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立法惡貫天地，開胸驗肺鬼神皆驚
——從青年民工“開胸驗肺”看精英立法的荒謬絕倫
張宏良
下面所附文章是關于一個青年民工為證明患有職業病而開胸驗肺的相關報道和評論。青年民工張海超患有的職業病塵肺，是任何一個專業醫生“從胸片上用肉眼就能夠確診”的病例，可是相關法律規定，職業病確診必須由用人單位提供資料，除此之外任何醫院的診斷都不予承認。由于用人單位不愿意在利益上選擇自殺行為，拒絕提供相關資料，青年民工張海超在耗盡財產、上訪無效的萬般無奈情況下，便采取了開胸驗肺這一驚世駭俗的慘烈選擇，開膛破肚掏出自己的肺來，以證明企業和職業病防治所對自己的侵害和冤枉。于是，《飛狐外傳》中剖腹洗冤的慘烈一幕在現實中重演，貧苦農婦鐘四嫂為了證明年幼小兒沒有偷吃惡霸鳳天南的鵝肉，在關帝廟中將年幼小兒剖腹示眾，以證清白。金庸武俠小說中惡霸制造的慘案，居然變成了當今中國的現實，并且還是帶有普遍性的現實。之所以說是帶有普遍性，就在于逼迫張海超開胸驗肺的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不像鐘四嫂剖腹殺兒那樣是由于個別惡霸的逼迫。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講，中國正在兩個方面悖逆世界發展潮流，突破人類文明底線。一是經濟改革的私有化悖逆了世界發展潮流，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歷史順序是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目前世界正處于由國有化向社會化轉變的過程中，而中國卻悖逆世界經濟發展大潮，由國有化返回私有化，并且私有化的途徑，既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一般剝削方式實現，也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通過平均分配實現，而是像戰勝國士兵對戰敗國百姓通常采用的方法一樣，是放手搶劫。幾個權貴富豪湊在一起一嘀咕，工廠、土地、住房等就變成了他們的資產，美其名曰是改革，并且改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老百姓敢于反抗，就動用武警進行鎮壓。與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相比較，更加悖逆世界發展潮流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這第二個問題在突破人類文明底線方面走得更遠，迫使青年民工張海超進行人神共憤的開胸驗肺，就是這種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的結果。
本來，民主化和法治化是一個好東西，是人類社會自始至終追尋的政治目標。可是，中國精英集團卻將最邪惡的內容注入了民主和法治，把民主和法治變成了傷天害理的作惡工具。他們把單一的政治精英統治稱為是專制獨裁，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權錢學相結合相交換，稱為是民主，從而把民主嚴格定義為是精英民主，集團民主，在精英集團內部實行民主。簡單講，就是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聯合執政，任何一方都不能獨裁。這種精英民主不僅把老百姓排除在民主之外，并且其主要任務就是剝奪和鎮壓老百姓的民主要求。他們把現代社會的大眾民主要求統統妖魔化是“大民主”，通過對現代社會大眾民主的妖魔化，把中國政治改革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歷史標尺，穿越歷史時空牢牢固定在了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框架之中，不僅徹底剝奪了老百姓作為人的基本人權，甚至還剝奪了老百姓作為動物的畜生權，因為畜生作為財產至少還會受到主人的愛護，而往死里壓榨工人的血汗，則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方法。為了在整體上把老百姓置于畜生不如的絕望境地，精英民主創造了一整套曠古未有的罕見法律體系，其特點就是抽掉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所有倫理內容，特別是抽掉了大眾政治時代的現代政治文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從而使法律完全變成了作惡工具。
此前我們一直強調，20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推動西方國家進入和諧發展時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國家開始由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過渡，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再僅僅只是反映精英集團的利益和愿望，同時也開始部分地反映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愿望，所以西方國家才能結束歷史上的各種動蕩，進入政治和解和社會和諧的發展階段。其中，大眾政治在法律方面的主要體現，就是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的實施。所謂自然法原則，就是把自然存在于人民大眾之間的天理良心，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法律條款，凌駕于所有社會法之上，是檢驗所有社會法的唯一標準；只有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條款，才有存在的理由和約束力，相反，凡是與自然法相對立的法律條款，則統統都要加以廢除。所謂公眾立法原則，是指在立法程序上要由公眾立法，而不像以往那樣完全由精英立法。由于是公眾立法，法律必然會反映公眾利益，這就杜絕了通過立法損害公眾利益的渠道。可以說，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高法律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共同訴訟制度，就是這兩大現代法律原則實踐的結果。在共同訴訟制度條件下，絕不可能出現開胸驗肺這樣荒謬絕倫的慘烈現象。
