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為什么你的嘴里只有謊言？

盡管看客如云，但很少有人看出來，一貫以文質彬彬自詡的老李，突然變得焦躁不安的背后，是中央即將開會討論今年經濟政策的得失。今年經濟政策的如何，此前我的博客上曾有專文講述，有興趣的可去一觀，老李這局開得不錯，民主愛好者果然好誘，三言兩語，就不分青紅皂白開始為他人作起嫁衣了。
這是一個剛剛開始的局。
不過，雖然識得這是個局，但我俞某人還是準備來踩一踩。因為我實在受不了自稱“溫吞水”的老李用來做局的材料，竟是滿篇的謊言。
關于伯里克利，關于民主，關于戈爾巴喬夫，老李都說了謊。
我很熟悉伯里克利。
在評價今年三月袁偉時接受經濟觀察報的采訪時，我剛好談到過這個人，認為袁偉時所框定的“民主”，其實是“梭倫式的民主的現代性翻版”，還沒有達到伯里克利所倡議的民主那樣具有社會公平取向的水平。
確實，伯里克利的民主，是古希臘民主的一個高峰，但是，它恰恰是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而非今天的西方民主政體，今天西方的民主范式，剛好是從“梭倫式的民主”演化而來，而非從伯里克利式的民主演化而來。
伯里克利的民主，廢除了“梭倫民主”按財產的多少來分政治等級的做法，廢除了“貴族會議”（類似參議員、眾議院）在對國家事務中享受的特權（也是通過選舉產生），把國家最高權力交給來自民眾的公民大會（類似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他的執政基礎甚至也和共產黨一樣，伯里克利的民主主要是為第四等級的人如海員、平民、雇農爭權，共產黨聲稱代表的是底層的工農利益，二者同樣驚人一致。
在“李悔之”談到伯里克利的時候，我以為他要講出民主的不同范式來，這樣的探討自然也是有益的，可緊接著，我看到的卻是，自稱“溫吞水”的老李，在引了一段伯里克利的演講后，依然把“民主、自由、人權”，納入西方政體的框架之下，依然堅持在中國延續了上百年的啟蒙思維：只有三權分離的“民主、自由、人權”才是真“民主”、真“自由、真“人權”，除此外別無二店。
這說明，他根本不了解伯里克利，不了解伯里克利的民主，或者在對博友們進行有意的誤導。
在接著談他力贊的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新思維》。
被“李悔之”所力贊的這兩件寶物，都早已物是人非了。
我看到李悔之言辭鑿鑿的模樣，有一種驚看天外來客的感覺，因為，《新思維》的主人，早在幾年前就對自己曾得意一時的大作生出悔意了。就在前幾天，紀念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之前，戈爾巴喬夫接受英國《泰晤士報》采訪時，就公開支持走回頭路的普京，表示“西方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戈爾巴喬夫更干脆干起了今天中國憤青正甩開膀子干著的活——妖魔化西方制度，直接表示“美國制度存在致命缺陷、美國社會需要重建，這已成當務之急”。
戈爾巴喬夫的觀念轉變，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他《新思維》后，個人的命運和體悟緊緊相連的：
首先的打擊，是得益于他的《新思維》的“民主戰友”竟如此冷酷。1991年12月, 戈氏下臺已成定局。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雅科夫列夫商定并同意: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爾巴喬夫騰出辦公室、公用住宅和別墅。但沒過幾天, 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整理資料的戈爾巴喬夫接到了夫人從別墅打來的電話,說葉利欽的衛隊長科爾扎科夫帶領一幫人, 要求立即打開房門, 清點物品, 并在24小時內搬出公用別墅。
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的第二天, 按原計劃, 他作為總統, 還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動, 會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早晨8點50分,戈爾巴喬夫乘車去克里姆林宮。途中,他在車里接到助手的電話, 說葉利欽等三人正坐在總統辦公室里喝酒, 建議他最好不要再回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請助手再給他找一個房間, 以便如約同日本客人會見。最后, 戈爾巴喬夫在三樓工作人員的房間里會見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遠離開了克里姆林宮。
這種出人意料的離開方式，簡直是對他的《新思維》的一種絕妙諷刺。
1998 年, 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戈爾巴喬夫率先遭受自由經濟的懲罰——因為存款的銀行倒閉, 他徹底破了產。為了重新站起來，他不得不接拍包括“必勝客”比薩餅連鎖店、美國蘋果電腦在內的一系列電視廣告片。
2005年，《光明日報》駐俄記者楊政專訪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開始首次袒露自己的悔意。后來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的采訪時，更徹底表達了自己的懊悔。不吝言辭地贊美中國的“穩健”（比較而言意義上的“穩健”）。
