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是中國的第一號問題
郭春孚
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立場就是根本價值標準，觀點就是基本理論，方法就是理論如何運用。馬克思的立場就是工人階級的立場，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馬克思的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等。馬克思的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最根本的方法是世界觀的應用，即思想路線。
毛澤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是馬克思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二者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就是毛澤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誕生、發展和成熟起來，更符合中國實際。
立場是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人的立場不同，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往往不同，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認識，因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會不同。例如，對貧富懸殊問題就有著完全相左的認識：如果站在富人的立場上看，貧富懸殊是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是無需解決的；如果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看，貧富懸殊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違法的，是必須解決的。富人的富裕和窮人的貧窮，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視為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被視為不正常的、不合理的、違法的，因而是必須加以改變的。
立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在階級社會，沒有超階級的立場；在階級消亡以后，還存在著先進與落后的區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先進與落后的區別。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看問題，要么是自我標榜，要么是自欺欺人。
我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看問題的。勞動者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我們不能站在極少數人的立場上看問題，而應該站在絕大多數人的立場上看問題。
我是用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來看問題的。迄今為止，這是被普遍認可的、科學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我是用唯物辯證法以及理工科思維、互聯網思維、逆向思維來看問題的。這幾種思維方法是分析問題、研究問題的最有力的武器。我們不能停留在對現象的認識上，一定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不能片面的、孤立的、僵死的看問題，而應該全面的、聯系的、發展的看問題。
總之，不能滿足于個別結論，不能把事物割裂開來，不能將別人的觀點當圣經，不能被線性思維所束縛，一定要找實證、重聯系、反傳統、多角度，獨立思考，決不人云亦云。
存在十大類問題，貧富懸殊是第一號問題
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表現為經濟高速發展、城市日新月異、小汽車數量猛增等。反思改革開放的問題，并不是否定改革開放的成就，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有的問題已經成為引發多種矛盾的導火索，如果不能在三五年內解決，國內外敵對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利用這些問題，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制造更大的社會動亂。西藏有達賴喇嘛攪和，一直不得安寧；新疆又添“第二個達賴”熱比婭，民族分裂勢力更加猖狂。我們對逃往境外的反動勢力千萬不能輕視，他們將手伸得老長，內勾外聯，利用一切機會，在中國境內制造事端，破壞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他們的黑手為什么能夠一再攪動起黑浪？一些群眾為什么會相信他們的鬼話？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還存在問題，而且有的問題還很嚴重。
現階段，我國存在的社會問題主要有10大類：
1．上學貴、看病貴、買房貴。這三大問題被人們稱為“新三座大山”。對于普通家庭來說，上學、看病、買房的壓力的確很大，尤其是買房對老百姓的壓力最大。一個家庭供一個孩子讀書到大學畢業，大約要花費10萬元。這個數字至少是普通家庭10年以上的存款。除了少數享有國家醫療保險的人外，大多數人只能自掏腰包，患感冒就要花一二百元，生重病只能等死。一戶靠工資生活的城鎮居民要一次性拿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買房，幾乎是不可能的，盡管可以貸款，但月供的壓力也不小，所以中國出現了眾多的房奴，每月為付房費而奔命。而且買到的房子還不完全是自己的，因為土地的使用權一般是70年，到期后這房子的所有權歸誰，還是個問題。對此，房地產商是不會考慮的，他們只管賺錢。
2．城鄉差別、東西差距、貧富懸殊。這三大問題說明利益分配格局畸形。城市是一個世界，鄉村是另一個世界；東部發達地區是一個世界，西部落后地區是另一個世界；少數富人生活在一個世界，大多數窮人生活在另一個世界。
社會存在一定的貧富差距是正常的，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發達地區比不發達地區、富人比普通人可以富一點，因為要讓每個家庭的收入水平絕對相等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個村莊可以做到，在一個地區就很難做到，在全國更難做到，而且均貧富對社會發展產生的消極作用比較大。然而，貧富差距要有一個合理的度，讓大多數老百姓可以承受；如果貧富差距超過了公民的可承受度，達到貧富懸殊，就會激化矛盾，引發社會不滿情緒，進而爆發社會群體事件。
中國的貧富懸殊已經超過了美國。一些精英口口聲聲向美國學習，在這方面為什么不向美國學習呢？