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開胸驗肺這樣慘不忍睹的現象，就在于中國的法治建設走上了與世界政治文明發展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是以社會法代替自然法，打著弘揚法治的旗號否定所有倫理道德，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倡導法治，實際上是在用少數精英的利益和愿望代替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愿望。社會法代替自然法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徹底消除了法律懲惡揚善的倫理性質，把法律變成了作惡工具。本來，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應該是道德為本、法律為用，法律是強制貫徹社會道德的工具。如果抽掉法律的道德內容，法律勢必只會變成作惡的工具。二是以精英立法代替公眾立法。由于抽掉了法律的道德內容和倫理性質，法律完全變成了純粹技術性的東西，自然就成為少數精英壟斷的專業知識，成為維護精英利益、約束和懲罰社會公眾的工具。
如果是在沒有大變革的社會平穩發展時期，這種精英立法的危害性還相對較小一些，因為沒有大規模搶劫掠奪的機會，立法者的主要任務只能是維護社會正常的剝削秩序。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的精英立法，就屬于此種類型。《水滸》里的高太尉，堂堂一個國防部長，卻無法把林沖一個軍校教官置于死地，最后不得不采用黑道方式加害林沖，就是對當時精英立法的典型詮釋。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精英立法的任務，是要維護整個剝削社會的穩定，而不是為一部分人搶劫另一部分人提供法律工具。但即便如此，精英立法形成的法律與道德的背離，同樣造成了社會的極端黑暗和人民大規模起義，《水滸》把一百單八將幾乎全部塑造成為殺人犯罪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封建社會法律與道德與人民的背離性質。而當今中國的精英立法時期，恰恰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急劇變革時期，并且不是一般的財富重新分配，而是改變根本制度的社會財富大洗牌。作為主導社會財富大洗牌的社會精英，他們既是社會財富的搶劫者，又是財富搶劫的立法者，現在把搶劫者和立法者同時集于一身，必然會形成以往我們多次談到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可怕現象：“西門慶立法”。
為什么說“西門慶立法”最為可怕？大家看一下《水滸》就會明白，《水滸》中僅僅是西門慶賄賂法官，還沒有形成西門慶立法，就已經造成老百姓無路可走的極端選擇：要么像武大郎那樣含冤而死；要么像武松那樣殺人造反。而如果直接由西門慶立法，則武松連打官司的機會都沒有。與當代青年民工張海超相比，武松的幸運在于至少還有打官司的機會，因為當時法律沒有規定武松打官司必須要持有西門慶提供的資料。而張海超的不幸就在于，他要想狀告西門慶，就必須持有西門慶提供的資料，而西門慶又絕不可能提供此類資料，所以他除了開膛破肚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選擇。可見，以往社會一般精英立法與當今西門慶立法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一般精英立法的結果是老百姓打不贏官司，而當今西門慶立法的結果是老百姓根本就打不了官司。并且，《水滸》中在判決武松流放的同時，更加嚴厲地判決了王婆凌遲處死，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道德倫理，多多少少顧及到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這也是當時尚未形成“西門慶立法”的結果。如果放在“西門慶立法”的當今社會，不僅被處死的一定是武松而絕不會是王婆，并且王婆還一定會成為媒體競相采訪的輿論明星。不給道德和正義留有絲毫存在的空間，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的本質特征。
此前我們多次講過，如果站在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角度，站在東西方文化相交融的角度，客觀地回顧現代世界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當今西方國家兩大現代司法原則——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恰恰是在吸收和改造中國文革政治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共同訴訟制度，簡直就是文革政治探索的制度化翻版。在此，我們再次遇到了一個相同或者類似的歷史問題，既然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來自于中國的政治探索，為什么西方國家憑借這兩大原則建立了現代政治文明，而唯獨把這兩大原則的發明者中國拋在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如同當初西方國家憑借中國的技術發明進入了工業社會，而唯獨把工業文明的發明者中國拋在了工業社會后面一樣。答案很簡單，就是中國精英集團對文革的仇恨形成了對文革的全面否定，仇恨情緒代替了理性思考，徹底打斷了中國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不加任何區別地把自然法原則歸結為是所謂人治，把公眾立法原則歸結為是大民主，從而使中國的法治建設一開始就走上了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道路。由于把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統統歸結為是文革浩劫的產物，而這又恰恰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原則，這就使中國精英集團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不可避免地放棄或者繞過了西方現代政治文明成果，而把曾經導致社會動蕩混亂因而目前已被西方國家否定的陳舊政治文化，當作現代政治文明引入了中國。由于這些陳舊的西方政治文化完全是少數人用來欺壓多數人的，根本不顧及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特別適合中國精英集團的統治，便有意識把這些西方國家已經淘汰的陳舊政治文化，當作現代政治文明大肆宣傳，故意欺騙人民。
