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除了呱呱墜地的嬰兒，就再也找不到沒撒過謊的人了。然而若找個把拿撒謊當飯吃或用撒謊換飯吃的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一個人若能把撒謊修煉到昧著心舔著臉，把謊話當真話講的程度，撒謊對他來說，就又像排氣兒一樣成了件輕松愉悅的事兒。不過氣兒一旦排出去，想回收再重新加工就難如登天了。一個人說句謊話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不斷撒謊不斷圓謊。撒謊是為了騙人，圓謊是為了在撒謊未達到效果時，避免謊言被戳穿。

撒謊之后的效果很難預計，只能騙到哪算哪。但是至少要做到有廣度，讓盡可能多的人相信。最好還能持久，盡可能讓信謊的人，吃過頓飯、拉完泡屎，睡上一覺后都不察覺。能做到這種程度才算得上真高手。當然，很多情況下謊話就像是使用一次性衛生用品，達成預定目的后就可丟棄。正常情況都不會回收換裝再次使用。因此，謊話能不能揭穿都沒關系，只要達到目的，人格和信用這點兒損失，是取得利益所必付的成本。若有人將丟棄的一次性衛生用品撿回，稍做處理便重復使用，這就不正常。自用的話是招人惡心，為牟新利益復用，就不只是付出點兒人格和信用成本那么簡單了，付出的大概就該是他做人的老本兒了。

羊屎七頻道有個《致富經》的專題。前段時間，整了個配合林權改革的系列節目。九月十二日播出的是“喚醒沉睡的財富”“二十九個紅手印”的故事。這個故事簡直就是二十八年前那故事的重排復演。重復過去故事的企圖是什么，要達到什么目的都可以不管。然而，既是編故事，就該讓故事情節合乎邏輯，內容前后呼應。既是講故事，就會世人皆知，就更該把故事編圓，起碼也要達到能自圓其說的程度。若想通過編故事追求一個不能明言的利益，故事的編創就更要考慮故事情節是否合邏輯，內容前后是否能呼應。否則很難有好效果。誰都知道，有些時候外人很難分辨哪個是故事，哪個是謊言。一般來看，故事多半是娛樂別人，而撒謊絕對是為自己取得利益。如果把撒謊當故事講來騙取利益，用不光彩的手段，怎么也不會是為一個高尚的目的。

二十八年前，中國發生過一個按手印的故事。這個故事曾被說成是偉大的思想解放成果。按下十八個手印和三個名章，卻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按手印雖說是個故事，但手印肯定確有其實，按著十八戶的手印和名章的那張紙，已成了國家博物館的館藏文物。

故事有這樣一個開頭：“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窮極了、餓極了的鳳陽縣小崗人終于忍無可忍。時任小崗生產隊隊長的嚴俊昌和副隊長的嚴宏昌、會計嚴立學召集全隊在家的18戶戶主聚集在嚴立華家的破草屋內，秘密商討分田單干的事(農民首創了“大包干” )。這在當時可是要冒殺頭的危險。”看到這樣的描述，人們的腦海里最先涌現的應該是新中國建立前，那些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斗爭的中共地下黨員的形象。然而，這個故事卻發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年底。反到象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內地，那些堅持地下斗爭的國民黨特務故事的開場。真要了解按手印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就不能不回顧那個年代，究竟當時的政治生態和環境究竟是個什么狀態，會不會出現故事開場講述的那種神秘兮兮、恐怖兮兮的情況。

毛主席生前把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工作交給了華國老來打點。華國老空前絕后擔任著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一個月后，十月六日，“四人幫”經他手全部被抓。這么做若不是早有打算，便是這一個月里，在兩種力量間，他感到“四人幫”成了最大威脅。這么個大事兒發生后，他應忙著考慮今后該怎么辦“四人幫”。最大的威脅力量被徹底鏟除，又得到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擁護，照說該輕松駛入快行路一展宏圖。可不知何故，剛過四個月，一九七七年二月，他似乎又感到出現了問題。迫使他發出事后被證明是加速他失敗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的高論。面對現實的危機，華國老大概是試圖再借毛主席余威，救他出危局、脫困境。誰知適得其反，“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王震等人的發言公開與華國鋒唱反調，并得到與會代表的支持和擁護”（《共鳴》雜志“鄧小平復出內幕”）。可見“兩個凡是”是毫無作用，并沒有什么人因此而膽怯。此時的華國老相當孤立了。到了四月份，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繼一九七七年十月“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萬歲！”之后，又再次給華國老寫了封明看奉迎認錯，實則毫不退縮犀利進攻的信。不顯山不露水的暗批了華國老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還要求連同前信一并印發全黨。對華國老來說，對此若察覺不出，那他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真就完全不及格，根本就算不上是個真正對手。他的領導，對黨和國家來說，早晚都將是災難。若他雖心知肚明，但并無良策，倒臺也是必然，僅剩下選個時間等待發生了。至此，盡管華國老為首的保守勢力和支持力量還在，但大勢已去，再無力決定形勢發展和控制局面。等待的只能是四處挨打、疲于應付，全面被圍剿而無力招架。

