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真是“請君入甕”，我罵什么就給我來什么：我罵文匪，就說我是文匪；我罵文匪制造“中華文化劣等論”，就說我在制造“中華文化劣等論”；我罵文匪劣等，就說我在說“中華民族劣等”；我罵文匪發(fā)揚中華文明的糟粕、扼殺中華文明的精華，就說我“民族虛無主義”、“只提中國文化的缺點和錯誤”……我不罵文匪沒事，一罵文匪，一切罪名帽子全來了。好象天下本來無事，從來沒文匪，全讓我一篇文章惹出來了，所以一切罪名都必須落到我頭上。

列寧說：“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強加到論敵身上，然后加以駁斥，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慣用的手法。”

把一大堆“顯然愚蠢的思想”強加在我頭上，于是就有了我的一大堆滔天大罪。

——我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的同時說：“今日中國不再‘罷絀百家、獨尊儒術(shù)’，因此不再‘文人皆文匪’——也就是說，今日中國文人（或曰今日‘讀書人’，或曰‘有高等教育學(xué)位’、‘有文憑’、號稱‘知識分子’的人）可能是文匪，也可能不是。”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就給我強加了一個“顯然愚蠢的思想”——“從古到今中國文人皆文匪”。然后氣勢洶洶質(zhì)問我：“魯迅馬列毛都是無產(chǎn)階級文人，難道也是匪？”、“右派文人是文匪，左派文人也是文匪，天下文匪是一家，那還爭辯個什么勁？”“把不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的魯迅也歸作‘文匪’的人還有臉自比魯迅，人怎么可以無恥到這地步？”——不由分說便把我變成了一個把魯迅、毛澤東、左派右派所有文人連同自己都罵成文匪的瘋子。

——我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的同時說：“‘罷絀百家、獨尊儒術(shù)’使古代中國文人只能不勞而獲當寄生蟲，正經(jīng)出路只能是‘學(xué)而優(yōu)則仕’。”“即便不當官，如果要當文人也得兼任地主，仍然要靠剝削別人當匪才能混得下去。”“中國古代靠自食其力即便讀書也當不成文人（即得到官方認可的、有“功名”的人）。從這個角度講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只是為匪程度多少不等而已。”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把我對“自古”、“文人”、“文匪”的全部嚴格定義和限制（文人——“罷絀百家、獨尊儒術(shù)”、“學(xué)而優(yōu)則仕”條件下，得到官方認可的、有“功名”的人。文匪——從“剝削別人”這個角度講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但是“為匪程度多少不等”。）一筆勾銷，就給我強加了一個“顯然愚蠢的思想”——“一棍子把所有文人都打成‘文匪’”、“民族虛無主義”、“犯了‘唯生產(chǎn)力’的錯誤”、“以今天的思覺悟要求古人”、“使左派失去了斗爭的合法性”、“抹殺了正義和非正義的主體”、“黎陽無非是標新立異而已。查遍馬列毛著作，沒見一句這個意思的話！魯迅也未說過此話。看來黎陽先生要高馬列毛魯們一籌了！新的黎陽主義誕生了！”——不由分說便把我變成了一個自以為是亂整人的野心家。

——我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的同時說：“中華文明一點也不‘劣’。老子、莊子、墨子等人的思想里都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都可以給中國發(fā)展科學(xué)技術(shù)的基本理論奠定基礎(chǔ)。孔孟之道也不是沒有可取精華。但文匪搞的‘學(xué)而優(yōu)則仕’、‘罷絀百家、獨尊儒術(shù)’斷送了一切歷史機會，專埋沒中華文明的精華，專發(fā)揚中華文明的糟粕。不是中華民族劣等，不是中華文明劣等，而是‘學(xué)而優(yōu)則仕’、‘罷絀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號稱‘文人’、‘精英’的中國文匪劣等，劣得不能再劣的最劣等。”

砍掉后一段，歪曲前一句，把我對中華文明的一分為二一筆勾銷，就給我強加了一個“顯然愚蠢的思想”——“攻擊中國文化”、“只提中國歷史上的缺點和錯誤”、“得出中華文化劣等的結(jié)論”、“如果中國歷史一片黑暗，那中華民族還振興個屁啊！”“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不由分說便把我變成了企圖滅亡中國的十惡不赦。

不過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強加于我的人并非“不大聰明”，而是非常聰明，聰明得能讓我干挨罵說不出話——如果不是牽涉到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的話。

