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其實，我也是一個演員
 

 作者：游走游走游走游走


　
　　
　　
　　“山西奴工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令人瞠目，令人氣結！自認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對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對丑惡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丑惡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夢都不曾料到的。
　　那樣的監工，那樣的窯主，以及躲在窯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臺老板，他們還是人嗎？用禽獸來形容他們，我認為一點也不夸張。甚至禽獸不如，因為禽獸不可能這樣有計劃、有組織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為一個產業鏈。”
　　
　　這是笑蜀先生在《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中精彩言論。言論中表現出來的莫名的驚詫，異常的興奮，出奇的憤怒，讓讀者如我者記憶深刻。
　　
　　不過把山西黑窯事件的本質說成是叛亂，我卻不甚明白。什么是叛亂呢？一般是指公開反對現政權的行為，通常還有武裝行動。象山西黑窯主這樣，一經曝光就作鳥獸散，也敢稱叛亂？
　　什么是本質呢？我們經常說透過現象看本質。比方說雷聲和閃電的現象是強烈的光和巨大的聲音，本質是帶電云團之間的放電。具體到黑窯事件，現象是限制人身自由和強迫勞動，而本質，從歷史上英國的羊吃人、美國的黑奴、尼泊兒的童工、舊社會的包身工，大家應該可以看出端倪，不必我多說了吧？
　　
　　
　　山西黑窯的源頭在哪里？大部分網友都提到廣東的血汗工廠。我認為這個論斷是很正確的。
　　假設你是一個不甘貧窮的山西農民，你看著廣東人走私販私發財了，看著廣東的黑社會發財了，看著廣東人發展黃賭毒發財了，你怎么想？準備怎么辦？
　　假設你是一個不甘貧窮的山西工人，你的正規國營工廠，在廣東血汗工廠的競爭下和在走私物品的打擊下倒閉了，你看著廣東的血汗工廠主發財了，看著廣東工廠偷稅漏稅發財了，你怎么想？你準備怎么辦？
　　于是，黑磚窯就誕生了嘛。
　　
　　
　　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的gdp貢獻巨大，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利潤大部分流向了境外也是事實吧？廣東同時也是全國走私販私的發源地，黑社會的發源地，黃賭毒的發源地，血汗工廠的發源地，偷稅漏稅的發源地，這也是公認的吧？
　　
　　
　　對于充滿正義感的笑蜀先生，我主觀認為，他對廣東的走私販私、血汗工廠，應該是深惡痛絕吧。可是，我發現我錯了。
　　
　　
　　笑蜀先生在最新力作《為了兌現對人民的承諾》中，對廣東大力發展走私販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甚至提高到了執政黨兌現對人民承諾的地步！
　　執政黨什么時候做過這樣的承諾？
　　為了擠垮自己正規經營的國有企業，執政黨承諾大力發展走私販私？承諾大力發展血汗工廠？承諾對血汗工廠的偷稅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為了讓人民安居樂業，執政黨承諾大力發展黑社會？承諾男人民進血汗工廠？承諾女人民上大街賣淫？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原始資本主義難道是一個東西，兩個名字？
　　原始資本主義因為其充滿血腥的特點，已經被西方拋棄，結果被我們換了名字撿了起來，笑蜀先生認為，這就是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
　　
　　
　　我們不得不重溫一遍笑蜀先生義正詞嚴的聲音：“山西奴工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令人瞠目，令人氣結！自認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對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對丑惡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丑惡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夢都不曾料到的。
　　那樣的監工，那樣的窯主，以及躲在窯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臺老板，他們還是人嗎？用禽獸來形容他們，我認為一點也不夸張。甚至禽獸不如，因為禽獸不可能這樣有計劃、有組織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為一個產業鏈。”
　　
　　可是把山西黑窯換成廣東血汗工廠，笑蜀先生的態度就是180度大轉彎！
