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牛仔“潛規則”了的中國精英
——啟蒙文人，你們撅起屁股喊爽之后，留給中國的是滿目滄桑一地雞毛
.原載：博客中國

這個題目所用的“潛規則”，靈感來自于一個博友的回帖，至于“撅起屁股喊爽”，來自原來早已自稱是“民主小販”的楊恒均博友一篇反駁我的博文大意，恕我在此去掉為他所取的“民主粉絲”這一稱謂——我可不想擋住老楊從“‘小販’到‘大亨’”這條奮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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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規則”是最近幾年的一個熱門詞匯，它的突然變熱，源于歷史學者吳思2001年出版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意思是“暗中的、背后的、對規則起著破壞作用的規則”。
這個詞匯，很精簡地概括了中國古代社會歷朝“打著替天行道，實則是為自家兄弟‘搶錢搶女人’”的更迭真相。而它，在我看來，剛好也適用于在中國持續了近百年的“啟蒙運動”，尤其適用于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在中國持續的“啟蒙”，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場擴張所催生的產業轉移，使得“啟蒙”所倡導的價值，完全吻合西方財團借助“國際規則”掠奪中國財富的圖謀。
在經過一番并無驚險的波折后，西方財團終于得以在中國獲得巨大財富收益的同時，啟蒙群體實際也參與了分羹，只是，他們同時也悲憤發現，這一分羹過程，他們獲得的收益——無論對曾參與過倡議“好人政府”和總統選舉的胡適，還是對改革中重生的“西洋民主派”而言——均遠遠低于了具有真正交易資格的權貴。他們得到的收益只是“基金贊助”、“邀請講學”、“翻譯出書”、“參加體面的高規格的有償研討會”等“學術性”收益，而權貴們的一單生意的交易數額，則可能高達百億，甚至更多。
這種分羹模式，讓他們在悲憤之外，既找到了“自己其實很干凈”的理直氣壯，又找到了控訴權貴的新罪證。進而又成為他們自覺肩負使命，繼續自己偉大事業的動力。這種“動力”所以為的是，“民主”之后，他們就擁有了可以與權貴一決雌雄的“核武器”，從而一舉扭轉在“分羹模式”上所處的劣勢位置。
實則，他們可能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也只會如同歷史中“革命成功”的胡適那樣，不但淪為“西崽”，而且淪為危害國家利益、民族前途的“權貴幫兇”，這是他們所秉持的“啟蒙觀念”下必然衍生出的歷史基本格局。他們自謂的“獨立人格”，不過是建立在他們一貫的選擇性失明之上——在他們轉身向民眾慷慨激昂地“啟蒙”的時候，他們裝作沒看到，在他身后站著的、談得熱火朝天的“權貴資本”和“洋大人”。
我在瀏覽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時，常常有扼腕之痛。中國近現代思想發育和傳遞過程，“民主”、“自由”，這兩個構成近現代社會的核心概念，并沒有在知識界得以充分討論，啟蒙派的“獨裁”作風，對中國歷史的“一個也不寬恕”，導致了中國整個傳統文化與啟蒙形成對峙。由此，傳統文化與傳統價值，為啟蒙所閹割，中國，以至中國人，也在現代文化的構建過程失去了“人格獨立”的可能。
對照西方的啟蒙運動精神和沿循的路徑，乃至由這種精神和路徑所形成的文化格局和新傳統，中國的“啟蒙”實際上具有反“啟蒙”的精神氣質。
歐洲“啟蒙運動”運動起于14世紀，前后綿延400年，它的基本精神，正如符號學創始人卡西爾所言，“是一種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給盲人的一根拐杖”，這個漫長的過程，是通過對傳統的“重新發現”，通過“科學實證”和“邏輯推理”，擺脫基督教給予整個社會的桎梏，重新在人而非神的基礎上，重構人的生存模式和價值，甚至，連“罪惡之源”基督教本身，也參與到了這一文化重建之中——除法國大革命對基督教出現過大規模破壞、并隨著羅伯斯庇爾被推上絞刑架而很快終結外——基督教被作為一種傳統和社會核心價值得以尊重。
這一過程涌現了一系列重構歐洲文化、并在人類思想史上產生了至今仍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巨人：笛卡爾、培根、洛克、萊布尼茨、霍布斯、狄德羅、帕斯卡爾、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等。他們的努力夠成了如下幾個特征：