罵我的同時送上一頂“怨婦受騙遷怒”的帽子，再宣布“肖小們就是不能體諒，很不給黎大人面子，不識抬舉，惹得‘大人’犯了倔，下不來臺了！所以才要‘惱羞成怒’，‘怒氣沖天’，‘天怒人怨’，‘怨聲載道’”。有了這樣的“預(yù)言”，我如果再為自己洗刷辯護，那就很象是坐實了“怨婦受騙遷怒”、“下不來臺”、“惱羞成怒”之類指責。我如果忌諱這些“先見之明”，那就只好干挨罵不說話——這整人的水平多高，能說“不大聰明”嗎？

如果不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我還真只能乖乖吃這個啞巴虧——為了點雞毛蒜皮羅羅嗦嗦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只能讓人覺得我爭辯不是為了弄清是非，而是當真“自比魯迅”，為面子斤斤計較，如此一來有理也沒理了，辯贏了都虧。

（順便再說一次，我從來不以為自己是什么“當代魯迅”。這個稱呼是別人送的。別人送我的稱呼也不止這一個，還有“CIA代理”、“毛左”、“憤青”、“文革余孽”、“當代紅衛(wèi)兵”等等。別人的嘴長在別人身上，人家想怎么稱呼我我管不了，我只能保持一個態(tài)度：無動于衷，自己該干什么干什么，決不忘乎所以，決不把別人的稱呼當真。所以我從來談不上什么“自比魯迅”。）

如果我錯了，我決不忌諱認錯。比如我2006年寫的《朝鮮的核武器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就錯了。葉勁松寫文章批評我的立場和出發(fā)點。事實證明人家的批評是對的，我的觀點是錯的。我對人家只有尊重，一點也不覺得人家對我的批評有什么不對，更談不上“惱羞成怒”、“下不來臺”、“偏激+撒潑”、“急著找人發(fā)泄情緒”、“擺出學(xué)閥的派頭以勢壓人”。

但如果以為靠歪曲誣陷扣帽子打棍子之類無賴行為就能讓我放棄原則性爭論，那就大錯特錯。小是小非我管不了那么多，大是大非我非爭到底不可，不管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強加于我的人做了什么小動作、設(shè)了什么套、玩了什么花招。

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強加于我的人實在太聰明了，聰明得不用擺事實、講道理，只根據(jù)“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這一句話引申出幾個大得嚇人的罪名就徹底推翻了我的“文匪治國國必不國”的全部立論。

我原以為圍剿聲討“文匪治國國必不國”的主將急先鋒會是胡星斗、朱學(xué)勤、茅于軾、張維迎之類老牌“精英”或“凱迪論壇”的英雄好漢，使用的語言會是“毛左”、“糞青”、“文革余孽”之類老生常談，使用的看家本領(lǐng)會是封網(wǎng)。沒想到根本用不著人家赤膊上陣，從“左派”陣營里沖出幾個“擁毛”大將，一番維護毛澤東、捍衛(wèi)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慷慨激昂就輕而易舉地把我變成了“攻擊中國文化”、“中華文化劣等”、“中華民族劣等”“欲亡其國，先亡其史”的頭號敵人，我關(guān)于“文匪治國國必不國”的全部立論自然也就不攻自垮，徹底崩潰——要粉碎我的“文匪治國國必不國”的論述原來可以不止一種方式。

這就使“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之爭不僅成了“文匪治國國必不國”全部立論是否成立的大爭論，而且成了“真擁毛”還是“假擁毛”的大爭論，非爭個水落石出不可。這就使我不得不不厭其煩“詳細詳細再詳細、舉例舉例再舉例”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判斷事物離不開標準。客觀的判斷離不開客觀的標準。既然提出“文匪治國國必不國”，就必須給出判斷文匪的標準——什么叫文匪？怎么才算文匪？

中國古代“五胡亂中華”，那“五胡”是確確實實的東西。胡適玩了個“五鬼鬧中華”，那“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則是空空洞洞的東西，大罵“五鬼”，罵了半天誰也罵不著，等于在罵空氣，并不比潑婦罵街更高明。

許多中國人剛到美國時都有過類似遭遇：突如其來受到一張“中獎通知”，告訴你中了什么什么二等獎，獎品是電視機之類，斬釘截鐵告訴說這已經(jīng)屬于你了。不過要領(lǐng)獎則需要買點什么。美國人一看就告訴我這是騙局，甭理它。不過我有一點好久沒想通：這種騙局的奧妙何在呢？明明不會當真把電視機之類獎品白白給你，為什么還會如此毫不含糊地說要給你，而且說已經(jīng)是你的，難道不怕人告狀嗎？后來才想明白了：人家說給你，可從來沒說什么時候給你，你要當真告狀準輸。所以說凡是沒有明確限制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東西。