　　我不得不懷疑他的莫名的驚詫，異常的興奮，出奇的憤怒-----是真的嗎？
　　
　　
　　如果要選華人圈最佳演員，我會投兩票。
　　第一票我投給周星馳，他的名言是：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第二票我投給笑蜀先生，他的名言是：其實，我也是一個演員。
　　
　　
　　
　　
　　山西奴工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叛亂
　　笑蜀
　　（本文放棄版權，歡迎轉載）
　　
　　
　　山西奴工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令人瞠目，令人氣結！自認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對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對丑惡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丑惡到了這樣極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夢都不曾料到的。
　　
　　那樣的監工，那樣的窯主，以及躲在窯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臺老板，他們還是人嗎？用禽獸來形容他們，我認為一點也不夸張。甚至禽獸不如，因為禽獸不可能這樣有計劃、有組織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為一個產業鏈。
　　
　　而且他們吃的不是普通人，他們吃的是孩子，是那些乳臭未干，本來應該享受呵護、享受溫馨的孩子。他們卻被誘騙和綁架到黑窯，在監工的皮鞭下，在狼狗的環伺下，披星戴月地勞作，饑寒交迫地勞作。他們連奴隸都不如，在監工的眼里，在窯主的眼里，他們不過是會說人話的動物而已，不過是牛馬而已。
　　
　　這是比奴隸制還要黑暗、還要丑惡一萬倍的黑暗和丑惡。而這樣的黑暗和丑惡，竟發生在現代文明世界，發生在當下中國！這是對所有中國人的羞辱，甚至可以說，這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羞辱！！！
　　
　　就不提博愛了吧，縱然可以對他人的生死不聞不問，但，誰不愛自己的孩子？誰能夠容忍自己的孩子落到那樣的境地？但只要那樣的奴工產業鏈存在，誰又能夠擔保，自己的孩子不會突然哪一天從自己的身邊消失，而落入黑窯的魔爪？
　　
　　那樣的奴工產業鏈，因此不止是對所有中國人的羞辱，不止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羞辱，更是對我們，對看起來與此事似乎不相干的每個人的潛在威脅，亦即對公共安全的潛在威脅。沒有哪個人應該置身事外。
　　
　　不單奴役人，而且奴役少年兒童，這是對人道的徹底顛覆，這是對于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這是一場叛亂，沒錯，這的確是一場叛亂，比打家劫舍更嚴重的叛亂，跟孫二娘與張青在十字坡開店賣人肉包子一樣血腥的叛亂。
　　
　　這場叛亂顯然提示我們，當地事實上已經出于一種緊急狀態。奴役罪——這個文明世界最重的罪——在當地此起彼伏地發生而得不到遏制，說明當地已經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治理，甚至已經不再屬于文明世界，而已經淪陷了，成了那些吃人的禽獸們嘯聚的山林。
　　
　　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權利質疑當地基層政府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我們有權利質疑當地官員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適用舉證倒置，如果當地基層政府以及當地官員不能以確切的證據，證明自己與當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無干系，那么我們就有權利宣布他們有罪，即便法律不這樣宣布，我們也有權利在道義上這樣宣布，我們就有權利，把當地基層政府、把當地官員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讓他們的子孫千秋萬代地為他們蒙羞！道理很簡單，那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維持的奴工產業鏈，沒有公權力的配合，是完全無法設想的。
　　
　　所幸，畢竟是朗朗乾坤，那樣的人類毒瘤不可能永遠逍遙于輿論的陽光之外，那些令人震撼的黑幕，終于大白。因為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于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這固然是不幸中之萬幸，但是這還不夠。如前所述，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這不是普通的法律事件，這在本質上是一場叛亂，這場叛亂威脅著我們的公共安全，威脅著我們的社會秩序，威脅著整個的文明世界！對這樣的緊急事態，必須運用雷霆之手段，予以迅速處置！換句話說，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板，予以堅決鎮壓！對于所有后臺老板，即便他們躲到九霄云外，即便他們老到風燭殘年，也要把他們揪出來，該進監獄的進監獄，該上絞架的上絞架，一個也不寬恕！
