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章立凡是如何歷史的

    近日在網上看到章乃器公子章立凡先生的作品《反省歷史是一種智慧》，嗯，蠻有趣的，世家子弟畢竟不同凡響，所以這等文字也是“文不加點，倚馬可待”地不加思索就隨手而出，可謂是得一時有趣之風流，故“蠻有趣”也。
   
    記得章立凡先生曾經在《亂世逸民——記“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中寫道：“因為立國十幾年來所提倡的，都是一種斗爭的文化，一種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話。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來的老年人可靠，起碼他們懂得禮義廉恥，講究忠恕仁愛。”，或許如此，章立凡先生的“佳作”《免戰牌記》，倒是很有些“爾等休得無理，退下！”的氣派，其文隱隱然有風雷之威：
   
    網絡江湖之上，近有左道游魂，托名“決戰”，于“強國論壇”揭出戰表，題曰：《評價歷史人物要從大處著眼——告誡章立凡與鳳凰臺》，友人勸余駁之。余曰：古有來將通名之例，刀下焉斬無名之鬼？此魅拉大旗作虎皮，其言似正，其氣則虛，號稱“決戰”，猶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輩。溺之以成豎子虛名，恐污及器具環境。
   
    我看了，哈哈大笑，嗯，想來，章立凡先生可能奇怪，此等文字是驚天地而泣鬼神，居然聞之而哈哈大笑，呵呵，嚇得“失心瘋”了吧。
   
    唉，章立凡先生，我是覺得您太好笑了。假如說先生您沒讀過易經，您肯定會勃然大怒的，那么，您能不能告訴我們，《易經·系辭》是何人所作？如果先生您考證不了而無法確定，那么無名之作“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輩”，這《易經》還讀不讀？
   
    佛教的《大乘起信論》好像至今也是作者不明的，先生您是不是找找天臺、華嚴和禪宗等弟子曉以大義地說“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輩”呢？
   
    而那參加“無記名投票”的呢？
   
    至于“決戰”網友的話是否正確，這和他是不是留下真名實際是毫無關系的，除非“決戰”網友是匿名造謠誹謗，那么倒確實是“鬼蜮宵小之輩”了，否則，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想想吧。
   
    不過，我本人倒也是個未留真名的網民，想來，章立凡先生自然是照樣“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輩”而怡怡然地就自以為是勝了的陶陶然就輕松愉快了，可是，道理還是這個道理。
   
    按照章立凡先生您的說法，中國雖然有“三省吾身”、“知恥近乎勇”等設教，可是“要面子”的國民性陋習是很強大的，是吧？可您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個“省”是什么“省”？“省”什么？
   
    這個“省”是“內省”，是自己“省”自己起心動念是否符合“夫子之道”，在錯誤還在念頭中時就“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章立凡先生，您認為中國傳統是“有恥而諱言”，可是，“知恥近乎勇”地“死要面子”不認錯，您覺得這通嗎？是否中國傳統只有“內省”功夫卻是“要面子”不認錯的？
   
    在章立凡先生看來，講究“面子”是中國國民性的陋習，咦，難道美國人就不講究“面子”啦？哦，或許美國人的就是“尊嚴”，中國就成了“面子”。
   
    按照章立凡先生的說法，“德國基督文化講‘原罪’、‘懺悔’，不以認錯為恥。”，我都不知道章立凡先生想真正表達的中文意思，“恥”是對自己錯誤的“恥”，認錯本身是帶著羞恥心才認錯的，認錯而沒有“恥”感，通嗎？想來，章立凡先生的意思應當是這樣的，德國人不會“死要面子”而拒不認錯，可中國人相反，是這個意思吧？
   
    章立凡先生歸結的原因是“德國基督文化講‘原罪’、‘懺悔’”，嗯，直截了當而言簡意賅。可這個“懺悔”是宗教“懺悔”。章立凡先生知道“漢代傳入的印度佛教，融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可不知道章立凡先生知不知道佛教也是講“懺悔”的，佛教稱為“禮懺”。德國因為有基督文化就對二戰認錯了，那么，章立凡先生，美國也是基督文化而且和德國基督文化同樣是新教僅僅派別不同，那現在美國人對美國人和舊日印第安人的關系，是“有恥而諱言”呢？還是本就無錯而無需認錯？
   
    西方的基督文化，中國的孔子文化，在其源遠流長中精華和糟粕是共同存在的，是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好或壞的。而章立凡先生或許為了讓文章能作下去，就挑出了基督文化對決孔子文化，可同樣或許是心急了些，其才思固然敏捷得“倚馬可待”而一氣呵成，倒真是可喜可賀，可或許因此而稍遜深思。
   