一九七八年五月，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胡耀邦的指揮下，改革勢力發起了對華國老為首的保守勢力和支持力量的全面進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公開發表，就是沖鋒號令，之后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全面清剿。到十二月，第一階段目標已經完全達成。以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為標志，宣告了此次改革勢力取得了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當年十一月，在胡耀邦主持下制定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則是取得階段性勝利局面下的乘勝追擊，是成功突破后的展開和深入。農業是公有制下的薄弱點，改革從農民身上入手比從工人開始更易取得成效。至此全國人民旁觀著，在農村上演的這場改革大戲。雖然這時華國老的職務沒變力量尚存，但已到了無力自保的程度。

為什么按手印的故事會發生在安徽鳳陽？主要是由于萬里當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權力絕不輸當今省長），而他才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真正先鋒。當時鳳陽縣的縣委書記陳庭元（理所當然也應該是縣革委會的主任）緊跟省委書記改革步伐，全面落實省委書記改革主張，全力支持小崗生產隊“包產到戶”的改革做法。萬里，安徽省最大的官兒。如何知道自己轄區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說法不一。有種說法是萬里親自到基層視察，大概是沒留神碰上了。按此一說，小崗生產隊的秘密被泄露，不是生產隊有叛徒出賣，就是上面打進間諜刺探，再不就是省里最大的官兒一到，因害怕而自己禿擼出來的。還有種說法是當時梨園公社的干部對縣委書記支持小崗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不滿，告到省里而驚動了省委書記。當然還有第三種說法，最先是讓鳳陽縣縣委書記陳庭元發現的，咋發現地沒有說，只說是隨后他給小崗生產隊想了個“瞞上不瞞下”的辦法，“包產到戶”干起來，把事兒瞞過去。無論那種說法，都說明小崗生產隊就沒把蹲大獄掉腦袋當回事兒，這種打死都不會說的事兒，無論是公社的干部，還是縣里、省里的官兒，下面沒人舉報告密，公安機關也沒立案偵察，咋就能了解到小崗生產隊社員在夜黑人靜秘密會議上“賭咒發誓”定了個決不反悔的協議。

這里最值得一說的是縣里最大的官兒。知道了該蹲大獄掉腦袋地事兒，不處理不上報，居然還出了個“瞞上不瞞下”的主意。縣里最大地官可不是普通種地的農民，能出這種主意，一定有把握天大的事兒和P大的事兒都一樣能瞞住。真要如此，這種能一手遮天地官兒，能玩“瞞上不瞞下”就也做得到“欺下瞞上、一掌遮天”。黨和政府各級官員若都這樣獨控一方，中央可真就被困中央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萬里到鳳陽視察發現了被蒙瞞下來的秘密。詢問縣委書記時，聽到的是語焉不詳的回答，可萬里大度，不僅沒有追究欺瞞上級的罪過，甚至還欣然允許了小崗生產隊的做法。小崗生產隊的社員一九七八年底才在被稱作“生死契約”的文書上按了手印，哪想到半年之后竟然是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可能早已預見到根本就沒“生死”啥事兒，養孩子這樣的話只是需要才那樣說。否則，誰會拿蹲大獄砍腦殼不當回事兒呢？分了田種下的糧食還沒收，鳳陽縣最大的官兒知道了，安徽省最大的官兒也知道了。當然太講究細節很多故事就很難被創作出來，急切需要趕工出來的作品難免有紕漏存硬傷。