同樣，沒有明確具體的客觀衡量文匪的標準，所謂反對文匪也是靠不住的東西，再痛罵文匪也是空的，罵文匪也成了罵大街，結(jié)果只能又是全憑人的主觀意志、主觀好惡來決定誰是“文匪”，等于兜了個圈又回到憑少數(shù)“精英”的主觀認定判斷是非的唯心論的認識論的老套路里去了。所以罵文匪必須給出判斷文匪的標準。這標準必須客觀，必須不以人的主觀意志、主觀好惡為轉(zhuǎn)移，而且必須明確具體、切實可行，不能象假中獎的騙局那樣沒有明確限制、沒有可操作性、永遠無法落實。

根據(jù)這個原則，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根據(jù)毛澤東的一貫主張，我把“是否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或為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提供服務(wù)、與社會等價交換謀生”作為判斷是否文匪的標準。

《國際歌》說：“是誰創(chuàng)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不勞動者不得食，勞動光榮，不勞而獲可恥。

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nóng)村階級》中這樣定義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nóng)民為生的，叫做地主。”

——“有些地主雖然已破產(chǎn)了，但破產(chǎn)之后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方法為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nóng)者，仍然算是地主”

——“幫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剝削農(nóng)民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nóng)的一些人，應(yīng)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nóng)的人，稱為高利貸者，應(yīng)和地主一例看待。”

毛澤東說：“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jīng)常的、密切的聯(lián)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毛澤東并沒有說，干部工作本身就是腦力勞動，既然腦力勞動也是勞動，也創(chuàng)造財富，所以干部不必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能因此也說毛澤東“把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對立起來，攪混了是非標準，也掩蓋了階級矛盾”、“典型的‘勞動哲學(xué)’、‘物質(zhì)決定論’”嗎？）

所有這一切都緊密圍繞著“經(jīng)濟來源”和“勞動”。這與“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或為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提供服務(wù)、與社會等價交換謀生”絲毫不矛盾。

有人爭辯：“腦力勞動也是勞動”、“腦力也創(chuàng)造財富”、“精神財富也是財富”，氣勢洶洶質(zhì)問：“用‘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和為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服務(wù)’是唯一可行的客觀標準。——此命題尤為荒謬！請問‘精神財富’哪里去了？這哪里是‘人類社會’的標準，純粹是動物界的動物們唯一可行的客觀標準！”

沒有客觀可行的判斷標準，誰知道你那個“腦力勞動”是勞動還是剝削？誰知道你那個“腦力勞動”是在創(chuàng)造財富還是在掠奪財富？誰知道你那個“精神財富”是精神財富還是精神垃圾？無憑無據(jù)全憑嘴說，結(jié)果只能又是全憑人的主觀意志、主觀好惡來決定財富不財富，等于兜了個圈又回到憑少數(shù)“精英”的主觀認定判斷是非的唯心論的認識論的老套路里去了——張維迎們不就一口咬定“精英”的掠奪就是“腦力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嗎？不就是根據(jù)這個聲稱如今中國不是貧富分化，而是“多勞多得”嗎？唯物主義唯物主義，不與唯物掛鉤如何判斷財富不財富？把社會看成一個大系統(tǒng)，人的一切活動歸根到底給這個大系統(tǒng)增添財富、或有助于增添財富的就是“正”，給這個大系統(tǒng)減少財富、或有助于減少財富就是“負”，只有這樣才算有客觀明確的判斷標準，才能對“腦力勞動”和“精神財富”做出客觀的判斷。“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或為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提供服務(wù)、與社會等價交換謀生”不正體現(xiàn)了這樣的原則嗎？

我判斷是非的基本出發(fā)是“只要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那就是匪”。

如果不贊成這一條，那就是說“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的不是匪——不是匪是什么？是人人都有權(quán)去搶劫別人謀私利，還是只有某些“貴族”、“精英”才有權(quán)這樣干？如此主張的不妨給出標準，給出理由，讓大家看看站得住腳站不住腳。

如果贊成這一條，那就可以認同一個推論：剝削的本質(zhì)就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也就是說，剝削是匪行徑。這里的“匪”超越了通常的“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那種土匪的層次，是“匪”的本質(zhì)的抽象，是從“不管用什么方式，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這個最本質(zhì)的角度看問題。

只要承認剝削是匪行徑，那沾了剝削的人就沾了匪——程度可以不同，定性可以不同，但本質(zhì)是一樣的：“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這是從剝削與否的角度看問題。是從勞動者的角度看問題。是從無產(chǎn)階級的角度看問題。

毛澤東說：“就世界觀來說，在現(xiàn)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chǎn)階級一家，資產(chǎn)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

