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漢的法律困境

劉仰

    美國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作為一個經濟整體，在世界上排名第八。這與前幾年硅谷的迅猛發展有關。但是，近日來，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入，加州的財政面臨巨大困難，加州政府不得不進入破產的倒計時，時間為30天，看看這30天里，有誰來出手拯救加州。關于加州破產的問題，可以討論的話題很多，全面展開討論，交給專家去做吧，我只說點小事。
    現在的加州州長施瓦辛格曾經是世界健美冠軍，后來當了演員，飾演了很多硬漢形象，在銀幕上懲奸除惡，拯救人類于邪惡，拯救百姓于水火。但是，施瓦辛格當了政治家，與他銀幕上的硬漢形象有點變化。拯救加州人民于水火之中，拯救加州百姓于邪惡勢力之中，不能像銀幕上一樣，只靠硬漢的肌肉和武力，要靠很多錢。施瓦辛格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加利福尼亞州整個進入破產倒計時了。沒有錢會出現什么事情呢？很多政府該做的事情就沒法辦了，于是，在援助沒有到來的時候，施瓦辛格不得不想一些辦法，緩解政府徹底破產的早日到來。其中辦法之一就是減少開支。施瓦辛格計劃大幅度減少教育、醫療、監獄的開支，并給公務員減薪。我想對減少監獄開支問題說點看法。
    美國號稱是全世界法制最健全的國家，但是，這樣一個法律密如蛛網的國家，并沒有減少犯罪，反而是一個犯罪率很高的國家，全美國大約有1%的人呆在監獄里。這么多人在監獄里，費用就很高。完全靠法制治理國家，的確需要很多錢，窮人消費不起復雜嚴密的法制。監獄費用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其他如制定法律、實施法律、執法機構、法律糾紛的爭吵和解決，都需要大量的錢。法律的重要原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當沒錢的時候，連這種平等也很難維持。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介紹過，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監獄經費緊張是普遍現象。為了緩和這個局面，美國亞利桑那州監獄管理方提出，向犯人家屬收費。對等條件是，犯人家屬如果付費多，犯人在監獄里就可以提高生活標準，比方說，享受與其他犯人不一樣的伙食，不一樣的住宿條件等。這就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嚴重挑戰。假設兩個犯人犯了同樣的罪，判處同樣的刑期。按理說，他們應該在監獄里擁有同樣的生活條件，以顯示法律的公平。但是，如果犯人有錢就可以享受更好的監獄條件，法律的平等就被金錢的不平等完全破壞了。而這樣的事情，在很多奉行金錢至上原則的人看來，沒有什么不妥。否則，監獄經費不夠，政府也拿不出錢，如何解決？
    美國早就有將監獄管理私營化的主張，而且，一部分監獄已經在這么做了。監獄管理私營化的具體措施，還沒有完全了解。想來，無外乎是這樣：政府出一部分錢，企業用經營監獄的方式賺一部分錢，以維護監獄私營化的利潤。監獄私營化以獲得利潤的手段，一是讓犯人勞動，生產監獄產品。這種產品的成本較低。例如，很多訂票的熱線電話，可以讓犯人做。再比如，微軟曾經也把產品包裝交給監獄。再比如，在艾滋病泛濫之前，美國贏利性的血庫，也從監獄犯人那里采血。監獄私營化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在金融危機之后提出的，向犯人家屬收費的辦法，部分費用用以補貼監獄管理費用，部分費用用于犯人的不同生活待遇。我在想，美國一貫主張誰出錢誰老大，向犯人家屬收費后，一旦犯人對監獄管理人員說：你的工資是我們家給的，所以你必須聽我的！美國監獄管理人員該如何回答？
    上述辦法，還是想方設法利用監獄賺錢，在監獄賺錢也困難的時候怎么辦？硬漢施瓦辛格曾經給人的印象是，把所有壞人都抓起來，或者讓所有壞人都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當了州長之后，施瓦辛格面對沒錢的狀況，放棄了過去的硬漢形象。為了減少監獄開支，施瓦辛格說，要讓一部分犯人提前釋放。犯人提前釋放也不是不可以。一般來說，提前釋放犯人的原則是，犯人經過監獄教育，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離開監獄對社會不會有新的危害。但是，如果是因為沒有錢就將犯人提前釋放，這樣的原則，很可能會遭到破壞。也許，施瓦辛格心里說，一旦這些家伙離開監獄再犯罪，我就可以再把他們抓起來，重新恢復我的硬漢形象。這可能是施瓦辛格重出銀幕江湖的先兆，當然這是一個笑話。
    于是我們看到，沒有錢，法制也很困難。當然，這不是不要法制的理由。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按照2500年前孔子的說法，提倡道德可以讓人們減少犯罪。從今天美國加州以及其他州監獄的經費困境看，孔子的主張才是緩解監獄經費困難的根本方法。但這不是一個立竿見影的辦法，而是一個長期的措施。現代西方社會把道德放在次要位置，大力提倡自由，卻不提自由應有的約束，導致犯罪數量大增，再想起要把道德放在首位，已經來不及了。道德與法律應該是這樣的關系：社會首先提倡道德，讓人們減少犯罪和侵犯他人的欲望。法律是在道德失效的地方出現的最后的強制手段。以商業為例，如果廣泛注重誠信，就可以減少很多商業欺詐。在注重誠信的氛圍中，如果還有少數人搞商業欺詐，那就毫不客氣地采用法律武器。而現在，大家賺錢第一，誠信處于很不重要的位置，商業欺詐層出不窮，再嚴密的法律之網都管不過來。甚至連法律都沒有誠信，成為營私舞弊的工具。所以，法制是需要的，但不能迷信法制，以為法制就能解決全部問題。在法律法制之上，社會還需要一個更高的道德價值標準。
    再說一點法制之外的話。像美國加州這樣瀕臨破產的地方政府，不是只有加州一個。美國很多州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只不過加州的問題最為嚴重。這個問題還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很多人說西方社會好的時候，常常把西方社會的高福利作為例子。而高福利就是政府要有錢。我們看到，加州政府沒錢了，施瓦辛格就要削減福利了。這還不是單獨現象。歐盟最新公布的稅收年度報告稱，“高稅收和高福利”并不是最好的辦法，它有可能導致公共財政不能可持續發展。歐盟的這個看法，很可能導致二次大戰以后形成的“福利國家”模式發生重大改變。我認為，這種改變必定會在未來出現。它的根本意義就在于，“福利國家”所需要的外部條件，不可能永遠存在，一旦世界體系變得相對公平，“福利國家”模式就難以為繼。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應該有提前的預見能力。對于“福利國家”模式，我在《中國沒有榜樣》一書中也簡單提到，核心的概念只有一個：中國發展現代化，沒有一個現成的西方模式可以成為榜樣，中國必須尋找適合自己，乃至適合世界的新模式。也許，到西方“福利國家”模式破產的時候，人們對此會有更加真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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