隨手摘段馬立誠新作《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第四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春潮初起”“農村突破”這一節的一段“其實，萬里已經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支持包產到戶的措施。早在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農村工作會議就通過了一個被稱為‘安徽六條’的文件。文件規定，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制，可以責任到個人。這就為農民自發地搞包產到戶開了路。”安徽省通過的這個“六條”規定是經過萬里、顧卓新、趙守一等省委主要領導充分醞釀討論的。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安徽省委召開全省縣委書記參加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萬里在會上做了著名的講話《最重要的生產力是人》。“萬里的講話讓干部們吃了定心丸，統一了思想，一致通過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六條規定》）”“六條”出來之后，安徽省積極落實，省里派出工作組深入到社隊，直接指導生產隊落實。“在一九七八年許多生產隊在沒有任何指令的情況下，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由此看來，至少在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不存在任何風險。小崗生產隊一九七八年年底才秘密協議進行“包產到戶”從時間上看，和省里其他社隊相比是落后的，不過他們的創新是整了個秘密的“生死契約”，再一聽是冒著殺頭風險簽下了“生死契”，這故事確實夠震撼人心的。

但是，震撼人心的故事未必真實，至少小崗生產隊的干部一九七八年底簽協議時沒絲毫危險。甚至他們都未必真的打算去為“包產到戶”蹲大獄砍腦殼，按馬立誠書中的說法兒“包產到戶”的結果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實際上“剩下都是自己的”還應該有一個更準確的說法“剩下才是自己的”，即便是中國進步到了今天這種程度，農業照樣還是靠天吃飯的產業，像遇到今年重慶這樣的大旱、福建的臺風暴雨洪水，哪怕是把土地全部私有化，也照樣P用不管。

農民未必就算不過這個帳，大頭都交上去了，為自己留下的那么點兒，卻是用玩兒命冒險才能得到。真這么做，就真有了點兒“公而忘私”的味道。中國曾經的那個共產黨，為了理想無私地貢獻自己的一切，也不過如此。小崗的社員當初真打算這么做，這件事兒可就成了馬立誠所尊崇亞當·斯密“大多數人的‘私人打算’”是“包產到戶的生命力所在”的反證。按亞當·斯密的理論，自私的人都是最會算計的人，冒了這么大的險，卻得那么丁點兒的利，大概連雷鋒這樣的“傻子”都能算的明白---不值，難道那些為“私人打算”的小崗人算不出來？就算社員算不明白，難道隊干部也算不明白？真是讓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搞不明白。以前，就算打不下糧食不僅不欠國家的，國家還要救濟。這下可好，國家的救濟不要了，收上收不上的不管，還得先交夠國家留足集體，冒著坐牢砍頭的風險換來的竟然是這么個損害自己有利國家和集體的結果。除了馬立誠們，天底下有誰能編出這么個，為“私人打算”的人們干這種傻叉事兒的故事？亞當·斯密若知道馬立誠這么糟蹋自己的理論非大嘴巴扇他不可，這簡直就是罵人嘛。

但是，馬立誠到是也用另外的語言揭露了小崗生產隊的隊干部一九七八年年底干的那些事兒，根本就沒什么風險。他在書中這樣講：“這畢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了，大氣候不一樣。各地干部對此少不得睜一眼閉一眼。如果這些事發生在‘文革’中，‘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大帽子早就扣上去了。”看見啦？小崗生產隊干部社員按手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發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那個年代各地干部都只用一只眼兒看東西，哪怕就是“文革”，也不過是扣過去個大帽子，哪里到的了蹲進大獄砍掉腦殼的程度。講得為了P大個事兒卻要冒生命危險那么恐怖，這不是說萬里管轄的安徽很黑暗嘛。有這么夸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功臣的嘛？

在馬立誠的書中還介紹到，由于包產到戶的全面實行，確實也引起了點兒風波“1979年3月14日，在報社編前會上，一位副總編輯告訴李克林，中央農口的領導同志給報社負責人寫來一封信，并附一封河南讀者來信，說當前農村出現了搶牲口、搶農具的混亂現象，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分隊現象，影響了集體經濟的鞏固，要報社趕快發表這封讀者來信，并把他的指示改成評論一起發表。”《人民日報》并沒改寫成什么評論，僅僅就是發了一篇加了編者按的讀者來信，居然說在國內引起了很大反應，有誰信？盡管那個年代人們確實會關心兩報一刊的社論，但對《人民日報》加了編者按的讀者來信決不至于到這種程度。當然，若是抱著投機心理干事兒的人，見風使舵沒立場的人，當然對此會敏感。如果不通過從黨報上揣摩中央意圖，而決定自己該站在哪一邊兒，等見到中央文件時豈不就來不及了。堅持改革和投機改革的人，看了這篇文章之后絕對會有完全不同的表現。這篇讀者來信刊登后鳳陽縣發生了什么呢？馬立誠在書中這樣說：“鳳陽縣更是人聲鼎沸。縣委書記陳庭元頂住了，仍然堅持大包干。萬里叫秘書打電話給鳳陽，對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說：“《人民日報》能給你飯吃？”可見有省和縣的官兒，才是“包產到戶”真正的主心骨兒。萬里才是真正地堅持改革不動搖。通過秘書讓鳳陽縣明白，安徽省不歸《人民日報》管。

