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出于好心勸我讓一步，把“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改為“自古中國文人多文匪”。

朋友的好意我心領了，但這個字我不能改。

道理很簡單：要衡量是非，就必須有切實可行的客觀標準，不能憑主觀想象、主觀好惡、主觀印象判定是非。用“勞動創造物質財富和為創造物質財富服務”是唯一可行的客觀標準。離開這條，一切都會變成可以憑主觀任意發揮的東西，肆意歪曲的東西。改了這個字，就等于不再堅持用同樣的客觀標準判斷事物，而是看人下菜牒，用主觀愿望代替邏輯判斷。

這里有個立場問題。如果你靠勞動創造財富為生，那對這個衡量標準就沒什么不可理解的——你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被別人用種種借口巧取豪奪白白占了去，你做何感想？站在勞動者的立場看，不勞而獲白白把別人的勞動果實據為己有的行為是不是匪行徑？如果是，那不管過去現在都一樣。如果不是，那不管過去現在也都一樣——憑什么過去白白占有別人的勞動果實不算搶劫，如今就算？難道這是個很復雜的是非問題嗎？我不管別的，就管一條：你白占別人的勞動成果就是搶劫，搶劫就是匪。你就是說破天，也不能把白白占有別人的勞動果實說成是自己的勞動所得。如果你不靠勞動創造財富為生，或者希望不勞而獲，那你自然不反對為白白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找借口。“存在決定意識”。存在不同，立場自然不同。

要推翻“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也容易，舉出幾個畢生自食其力、從不曾白白占有過別人勞動果實的古代文人（官方認可“文人”身份的人）為例就行：靠什么為生，如何與社會等價交換，與此同時做出了哪些不朽成績，等等。

——于是有人質問了：“是不是文人是不是由您來具體裁定？您是不是還可以將歷史上的正面人物根據您的需要裁定為‘非文人’”？——是不是文人當然不是我說了算。古代等級森嚴，當了文人就有特權，不是想當就當得成的。怎么才算文人都有一套官方規則。具體規矩各個朝代未必一樣，有興趣不妨自己查查，免得又說是我“裁定”。

——“古代的很多士大夫都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并且幾千年前的士大夫就有民重君輕、以人為本的思想。此類士大夫怎么能算是匪呢？”

如果匪不匪的標準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有沒有“民重君輕、以人為本”的思想，那今天在“以民為本”、“道德的血液”、“代表”這“代表”那的旗幟下巧取豪奪老百姓的人又該怎么算？來點好聽的就可以把不勞而獲白白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算正當，這買賣誰不會做？

——“黎陽還用勞動觀來偏面地審視世界。難道勞動觀里沒有腦力勞動嗎？腦力勞動帶來的人文精神可以忽略嗎？甚至可以象你這樣妄加質疑嗎？我認為自食其力的勞動是重要，但勞動不是一切，更不是評判一切的標準。”

“勞動不是一切”，掠奪才是一切，對不對？就憑這句話就可以看出這位“明鏡”的狐貍尾巴——“道不同，不相與謀”。你跟我們不是一路的，最好屬于哪兒就上哪兒混去。豬鼻子插蔥不等于象，狼披上羊皮照樣是狼。裝模作樣喊兩句“拳拳愛國心”、“偉大的毛主席”就恬著臉跑這里來當攪屎棍，你不嫌臟我還嫌臭呢。

所謂“精神財富”如果不跟物質世界的東西掛鉤，沒有客觀的物質財富為衡量，不以對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生產是否有利為標準，“財富”不“財富”誰知道？誰都可以說自己在夢里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精神財富”，世界第一，宇宙第N，誰不承認誰就是腦殘智障……是否如此，誰能說得清？最后必定誰有權誰說了算。其實這樣說的人的真正目標是用這種主觀認定的“精神財富”把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換走”（“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口口聲聲“精神財富”，實際仍然不免與“物質財富”掛鉤）——就如股票，本不過是一張紙，硬被說成是“財富”，用這種強加的“財富”換走別人實實在在的財富后又變成了一張紙。

沒有“為創造物質財富提供服務”這一條，“腦力勞動”同樣沒有客觀標準。挖空心思剝削老百姓也很費腦子，是不是也算“腦力勞動”？從老百姓身上刮了錢是不是也算“創造財富”？如今的文匪“精英”們不就是這樣干的嗎？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不正是這種邏輯嗎？沒了這一條客觀標準，就沒法區分腦力勞動和腦力剝削的不同，不是把腦力勞動全算成腦力剝削，就是把腦力剝削全算成腦力勞動。

