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人取頭為“藥”說起
2009年10月?日,“文摘-參考”報第9版,轉載了“婚姻與家庭-社會紀實”一條新聞:“救女心切,人頭成了‘藥引子’”。
全文內容十分荒唐,在此僅簡略介紹梗概:父、母干涉女兒自由婚姻,致女兒得了精神病;其母聽信傳言,說人的腦袋做“藥引子”能治好女兒的病;隨后被游“醫”騙奸,并長期同居,最后游“醫”殺害了一個醉老漢,割下人頭,交給瘋女母親做了“藥引子”,瘋女吃下毫無效果。于2009年6月22日,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了發生在四川綿陽市楊家鎮的這起荒唐事:(游醫)張貴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女孩的父、母分別判刑2年,緩刑3年和3年徒刑。發生在“改革開放”30年后今天的這起荒唐案件,隨著法院的宣判,此案雖基本落定了,但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實在太多了。為什么“科學”叫喊的很高的近30年,不僅沒有出大的科學成果,反而很愚昧了?而且愚昧到了創了古今中外奇跡,這既是被鼓吹的 “科學”的悲哀,也是復辟、倒退、腐敗的必然!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先生的名著《藥》,描寫的是用人血饅頭治肺癆。這篇文章寫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寓意了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烈秋瑾烈士們犧牲時流淌的鮮血,被愚昧無知者用作人血饅頭治肺癆病;說明革命者沒有廣為宣傳民眾、動員民眾;因此,革命沒有成為民眾自覺的行動,一些愚昧的人反而對腐敗透了的滿清皇朝抱有幻想,導至革命失敗。當然,魯迅先生寫的《藥》,其全部寓意本人沒有這個水平理解清楚。
但熱火朝天地宣揚了30年的“改革開放”,竟發生了殺人取頭作“藥引子”“治病”的極端荒唐事。魯迅先生的《藥》,揭露的是滿清皇朝時期的事,那時是封建社會,科學極不發達,菩薩成了一些人的依托,封建迷信猖獗,宿命論盛行,總之比較愚昧。然而,在整天把“科學”放在嘴上喊了30年、更是資改派把其“創造”的“科學成果”一堆堆展示而盡情歌頌的時光,竟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未見有記載的殺人取頭為“藥”,為慶祝近30年“改革開放”樹了一面偽科學大“新聞”。還是上述“書報-參考”同一版,轉載了《半月刊》的文章:“六旬老翁遭刑訊逼供致死調查”一文,介紹了今年2月,安徽定遠縣公安局“把點燃的香煙插入受害人鼻孔,再往其頭部套上紙箱,總計耗掉約90支香煙,讓受害人連續數小時飽受煙熏之苦,再輔以打耳光、揪耳朵、敲腦門、用褲腰帶吊起受害人單臂并猛壓褲腰帶,致其骨折,此外,還將受害人雙手反銬,鞋襪脫盡,赤腳著地,不讓吃喝睡覺,……”,至不治死亡,是人們聞所未聞致人死亡的酷刑。最近,安徽光明市法院對6名涉案刑警分別判處3至12不等有期徒刑。這是慶祝“改革開放”30年樹起的反動司法的另一大“新聞”。加上這次60華誕國慶首都禁止商店賣切萊刀,標志著我們黨和政府結冤甚多,己到了草木皆兵、防不勝防的地步,是當今世界上最羞辱的又一大“新聞”。這三大“新聞”,雖然發生在個別省、市,但很有代表性,可以說是把方方面面的陰暗、腐敗暴露得淋漓盡致。這說明,這30年砍掉了社會主義紅旗后,資本主義黑旗就象臭糞坑的蛆爬得到處都是。把好端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挺直腰桿做人的社會主義社會,糟蹋成腐敗到了不能再腐敗的修正主義、銅臭熏天的被任人宰割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為了同本文標題一致,我在此就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
1、也談這次60周年國慶慶典