1、尊重傳統，甚至對傳統的尊重到視基督教為其組成的一部分這種程度，提出“我思故我在”這一“把人從神這個前提下獨立出來提供了可能”的笛卡爾，本身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2、重視科學精神，將它的方法和成果作為文化研究的手段，孕育了著名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等理性主義學派，包括哲學、宗教、政治、法學、倫理、文學、藝術等各類派別。
3、是一種嚴謹的、涉及人的思維、道德、生存方式等各方面的學術研究，建構的是一種文化而不是別的什么。
而中國的“啟蒙運動”，無論是整個近代，還是改革之后，則有如下特征：
1、反傳統，傳統在魯迅那里，被簡化為“吃人”，在胡適那里，則被簡化為“小腳”、“皇帝”、“閹臣”，有著遠比西方依賴科學主義而誕生的西醫更為高遠的“整體論”、“天人合一”思想的中醫，則被歸于“巫醫”之列，甚至連漢字也需要學習西方，“需進行拼音化”。改革后，它則被表述成“大河文化與海洋文化”、“專制與自由”的對峙。道德被對市場化人格的趨崇所取代。
2、沒有科學態度，沒有“實證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啟蒙的諸觀念在“拿來”之前，已經完成了討論和篩選。在啟蒙者的眼里，西方經典是“文化圣經”，是不可逾越的標準，即使出現質疑，對它質疑的目的，也非否定，而是在于所謂的澄清其中的“真實含義”。
3、是一種針對現實的“革命”，而非針對現實的“文化構建”。它使文化成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這種基于“革命”目的而“拿來”的文化框架，由于對傳統的拋棄，一開始就失去了“文化的獨立性”，中國與中國人，遂在啟蒙文人對現代價值的表述里，“匍匐在地”，淪為了二等人甚至三等人。也正是由于它有一種“革命”目的，所以凡站在對立面質疑者，均得不到文化探討的待遇，而會被戴上一具政治性的帽子，乃至道德、人格方面的定語。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之間，不再有真正意義的文化爭論，而只有政治立場間的爭論。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多重化，正如漢學家顧彬所言，“近代以來，中國的文人，已鮮有知識分子，而多熱衷扮演政治家這個角色”。
這是中國在沒有文化融匯經驗的情況下發生的嗎？
不是，中國并不缺乏將外國文化“中國化”的經驗，這樣的“文化交融”，在漢朝、唐朝均發生過，比如至今流傳不衰的“唐僧取經”。
而歐洲的啟蒙過程，更為世界呈現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復興框架，但這些經驗，并沒有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得到一個“重構民族文化”的理性態度。從歷史的視野而言，中國知識分子自詡的啟蒙運動，實際所具有的，是一種反啟蒙的精神內涵。它是缺乏反思的，比如對過往的歷史，只有控訴而無反思；非但如此，整個社會的主流文化，除構筑起阻止反思的厚厚墻壁外，手里還捏著魯迅所謂的“匕首和投槍”，瞄準試圖做出反思姿態的同行，他們框定了“反思就是控訴，控訴就是反思”這樣一個缺乏文化基本內涵和實證理性的立場，即使執政黨改弦易轍，開始使用“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后，啟蒙知識分子依然在利用已經高度分化的社會和復雜的國際局勢，不斷強化而不是弱化這一立場。所以，在去年的一個研討會上，我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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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有很多思維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東西都是錯的”，誰要去肯定那段歷史里的東西，誰就有被扣上“極左”這個帽子的危險，很有些風聲鶴唳的味道。我們談歷史，首先應該有歷史的高度，你讓一個小學生去談歷史你一定覺得可笑。第二要有對歷史的負責姿態和客觀精神。你在公眾場合談歷史不應只是為了滿足嘲笑歷史這個嗜好，更不應只是為了滿足你的私欲，而應該是為了厘清、還原歷史本身，并獲得它的現實意義。一部全部都錯了的歷史大家見過嗎？就連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我們都能客觀肯定他的歷史功績，為什么我們一些人卻如此堅決地仇恨多次打敗列強，把我們帶到現代民族之列、讓我們擁有了完備工業體系的那段歷史？