在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三座大山的聯合壓迫之下，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必須要同時推翻這三座大山。所以，中國人民的革命也必然會遭到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三股勢力的聯合圍剿。因此，中國革命所要面對的敵人的力量就變得十分強大，革命的力量也由此變得相對弱小，從而增加了中國革命的困難。但是，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變化趨勢，又迫切地要求中華民族必須早一天地取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成功，否則，中華民族就有在這個星球上消失的危險。

我國革命力量相對弱小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我國還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階段。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不僅表明了當時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十分落后，而且同時也表明了我國當時大多數人的思想，還普遍處在腐朽沒落的儒家思想的毒害之下和封建專制文化的禁錮之中。尤其是在占當時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的廣大農村地區，更是還普遍處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統治之下。而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說明了當時的我國不僅要在政治上要受帝國主義的控制，要在經濟上受帝國主義的壓榨，而且文化上也正在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工農勞苦大眾的精神不可能會得到強化，思想也不可能會得到徹底地解放，階級覺悟也就更不可能會得到全面的提高。

能夠準確地了解和掌握我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固然重要，但能夠找出造成我國社會這種實際狀況的原因，則更為重要。正如魯迅從我國幾千年封建的仁義道德的背后看出的是“吃人”一樣，毛澤東從我國幾千年的歷史和傳統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了導致中華民族落后挨打，屢屢遭受亡國滅種危機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國長期分散的小農經濟不僅造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過于濃重的自私心理和社會組織能力的減弱，從而導致了整個民族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且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中腐朽沒落的“三綱五常”和愚忠愚孝意識等更造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性格的怯懦。

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拯救中華民族，使工農勞苦大眾從帝國主義者、封建剝削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三座大山下掙脫出來，那就必須要動員更多的工農勞苦大眾去積極參與這樣的反抗行動。就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抗日的政治動員”一章里所講的那樣：“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人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但是，政治動員只能是針對一定的具體問題，所能解決的也只是一定的具體問題，只能使工農勞苦大眾在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有所提高，只能使工農勞苦大眾的覺悟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而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那就務必使工農勞苦大眾的精神能夠得到最大可能地強化，思想能夠得到最大可能地解放，階級覺悟能夠得到最大可能地增長，對事物的認識和分析判斷能力能夠得到最大可能地提高。而要做到這一切，那就只有進行全面和廣泛深入的文化革命，徹底鏟除毒害中國人精神的儒家思想和洋奴買辦思想，徹底鏟除禁錮中國人思想的封建專制文化并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文化。因此，毛澤東在一九四0年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問題。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一節中，毛澤東講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從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要打倒替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舊文化，到建國初期就倡導開展對大肆宣揚奴化思想的電影《武訓轉》的批判，再到一九六三年開始的以戲劇改革為主要標志的文藝革命，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全面的批孔運動，與中國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總代表儒家思想進行最后的決戰，一生始終都在致力于中華民族的解放，一生始終都在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強盛的毛澤東就是要徹底鏟除嚴重毒害了中國人精神、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思想、專門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剝削階級服務、導致了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儒家思想和洋奴買辦思想以及封建專制文化，創建服務于無產階級政治和經濟的新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毛澤東一心致力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徹底鏟除專門為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以洋奴買辦思想和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奴性文化和封建專制文化，創建為無產階級政治和經濟服務的新文化的過程。