小崗生產隊的隊干部有沒有蹲大獄掉腦殼的思想準備呢？再摘馬立誠的書中的一段

“1980年1月的一天早晨，瑞雪初霽。

剛剛開完省人代會的萬里來到小崗。他踏著泥濘，來到人口多、勞力差的關友江家，竟然見到儲存著數千斤糧食，不由贊道：‘這回討飯莊不再餓肚子了！’他又走進嚴宏昌家，嚴宏昌向萬里訴苦說：‘有人說我們小崗包產到戶是拉歷史車輪倒轉，挖社會主義墻腳。’萬里被激怒了，回答說：‘誰這樣說，我就問問他，如果他有更好的辦法，能使農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沒有更好的辦法，誰要說你們開倒車、挖墻腳，這個官司交給我替你們打好了！’”事情剛過了一年多，省委書記就進了家門兒，為了“包產到戶”曾打算蹲大獄掉腦殼英雄，居然因為被人認為“我們小崗包產到戶是拉歷史車輪倒轉，挖社會主義墻腳”而向省委書記訴苦。可見當時，他們準備蹲大牢掉腦殼而簽“生死契約”時，一定認為“包產到戶”不是在拉歷史車輪倒轉，更不是挖社會主義墻角，如果是在做一件為社會主義增磚添瓦的事，卻被送進了大牢砍掉了腦殼，小崗生產隊一定是在資本主義的舊中國。他們簽“生死契約”時一定認為是在做一件會受到法律懲罰的事兒，人都大無畏到這種程度了，即便事情敗露，后事兒可都安排好了，定會坦然面對，怎么會向安徽省最大的官抱屈？怎么也該表示寧蹲大獄掉腦殼，“包產到戶”絕不回頭的決心。如果，今天那些失地農民遇到省里最大的官進家門兒，訴訴苦告告狀還能夠理解，畢竟他們自己的后事兒沒安排，眼前的事兒自己又解決不了。小人之見，當初“發誓賭咒”簽下“生死契約”時，就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所作所為完全有可能是未計后果的一時沖動。如果真是編故事編出來的，真難為他們能想出這么個“蹲大獄掉腦殼”的情節來。

真說到風險，當時最危險的并不是小崗生產隊的社員干部，而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馬立誠《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中有這樣一段介紹。“1978年秋，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向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痛陳農民的貧困絕望，提出非把土地劃給農民建立責任田不可，否則無法扭轉危局。華國鋒不同意，他說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地灌入農民心中，抓緊階級斗爭，才能振興農村。”一九七八年時的華國老，雖已勢衰但畢竟頭銜還在。還好萬里和華國老發生爭執時他并不勢孤力單。馬立誠在書中這樣說“華國鋒、萬里兩人爭論時，葉劍英、鄧小平在場。萬里得到鄧小平支持，鄧小平插話時重申了他的“貓論”，葉劍英也站在鄧小平一邊。”話雖這么說，別管有沒有人在敲邊鼓，畢竟是萬里直面中共中央主席，誰敢說這不是一次空前絕后為農村改革的力搏。看了這段，若把主角兒換成自己，告我誰不出冷汗？萬里不出？那他就是吃了豹子膽的英雄。

當然，萬里也并不是孤軍作戰。盡管很多書籍和文章現在都會忽略這一重要情節。對于開創中國農村改革先河的四川省是不能不說的。更不能忘記，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去世的趙紫陽同志。他和萬里并肩改革，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功臣。當年吃米去找萬里，吃糧就得找紫陽同志了。然而九十年代以后，這個為中國改革和中國農村改革出了那么大力的人，居然常常被言必稱改革的人給遺忘了，這可是實在不應該。甚至就連馬立誠這種一腦子新思維的人，新作中關于農村改革那么大事兒，趙紫陽這仨字兒居然也只字兒沒提，改革的各個大小功臣都在卻獨獨少他，實在讓人費解。