    在創立舊約及新約時代，基督教是以“一神教”來對抗“多神教”的，可能當時的多神教勢力龐大，基督教的上帝就比較那么威武強大得無所畏懼地無所不能，其無所不能給世俗凡人印象極為深刻，以致于有人問過，無所不能的上帝能不能創造出上帝自己舉不動的一塊石頭？
   
    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似乎因為如此，基督教徒雖然據說也是講謙卑的，可是對不信仰上帝的恐怕就屬于不學好而需懲戒甚至消滅也是無妨一類的，而反觀孔子，或許由于中國當時已經進入農業社會而更看重社會穩定，既然重視穩定的，倒也是有保守甚至僵化可能性的，可人類社會畢竟是需要有組織的穩定。相對而言，基督文化先天具有擴張性，我們看看美國人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中《西歐擴張的根源》里的：
   
    一、好戰的基督教世界
   
    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歐洲基督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與歐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一開始起，基督教就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馬可福音》16：15）的命令時，時常采用種種強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戰也是對東方在較早幾個時期里頻頻入侵歐洲的一種反應。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遠地區，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蠻的、信異教的印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因此，中世紀時居住在這一大塊邊遠地區的歐洲人東臨信異教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歐洲人的反應是發動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侵；其中，矛頭指向“圣地”的幾次十字軍東侵最雄心勃勃、最舉世聞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紀時，基督教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立足點相繼淪于穆斯林手中，不過，其他幾次十字軍東侵取得了較持久的成果。約1100年前后，諾曼底人將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島。伊比利亞的基督教徒進行了長達二個世紀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運動；到1250年，已收復了除局促于半島南部一隅的格拉納達王國以外的整個半島。條頓騎士團在12和13世紀時，用利劍將基督教傳播到普魯士和波羅的海諸國家。
   
    章立凡先生將德國的認錯歸結為“德國基督文化講‘原罪’、‘懺悔’”，那么把希特勒發動二戰歸結為“德國基督文化”是不是也應當更有道理呢？
   
    章立凡先生或許一氣呵成得太順手：“偏處海隅的島國日本，在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后，經濟實力迅速增強，逐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似乎就像是因為“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不過估計章立凡先生未必是這樣的意思，可是在1500年的以后，西方內部和對外的戰爭似乎就是縷縷不絕，綿綿不盡的，不知道章立凡先生把這個歸結為什么了。哦，章立凡先生在《免戰牌記》里自稱：“余少讀詩書，經歷十年內亂，中年治史，默察今古得失”，莫非真的是“默察”而口不能言？
   
    不知道章立凡先生知不知道，西方是“言必稱古希臘”的，可是，西方在“言必稱古希臘”時希臘沒有獨立，英國大詩人拜倫勛爵賣掉自己獲得不久的莊園共三萬四千英鎊交給希臘獨立武裝，自己也加入并成為希臘獨立武裝的實際總司令。他，死了，可希臘獨立了，而《唐·璜》則永遠是“未完成”了。或許章立凡先生“默察”的是西方基督文化還沒來得及“默察”西方的古希臘文化吧？哦，不對，抱歉，章立凡先生的“共和”淵源似乎和古希臘的柏拉圖《理想國》有關吧？

    
    不過，章立凡先生倒還是憂國憂民的，通過中日歷史對比，其憂國憂民之心確實是溢于言表的：
   
    戰后的中國和日本，都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20世紀50-60年代，當資源短缺的日本，以“經濟動物”的堅韌在戰爭廢墟上重建經濟的時候，號稱“地大物博”的中國，也以“不斷革命”的熱情搞起了“大躍進”。其結果是一正一負：日本憑借世界經濟大潮迅速崛起，成長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而中國卻陷入空前慘烈的大饑荒，死亡人數超過了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的總和，不久又被拖入一場持續10年的浩劫，經濟損失不亞于一場國際戰爭。
   
    看到“中國卻陷入空前慘烈的大饑荒，死亡人數超過了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的總和”，我首先懷疑章立凡先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因為我曾經看到章立凡先生寫過《無知者無畏--從哈里王子穿納粹制服談起》：
   
    據軍事科學院研究統計：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中國的財產損失，據估計，直接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
   
    ×××曾經沉痛地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轉引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間國民收入損失約五千億元"（轉引自××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沒有公布“文革”損失的官方統計數字，但×××和××的說法，也應該有相當的權威性。無論如何，損失不亞于一場國際戰爭。
   