　　
　　國家的職責是什么？國家的職責主要就是保境安民，就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嚴！為了每一個家庭的歡聚，為了每一個孩子的歡顏，國家機器的鐵拳應該朝著黑窯高高舉起，把它們砸成粉碎！！！

為了兌現對人民的承諾
　　笑蜀
　　
　　
　　改革開放是一條寬闊的大河，氣勢恢宏，卻也兇險莫名。多少潛流翻涌，多少暗灘密布。這樣的大河之旅，因此決無可能是一次輕松的度假之旅，而毋寧說是一次空前的政治歷險和精神歷險。
　　
　　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連休假。這時他已從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上退下來。一天，他外出散步，路到盡頭，他卻不肯回頭，而是猛然一跳，跳到了下面的斷層沙灘上。爾后他朗朗大笑：“我終于安全著陸了！”
　　
　　是的，他終于安全著陸了，沒有像他在福建的老戰友項南那樣遭到重創，沒有像他在海南的老部下雷宇那樣蒙受奇冤。當然，更沒有像他的很多老領導那樣，在后來的政治狂飆中悲壯地沉沒。
　　
　　他終于安全著陸了。但他并沒有止步。他甩開衛士，在沙灘上深一步淺一腳地蹣跚獨行。縱然已是老病之軀，縱然只能掙扎著前進，他也決不回頭。他知道，前面就是大海。
　　
　　他的背影最終融進了大海。夕陽下，大海金星狂舞，充滿了夢幻和誘惑。
　　
　　公開主張政治民主化
　　
　　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有兩艘航船——一艘是廣東號，一艘是福建號，那么，任仲夷和項南無疑都是最優秀的船長。
　　
　　而這樣的船長之夢，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經在任仲夷心中萌芽了。那時他正在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上，他向中央政府主動請纓，要求在大連辦特區。大連特區沒能落地，但他卓越的船長素質，卻已經在真理標準討論、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風云激蕩中，脫穎而出。所以，以廣東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從廣東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最高決策一經形成，廣東號船長的使命，就無可爭辯地落到了任仲夷的肩上。
　　
　　而這個船長之夢，決非心血來潮。
　　
　　文革中，任仲夷跟整個民族一樣在劫難逃。那張將滿臉墨汁的任仲夷揪斗于萬眾之前的著名照片，既是他個人受難的經典記錄，也是整個民族受難的經典記錄。經歷過文革劫難的老干部，莫不大夢初醒而迅速成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方式。一種成熟是看破紅塵，理想主義自此云散煙消，一心只為稻梁謀，不擇手段地瘋狂地追逐個人利益。另一種成熟恰恰相反，它完全超脫了個人的際遇，而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反思整個民族的苦難，反思自己的歷史責任，逐漸回歸赤子之心。如果說前一種成熟不乏市場，那么后一種成熟同樣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說已成風尚，因此才有了現在頗具規模的自號“兩頭真”的老干部隊伍。
　　
　　任仲夷是這支隊伍的重要代表人物。
　　
　　任仲夷懷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掌握全國政權之前，共產黨對全國人民承諾的民主、自由和富強。他主持平反的張志新冤案，則可能是對他最強烈的震撼。他曾在看過張志新卷宗后這樣氣憤地斷言：“無產階級專政變了質，就會成為法西斯”。文革的血色悲劇生動地證明，不能兌現承諾，就必然走向承諾的反面。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些承諾，青年時代的那些夢想，從此在他的心中復活。1979年，當人們還只是談論四個現代化，也就是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現代化時，他已經公開主張政治民主化。在中共遼寧省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他明確強調：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同時實現政治民主化。沒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樣的主張，在當時應該是石破天驚吧。任仲夷卻視為平常，因為他堅信，這是歷史發展的自然邏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的黨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運動的領導力量。”
　　