在國慶節前,我發表了一篇“憶慶祝共和國成立25周年國慶招待會”的文章,招待會規模不小,但很簡樸大方,我重點詳細介紹一些外賓對我們黨、政府以及主持招待會的周總理熱情奔放的尊敬之情,同時介紹了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的成就。寫這篇文章,我預料今年60周年慶典,不管你如何開足馬力宣傳、不惜花多大巨資裝點,再不可能達到全國上下共慶、同世界各國朋友共慶建國25周年的盛況,因為民心是靠金錢買不來的。今年的實際情況是全民恐慌,外地謹防人民進京上訪,為此采取了種種恐怖措施;北京市場禁止銷售切萊刀,調動百萬軍、警“保駕”;這還叫人民“喜慶節日”嗎?坦率講,我連電視都沒有看一眼,也就少個煩惱去議論……
2、關于科、教領域的腐敗
殺人取頭為“藥”,只能說是這30年偽科學的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而不是唯一的例子。什么“水變油”、“永動機”、以及說不盡的假冒偽劣,例如三鹿奶粉之類,有那一樣不是宣傳“用最新、最科學的工藝”之類生產的。用科學的名詞包裝偽科學的假冒偽劣,詐取暴利,已是很普遍的問題。國慶期間,我發表了“致北京市長的一封公開信:建議果斷整頓中關村某些騙子電子商城” ,揭露了由中央到地方宣傳了30年的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樣板”的北京中關村行騙黑幕,竟不僅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組裝廠(極少數項目除外),而且是行騙、賣假冒偽劣廢貨的一個典型的“騙子一條街”;這還在“皇帝的眼皮下”,竟是如此一個打著“高科技”旗號的缺德、缺才的反動資本家橫行、非法掠奪暴利的場所,別的地方就可想而知。
國慶前后官辦報紙揭露的武漢大學付校長、付書記兩位腐敗的高等學府的官員,加上近年揭露的其它省市高等學府的腐敗官員,高等學府出這么多腐敗校長、副校長、書記、博導、教授、院士、專家,這還是“學府”嗎?是培養“人才”還是教唆犯罪?然而,某些反動官僚和無恥文人還在拼命造謠攻擊文革如何“迫害知識分子”、“不尊重人才”、…。可歷史雄辯地證明,30年前(尤其文革10年),竟沒有聽說有校長、教授、……腐敗進了監獄的。為什么近30年,倍受尊重、吹捧的“大知識分子”校長、教授、……,反倒頻頻進了監獄?而且至今沒進監獄的就都不夠格進監獄?進了監獄的可能還是少數,腐敗分子肯定還大有人在。一些高等“學府”,成了名符其實的禍國殃民、誤人子弟的場所。因此,出現了報紙上稱“大學白讀了”,武漢54名大學畢業生,“回爐”學中技校。這不僅在中華民族史是聞所未聞的奇聞,也是世界奇聞。這30年的“尊惜人才”、“愛護人才”、“培養人才”,原來是唆使犯罪、腐敗、造假、…;“大學白讀了”,大學畢業了反到中技校去“深造”,有的寧愿不要工資而求職工作,甚至有的只得公開賣淫求生,還有走頭無路的就干脆賣了命,丟盡了中華民族的臉,給黨和社會主義抹黑。
科研機構同樣腐敗,一些學者、媒體有大量文章揭露這方面的問題。一些染了一身銅臭味的科研人員,為了撈個院士、博士、2-3級研究員之類,可以說是洋相出盡;什么權力換文憑、文憑換更高權力,甚至賣春換文憑;抄襲、請人寫論文,為騙取職稱和高官等等,一切花招應有盡有,可以說是招招出“狀元”。到了院士、教授泛濫,部隊是高級技術職稱的將軍泛濫。結果,唯獨科技創新不多,不僅遠少于30年前,而且把30年前建成的完整的科、教、工業、經濟體系也拖垮、搞亂了,尤其農村起碼倒退了50至60年(同頂住了“改革開放”的社、隊比)。
正寫到此,看了媒體一篇文章,借此作為例證:“一個利用‘專利技術’行騙涉案十數億元的驚人案例 ”,文章詳細介紹了這個騙子的情況,這里僅摘其要“天津大學‘教授’;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超導及電子材料研究中心電子材料研究室》副主任,在職博士生;1996年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評為研究員”;行騙 過程及后果“ 1994.2.18日,XXX從澳大利亞回國。1995.1.4日以偽造的‘澳洲.伍倫貢大學超導及電子材料研究中心.研究員’身份、資金10萬元人民幣在天津注冊了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天津市豪升新能源技術研究所》,自為法人、自任所長。從此他便以這個《豪升研究所》為平臺、用‘教授、研究員’的身份、打著‘專利技術、高科技’、‘技術合作辦廠’的旗號,在蓄電池行業開始了長達14年的詐騙活動。