3．犯罪率攀升、黑社會猖獗、腐敗嚴重。官黑勾結，警匪一家，黑白通吃，已經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大奇觀。這三大問題不僅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構成對法律的巨大挑戰，使我國的法律體系面臨嚴峻考驗。能否消滅犯罪、消滅黑社會、消滅腐敗，將檢驗我國的立法、執法制度和法律效力。由于犯罪率攀升、黑社會猖獗、腐敗嚴重，加之憲法也經常被官僚踐踏，使一些人對我國建設法治社會以及法治的正面效應產生懷疑。
4．失業率高企、大學生就業難、女性黃色就業多。這三大問題成為破壞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失業率居高不下，大批工人被趕出工廠，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許多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被迫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個別大學生因無法承受就業壓力而自殺，受傷害的不僅是家庭，還有對社會的是非觀、價格觀和人生觀的正確認知。笑貧不笑娼的舊觀念死灰復燃，一些沒有一技之長和好逸惡勞的女孩子源源不斷地加入到賣淫行列，嚴重地腐蝕著社會肌體，極大地損耗著民族的繁殖能力。也許她們對中國的黑暗看得最透徹了，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享受淫樂中賺錢，并將此視為“吃青春飯”。
5．金融私有化、為富人放貸、持有美國債券過多。這三大問題事關中國經濟安全、中國財富流向和中國未來發展等。由于經濟體制主要是金融體系的私有化、市場化，在中國形成了財富的兩個循環體系，一個是向外輸出財富的殖民化體系，一個是向富人輸入財富的奴隸化體系。美國資本在中國建立了“抽血機”，正在把中國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抽向美國；而中國的富人正在不擇手段地將勞動者創造的財富占為己有，無論勞動者多么辛苦，只能是越來越窮。
是誰把中國的金融體系私有化的？是誰把持著中國人的命脈？社會主義國家的銀行應該是公有的，不應該是私有的，為什么只給富人放貸，不給窮人放貸？難道就是為了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嗎？中國有錢購買美國的債券，為什么不能將錢用來建設新農村，改善農業的基礎設施？
6．國家機關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工人的社會保險。這三個問題事關城鎮居民退休后的生活問題，所以不容忽視。國家機關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工人的收入差距過大，公務員的工資和隱性收入過高，工人的工資過低，而且在社會保險享有上又不盡相同。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都有“三險”，企業工人多數沒有，在私人企業打工的人絕大多數沒有，即使有也比公務員的低很多。
7．農民收入太低、負擔太重、沒有社會福利。這三個問題直接影響三農問題的解決。沒有農業現代化，中國就不能實現現代化；沒有農村城市化，中國就不能實現城市化；沒有農民的富裕，中國就不能實現民富國強。與世界各國的農民相比，中國的農民是最勤勞、最善良、最能忍受因而是最好的社會階層了。對不起農民，就是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后代。
城市居民的住房國家給蓋，即使住房商品化后，國家還給補貼，可是農民只能自己花錢蓋；城市居民大部分都有社會保險，農民卻沒有，年輕力壯能掙錢，就過得好一點，老了只能靠兒女，無兒無女只能等死，有病只能自己花錢看，沒錢也只能等死；在城市，國家修公廁和垃圾站，城區硬化、綠化、美化、亮化都由國家花錢，農村修一段路也需農民集資……這一系列的不平等，造成農民紛紛涌入城市，農民說是造孽，可以說是犯罪。
8．階層分化加劇、階級對抗顯現、特殊利益集團形成。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能為自己制造新的對立面。遺憾的是，由于設計和操作都存在失誤，不僅沒有化解舊的矛盾，反而引發新的矛盾，使一些沉底的矛盾顯形化，使一些無關大局的矛盾趨向激化。本來已經基本消滅的階級重新產生了，本來已經弱化到很小程度的階級矛盾再次尖銳起來了。特別是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后，對勞動者實行全面專政，使中國社會性質正在發生惡性轉型。
9．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大肆進行滲透、顛覆、破壞活動。這三股勢力在表現形式上雖有不同，但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從一開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氣，同流合污。民族矛盾激化，表面上看是政治問題，實際上還是利益問題。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讓少數民族更多地享有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根本舉措。
10．教育失敗、文化畸形、媒體被壟斷。對教課書的幾次修改，都是在弱化民族精神、革命先烈、領袖人物的地位和作用，為反面人物“正名”，實則是翻案。真正能在世界上拿出手的文藝作品為什么少得可憐？主要原因就是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缺失。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文藝產品更是嚴重缺德。其中在影視行業存在的女主角被導演潛規則，就是最大的流氓規則，靠一群流氓能生產出世界一流的藝術作品來嗎？媒體被精英集團掌控，精英掌握了話語權，大多數人的話語權被剝奪，正義的聲音很難發表出去。
通過梳理這些社會問題，我們發現：有些問題事關中國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生活質量，有些問題事關中國社會的公平和效率，有些問題事關中國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有些問題事關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些問題事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狀況，有些問題則事關城鎮居民退休生活和晚年幸福，等等。可以說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而且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
這些問題涉及到社會的主要方面，要想同時解決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都并非不治之癥，是可以解決的。我們必須抓住其中最急迫的、人民最希望解決的問題，首先加以解決，從而為解決其他問題創造條件，打破瓶頸制約。
貧富懸殊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是人民意見最大的問題，可以說覆蓋了社會各方面、各階層、各地區，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之一。如果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可以將一些看似形成死結、正在轉化為不治之癥的社會問題化解開。也就是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是我們解決其他社會問題的一把鑰匙。