毛澤東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chǎn)所有制，就是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后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

根據(jù)上述定義、上述原理，不難明白“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的確切含義是自古中國文人沒有不沾剝削的，沒有不沾匪氣的，沒有不認同剝削、為剝削制度服務(wù)的。如果不承認這些，那等于說中國古代文人里早就有了“共產(chǎn)黨”，早就有了“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不但不剝削人，而且不為剝削人的制度服務(wù)，還被剝削人的制度認同為“文人”——你倒是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見識見識？

如果這樣看問題就是民族虛無主義，那毛澤東說“就世界觀來說，在現(xiàn)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chǎn)階級一家，資產(chǎn)階級一家”、“知識分子附在‘五張皮’上吃飯”算不算犯了“民族虛無主義”？

《共產(chǎn)黨宣言》說：“共產(chǎn)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tǒng)的所有制關(guān)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fā)展進程中要同傳統(tǒng)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根據(jù)剝削與否為標準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從“傳統(tǒng)的觀念”看這是滔天大罪，從《共產(chǎn)黨宣言》的角度看不過是“同傳統(tǒng)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一步。

不贊同“只要是不勞而獲、用暴力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謀私利，那就是匪”的原則，不贊同用“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或為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創(chuàng)造物質(zhì)力量提供服務(wù)、與社會等價交換謀生”為判斷文匪的標準，可以；請你給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客觀判斷標準來：什么樣的人算文匪？是騾子是馬牽出來溜溜。說得對，我甘拜下風。說不出來，光罵人扣帽子有什么用？

破口大罵“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給我扣了半天帽子、打了半天棍子、強加了一大堆罪名、奉送了一大對驚嘆號，卻始終拿不出自己的判斷是非的標準，說不出自己的主張究竟是什么——這其實是用自己的聲色俱厲、氣勢洶洶證實列寧的話：“不回答論敵的原則性的論據(jù)，硬給論敵扣上‘激動’的帽子，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政治上的謾罵往往掩蓋著謾罵者的毫無思想原則、束手無策、軟弱無力、惱人的軟弱無力。”

不僅如此，這還暴露出某些口口聲聲擁護毛澤東的“左派”，實際對毛澤東一竅不通。

——“為什么中華文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那么先進，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至今卻落后于西方列強，處處被動挨打？其實答案很簡單……是后世的學(xué)生太不爭氣了！”“幾千年出了一個爭氣的學(xué)生毛澤東就叫日月?lián)Q新天了，如果再多出上幾個那還得了？”

這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完全違背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論斷。這是在“擁毛”嗎？把中國的落后挨打歸咎于中國爹媽們不爭氣，沒多生出幾個“爭氣的學(xué)生”，這不僅是把歷史視同兒戲，而且一筆勾銷了“文匪治國”、“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一切責任——鬧了半天誰也不怪，只怪中國人不會生孩子。

——“因為自古以來中國絕大多數(shù)走正道的文人都和匪不沾邊。”“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他們愛國愛家愛民，用生命和鮮血譜寫的詩歌弘揚人間正氣”

這叫“沒有階級分析”。按這樣的標準，中國歷史上可以無壞人，今天也可以無壞人，誰都可以聲稱自己“走正道”、“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愛國愛家愛民”、“用生命和鮮血譜寫的詩歌弘揚人間正氣”。要是這樣，還說什么“文匪治國國必不國”？天下根本無匪，純粹無事生非。

——“不要輕言打倒孔孟，打倒老子，打倒傳統(tǒng)文化”。“沒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沒有毛澤東”。

錯。應(yīng)該說“沒有對中外傳統(tǒng)文化批判地繼承就沒有毛澤東”。

毛澤東一貫主張對中外文化一分為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地繼承、推陳出新，既不盲目排斥一切，也不盲目認同一切。否則就不會發(fā)動批林批孔，就不會說：

•中國應(yīng)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yīng)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jīng)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yōu)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qū)別開來。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xué)名高實秕糠。

•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yīng)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

•那些中間狀態(tài)的知識分子應(yīng)當覺悟，尾巴不要翹得太高，你那個知識是有限的。我說，這種人是知識分子，又不是知識分子，叫半知識分子比較妥當。因為你的知識只有那么多，講起大道理來就犯錯誤。現(xiàn)在不去講那些右派知識分子，那是反動派。中間派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識，為什么犯錯誤呀？你那么厲害，尾巴翹得那么高，為什么動搖呀？墻上一棵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nóng)民里頭的半無產(chǎn)階級。什么孫大雨那一套，他們一看就知道不對。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chǎn)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nóng)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nóng)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nèi)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guān)系，就象魚跟水的關(guān)系，游泳者跟水的關(guān)系一樣。