14年里,XXX的活動遍及遼寧、天津、北京、內蒙、河北、山東、江蘇、寧夏、福建、新疆等10個省、市、自治區,橫掃大半個中國;直接涉及民營企業20多家、資本10多億元、土地至少在3,000畝以上、超過千名工人下崗。這些企業,至今無一家能按他制定的計劃正常投產,大多處于停頓狀態、陷入絕境;少數勉強投產的,最終也都沒能逃脫停產厄運;投資者無不損失慘重、甚至傾家蕩產,令人痛心!地方和區域經濟遭受巨大破壞、當地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沖擊。更為嚴重的是,國家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優惠政策、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都因此遭到破壞和質疑,埋下諸多社會隱患。這14年,XXX除了騙,什么都沒干!”“無論投資者的損失多么慘重、受騙企業的結局如何悲慘,這個 ‘教授’卻總能從中漁利,毫無例外、絕少失手。他惡意侵占各受騙企業的資金至少在幾千萬元以上。同時還騙取了‘國務院特殊津貼享受者、政協委員’等社會頭銜和稱號,名利雙收!”
穿著軍裝的科技隊伍,同樣腐敗不堪。社會上科、教領域的各類腐敗,在軍隊這些有關部門,毫不遜色。報紙上披露了一些校長之類考試作弊,我認為考試抄書作弊,盡管我不贊同,但對抄書者過多指責,我也不同意。因為抄一下,抄者會從中學到點東西,甚至原來不懂,抄一下抄懂了。平心而論,考試不抄書作弊,所不同的是把書“抄在大腦里”了,甚至是“暫時寄存在大膠腦里”了,考試時從大腦里翻出來用一下,而不用抄書作弊而已。考試作弊,僅是大腦沒有存住,而再抄一遍書本。而徹頭、徹尾作弊的,是利用權勢,在旁人編寫的材料、書本上簽上自己的大名,而成了自己的“科學論文”、“科技著作”,“名揚天下”。 在此,僅舉一例,原國防科委被人們戲稱為某老帥后代的“夫妻店”的那位上將、院士,據我所知,他的所謂的“微電子”、“納米材料”之類的“論文”、“著作”就屬此例。這類例子,說明不管是學術腐敗還是其它腐敗,都是從頂層腐敗起,逐步漫延到方方面面各個角落。加上現在只要腐敗成功,就立桿見影地名、利雙豐收,可見學術等類腐敗吸引力之大。而現在某些“學者”,一見腐敗,就鼓噪“法律不完全”、要“立法”,結果是新法典一本本造出來,腐敗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反愈腐敗,反到了腐敗滲透到了各行各業、腐敗“后繼有人”、腐敗同國家安全捆綁到了“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的地步、……。事實已充分證明:如果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糾正和徹底肅清修正主義路線,而繼續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下去,反腐敗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毛主席很重視“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辯證關系。當前,不狠破資產價級腐朽而反動的修正主義路線,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就立不起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腐敗,就反不掉。
3、司法腐敗
我曾發表了一篇揭露司法腐敗的文章,文中我建議整頓司法系統,文章發表后,有同志著文說:一些人自身就腐敗,誰來整頓?這個意見,從全局看符合事實,但就某個局部,也并非不能整頓,重慶市的反腐就是很好的例子。
從本文開頭介紹的安徽定遠縣公安部門對受害人動用的酷刑;湖北省巴東女英雄鄧玉嬌案,司法竟不顧國內外強烈的輿論譴責,反縱容“御用文人” 誣陷媒體搞“媒體審判”,最后荒唐地判鄧玉嬌“防衛過當”傷人“罪”,而不追究有后臺保護的地方惡勢力鄧貴大等三人的刑事責任;以及楊佳在上海殺警,對楊佳判了死刑,而不追究造成這起事件的原兇有關公安部門的刑事責任。正因為這類明目張膽地利用掌控的執法權,隨便濫判、濫殺,而極力保護包括隱藏在司法系統的壞人。因此在處理這類案件的同時或之后,司法的腐敗卻更瘋狂地漫延下去,像上述安徽定遠縣公安部門那類“與時俱進的創造性”酷刑,層出不窮,安徽對這起施行酷刑的刑警人員,判幾年徒刑了之,這究竟是對罪犯的懲處、還是縱容?按照這個案例的判決,那對楊佳判死刑,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今年以來,對控告腐敗反動官員的上訪人員的迫害,許多案例在此不廢筆墨列舉了,用四個字可以概括:觸目驚心!