　　文革標志著背叛承諾的道路是一條死路，我們民族需要突圍，需要找到一條新路。那條新路，應該以兌現承諾作為總方向。這樣的信念，任仲夷至死不改。逝世前一年，他還如此喃喃自語：
　　
　　“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為什么？”
　　
　　“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和富強的國家嗎？”
　　
　　他這樣不斷地自我拷問。青年時代的夢想，一直在他的心中砰砰作響。
　　
　　創辦大連特區的建議，剛巧跟政治民主化的主張同時發端。經歷了文革劫難的任仲夷，太需要一塊試驗田，來種植青年時代的夢想了。但是，大連或許不是最適合特區試驗的地帶，特區那個圈，最終劃到了中國的南海邊。廣東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旗艦。
　　
　　任仲夷由此登陸廣東。
　　
　　
　　率先主張發展私營經濟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鄭炎潮至今記憶猶新。1982年，他從他那篇有爭議的碩士畢業論文中抽出最關鍵的一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一張八分錢的郵票，就徑直寄給了任仲夷。他本人對有沒有回音并不抱期待。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個星期，任仲夷約他長談的電話就打過來了。那次長談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無拘無束，坦誠而暢快。任仲夷對他的研究給予高度肯定，并表示：“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而此時，“私”字在中國還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名詞，何況“私營經濟”。鄭炎潮的畢業論文之所以引起爭議，原因正在于此。那時人們最多談談個體經濟，甚至就連“個體經濟”，事實上也帶有某種恥辱的印記。任仲夷卻毫不含糊，不僅在觀念上完全認同，而且要寫進公共政策之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突破口。
　　
　　舵手的思想有多遠，廣東改革開放的航船就能走多遠。廣東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在短短兩三年里迅速打開局面，進而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任仲夷思想的奔放和開闊，無疑是息息相關的。
　　
　　但這不可避免地要觸怒一種勢力。風暴接踵而至。
　　
　　已知的最狂野的颶風，爆發于1982年。廣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異端，特區深圳更是異端中的異端。據說有人參觀深圳之后大哭一場，說深圳除了國旗是紅的，其他全都是資本主義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反走私販私、打擊經濟犯罪為由頭整肅廣東的政治風暴，就這樣拔地而起。
　　
　　風暴在1982年初的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達到高潮。某領導人在會上揚言：“對反走私販私的活動不能孤立地看。應該看成是我們全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面臨著一場資本主義思想腐蝕與社會主義思想反腐蝕的嚴重斗爭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廣東一位與會者后來回憶：這段話他當時聽得背心發涼。
　　
　　甚至還有領導人揚言，這是不是運動的運動，要整掉一批，殺掉一批。
　　
　　壓力之大，大到什么程度？當任仲夷奉召進京時，胡耀邦建議他向中央檢討。任仲夷想不通：自己一直忠實執行中央政策，有什么理由做檢討？對此胡耀邦也說不清楚，而只能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苦笑著說：“我都檢討了啊，你不做檢討行嗎？”
　　
　　黨的總書記都不能不做檢討，壓力竟大到這樣的程度。還不止此，當一位已退居二線的老一輩領導人召見任仲夷，當面傾瀉雷霆之怒時，鄧小平也在座。然而，就連鄧小平，此時也不能不抱以沉默。
　　
　　任仲夷成了風暴的中心，成了遷怒的全部目標。一位領導人甚至公開責問：“任仲夷是不是共產黨員？”
　　
　　稍后，任仲夷被提名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被人家毫不猶豫地否決了。
　　
　　
　　泰山壓力不彎腰
　　
　　
　　任仲夷付出了代價，但這毫不足怪。早在他去廣東赴任之前，老戰友楊易辰就對他說過：“此去廣東，你不是立個大功，就是犯個大罪。”作為開拓者，風險之大誰都看在眼里。而據任仲夷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任在廣東期間，“始終有人盯著”。
　　
　　任仲夷當然就更明白了。當他奉召進京檢討，胡耀邦告訴他，中央政治局對廣東不放心，他后來直率地承認：“其實，就是對我不放心嘛。”
　　