——“黎陽的文章說中國碰到‘既掠奪財富又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國家就一敗涂地。從這里，不顯見中國的這一套不如外國的嗎？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長期領先世界又該作何解釋？”“黎陽的文章用來批評當今‘精英’有一定的可取性，但用來說明中國長期停滯落后挨打卻是解釋不通的。試問，按‘文匪治國’的邏輯，中國歷史上科技文明遙遙領先世界的那段‘更長的時期’怎么解釋？”

毛澤東說：“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說“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那是不是毛澤東也在否定“歷史上科技文明遙遙領先世界的那段‘更長的時期’”？

中國“歷史上遙遙領先”第一不是文匪的功勞，因為他們從來不致力發展科學技術。第二跟中國“歷史悠久”、起步早有關。第三是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先進不先進自己當時并不知道。當與世隔絕被打破后，你的好東西人家很快就學過去了，人家的好東西你卻拒絕學，而拒絕學的根本原因在于為了維護孔孟之道的絕對權威、確保“學而優則仕”。說到底是文匪的歷史罪行。

資產階級既掠奪財富又創造財富是《共產黨宣言》說的，不是我瞎編。中國封建社會文匪只掠奪財富不創造財富，導致了中國落后挨打，導致了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面前一敗涂地，這是歷史事實，也不是我瞎編。連這個歷史事實都不承認，卻給承認這個歷史事實的我扣上個“不顯見中國的這一套不如外國的嗎”的結論，無非是想給我定個“全盤否定中國歷史”的漢奸罪名。罪名的確大得嚇人，但是太牽強附會，客觀效果是暴露自己的淺薄無聊兼無知——你連槍帶棒的想打我，結果卻是連馬克思和毛澤東全掃了進去。

——“把今天的要求放到歷史上，哪里有好人啊？難道要求古人就要搞社會主義，黎陽才滿意嗎？這不是太可笑了嗎？”“估計只有古人一生下來就搞共產主義，黎陽才能滿意吧？這不是太功荒唐了嗎？憑什么就認為古代文人都不是勞動人民呢？憑什么？”

用今天的標準衡量古人的某些行為與用今天的標準要求古人不是一回事。考古人員用今天的公制單位度量古人的身高，不再用古代語言說“身高八尺”，而說身高一米幾幾，這并不意味著要求古人采用公制度量衡。我以“不勞而獲白白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為標準度量“中國古代文人皆文匪”，并不意味著要求古代文人就該當共產黨（指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真共產黨，不是兼職資本家的偽共產黨）。

（古代文人是不是勞動人民我“認為”了不算，自己查資料考證去。詳細的說法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不再重復。）

實際上不是我“把今天的要求放到歷史上”，而是有人把歷史的爛貨硬塞給今天——如今不還在尊孔、讀經、“學而優則仕”嗎？還在口口聲聲“以德治國”、“道德的血液”嗎？你稍一懷疑，人家馬上搬出“民族傳統”、“文明遺產”來鎮壓，你敢批判就給你扣上個“徹底否定民族文明”的“漢奸”帽子，而對鼓吹“黃色文明劣等”、“中華民族劣等”的真漢奸則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同流合污。說白了就是文匪把古代當成現代的“防空洞”，風聲不對立刻鉆到“古代”躲起來，等你一轉身立刻又蹦回“現代”繼續胡作非為——最典型的就是文匪的“學而優則仕”。你一批“學而優則仕”，它馬上搬出“民族文化遺產”當擋箭牌。你不管這一套，它就說你“全盤否定民族文化”。你如果被嚇住，它一轉身馬上把歷史上的“學而優則仕”變成現在的“學而優則仕”。要破除今日文匪的倒行逆施，就必須追根究底，決不被文匪所謂的“否定民族文化”的大帽子嚇倒。

——“黎陽，要慎解歷史！”、“當黎陽用今天的眼光，來審視二千多年前孔孟的時候，不可太苛求”、“這段文字無須我多言，稍微有些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錯得多離譜！”