    看來，章立凡先生也認為日本侵華戰爭，“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可是，章立凡先生說到“空前慘烈的大饑荒，死亡人數超過了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的總和”是究竟什么意思？因為我所知道的是“大饑荒”時期的總死亡人數（1958－63年）是在8000多萬，這個當然是超過“死傷3500萬人”了，可想來章立凡先生不是這個意思吧，恐怕是中國這個“大饑荒”“超線性死亡”或“非正常死亡”是超過了“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的總和”的意思吧，因為就是提出“科學分析”的學者自己都給出“大饑荒”的正常死亡人數是6000萬左右。
   
    為避免過度政治化而引起情緒過度波動地影響健康，我們就叫當年的什么兵為“曾進入中國者”，而當年的“大饑荒”是因為一個“毛”，現在設想一下，哦，回憶一下，我記得好像當時是有什么“對日非友好者”是躲進了“青紗帳”里對“日本曾進入中國者”實施“不友好行為”的，那么，“日本曾進入中國者”會考慮，喲，這個糧食是中國老百姓要吃的，因此到“青紗帳”里追捕“對日非友好者”會造成不良后果的，如果開開炮，放放槍會讓糧食死亡的，因此，“日本曾進入中國者”就對此不予追究了嗎？
   
    那么，請問章立凡先生，還有什么比侵略戰爭對被侵略國的農業生產更有破壞性的呢？而且是三至五年就超過了八年。哦，章立凡先生還是可以“免戰”的，一則或許章立凡先生僅僅是會“默察今古得失”而不會說；二者，或許章立凡先生認為這個太敏感而無可奉告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哦，想起來了，還有一位李銳老先生，據說是有人稱他是當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其中一個，可惜，我對諸如“登泰山兮閑此腳，一覽眾山我最高”之類的實在不好意思評論。可是，他也是在哈佛稱“‘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的，記得他是寫過《大躍進親歷記》的，里面有一段：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樺是河南省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里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沖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里還活著的人就會沖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
   
    看了，我沒明白，這只豬究竟有多大？難道是轉了唐僧肉基因的豬？這個“俺姑”莫非就靠這只埋在地里的“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活過了幾年的大躍進？這個“俺姑”的小輩就讓自己的“俺姑”一個人留在只有“餓鬼”橫行的家鄉而沒帶回“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而“已故的豬體”埋在地里是特別容易腐爛的。
   
    4000萬人死就是在字面上死也是蠻累的，所以為節約墨水、紙張就讓這些人是“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日本侵略中國八年死了中國人3500萬，可一個三年“大躍進”就能餓死4000萬，那原因呢？好像就是因為腦子發熱搞大躍進，看來，思想的力量確實是無窮的，“日本曾進入中國者”當年是舉著槍，開著炮進入中國的，可因為“毛”一個腦子發熱“大躍進”就能讓中國人“餓死四千萬”，這個思想的力量實在太大，大得讓我都無法想象。
   
    不過我是看到過學者研究的，當然，學者的理論咱未必懂，可是數學咱還是懂一點的，先看看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主席、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教授的研究數據：
   
    科爾估算的死亡人數
　　
　　　　　　　年平均　　　　　戶口登記數　　　　　科爾估算數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數　 死亡率　　死亡人數
　　　　　　　(萬人)　　　　(‰)　　　(萬人)　　(‰)　　 (萬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　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數(萬人)　　　　　　　　　　(5743)　　　　　　 (8626)

    按照科爾教授的意思，線性死亡人口是根據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而1964年940萬，就有[（1040＋940）/2]×6＝5940萬，這就是1958－1963年的線性死亡總數，可是，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沒有，科爾教授選取的兩個基點：1040，940，有個問題，因為1040萬死亡人數是在人口為54，630萬的1957年，而940萬死亡人數是在1964年的69，836萬人口時，可中國人口一直是在增加的，那么在恒定死亡率而沒有超線性死亡的情況下，科爾的計算，嗯，照樣是存在非線性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1957年和1964年如果死亡率相同，那么實際的正常死亡人口肯定是增加的，可科爾的線性則是相反的，因此中國的非正常死亡那也是毫無疑問地無比正確的。我們把N年的死亡人數以年份排序組成一個集合，那很容易地證明，選取兩個最小的基點，那在這兩個年份內的非線性也就是非正常死亡就一定是鐵證如山地不容置疑，嗯，把美國100年的死亡人數按年份排序組成集合而按照兩個基點最小原則，覺得好玩的也可以以此指責美國政府在100年內制造了多少多少萬的超線性死亡了。
   