從大量的社會現象看，許多問題都是由貧富懸殊造成的。貧富懸殊不僅體現在收入差距太大，而且表現為消費水平差距過大，還表現為極少數富人與絕大多數窮人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迫使一些窮人對富人采取非法手段，造成犯罪率增加，更主要的是引發群體事件，對社會穩定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貧富懸殊的危害性是廣泛的、深層次的、極其嚴重的。從歷史上看，這個問題是引發農民造反、社會動蕩不安的主要原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引發社會震蕩。
所以說，貧富懸殊是現階段中國的第一號問題。
中國的基尼系數早已越過警戒線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小為“0”，最大為“1”。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后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于0～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
基尼系數直觀地反映了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對預報、預警和預防貧富兩極分化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采用。
基尼系數，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
1．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
2．若在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
3．若在0.3～0.4之間表示相對合理；
4．若在0.4～0.5之間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5．若在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0.36之間，美國偏高，為0.4。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同時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如今，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貧富不均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數據，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稅收在調節再分配上存在著缺位
稅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杠桿，如果運用得當就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如果運用不當很可能起到消極作用。我國在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稅收杠桿錯用和疲軟的問題。
在基尼系數的變動中，稅收與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密切相關，無疑是一種必須重視的經濟手段。從總體上看，我國稅收在調節社會再分配功能上存在著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制度反向化，限制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并具有強化收入不均的弊端。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宏觀稅負、稅制結構、稅種設置和各稅種的稅基、稅率調整等來實現的。稅制結構就是稅種的布局問題。不同的稅制結構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以及收入公平的實現有很大差異。以所得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和主要稅收來源，所得稅收入一般占稅收總收入的60％以上，流轉稅收入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20％，這種稅制結構有利于體現稅收的社會公平，對調節收入分配具有良好的效果。我國目前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由于適用比例稅率，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具有累退性，而且流轉稅易轉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
這種反方向調節的稅收制度早該改革，可是一直固守不變，反而死盯著工人的工資標準，金融危機本來對中國的企業影響不大，有關部門卻立馬發文調低了工人的指導工資標準。
2．稅收調節體系畸形化，影響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并具有負效應抵銷正效應的弊端。
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不能僅靠個人所得稅，必須建立一個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政策體系，并使各稅種能夠很好地銜接。稅收調節體系畸形化，使稅收在收入分配上發生反調節，造成收入高的越來越高，收入低的越來越低。
這種畸形化的稅收調節體系，不僅稅收政策不科學，而且稅種設置有問題，各稅種之間缺乏整合力，無法正常發揮調節作用，往往是正面的效應被負面的效應所抵銷。
3．個人所得稅制度虛置化，減弱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并具有弱化稅法約束力的弊端。
個人所得稅與其他調節收入分配的稅種相比，是調節收入分配能力最強的稅種，在實現收入公平分配職能方面發揮著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作用。但是，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不規范、不合理、不科學，主要是執行不力，形同虛設，特別是對超高收入人群未能有效征收個人所得稅，嚴重影響了稅收公平調節功能的發揮，甚至給一些人造成中國的稅法可執行也可不執行的心理誤導，促使他們挖空心思做假賬，偷稅漏稅。
這種虛置化的稅收制度，造成的后果是極其惡劣的，不僅使政府的權威性受到挑戰，而且使一些人將稅法視同兒戲，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經濟法則。
貧富懸殊問題使中國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鴻溝越挖越深，如何才能給這個鴻溝回填一些土，讓它變得不再這么深，甚至將這個鴻溝填平呢？
1．彌補現行稅制缺陷，完善稅收調節體系，對居民收入、存量財產、投資收益等各個環節進行有效調節。