奇了怪了。那么多文匪“精英”對中國歷史胡說八道也不是一年兩年了，怎么從不見這位“明鏡”要求他們“慎解歷史”、要求他們“不可太苛求”？劉亞洲說“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面循環”“我曾說過中國人基本是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沒有信仰，不是指沒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國人信的東西最雜，包括氣功大師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說深一點，就是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這種人是不會把自己的關心范圍擴大到家庭、甚至個人以外的。如果擴大出去，一定就是傷害別人。這樣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盤散沙’？”朱學勤說帝國主義侵華史是“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至于“正說吳三桂”、“正說李鴻章”、“正說洪承籌”、“正說清十三帝”、“替秦檜翻案”、全面否定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史、叫囂“族毛”等等顛倒黑白更是肆無忌憚泛濫成災。怎么這位“明鏡”對這些就能熟視無睹、屁都不放一個？我跟劉亞洲針鋒相對時，你那面“明鏡”掛在哪里？為什么不管文匪如何曲解歷史你都不吭氣，我一開口反駁你立刻“放屁纂拳頭——臭來勁”，跳起來要我“慎解歷史”、“不可太苛求”？明明拉偏架，還假腥腥什么“一屁股坐在真誠討論的立場上，說對說錯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明鏡”？明明是專門扭曲事實的“哈哈鏡”，而且還是掛在文匪屁股門上專門照別人、專門歪曲別人形象的“腚門哈哈鏡”。你以為假模假勢來兩句“包容”我就會把耳光當按摩？

——“你能抹殺文人的作用？”

我不會“抹殺文人的作用”，更不會抹殺文匪的作用——“千古怪圈”的偉大歷史作用不都幫你發現宣傳出來了嗎？哪里抹殺了？你嫌不足，自己是騾子是馬牽出來溜溜呀——是貢獻了“四大發明”，還是出了個缺席的諾貝爾？是再造了中國，還是拯救了宇宙？一樣一樣細細說出來。只要是事實，我可以負荊請罪。如果說不出來，那就別“狗掀簾子——賣弄嘴功”。

——“若按照黎陽的文人就是文匪的說法，那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是敵人？”

歪曲。毛澤東領導的革命要消滅剝削，肉體消滅了所有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嗎？

——“孔孟之道肯定不可能全面的，如果孔孟之道是全面的，要你黎陽干什么？”

這話等于廢話。任何東西都可以說“肯定不可能全面的”。不管全面不全面都跟要不要我無關——我如果承認“因為不全面所以要我黎陽”，那就上當了：不自量力，自比孔孟……

——“孔孟也絕不是如黎陽所說的那樣的糟粕，那樣的低級下流。如果孔孟真如黎陽所說的那樣，那么孔孟在中國歷史中肯定占據不了那么重要的位置。”

又是歪曲。我說過孔孟之道不是沒有可取之處。但孔孟之道本身如何是一回事，被文匪利用權力宣傳成什么樣又是一回事。就象歷史上的陳世美本人如何是一回事，被扭曲宣傳成一個忘恩負義的形象是另外一回事。既然被宣傳成了干壞事的工具，那人們抵抗干壞事的時候自然不免要傷及這個工具。孔孟之道被歷代文匪鍛造成了一個掠奪財富的工具，要反抗掠奪就不可避免傷及這件工具。企圖利用歷史上的孔孟掩護被文匪改造過的用來搶劫的孔孟本身就是一種卑鄙。至于“在中國歷史中肯定占據不了那么重要的位置”之類更是狗屁不通：文匪向來不擇手段，為了掠奪需要根本不在乎利用權勢無中生有把一文不值的東西宣傳成無比神圣的東西，比如八股文，比如“三扣九跪大禮”，比如“三寸金蓮”，比如“三從四德”，比如“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憑一時的喧囂和聲勢來判斷是非價值是無聊文人的淺薄表現。

“人急懸梁，狗急跳墻”，文匪急了發狂，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邏輯都顧不得了：“我種地瓜是勞動，黎陽寫文章是不是勞動？”、“黎陽先生自己寫此文時顯然不是為了通過勞動創作與人交換以謀生的，寫此文時算文人還是非文人呢？”——是不是勞動、算不算文人憑自己常識判斷不出來？“揣著明白裝糊涂”，即便再重復一百次也照樣白搭，多余浪費口舌。

魯迅說：“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

看看魯迅的這段話，再看看“明鏡”的如下“推心置腹”，實在與魯迅有同感：

——“但黎陽的拳拳愛國心是可昭日月的。從黎陽激昂的文字里，可以看出，黎陽先生是善于思考，并且對很多事情有獨特見解的人，其精神是可貴的。偉大的毛主席說：一切觀念都有其片面性真理，所以黎陽的觀念也有其片面真理。”