    我這里不涉及實際的死亡人數，僅僅是指出科爾的科學計算是不科學的。
   
    而國內學者蔣正華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戶口登記數　　　　蔣正華估計數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蔣正華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萬人； 同時按這 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數約為1700萬人（1697萬人）。
   
    生命表是有個解釋的：
   
    人口學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齡的一批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陸續死亡的人數列成一種表格，稱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這一批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生命過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計算人口的平均壽命，又叫壽命表。這種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產過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編制方法上，如要實際觀察一批同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需要花費百年左右的功夫，實際很難做到，即使真的經過百年觀察編制出這樣一張表，也已成為歷史的追述，失去觀察和分析現狀的作用。因此，編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時存在的各個不同年齡的人的狀況作力一代人處在各個不同年齡的狀況來看待，這樣就可以根抿一年或幾年的統計資科來確定一批人分年齡的死亡率，并計算出平均預期壽命。生命表有1歲為一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歲為一組的簡略生命表。
   
    可是，根據平均預期壽命來確定非正常死亡，對嗎？像李銳老先生大概是90歲了吧，而現在的預期壽命大概為75歲，那這證明至少有另一個人是在預期壽命之前就已故了，那么，這個人是不是就非正常死亡了？以致于就算“餓死”了？
   
    還有一個問題：
   
    科爾等外國學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戶口登　 科爾　　班久蒂　 卡洛     蔣正華
　　　　　　　　記數　　 估計數　估計數　 估計數　 估計數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36.45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31.6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28.46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23.84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20.78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44.73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45.57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40.48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38.46

                15.56    15.97   15.94    15.93    15.19

    這最后一排數字是把1959－61年的出生率按照各人估計值平均，然后與其他年份的出生率平均值相減后得出的，這個數值就是這三年出生率比其他年份低的值，也就是說，根據這些學者的估計，這三年的出生率比常年大致少了15‰，而大致按照人口6億計算，那么從1959年至1961年其出生人數減少了15‰×6億×3＝2700萬。這個數字和死亡人數毫無關系，嗯，這個應當算非正常未出生人口吧。
   
    科爾的超線性死亡，蔣正華的非正常死亡，到李銳老先生那里就成了“餓死”，在章立凡先生那里就比日本侵略中國八年造成的死亡更多了。可是，卻沒人想想，還有什么是比戰爭對農業生產更具破壞性的運動。
   
    章立凡先生一講起文革，那是一臉的痛不欲生狀，可是我記得那時有不少人把家里的鑰匙就放在屋門邊角落里的，這是不是很恐怖呢？只要一毛錢的掛號費就能看病，那是不是就崩潰了經濟？而巴黎統籌會，章立凡先生應當知道吧？可日本人自己承認的：“以前，只要求于歐美，新技術就會垂手可得。現在可以說日本幾乎把歐美的技術吸收殆盡。”（摘自森谷正規著《日本的技術力量》中譯本，1982年9月出版，原著為1980年）。
   
    章立凡先生，這個“巴統”究竟是想阻止中國成長呢？還是因為看不慣“毛”的封建思想設立的？當您輕描淡寫地說：“日本經濟卻逐漸進入衰退期，直到近年才出現了復蘇的勢頭”，那您知不知道“廣場協議”？我這里引用一個資料：
   
    從１９８０年起，美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到１９８４年高達１６００億美元，占當年ＧＮＰ的３．６％。其次是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美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斷升值，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于是擴大到外貿赤字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美國寄希望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
   
    １９８５年９月，美、日、德三國達成廣場協議，協議中規定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過分高估的美元價格。自從廣場協議之后，日元與馬克開始大幅升值，日元從１９８５年２月的１美元兌換２３６日元到１９８７年升值到１比１２０日元，馬克亦然。在日元與馬克持續升值而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疲軟的美元對國際經濟穩定并無好處，美國的對外出口也沒有成長且貿易赤字仍舊在逐年擴大。
   
    １９８７年Ｇ５國家再度在法國羅浮宮聚會，檢討“廣場協議”以來對美元不正常貶值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以匯率調整來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的優劣性，結果是此期間美國出口貿易并沒有成長，而美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于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于是羅浮宮協議要美國不再強迫日元與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預算等國內經濟政策來挽救美國經濟。也就是說，廣場協議并沒有找到當時美國經濟疲軟的癥結，而日元與馬克升值對其經濟疲軟的狀況根本于事無補。
   