當年，帝國主義一方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通過我國國內那些賣國的政府和那些割據的封建軍閥等代理人，成功地實現了對中華民族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壓榨。一方面又通過文化入侵來進一步毒害中國人的精神，來進一步中國人的思想，來進一步削弱中國人的反抗意志，以鞏固其對中華民族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壓榨。可在今天，這些問題不僅也同樣嚴重地存在著，而且較當年相比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帝國主義對我國的賣國政府或是割據的封建軍閥，不管是政治上的控制也好，還是經濟上的壓榨也罷，以及緊隨其后的文化入侵，還都是通過使用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脅才實現的。而如今，帝國主義在我們國家內部的那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們的配合下，不僅兵不血刃地就完成了對我國二十八個主要產業中的二十二個主要產業的控制，而且還通過那些文化漢奸，更將所謂的“普世價值”推廣到了全中國，實現了對當代中國人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控制；當年的那些洋奴買辦和漢奸，大多數還都是在中華民族極度羸弱，屢屢挨打，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前提下才出現的。而不論是滿清政府也好，還是割據的封建軍閥也罷，其賣國行徑，也都是由于戰敗或者是在對方嚴重的武力威脅下才進行的，這多少也含有一點無奈和被強迫的意味。可今天的這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卻是在中華民族日益強盛，正在步入美好未來的時代里，而且還完全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威脅等因素的情況下自生的，他們的賣國行徑就和蔣介石一樣，可都是心甘情愿地進行的。他們這種無緣由或是僅為一己之私的賣國行徑，手段最無恥，做法最卑鄙，后果最惡劣，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威脅和傷害也最大。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在賣國，倒不如說他們是為了完全徹底地滅絕中華民族更為準確。真不知這些人何以會對養育他們的中華民族產生如此刻骨銘心的強烈仇恨？真不知善良的中華民族何以會產生如此喪盡天良的邪惡之徒？更為陰險的是，這些具有“時代特色”的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們為了減少他們在賣國毀國和滅絕中華民族的過程中所必然會遇到的工農勞苦大眾和全體中華兒女的反抗，于是便采取了“反了紅旗打紅旗”的特色手段，專門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去干摧毀社會主義事業的事，專門打著發展經濟的幌子去行賣國毀國和滅絕中華民族之實。由于這種“反了紅旗打紅旗”的手段確實具有超強的欺騙力，所以他們不僅成功地實施了對工農勞苦大眾的欺騙，而且也成功地達到了他們賣國毀國的罪惡目的和即將完成滅絕中華民族的罪惡計劃。但是，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啟蒙，有些中國人的精神已經不再那么麻木，有些中國人的思想也得到了進一步地解放，所以不會再任由那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們肆意地的欺騙與奴役。河南省南街村、河北省周莊鄉等人民公社的社員，用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強決心和必勝信心，頂住了重重壓力，始終堅定地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并用所取得的優異成就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通鋼的工人則更勇敢，干脆就用無產階級的鐵拳，直接打退了貪官污吏和黑心資本家相互勾結妄圖侵吞國有資產的陰謀，堅決捍衛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事實才是最好的教材，行動就是最好的啟蒙。真得感謝那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是他們用今天這樣殘酷的社會現實幫助工農勞苦大眾重新深刻地認識了文革，重新深刻地認識了毛澤東，重新喚醒了自己的無產階級覺悟。

歷史煙濤歸去了。如今不管是我國國內的實際狀況，還是整個世界的大環境，與當年毛澤東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時相比，都早已是物是人非了。目前的世界上再也難找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再也難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當年中國紅色政權慢慢發展壯大那樣的時空條件已經不再具備。但是，雖然當年紅色政權慢慢發展壯大那樣的時空條件早已不再具備，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卻依然存在。尤其幸運的是，對這些問題，雄才偉略的毛澤東早就洞悉到了。因此才在他的晚年以寧可自己跌德粉身碎骨的雄心和近乎殉道式的悲壯方式不僅為中華民族，而且也為全人類探尋出了一條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徹底鏟除專門為帝國主義統治服務的厚顏無恥的洋奴買辦思想，就是要徹底鏟除毒害中國人精神兩千多年的腐朽沒落的思想，就是要徹底鏟除禁錮中國人思想兩千年的封建專制文化，就是為了限制和消滅人們心靈深處的私有意識，就是為了確保工農勞苦大眾的精神能夠得到最大程度地強化，就是為了確保工農勞苦大眾的思想能夠得到最大程度地解放，就是為了確保工農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能夠得到最大程度地增強，就是為了確保工農勞苦大眾對事物的認識和分析判斷能力能夠得到最大程度地提高，就是為了確保中華民族能夠永遠地從勝利走向勝利，就是為了確保中華民族能夠永遠地從富強走向富強。但是，洋奴買辦思想和儒家思想以及封建專制文化畢竟在我國已經存在了上百年和兩千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對那些自私心理濃重的人更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文化大革命也必然會遭到這些人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方式進行的反對和破壞，而且時機一旦成熟，這些人必然還會進行瘋狂地反攻倒算。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場政治運動，那它確實是失敗了。但是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最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文化大革命永遠也不會失敗，人類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火種永遠也不會熄滅。毛澤東雖然離去了，但他永遠屬于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永遠屬于中華民族，永遠屬于全人類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而且，毛澤東雖然離去了，但他卻留下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屬于全人類的最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毛澤東思想的最寶貴之處，就是專門喚醒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覺悟，就是專門指導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如何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并取得勝利，就是專門鏟除人世間的邪惡，弘揚人類世界的正義。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在那些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更多的中國工農勞苦大眾遲早是會從洋奴買辦漢奸等賣國賊的欺騙下覺醒過來的。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一旦覺醒過來，就一定能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就一定會煥發出高度的無產階級自覺，從而不僅能夠拯救苦難中的自己，而且還一定能夠拯救危機中的中華民族，重建中華民族真正的盛世。覺醒了的中國工農勞苦大眾，就是千千萬萬個未來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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