重慶市下大力揭露出來的司法腐敗,更證明了司法腐敗“觸目驚心”的結論正確。但有幾個省、市能像重慶市那樣,唱紅、創廉、打黑、反腐動真格的?尤其是中央,敢腳踏實地帶這個頭嗎?
4、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始終是一些官員、學者十分重視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八十年代發生的兩次學潮,都有明文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到了“反革命動亂”的程度。從此,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政治定罪的名詞。其實,我們認真分析一下近20多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這個有眾多人組成的龐大隊伍,可以看出:其中真反和假反的是少數,多數是習慣于對上面的決定表個態、隨大流的是多數。本文主要抨擊那些假貨。
本人發表的一些文章,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是避開的,至多是一帶而過。但不等于文章不反資產價級自由化,只是不用這個名詞,因為我深知我沒有這個水平能把這個問題批清楚。今天,也只能說是比試一下,求得學者指教。
首先應弄清楚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弄清這個問題,所謂批或反資產價級自由化,也只能說是隨大流“起起哄”而已。坦率講,我至今沒有弄清這個問題,但愿意亮出自己的觀點,以求得朋友和同志們指點。我對資產價級自由化的理解是:一個工人階級為領導(根據中國國情應包括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伙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代理人,打著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博愛的旗號,行推翻無產階級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主義制度、而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之實;這就是我現在理解的定義。如果這個定義成立或基本成立,那么,資產階級和其代理人為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目的,必須有一套嚴密而有力的組織路線,通俗一點講,就是毛主席概括的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司令部”還必須能指揮、調動相當強大的力量(包括武裝力量),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目標才能基本或完全達到。 毛主席對一些人作政治結論是很慎重而嚴密的,比如反右時定右派三條標準,根據他掌握的材料,估計總計有5000左右個右派,僅占總人口的十萬分之一,是真正的一小撮。然而那個當時的中央書記處要按人口的3-4%抓右派,一下就抓了55萬多右派,擴大了一百倍,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沒有反右,較多集中在知識分子的部門,就造成許多知識分子錯定為右派。逼得毛主席只好決定: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可以平反,……。從此,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成了毛主席領導的政治運動的鐵律。可見,正確界定資產階級自由化十分重要。否則,就會發生近30年的開頭20多年那樣,亂打棍子、亂扣帽子,到帽子滿天飛,并頻頻發生“賊喊捉賊”的鬧劇,搞到了冤假錯案遍地,讓一些地富反壞、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混水摸魚。