當時，四川省也在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領導下，開始了相同的農村改革。做的并不比安徽省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遜色。有本書《萬里在安徽》講了這樣一件事兒“剛剛恢復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條》，拍案叫絕，當即給予熱情的肯定。他出訪巴基斯坦途徑四川時，曾推薦給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插嘴：呵呵，也回避趙紫陽仨字兒。時任四川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就是趙紫陽，省委主要負責當然就是他），四川省委不久就頒布了《農村十二條》。于是安徽、四川兩省先于全國開始農村改革的拓荒。”現在農村改革已經勝利了，地分完了，糧也足了，種糧的地一部分要退耕去長草，哪里還有荒可拓。農村改革出了個“三農問題”副產品，這種問題靠拓荒肯定也解決不了。然而，這種時候遺忘或遺漏農村改革先鋒和先烈，抹煞或剝奪他們的功勞，應是市場經濟條件一種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歌頌改革成果和評價改革英雄，大概不能采取這樣的手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小崗生產隊秘密簽定了“生死契約”而一九七九年“包產到戶”就已遍布全國。馬立誠在書中介紹了當時的情況“1979年春天，各地農民紛紛行動起來，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劃分，三家五戶結為小組，共同擁有這一份土地。到春耕時，全國已有200萬個村的3億社員采取了這種行動，這在當時叫包產到組。”這么偉大的行動，如果和幾個月前小崗生產隊神秘兮兮的做法相比，小崗生產隊的表演痕跡顯然是太明顯了。

還有一件被大多數著作和文章忽略的事情。但在田紀云前副委員長的文章中卻提了一句“‘包產到戶’也叫‘家庭承包經營’，現在說起來很輕松了，一則因為大家都享受到了這一改革的實惠，二則它載入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但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它違背“兩個凡是”，違背當時黨中央的《決定》，也不符合當時的憲法（1978年憲法肯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按照傳統觀念，就是搞資本主義。”事實確實如此，一直到了一九八二年憲法“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才消失，一九九三年憲法修正案中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才被家庭聯產承包所代替。可見中國農村改革是先“不合法”的干，然后再通過法律追認，最后再強調“依法治國”來維護。創新嘛，自然就不能受舊制度舊法規的約束和阻礙，否則，制度創新從哪里來，創新國家怎么建。改革嘛，怎么能夠讓舊的法律和制度，阻礙和約束改革的開展和深入。法制嘛，如果不把新的法律體系建起來，又依據什么來保衛改革的勝利果實和維持國家長長地治久久的安。

二十八年前，小崗生產隊按手印搞“包產到戶”看來根本就沒風險。雖然“包產到戶”的改革看起來違反《憲法》。改革嘛，哪能四平八穩循規蹈矩。但二十八年后，羊屎又講了個為“林權改革”而冒生命危險按手印的故事。故事的地點、人物有點兒變，但基本情節都很相似。有堅持改革的村民，有帶領村民的黨員，還有支持改革的縣委書記，同樣是“違法”，同樣是要冒生命危險。前面已經講過了，故事情節最好還是不要回收復用，免得招人惡心或賠了做人老本兒。羊屎怎么就沒點兒創新精神，真編不出個與時俱進的故事嗎？讓村民們要求人大廢止過時的舊法規，新法規制定后，在主流經濟學家和堅持改革不動搖的大小官員領導下，民主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和一些已經致富了的能人帶頭下，完成了“林權改革”，到處是郁郁蔥蔥的林子和滿林子的鳥。現在，主流們不是都四處找合法性依據嘛，明擺著合法的事兒不干，非干這種違法的事兒。非要干成后再費勁八啦的去找合法性依據，就不嫌累？莫非這也是中國農村改革先鋒開創的一個副產品？現在改革主流們要求的“程序合法，主體公正”確實要強調，也必須要堅持。否則，冒殺頭風險改革的人越來越多社會還咋和諧。因此，羊屎在都建立了和諧社會的二十一世紀，講二零零三年還有村民冒生命危險按個手印的故事，法律不追究也就算了，咋能還講故事到處宣揚。當然，誰的明白二十九手印肯定有，但這個故事的情節肯定是瞎編，是撒謊。我們現在可是一個法制和民主的社會，任何人只要沒有證據證明可以收監槍斃的罪過，只要沒有經過法律的審判，法律不會制裁你，你就是把腳印都一塊兒按上去，最多也就是協議不受法律保護，告到法庭最多也就是落個協議無效的判決。哪有什么冒生命危險的事兒。自己編了故事，撒個小謊都沒啥，可不能給國家添亂，讓國際社會有錯覺，現代中國哪是這樣沒人權不民主。羊屎你以編故事為職業，真就不會把故事也編的職業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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