不僅在朝的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這樣做，在野的文化精英也跟隨這樣做，在朝野持續30年的共同鼓噪下，構成現代政治文明的大眾民主和現代司法原則，便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數千年來一直存在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精英民主，由于統治階級內部各個精英集團之間的斗爭同樣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在沒有爆發大規模階級對抗的條件下，那些暫時處于弱勢的精英集團（如現在的文化精英）便故意把這種精英集團之間的斗爭，渲染為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斗爭，竭力欺騙人民群眾充當他們之間斗爭的炮灰（如同89年那樣）。但是，由于中國精英集團——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文化精英，在欺壓和搶劫人民群眾方面做得太露骨太過分，后來已經很難再繼續欺騙人民。這便又造成了各個精英集團紛紛投靠西方國家，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吳三桂道路，恰恰西方國家正需要通過中國的內部勢力分裂和肢解中國，這就使中國的精英集團和西方國家在客觀上形成了共同利益。為了實現和維護其共同利益，他們需要中國人民一盤散沙，需要中國人民萎靡不振，需要中國人民充滿負罪感，需要中國人民處于落后文化狀態，而做到這一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對文革的控訴，通過這種控訴讓中國人感覺自己狗屁不是，一文不值，除了盼望成為西方國家的奴才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出路。
中國就是在這種控訴中走上了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道路，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越來越對立，越來越被動。對外，在控訴文革和控訴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距離世界現代政治文明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距離世界現代政治文明越來越遠，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眼中缺乏政治文明、沒有人權觀念的野蠻國家。即便是對中國十分友好的西方***和西方左翼人士，面對中國脫離現代政治文明的問題，也越來越感覺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樣替中國辯解，大家所能選擇的唯一理由，就是官方提出的所謂國情不同。顯然，國情論是沒有任何根據沒有任何道理的理論，國情不同只能成為政治文明類型不同的理由，而不能成為拒絕政治文明發展的理由。況且中國還不僅僅是拒絕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而是在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張海超的開胸驗肺就是典型，這種情況不僅在現代西方國家不會出現，甚至在中國封建社會都不會出現。《水滸》展現的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把當時封建社會所有罪惡全部集中到了一起，即便如此，書中所有案件都沒有要求受害者必須持有害人者提供的資料才能打官司，不僅當時宋朝的法律沒有此類荒謬要求，估計查遍古今中外所有法律都不會有此類要求，此類法律簡直把老百姓欺負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哪怕是稍有絲毫良知都不會設立如此荒謬絕倫的法律。或許有人會說，《職業病防治法》不過只是一部荒謬法律，并不能代表中國整個法律體系。其實，除了《刑法》之外，比《職業病防治法》更加荒謬無理的法律比比皆是，比如虧了白虧的《消費法》，騙了白騙的《證券法》，撞了白撞的《交通法》，搶了白搶的《物權法》，還有那些無法無天、如狼似虎的執法大隊等，無一不是在照搬歐洲中世紀的社會模式。不僅中國的世俗社會在仿效歐洲中世紀的發展模式，甚至連中國宗教都在仿效歐洲中世紀的發展模式，全國所有寺廟道觀都在變相發行贖罪券，據說少林寺一柱高香已經賣到了數千元。可以說，正是在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控訴中，把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經濟制度和中世紀的政治法律制度，變本加厲地搬到了中國，徹底鏟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性法則，把中國完全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