……

對比毛澤東的論述，這些“擁毛左派”對孔孟之道、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跟毛澤東實在格格不入。所謂“擁毛”實在是徒有其名，因為他們對毛澤東的最基本的立場觀點都弄不清。他們跟如今走紅的“精英”有矛盾，所以“擁毛”；但他們又把自己看得比普通老百姓高，跟文匪心有靈犀，所以容不得我從根本上挖文匪的祖墳，所以堅持“中國燦爛的文明，文人有絕對的貢獻。”

既然說“中國燦爛的文明，文人有絕對的貢獻”，那不妨詳細說說，是哪些貢獻？小的說不來，揀大的說呀！

這里我再來一次不厭其煩，把我在《文匪治國國將不國》里的一段話照抄如下：

“中國歷史幾千年，給了中國文人足夠的時間證明自己。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古代‘四大明’不是文人發(fā)明的；意味著‘中國’這個詞的瓷器不是文人發(fā)明的；聞名天下的中國絲綢不是文人發(fā)明的；故宮、長城、大運河、都江堰、靈渠、趙州橋等不是文人設(shè)計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魯班不是文人；鄭和不是文人；李春不是文人；李冰父子不是文人；黃道婆不是文人；蔡倫不是文人；畢升不是文人；祖沖之不是文人；李時珍不是文人……至于牛頓、萊布尼茲、哥白尼、法拉第、拉瓦錫、拉瓦爾、安培、歐文、歐姆、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赫茲、笛卡爾、富立葉、臺勞、高斯、齊奧爾科夫斯基、諾貝爾、達爾文、居里夫人、瓦特、焦爾、愛迪生、達．芬奇、貝多芬、李斯特、莫扎特、馬克思、恩格斯、愛因斯坦……等等則全都不是中國文人。他們做出成就的時候，對所有相關(guān)的那些領(lǐng)域有幾千年充分時間去搞研究的中國文人連鼻子都不往里伸，更不用說學(xué)習(xí)探索、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發(fā)明了——中國歷史幾千年，產(chǎn)生的值得中國人驕傲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幾乎都與中國文人無關(guān)。中國文人忙忙叨叨了幾千年，沒留下任何象樣的、如今在世界上仍在廣泛應(yīng)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需要、須舁都離不開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基本理論或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明（符合這些的‘四大發(fā)明’沒有一樣出自中國文人之手）。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文人對世界文化科學(xué)技術(shù)的貢獻為零。”

根據(jù)這些，我看不見“中國燦爛的文明，文人有絕對的貢獻”，只看見“中國燦爛的文明，普通勞動人民有絕對的貢獻”。

既然宣稱“黎陽崇拜毛主席，吾也崇拜毛主席”，那應(yīng)該是志同道合了，有“共同革命目標”了，可以“互相關(guān)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了，實際呢？“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把“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中華民族劣等論”等大得嚇人的罪名強加于我，欲置我于死地。

這使我想起魯迅的若干論述：

——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nèi)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

——首先應(yīng)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zhàn)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

——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yè)績——是無藥可醫(y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這樣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chǎn)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xué)家，寫著革命文學(xué)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zhuǎn)變，是毫不足惜的。

我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深知在以“擁護毛澤東”的名義下用毛澤東的話到處整人的文人往往不是好人——“文革”中的許多壞事都是這種人干的。這些人后來搖身一變控訴“文革”又比誰都積極。這就叫“打著紅旗反紅旗”。

在“擁毛”、“捍衛(wèi)中華文明”的正義名義下對“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借題發(fā)揮對我蓄意歪曲誣陷，其實是以“左派”的面孔圍剿《文匪治國國將不國》。這令人既意外，又高興。意外的是文匪的反擊居然來自本來想不到的地方。高興的是看來風向開始轉(zhuǎn)變了。“精英”們原來氣勢洶洶公開嘲罵毛澤東“老農(nóng)民”、“沒文化”、“毀滅中國文化”，現(xiàn)在居然死乞百賴要把毛澤東說成是“文人”、“沒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沒有毛澤東”，要靠跟毛澤東攀“文人親戚”來保自己了；原來赤裸裸直接出面罵左派、罵擁護毛澤東的人，現(xiàn)在卻要靠“左派”內(nèi)部的“孔系毛派”來當別動隊了，以前那種氣吞山河的豪邁蕩然無存了——正如毛澤東說的，事物正在起變化。以前在“擁毛”名義下集合起來的左派則將接受新的考驗：是“真擁毛”即按毛澤東的主張辦，還是“假擁毛”即對毛澤東的主張陽奉陰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