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峰當市長應該是個好事　　　　

這些天沒上網，今天注意到大家對一個29歲的周森峰當上一個縣級市的市長很在意，有些人說好，有些人懷疑有什么背景。看到報道，說周森峰是河南禹州神垕鎮一個農民家的孩子，是湖北“引進”碩博士從政后當上市長的。貧道覺得，這是個好事。　　　　

說實話，現在的官員并不代表能力、品德好，相反，多數情況下倒是能力、品德比較差的人當官了。而且也不是哪個人官階高，哪個人能力更強品德更好，相反情況也多得是。就這一點看，對周森峰當市長表示不滿的人的判斷邏輯是有矛盾的：如果你認為官員并不代表優秀，幾歲當官都不該在意。　　　　

貧道前幾年一個帖子，說選官最好的辦法是抓鬮。為什么呢？因為現在當官已經有了“路子”，什么是“路子”？就是有了明確的規則和路徑。規則很簡單，就是學歷和政績。學歷好辦，現在大學生占人口比例已經很高，在職進修和發各種文憑的機構多得是。政績不重要，真正的政績是“不出事”。因此，明的規則基本沒用，有用的是所謂潛規則。也就是關系、賄賂等。也就是升官是靠跑的，跑的主要內容賄賂和拉關系。這是你看到大量官員不干什么實際事情，大部分精力都用來跑官的主要原因。賄賂和拉關系是很難制止的，因為都是在私下里做的。那么，在潛規則中，當官的規則和路徑其實是很清晰的。就是：誰跑得勤，誰臉皮厚，誰出錢多，誰當官的可能性大。由于錢和跑官所花時間是可以計量的，規則和路徑就很可靠。這是形成目前官員腐敗和官員體系爛臟化的主要原因。　　　　

一個有規則和路徑的當官體制，基本制止不了腐敗。西方用投票方法選政務官（也就是議會和市長等，局長等都是任命的），腐敗就少些。那么，票選為什么會減少腐敗呢？說透了，是增加了“偶然性”。因為選民的意愿不像錢的數量那樣確定。當然，西方選舉本質上還是離不開錢，因為多數選民并不真正了解候選人，選民是受公眾輿論引導的，公眾輿論是主流媒體和選舉人的活動引導的，而這些都要錢。誰的錢多誰容易當選。記得有人曾經在這里大肆宣傳邁克爾·布隆伯格人紐約市長時坐地鐵上班、拒領高薪和沒有辦公室，但是不說他是花了一個億美元當上的市長，而競爭對手選舉籌款不到1千萬。　　　　

由于“公眾完全掌握選舉人信息”從本質上講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任何選舉都有潛規則，都有確定性。最沒有確定性的選舉是什么樣子？是抓鬮。也就是在合適候選人中用抓鬮來確定。有些人會以為貧道在說笑話，誰會用這種方法來選舉？其實，希臘人就曾經用這種方法來選舉。斯巴達最高執政團體是5個監察官，每年輪換，監察官就是從全體公民中通過抓鬮選舉的。由于斯巴達公民（全部為男性）從小就受到嚴格的教育和訓練，幾乎所有人對如何維護斯巴達人利益都有共識，因此，這種抓鬮方法一樣為斯巴達的政治決策提供的制度保證。斯巴達在很長時間是希臘諸城邦中最強大城邦之一。　　　　

多少年來人都有個誤區，認為當官的一定是人群中最有能力，最有道德的人。這本身就是錯誤。首先，能力是多樣的，做行政官員的能力與做一般事情需要的能力本來就不同。其次，做行政官員所需要的能力其實算不上什么能力，無非是協調、妥協能力罷了。至于道德對不同崗位的人來說也不是一個標準。一個普通人看來道德很完美的人做官并不見得給大家帶來好處。東羅馬才華橫溢的斯提里克也是個道德典范，不僅不受女色和財富誘惑，而且面對昏庸的皇帝和玩陰謀的元老院不斷對自己的制約恪守君臣之道。在明知對方可能暗殺自己時，還讓衛隊留在城外只身去元老院做辯解，無論道德還是勇氣都是一流的。但他自己被殺，整個國家和老百姓都遭到異族侵害。同樣的事例還有大家熟悉的岳飛。一個道德能力都很好的官員本來就是鳳毛麟角，而且不一定就是一個好官。因此，把道德和人品作為選官的原則是很可笑的。　　　　

貧道不才也當過市長，恰好就在周森峰的老家（當時他還在上小學）。貧道自認為能力、人品都不錯，但同樣覺得自己并不適合做官員。因此，在一次可以升官和辦學的選擇中選擇了后者——做官的能力和需要的習性貧道并不具備。　　　　

正是因為大家以為德才兼備是官員的最高原則，于是都上當了。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選官體系，其實是值得借鑒的。科舉考試考的是什么？是儒家典籍。儒家典籍說了個什么道理？基本是忠君愛民。也就是上對朝廷負責，下對百姓負責。皓首窮經，多年訓練，潛移默化，懂了這些道理，就足以做官了。一個行政官吏本不需要什么才能道德的。知道這兩點就確實夠了。　　　　

改革以來官員選擇和升遷體系是逐步變壞的，貪官也是越來越多。為什么呢？市場經濟造成資本與權力勾結是一個因素，選官和升遷的規則越來越明確，確定性愈來愈強也是一個方面。改革前，升遷的潛規則是“派系”，你是鄂豫皖的干部，恰好鄂豫皖出來的做了領導，你升官的可能就大。你是冀魯豫的干部碰上個鄂豫皖的領導，只要不在運動中挨整就不錯了。改革初期打破了這個潛規則，干部年輕化知識化。一個無黨派中學教師可能突然就當上教育局副局長了，幾年后當副市長的也有。一個廠里的年輕工程師，組織部怎么一篩選恰好就是你了，就成了重工局的副局長、局長、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副省長……。這個時期沒有跑官的，因為跑也沒用。后來，知識化不成為約束因素了，潛規則就出來了。　　　　

一旦以貪污賄賂為中心（跑就需要錢）的潛規則出現，貪官就必然產生，行賄就必然成為慣例。貧道前一段曾經舉一個被判無期的哥們的例子，他上千萬受賄款竟然基本是幾千元一筆的“冰敬”和“碳敬”——八月十五和春節下級干部送的。要減少受賄顯現就必須打破目前當官的潛規則。唯一辦法就是增加偶然性。偶然性越強，跑官可能性就越小。一個市長空缺，找3個基本合格的干部，用抓鬮辦法確定，有人會拼命擠進這3個候選名單中，為此要花不少錢都可以。候選人變成30個，想擠進去的人就少多了。如果還有人愿意花錢，候選人擴大到100個，恐怕沒人再有興趣了。花了10萬元有三分之一可能性當市長，還有人干。花10萬元有百分之一可能當市長，傻子才干。　　　　

讓周森峰這樣高學歷的當市長，起到了提高門檻的作用。這些人當了官，就減少了一些一般人當官的可能性，也使跑官的路子窄了些。總算不算壞事。但也算不上好事，因為路子窄了，只要必然性存在，無非多花點錢而已。而只要他們多花錢，貪污受賄總規模不會小，還會大。況且，一個博士、碩士當市長，不見得是好事。無非是襯托出60年前那些泥腿子市長“水平低”而已——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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