　　泰山壓頂。但是，任仲夷不肯彎腰。
　　
　　任仲夷奉命回廣東整改，實際上是要他“戴罪立功”。如果只考慮個人仕途，那么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惟上，你怎么說我怎么做，甚至我做的比你說的更嚴厲。那就真的要整掉一批人，殺掉一批人。這樣反戈一擊，任仲夷的個人風險固然能夠化解，但是，廣東的改革開放形勢，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形勢，就不免要逆轉了。
　　
　　用犧牲改革開放的大局來挽救個人的政治前途，任仲夷堅決不做這種事。
　　
　　任仲夷回到廣東，奉命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為廣東的改革開放“糾偏”。絕大多數地方干部都是戰戰兢兢而來，甚至有人把鋪蓋卷都帶來了，來了就不準備回去了。但是出乎他們的意料，整個會議和風細雨，波瀾不驚，他們預想中的“殺氣騰騰”連個影子都沒有。任仲夷開宗明義，強調廣東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省委要承擔責任；他作為省委第一書記，更要承擔責任。他宣布下面的干部是好的，只要不是違法犯罪，要允許下面的干部犯錯誤，對有成績的干部更應該鼓勵。與會地方干部莫不喜出望外，一時人人歡騰。后來任仲夷對谷牧介紹這次會議時，風趣地說：這次會議的指導思想他就改了一個字，把“殺”字改成“熱”字，結果就熱起來了。
　　
　　盡管在全國范圍，那時已很少再提什么改革開放了。但在這次會議上，任仲夷仍然宣布：改革開放要堅定不移！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廣東要“排污不排外”的著名口號。
　　
　　廣東的改革開放因此有驚無險，繼續破浪前進。而所有的壓力，所有的風險，都由任仲夷一個人來頂。他用自己全部的政治生命做賭注，頂住了壓力和風險，為廣東的改革開放頂出了一個廣闊的天地。
　　
　　1984年1月，鄧小平到廣東過春節。照規定，任仲夷只有二十分鐘時間向鄧小平匯報。他抓住這個機會，集中介紹廣東改革開放的成就，引起鄧小平的強烈興趣，會見比預定時間多出一個小時。鄧小平隨后決定視察深圳特區，并對視察結果非常滿意，回到廣州后，終于寫下了這樣的題詞：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這個辯論性極強的題詞，顯然是有所指的，是別具深意的。一位當事人對此曾有精辟總結：
　　
　　“仲夷同志的重大貢獻是，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對改革開放能夠堅持，頂著巨大壓力，堅定不移，使小平同志來視察的時候有實際成績可看。如果仲夷同志當時不堅持，自己承受的壓力固然會小一些，但后來就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證明改革開放和創辦特區是正確的。他如果退一步，內地就會退的更遠。那時持反對意見的人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把錯誤的東西反對掉了。”
　　
　　廣東改革開放能有今天，中國改革開放能有今天，任仲夷的貢獻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他的確是一個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一個有擔當的政治家。不愧是一個鐵打的硬漢子。
　　
　　生命不休 探險不止
　　
　　1985年任仲夷安全著陸。但是，船長的天性，注定了他不可能讓自己停頓下來，他還要繼續搏擊風浪，繼續他的探險之旅。只不過，他主要不是在現實政治中探險，而是主要作為一個思想家在精神領域探險。他的思想，因此完全超出了他的身體所在的時空的限制，而真正地融入了大海。
　　
　　任仲夷的晚年思想，深沉博大，主題一言以蔽之，無疑是怎樣讓中國的政治體制安全著陸，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從而讓每個人的天賦權利都在事實上不可侵犯，讓每個人都真正能擁有生命的自由和尊嚴。他排除一切干擾，頑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直到臨終前，他還在諄諄告誡兒孫：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反復對兒孫強調他集畢生經驗總結出來的三個真心反對：腐敗要真心反對！講假話不講真話，也不讓別人講真話，要真心反對！極左路線的血的教訓不徹底吸取，徹底糾正，要真心反對。青年時代的夢想就這樣一直陪伴著他，直到最后一刻。
　　
　　中國是一個很多政治、很多政治人物的國家。但是，真正讓人們記得住，真正在歷史上站得住的政治人物并不多。任仲夷則是這樣不多的偉大政治家之一。始終懷有夢想，始終忠實于自己的夢想，始終踐行著自己的夢想，代價再大也無怨無悔。任仲夷因此是以崇高人格而讓人們記住，而在歷史上站住。他因為夢想而偉大。
　　
　　——原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29日。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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