我總覺得這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并不僅僅只是個認識偏差這么簡單，而是，從客觀上而言，這種全盤否定的姿態是為了滿足社會按符合這些人意愿的方向發展的需要，他們需要這樣的價值觀來奠定他們一些具體改革主張的合理性。比如解構國企，否定國家發展經濟的正當性。解構勞動者的權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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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啟蒙知識分子，其實不具備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是指向理性、指向歷史，它們都是具有外在客觀標準、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文化范疇，但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并不愿服從這一范疇，他們的標準是與西方現實利益高度一致的價值，表述的方式則具有濃厚的商人特征，如“先民主，后愛國”，將不可交易的價值變成可交易的商品。用吆喝來達到或完成“搶錢搶女人”的目的。他們用英語說著知識分子的理性價值，用漢語說這種理性價值其實就是指究竟得到了多少物質財富，我曾想，可能，也許，在這樣的話語氛圍下，即使他們嘴里崇敬無比、寫過《富國論》和《道德情操論》的亞當斯密活在今天，也會遭到他們的嘲笑，因為亞當斯密一生都沒有工作，完全依靠貴族朋友的幫助才完成了自己關于國家、財富和道德的研究。
此外，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知識分子應該天然將關注重心放在弱勢群體之上，社會的強勢群體之所以強勢，就在于他們掌握了優勢的社會資源，弱勢群體之所以是弱勢群體，就在于他們處在社會博弈的下方，或者說是博弈失敗的結果。作為指向理性、歷史的知識分子，在對博弈的參與中，自然應該責無旁貸地站在弱勢群體一方，為他們爭取利益，以讓社會趨向平衡。但是，在今天，很多啟蒙、或者具有啟蒙色彩的知識分子，所站的位置，恰恰是在強勢一方而非弱者一方，6年前的仇富之爭，兩年前的為富人說話的鬧劇，都顯示中國啟蒙知識分子脫離了它本該有的最基本的立場，而走向了這一立場的對立面。
站在本來位置對立面的啟蒙知識分子，如前所說，對待自己推銷的價值：民主、自由，也并沒有本有的學術態度，而是一副政治家的“不爭論”派頭，民主的多種形式，自由中關于經濟異化的內容，以及社會主義之于民主，等等問題，均無法得到有效討論，現有政治基礎、傳統文化等現有社會基本組成，都沒有進入啟蒙者關于“民主”、“自由”的討論中，而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人文歷史真相是，盡管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存在諸多缺陷，但有關社會主義的價值，一直是導致西方進步的動力之一，西方現代社會，也因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而走向了更平等，更民主，此外，它已經實施的一些代表社會進步的標志性政策，如遺產稅的征收、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工會權利的蔓延，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某個模式并不能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政黨的某個主要領導者并不能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狀并不能代表社會主義具有的價值，這些基本的問題，本為文化常識的問題，卻在啟蒙知識分子那里得不到體現。對于自己處身的現實，他們只有兩個主要觀點，“社會主義就是專制”，“國企就是專制在經濟領域的代表”。
最近兩年，啟蒙知識分子又為他們一直推銷的“民主”、“自由”引進了一頂新帽子，普世價值，關于這個普世價值，比如究竟什么是普世價值？1995年世界宗教和倫理大會經過對世界各國經典的篩選，最后確認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符合現代道德標準，這個價值能不能算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究竟是一種價值，還是一種政治模式？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普世價值需不需要討論？此前在國外的討論是否合符學術理性？等等問題，整個社會也是沒有討論的權利的，甚至它在啟蒙知識分子那里也沒權討論，因為同樣，這個帽子是由西方主流知識分子給剪裁好了的。他們只有從那些西方同行手上接過來向同胞販賣的權利。