雖然今天控訴文革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分化瓦解中國的工具，已經成為國內官僚買辦集團掠奪百姓的工具，但是這種控訴依然會繼續下去，這是由文革本身性質決定的。文革主要矛頭就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就是說一要打倒政治精英，二要打倒文化精英。由于政治精英是物質領域的統治者，文化精英是精神領域的統治者，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控訴文化大革命，文革必然會被妖魔化為洪水猛獸。其實，即便沒有文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照樣會成為妖魔化的對象，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妖魔化就是典型。妖魔化文革只不過是一個借口，實際上是妖魔化所有反抗剝削和壓迫的人民革命，是復辟成功的剝削階級對人民革命的控訴和清算，是返回中國的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控訴和清算。有文革他們就妖魔化文革，沒有文革他們就直接妖魔化社會主義，直接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中國人感覺到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愛國有罪，人民有罪，甚至中華民族天生就有罪。俄羅斯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通過議會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禁止妖魔化蘇聯歷史。俄羅斯擁有上千個政黨，是當今世界政黨最多的國家，可是在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這個問題上卻能夠基本保持一致，為什么？就是因為大家看到了妖魔化蘇聯歷史，已經成為國外顛覆勢力和國內寡頭勢力掠奪國家和人民的政治旗幟，而持續20年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妖魔化堆積了大量的歷史謠言，如果讓人民陷入這些謠言當中去辯解去爭論，勢必會造成日趨嚴重的社會內亂，俄羅斯將永遠也難以強大起來，所以干脆立法禁止妖魔化蘇聯歷史。就是這一個法律，僅僅這一個法律，動蕩的俄羅斯便立刻穩定下來，所有國內外顛覆勢力立刻消失得干干凈凈，俄羅斯人民再次恢復了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在依然經濟薄弱的基礎上迅速成為了一個強大國家，建立起了讓世界銀行都大加贊賞的“窮人增長模式”，即GDP的絕大部分都增長在了窮人身上，恰好與目前中國的“富人增長模式”完全相反。
從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比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持續30年妖魔化文革和俄羅斯持續20年妖魔化社會主義，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和國家永遠鎖定在被告位置上，永遠鎖定在被掠奪被凌辱的位置上。期間，俄羅斯人民幾十年的勞動積蓄被掠奪一空，俄羅斯國家的所有浮財被先后兩次金融崩潰洗劫得干干凈凈；中國國內14萬億產業資本被外資控制，同樣數量的外匯資產被外國占用，各種資源正在被逐漸掏空。俄羅斯在金融資產被洗劫一空之后醒悟了，中國卻仍然被緊鎖在民族自虐和肆虐人民的枷鎖之中。控訴文革已經成為為所有邪惡進行辯護的政治擋箭牌，無論干下什么罪行，哪怕是曠古未有的最邪惡罪行，回答永遠都只是那同一句話：你們文革那時還打死過人，大躍進那時還餓死過人！無論你批判什么，回答也同樣都是那句話：你們是要回到文革時代！對此我們要說明的是，文革有沒有打死人暫且不論，大躍進有沒有餓死人也暫且不論，社會能不能回到過去時代同樣暫且不論，退一萬步來講，即便是文革真的打死了人，大躍進真的餓死了人，難道就能夠成為現在剝奪百姓一切的理由？就能夠成為照搬原始積累時期和歐洲中世紀的理由？就能夠成為逼迫老百姓開胸驗肺的理由？并且，如果說肯定某一個時期的政治探索，就是要回到某一個時期的話，是不是文藝復興運動就是要回到古羅馬古希臘時期？其實，稍微認真觀察就會發現，所謂要回到被妖魔化的文革時代，已經成為打擊所有人民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萬能罪名，無論站在任何角度看待任何問題，哪怕是站在現代西方的角度上看問題，只要是替人民說話，只要是反映人民愿望和維護人民利益，立刻就會被扣上要回到文革時代的大帽子，然后肆意進行妖魔化。30年來中國之所以很少有人替老百姓說話，以至于在老百姓福利保障被剝奪干凈的情況下，擁有13億人的中國仍然沒有一家替老百姓說話的左翼報刊，就是妖魔化文革并把妖魔化的文革用來打棍子扣帽子的結果。
妖魔化文革和“要回到文革時期”這頂大帽子，已經讓老百姓遭受到了滅頂之災，如果任憑其發展下去，那么接下來將要遭受滅頂之災的，則有可能是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才講過，妖魔化文革不過是一個突破口，是一個政治幌子，其真正目的是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妖魔化中華民族。俄羅斯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看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時代的真正目的，是要妖魔化整個俄羅斯，才立法禁止了妖魔化斯大林時代。許多人總是擔心禁止妖魔化文革時代，會被誤以為是要回到文革時代，其實這種擔心沒有任何必要，俄羅斯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并沒有任何人認為俄羅斯是要回到斯大林時代。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只不過是徹底堵塞了國外顛覆勢力和國內寡頭勢力顛覆俄羅斯的思想輿論渠道，與所謂回到斯大林時代沒有任何關系，所謂要回到某某時代，不過是敵對勢力誣陷的借口而已，即使沒有這個借口，同樣也會有其它誣陷借口。這是目前中國***人必須十分清醒的一個重大緊迫問題。
開胸驗肺，奇冤震天，以致前些天河南省六月飛雪，再現《竇娥冤》中的悲天一幕。如果在發展到逼迫老百姓開胸驗肺這種地步還不覺醒，那么，歷史留給中國***人覺醒的機會將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