事實上，在鐵一樣的事實比較前，不但戈爾巴喬夫的立場發生了改變，很多此前的“異見人士”，也幡然悔悟，比如著名的“異見人士”梅德維捷夫教授，面對解體后迅速衰退的俄羅斯無奈地表示：“無須向任何人證明，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比現在的俄國好得多。戈爾巴喬夫留給后人的遺產有三個：一是世界大國蘇聯的分崩離析，二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數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 
曾由于持不同政見而定居巴黎的馬克西莫夫，面對自己祖國的現狀也發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過去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他就不會寫那些書；假如知道蘇聯這只大船會沉沒，他就不會去搖撼這只船。”
最著名的改變來自有“俄羅斯良心”之稱的索爾仁尼琴。關于這個人，我們可以來看看他的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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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仁尼琴一生頗為坎坷，他和蘇聯幾乎同齡，成年后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即衛國戰爭。然而，二戰剛結束，他就被以“對斯大林有忤逆之言”而被關進監獄。至此，對蘇聯體制有了深刻的認識，這是他后來寫出被稱為傳世之作《古格拉群島》的原因。就在他八年監獄生涯即將結束之際，斯大林去世。他也由此獲得自由。他的命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由于赫魯曉夫發布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他的反映監獄生活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被赫魯曉夫看中，并在他的親自過問下，刊登在當時蘇聯最負勝名的《新世界》雜志上。然而僅僅三年，歷史又一次給他開了個玩笑：赫魯曉夫在黨內被廢黜。他對蘇聯制度的批評，不為當局所容。他本人被開除了作協。但在西方卻聲譽雀起，并因為“作品充滿道德的力量”，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此時，索爾仁尼琴已經完成了他的頂峰之作《古格拉群島》，并以微縮膠片的方式送到巴黎的出版商手中，于1973年底在法國發行。不久，他被蘇聯開除國籍，強行遣返出境。幾經波折索爾仁尼琴最后在美國定居。美國給予這位“持不同政見者”以最高的禮遇,授與他”美國名譽公民”稱號。但出乎西方意料的是，索爾仁尼琴對此十分的冷漠。在西方的十八年，他對這些榮譽、褒獎置若罔聞，也拒絕加入美國國籍，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根本不關心身邊事、世界大事，唯獨讓他牽腸掛肚的只有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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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索爾仁尼琴終于回到了俄羅斯，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穿行在俄羅斯后，他痛苦的發現，他的祖國已經面目全非，開始痛心疾首的指責國家的分裂、社會的無序、官員的腐敗。他嚴厲抨擊戈爾巴喬夫頭腦簡單政策幼稚，更猛烈抨擊葉利欽“不負責任的自由化政策”。堅持認為西方民主不適合俄羅斯，俄羅斯要走自己的路。
特別是在北約轟炸南聯盟和烏克蘭發生的橙色革命后，他更變得激進，認為這讓俄羅斯人民看清了西方“民主騎士”幻象背后的真實意圖。在他去世前一年，他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開始公開贊美走“回頭路”的普京，破天荒的接受了普京頒發的國家勛章，駁斥了西方對普京“專制”的指責，稱西方民主正處在嚴重危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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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飽經風霜的天才人物面前，在他們經過痛苦的思索、面對，而后幡然悔悟、痛改前非面前，躲在馬甲背后的“溫吞水”李悔之，能否有一絲悔悟？
我看現在是不可能的，因為開篇我都交代了，李悔之這幾天拔出棍子的目的，并不在于“民主”，而重點在于剛好體現了有民主做派的“提意見”上，重點在于為中央討論本年度經濟政策的會議制造雜音上。
李悔之，你真行！但我敢打5毛錢的賭，雖然今天我故意踏進了你的局，也預留了些余地和漏洞，但你，依然不敢來回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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