針對我國稅收調節功能單一、缺失、弱化的狀況，要加快個人稅制改革，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建立多稅種、立體式、全過程的稅收調節體系。要完善稅收政策，逐步建立一個綜合協調配合，覆蓋居民收入運行全過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為兩翼，以其他稅種為補充的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
對居民收入的調節是第一次調節，還要對存量財產進行第二次調節，對投資收益的調節是重中之重，實則就是對資本參與分配進行調節。不能讓資本獲得太高的利潤，至少不能讓資本長期獲得300%以上的利潤。
2．運用綜合調控手段，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控。
高收入階層主要是指經理和投資人以及通過官商勾結獲得黑色收入的官僚階層，不包括勞動者，所謂的白領也不包括在內。
一是深化消費稅制改革。充分發揮消費稅商品課稅再分配功能，對必需品實行免稅，對奢侈品實行高稅率。
二是對儲蓄存款利息課征的個人所得稅采用累進稅率，以及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稅種。
三是對擁有巨額財富的私人企業主征收重稅。可以劃分為不同等級，資產在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的，征收2%的財產稅；資產在5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的，征收5%的財產稅；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的，征收10%的財產稅；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的，征收20%的財產稅；資產在1億元以上、5億元以下的，征收30%的財產稅；資產在5億元以上、10億元以下的，征收40%的財產稅；資產在10億元以上、50億元以下的，征收50%的財產稅；資產超過50億元的，收歸國有，組建國有企業。
這就是說，國家允許私人擁有的資產總量要嚴格調控在10億元以下，最好是調控在1億元以下。
3．把共同富裕作為一項重大的經濟政策，對低收入者實施積極的稅收扶持政策。
強國與富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能把國家的富強建立在少數幾個富人身上，而要理直氣壯地讓勞動者先富起來。
一是完善支持農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措施。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弱質產業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農業稅之后，進一步在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大力發展農業產業集群、健全現代農產品市場體系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對農業生產資料采取更加優惠的增值稅稅率，降低生產資料價格，減輕農民負擔。
二是加大對小企業和小商小販的扶持力度，實行免稅政策，使小型民營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我國的小企業在解決社會就業、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措施得力，引導到位，就可以形成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局面，極大地解放勞動者的智慧，解放生產力。
三是開征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國家有責，所以政府要拿出一筆專項資金用于社會保障，同時要體現“社會保障人人有責”的理念，因此要征收社會保障稅。
四是政府應該出臺一項硬規定，就是銀行一定要給創業的農民、工人、大學生和失業人員等提供貸款，不要抵押，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抵押，如果哪家銀行不給這些人放貸，只要告到有關部門，對相關責任人一律免職，情節嚴重的可以判處10年以上徒刑。而且對農民、工人、大學生和失業人員等進行創業實行免稅政策。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對非常態高收入階層收入的監管。
目前，高收入階層主要為企業家、影星歌星球星、壟斷行業從業者、政府官員“權力尋租”者、非法地下經濟暴發戶等。建立有效的個人收入監控機制，做好個人所得稅稅源監控，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
一是要加強對壟斷收入的監管，對官員財產實行公開制。
二是要在執行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逐步實行金融資產實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對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腐敗收入、鉆各種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態收入等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沒收和打擊。
5．政府對財富分配進行全面硬干預，向俄羅斯學習，出臺全民高福利政策。
在解決貧富懸殊、化解基尼系數“越警”方面，稅收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必須和政府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一起共同發揮作用，才能更好地解決我國貧富懸殊問題。政府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個勞動者都能過上好生活，保障喪失了勞動能力的人也能過上溫飽生活。
中國用30年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同時以飛快的速度構造了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貧富懸殊格局，竟然比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用300年打造的貧富差距都要快得多、高得多。這個記錄恐怕一般的國家是難以打破的。而30年前中國是一個在財富分配上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國家。
富人的富裕和窮人的貧窮一旦被視為正常，這個國家的道德底線就不存在了。而探討如何打破這種財富分配格局，只是心底善良者所作的最后努力，那就是希望政府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切實采取多種措施加以解決，從而避免引發群體事件，甚至避免爆發流血的暴力革命。
然而，這樣的善意能喚醒麻木不仁的權貴勢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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