作為國內“民主社會主義”的鼓吹者，則代表了啟蒙知識分子中的妥協勢力，實際上，對中國的現實而言，以瑞典為首的民主社會主義，只能在我們證明社會主義的價值方面，具有合理性，它的成功能給中國以意識形態上的信心和社會框架方面的對照，就社會進程本身而言，瑞典是在私有制基礎上，通過全民共識，以高福利和遺產稅來趨近社會主義，而中國，已經完成了產權革命，得到了與社會主義向適應的社會基礎，以及制定了完備的、可以與社會主義思想完全匹配的憲法，正如我前面的文章所說，它內中所含的，是一代人的共識，是全體中國人經過28年戰爭，打出來的神圣契約。它所包含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更具有平等性和長效性；它所包含的自由，比西方的自由更接近自由本意；它所包含的平等，更因為包含了經濟民主的內容而為西方國家不可比擬。
但這個神圣的契約，在啟蒙知識分子那里，只用一句“謊言”就被輕松帶了過去。
社會現狀與憲法所規定的條款比，確實不盡人意，而這，不正是我們要為之努力的任務和責任么？獨立宣言已經快300年了，這期間雖然經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但至今也沒完全做到它對于國民許諾，為什么我們對于自己的東西，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態度，對此，一些啟蒙知識分子說的很悲壯，對于專制，沒有談的必要。我曾問過一位著名啟蒙知識分子一個問題：既然你們都有決心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你們對于民主的渴望，為什么卻覺得沒有可能爭取到這個國家，這個政府已經用憲法的方式許諾和認可的系列權利？
他愕然，坦誠自己沒想過這個問題，而如同他一樣，對這個問題沒想過的啟蒙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很難說得清。
事實上，單獨對照《獨立宣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兩個文本，后者對國民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保障，遠比獨立宣言詳細和更具有現代理性。獨立宣言寫于18世紀，那時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尚未成氣候，也就是說，《獨立宣言》并沒有包含對資本主義的不足有足夠的警覺和反思的內容，而中國的憲法卻包含有這樣的思想。
啟蒙者給予社會的，僅僅是文本意義或言論意義的價值傳播嗎？NO。
事實上，在今天，如同我此前的文章所言，我們的社會已經深深陷入了啟蒙的邏輯中。西方通過與啟蒙價值重疊的經濟改革指向。成功完成了對中國的產業，包括核心產業的席卷，關于這個，國際學術界有一個公認的說法，中國變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場，就是這樣，人家還不滿意，動不動還要用傾銷稅來罰一罰款，這是經濟層面的，精神層面，啟蒙文人為我們設定的二等、三等公民的地位，也被國外產業勢力的侵入與定型，日益成為我們“正規的社會身份”，直到2005年前，日本宣布因為質量原因對外召回的產品，鮮有在中國召回，盡管，那些產品在中國也有大量銷售，中國人早就開始以與外國人聯姻為榮，以移民為榮，甚至，以能會幾句英語為榮。
簡單一句話，中國改革過程，在民間由知識分子所確立起來的榮譽和判斷標準，愈來愈多是來自于西方而不是出自本土文化，它讓中國這樣一個在改革前就具備完備工業體系的國家，變成了一個連買東西都以引進西方連鎖為榮的國家。
很多人是不懂賣場在產業鏈中的位置的，在商品生產能力巨大的社會環境下，賣場雖然處在技術低端，但卻可謂整個產業的紐帶。以分銷的方式享受著整個產業鏈20%以上的毛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很多營銷專家都將21世紀稱為營銷的世紀。
可能有些啟蒙知識分子不服氣，看看30年前，看看30年后，我們的日子不是翻天覆地嗎？這說明，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沒錯，至少是改革前不能比擬的，所以，我們應該繼續往這一方向匹配以相應的政治改革。
說這話的人，可能不懂經濟，即使他是個經濟學方面的博導。