究竟誰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司令部”的頭頭和干將、一般成員?這個問題不討論大家心中都很清楚,因為毛主席去世以后,這伙人都用自己的言行填寫了一份真實的履歷表。是誰鐵了心要同美帝“接軌”、全方位的美國化?是誰一切行動聽美國指揮?是誰帶頭把子女送美國去而留了后路?是誰在1990年把國家600噸黃金存到了美國金庫?又是誰把大量“外貿順差”的美元又返回到了美國銀行?是誰把中國變成了美國等的半殖民地組裝廠?是誰把中國變成了高價進口、廉價出口、而60%以上進出口依附美國?是誰在賣國?是誰勾結美帝干涉我內政?………?搞清了這些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小撮也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也就可以把他們的排列組合關系弄得一清二楚。在辯別這些問題時,必須識別某些善于打“紅旗”反紅旗的伎倆。而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在此,想談談對外逃的一些人的看法,但僅限于因政治原因出去,那些腐敗官員外逃的不屬此范囲,特此說明。
首先我認為,出國外逃,不管有什么原因,都是錯誤的,共產黨人有“五不怕”,出逃是沒有道理的。但我也不贊同凡出逃就是“叛國投敵”的說法,因為這有個重要前提,如果我們的黨沒有變修、國沒有變色,則只要出逃,就是叛國投敵。如果不是這樣,就要具體情況、具體人具體分析了;則出逃的人中還很可能極少數是真正的韜光養晦的人才。至于后面這類出逃的,只要不出賣民族利益、不喪權辱國,而對某些反動腐敗官員作些揭露、批判(不涉及國家機秘),就不應視作“反華活動”。另外,有些人是某些人敞了國門讓逃出去的、據傳有的甚至是被護送出去的,如果這類人員中出了反華、叛國分子,該誰負責?關于以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如何把群眾運動同混在里面的少數壞人嚴格處別開,并弄清誰是壞人,就能正確對待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兩次學潮。我只能根據自己對政治工作的一知半解,發表這些愚見,歡迎批評指正。就不深談了,請理解。
5、再談人們口袋里的錢多了
我不否定相當一部分人口袋里的錢確實多了,這是事實。但討飯、日子沒法過下去自殺的人,也比30年前大大增加了,那時無討飯的、窮到要自殺的也極少極少,這也是事實。
就我個人而言,因受XXX“為難”李敏同志的牽連,我不僅沒有保持文革前的級別,XXX名義上降我一級,實際不知降多少級,技術職稱同所有受他迫害的同志一樣都沒有,即便這樣,這30來年,我的月退休金也相當于30年前月薪金的約60倍;其他同我同等資歷的普遍為30年前的120至150倍左右。現今社會上月工資600多萬元的,可能就是30年前的幾萬、幾十萬倍。所以一些“經濟學家”為宣揚這30年的“豐功偉績”,說“人均”收入增加40倍或上百倍,都能揍出根據,這不用懷疑,也不值一議。
這里我也講一些數據:有媒體轉載今年早些時候,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經濟半小時》稱“中國已有超過40%的中小企業破產,另外還有40%的中小企業在生死線上掙扎(瀕臨破產),只有不到20%的中小企業尚可正常經營。勉強能夠維持生存......”。那些大型國有企業早就失業工人達數千萬。并有上千萬失業大學生。僅就報紙報導的通鋼工人均月工資300元。按此計算,相當一部分工人工資僅相當30年前的10倍至20多倍。但是物價漲了多少倍、人民幣貶值多少倍?這在下面討論。而30年前,住的是公房、看病是公費、孩子上學的學費僅幾元錢、看病統籌醫療、……。報紙還報導,0.4%的人(地主、資本家、反動官僚)占有70%以上的社會財富。這個數據說明,凡有一個人口袋里的錢把口袋鼓破了,就有幾千個人口袋是空的,這就揭露了一些反動人物超高強暴地剝削、壓迫、掠奪勞動人民的現實,這還是共產黨的天下、社會主義社會嗎???我倒是奉勸那些得了“實惠”而忘了革命的同志,該醒悟了!!!