——“黎陽固然有黎陽的道理，但黎陽一定也有黎陽的缺陷。我寫這篇文章就是告訴黎陽或類黎陽者：要慎解歷史，要辯證地看歷史，要一分為二地看歷史。弘揚毛主席思想的人，自己怎么可以不恰當使用毛主席的思想呢？我們不能象新華書店里的員工：賣書者不看書。” 　　

真是“打個巴掌再給個甜棗”，先“用鞭子打我”——“稍微有些知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錯得多離譜！”、“勞動不是一切，更不是評判一切的標準”，然后來幾句甜言蜜語：“拳拳愛國心”、“可昭日月”、“激昂的文字”、“善于思考”、“有獨特見解”、“精神是可貴的”，最后來兩段假腥腥：“包括我對黎陽提出的意見里面所包含的觀念，同樣有其片面真理和片面謬誤。”——你的“片面真理和片面謬誤”在哪里？嘴上說說而已，實際哪里認帳？表面上挺公平：送自己一個“同樣有其片面真理和片面謬誤”，送我一個“黎陽的觀念也有其片面真理”，好象不偏不倚，實際你的“同樣有其片面真理和片面謬誤”是空城計，空空洞洞，什么具體內容沒有，而給在“黎陽的觀念也有其片面真理”的“公平正義”旗幟下把我的觀點一掃而光，再扣上頂“賣書者不看書”的帽子。用你的空頭支票換我的實實在在，還落個“公平寬容”，如意算盤打得可真不賴。

不過對不起，“腚門哈哈鏡”“捧殺”的高帽子我不要，“罵殺”的大棒子我也不尿——什么“要慎解歷史”？老子偏不聽你的，偏不按你的規定“慎解”，偏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怎么著？不就是給我扣帽子、打棍子、封我的網嗎？隨您大便，老子不在乎！反正我早被人罵慣了，打慣了，封網封慣了——即便我乖乖聽你的去“慎解歷史”，人家就不罵、不打、不封了？你那兩下子有了不多，沒了不少，無足輕重。“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有多大能耐就都使出來好了，我恭候便是。不過我會按毛澤東的主張辦：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予以適當的答復——我沒條件打疲勞戰，只能在覺得有必要出手的時候才出手，免得上當，免得被文匪們的車輪戰術拖死。

我犯這個倔不是跟哪個人過不去，更不是為跟“腚門哈哈鏡”們賭氣。說到底是為了駁斥“中華民族劣等論”、“中華文明劣等論”。

為什么中國歷史悠久卻淪為落后挨打？什么原因？誰的責任？如果找不出原因，查不清責任，那就意味著中國落后挨打活該，天注定，那除了“中華民族劣等”、“中華文明劣等”還能得出什么結論？——既然不是任何人的過錯，誰也沒做錯什么，誰也不怪，那除了怪中國人自己劣等、怪中華文明劣等外還能怪誰？如果根本不找原因，那就更劣等了——一個民族落后挨打居然不找原因，那就是說挨了打還滿不在乎，根本不想改變挨打命運，那不跟低等動物沒區別了？

既然要找原因，既然要追究歷史責任，那就必須弄清中國幾千年始終不變、始終占統治地位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一目了然：孔孟之道，“學而優則仕”，文匪治國。中國幾千年，朝代變了又變，皇帝變了又變，就這一套沒變。而這一套核心就是剝削有理、壓迫有理、不勞而獲有理、掠奪財富有理、欺壓勞動創造財富有理。這么明顯的事實，這么明顯的因果關系，有點常識就能認識。不承認是這一套阻礙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導致了中國落后挨打，可以，請你給出個更令人信服的答案來——你倒說說看，是誰必須對中國落后挨打負責？證據何在？不找歷史原因，給不出答案，拿不出證據，卻專刁難別人，專門給努力找歷史原因的人扣罪名，往輕了說是犯混，往重了說是文匪的同謀，替文匪掩蓋歷史罪行。

文匪治國是中國千古大患。不根除文匪之患中國永無寧日。要根除文匪就必須從根源查起。判斷是否文匪只有一個切實可行的客觀標準，就是是否通過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物質力量；或者為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物質力量提供服務、與社會等價交換為生。離開這個標準就不可能根據客觀標準判斷誰是文匪誰不是，就必將只能陷入憑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說了算的老陷阱，就必然最后還得回到唯心論的認識論的老路去。

魯迅說中國歷史就倆字——吃人。我認同魯迅的判斷，跟著說吃人的都是匪。魯迅今天為文匪所不容，我跟著被文匪所不容有什么奇怪的？文匪不容只能證明我沒錯，所以我堅決不改，寸步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