我可以給大家算一筆無可爭議的帳，以2006年為例，2006年，我國GDP總值為20.94萬億人民幣。該年度，農民工大約有1.2億，他們的人均年工資收入按低標準的1.5萬計算，這部分農民工的工資總收益為1.8億，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工人的工資占GDP的比值在12—16%之間，農民工雖然在工人的收益中偏低，但依然取這其中的高值16%計算，得出農民工創造的DDP數額為11.25萬億，而農民工在創造出這11.25萬億的GDP的同時，保證了并不少于一般年份的糧油肉蛋禽等農副產品的供應。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僅農村剩余人口，就創造了全國GDP的一半以上。這就是我們的改革成果在生產上的一個描述。
在經濟結構方面，更不樂觀，總括而言，該年度的外貿依賴度在70%以上，不但在大國里面絕無僅有，縱觀人類歷史，也找不出來先例。
在利潤分配上，因為資方把持了分配話語權而導致的勞資分配不公，讓中國形成了一方面內需不足，一方面資本過剩，通俗地說就是一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現狀和利益分配模式。而更為可悲的是，就算這一畸形的、未算環境損失和資源資源損失、基尼系數超過0.45、被認為存在極大隱患和動蕩風險的現狀，竟還是我們大量同胞用血肉、尊嚴、青春為代價才得到的，我這里說的不是那些勞動處境不太如意的打工者，而是色情業者。據有關機構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可能存在500萬左右的妓女，每年大約有兩千億收益。妓女現象，一直被一些社會學家描繪為是黑社會和個人貪慕虛榮的產物，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認定為是社會對財富第一次分配失衡的彌補方式：社會勞動創造了一個總財富，形成相應水平的物價，也即生存成本后，卻因為第一次分配原因，無法提供出與之相應的工作機會，導致一些人不得不通過出賣肉體獲得收益，這些人，客觀而言，從結構方面而言，存在一定的調節這種分配差異的功能。
我想，拋開其他一切觀念，不為別的，就為這500萬淪為妓女的同胞，啟蒙知識分子也該好好去正視一下“自由市場”因為機會不均而導致的社會后果，從而再扭頭好好研究一下自己到處販賣的、戴著普世價值這頂時新帽子的、與“自由市場”緊密相連，其實也是為自由市場服務的西式“民主”、“自由”吧。
關于美國為什么要推銷民主，市面上的相關文章就太多了，我也在此前寫的《美主動放棄美元國際地位才是上策》中，提供了一個新角度，李晨輝博友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至于又披掛上陣的李勉映博友，我該對你說什么呢？當看到你還在為新自由主義鼓噪加油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對你閉嘴了，如果你不信任中國人談論經濟的水平和目的，你可以去拜讀下斯蒂格利茨這兩年談論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他可是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是經濟行為信息不對稱與道德風險研究方面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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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恕我在結尾，引用一個天涯網友昨天剛寫的一段話，來為本次爭論作一個現代哲學式的獨白，雖然不盡準確，但大體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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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再分配明明正在發生，你們卻視而不見。
　再分配方式明明正在迅速叢林化，你們卻假裝超脫。
　大家明明都眼紅了，你不勸架，卻眼睛滴溜溜亂轉，整天想著“得人如得魚”，趁亂撈一票。
　我，一位瀟灑飄逸，心游天外的超脫之人，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不得不親自下手，干這種最沒實惠、最世俗的工作。
　我撈到什么了嗎？
　沒有！
　連贊美這種廉價的回報，你們都沒給我。
　當我贊美自己，你們不覺得有愧嗎？你們不覺得自己已經喪失了對高貴人格的感應嗎？！
　你們還笑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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