這里再算一筆賬,現在許多人確實吃好、穿暖了還有不少節余,這也包括本人在內。但是必須看到,30年前一斤大米是9分到1.1角錢;一斤豬肉約6至8角錢;一斤冬儲白菜1分8厘錢,……。可見現在這些主要農付產品的價格為30年前的約10至20多倍,而柑桔、香蕉、蘋果等水果,還不到30年前的10倍。這就是說國家硬是壓低農付產品的價格,以降低人們衣、食的花費,讓相當一部分人口袋鼓起來;也可以說不惜擴大“三農問題”,讓一些人鼓起了口袋。而30年前,盡管農付產品價格也不算高,但對中、低收入家庭,約占收入的60至70%以上是消費在吃、穿上,因此那時即便是月薪400元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沒有考慮他夫人收入)也要吃補助、副總理兼外長的陳毅元帥要向周總理借錢補空白。如果現在把主要農付產品價格抬高至30年前的40至100倍,如倆口子月工資合計為12000至16000元之中等收入家庭,另扶養一老兩少,讓其60至70%的收入花費在吃、穿上,請問這個家庭會混得如何?會比30年前好嗎?現在是硬把農付產品價格,壓低到了農民不愿種田,被迫進城打工、甚至賣淫,而老弱病殘留在農村種田,來維持一部分人口袋鼓起來,這正常嗎?能長此維持下去嗎?
再另看一組市場物價。這30年,搞什么“招商引資”,把外商請進來、把貪嘴“精英”也請到,大吃大喝,有的資本家在西安一桌酒席吃掉36萬元,今年春節前,報紙報導的一些大城市年夜飯包席每桌18至20多萬,吃到了一些在30年前很平常、家家戶戶吃得起的菜肴價格暴漲到了嚇人。30年前,在南京市場上每斤8、9分至1.5角一斤的長江刀魚,聽家鄉人來說今年清明前賣到了6000元一斤,為30年前的約4000倍;30年前北京市場上每斤10多元的干貨海參,現在是1萬多,為30年前的1000倍;……。也就是說,現在月工資是10000元的,僅能買約1.7市斤刀魚,或買8、9兩海參,折騰到了如此奇形怪狀的局面,人們還能說什么?
但我深信,人民決不會容忍一小撮敗家子如此腐敗、亂折騰下去!
6、再談正確對待犯錯誤的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文革十年中,是個老聲常談的問題,也是毛主席講得較多的問題之一。資改派正是抓住文革中少數單位和部門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而加以無限夸大、蠱惑人心,作為全盤否定文革的突破口,煽起了反毛妖風。這個問題,大道理誰都能講,但實踐起來并不簡單,本人是深有體會的。在本人發表的關于“促成反對‘三座大山’的統一戰線”一文,坦誠了我的觀點,毛澤東旗幟網全文發表了,其他網發表對幾處重要部分有刪減。在此,僅補充幾句,批判或揭露問題,應盡力做到事實清楚,以理服人。特別應注意對被批的對象,只應批其錯誤,而不能把正確的也眉毛胡子抓在一起批,不能把思想批亂了。這正是資改派近30年嚴重錯誤之一,他們鼓吹把一切壞事都放在“四人幫”身上,把一切好事都給總設計師、某老帥造出來,文章和書就好通過、出版,否則就有“麻煩”,更嚴重的是,他們為了復辟、樹自己、神化自己,竟冒天下之不諱,借批“四人幫”之名,瘋狂批判和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造成了當前意識形態這個重要領域極度混亂的局面,也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的充分暴露。因此,我們應力爭做到破得準、立得正。破就是破資產階級思想、路線;立就是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才能做到破字當頭,而立在其中。無產階級不僅要沖破一個舊世界,更在于要建立一個新世界。而資產階級和資改派的邏輯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這就是他們這30年的歷史。就補充這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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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見,近30年,我們竟發展到了殺人取頭為“藥”的地步、發展到了草木皆兵商店不準賣切菜刀的地步、發展到了用酷刑殘殺花甲老人的地步、發展到了偽科學滿天飛的地步、發展到了一天比一天更腐敗的地步、……!問蒼天,天理難容啊!!!
惲仁祥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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