    相反的是，“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因為，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要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調降利率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從１９８６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余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從而形成了１９８０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經濟。這個經濟泡沫在１９９１年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后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到現在，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蘇之跡象。看來日本官員“妖魔化”人民幣的實質在于希望中國經濟步日本后塵。對此國人應該提高警惕。(2003年7月)
   
    章立凡先生，您看出什么了嗎？
   
    嗯，章立凡先生是特別鐘愛“民主”同時是特別憎恨腐敗的，對民主、腐敗的愛憎我與章立凡先生是一樣的，可意思實在是不一樣的，章立凡先生有篇文章《腐敗成因難探討——先父章乃器與梁漱溟佚事之一》，最后感慨道：
   
    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殆盡，腐敗則于今為烈。在人欲橫流的經濟大潮中，象張謇、范旭東、盧作孚這樣的“實業救國”人物，早已成為歷史化石；歸咎蒼蠅還是檢查雞蛋的古老難題，仍在時時困擾著國人……
   
    看了，我都不知道說什么，哦，是這樣的，我還是從章立凡先生特別痛恨的時期講吧，那個時期倒是有些特權的，像屬于高干的出差就有火車軟臥待遇，嗯，這個不好，可是，那時縣團級的廠長其實也是知道軟臥是很舒適也蠻威風的，可好像是沒人敢坐的，據我所知，好像就是因為廠里的會計不肯做賬，出納也就不肯掏錢造成的，我覺得這還是蠻有民主監督味道的，可章立凡先生卻是特別痛恨這個時期的。而后來我就聽過一個笑話，說是某企業招會計，出了一道題：五加五等于幾？第一個答等于十，不行，太實；第二個答等于九，不行，太笨；第三個進來先關門關窗然后低聲問，您說等于幾？嗯，這個不錯。
   
    章立凡先生的中文寫作功底如果不是深不可測而讓人感到不知所云，就該是獨具意蘊而微言大義地一言難盡，“當年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殆盡，腐敗則于今為烈”，莫非是當年的資本家沒有殆盡那腐敗就有民主來克制了？這“人欲橫流”莫非是資產階級消滅殆盡后產生的？而“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兩條腿的工人有的是”，章立凡先生不會認為是工人們自己說的吧？
   
    至于是“物腐而后蟲生”還是“物必蟲生而后腐”，其實是很無聊的事情。這里大致講的是，究竟是大肆行賄造成的貪污受賄還是由于貪污心重造成的行賄風？如果僅僅這樣爭論下去，那和現在街頭麻將室里打麻將的差不多了。
   
    想來，章立凡先生一定是不服氣的，那么我們看看梁漱溟的話是“并舉范銳（旭東）、盧作孚為例，說明資產階級也有好人”，唉，這句話其實是沒有用的，一個社會群體是不能用幾個是好人就能判斷這個群體就是好的，所以，我看了半天，我就沒明白當時資本家群體究竟是因為有權人貪污心重造成的被迫行賄呢？還是資本家群體想多發財而大肆行賄造成的腐敗？
   
    估計章立凡先生寫下這些回憶或許是想引人深思的，可是我卻看到這些人在那里是言不及義地坐而論道。不過，章立凡先生自己的意思恐怕還是當時的資本家總體是好的，正因為由于什么民主制度的缺乏才造成了當時資本家群體是被迫行賄的，可是不知道章立凡先生為什么就轉到“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殆盡，腐敗則于今為烈”了？可能是半個世紀前的貪污受賄款都存銀行了，五十年的利息到今天是天文數字，所以“腐敗則于今為烈”了吧。
   
    嗯，章立凡先生是“幼讀詩書”的，想來昔日的禮儀還該知道吧？可是，看到《腐敗成因難探討——先父章乃器與梁漱溟佚事之一》里寫道：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親章乃器年長四歲。父親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農工銀行當會計主任時，梁已經在北京大學哲學門（系）講授印度哲學。由于從事的職業不同，雖同住古都，卻無緣相識。與梁先生同齡的毛澤東那時也在北大圖書館抄寫卡片，住在準岳丈楊懷中先生家里，經常開門迎送這位已成名的學者，不過梁先生說對他記憶不深。
   
    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沒感覺什么不妥嗎？您說“梁先生說對他記憶不深”，請問是真的嗎？
   
    呵呵，“毛澤東那時也在北大圖書館抄寫卡片”，難道章立凡先生認為毛澤東是僅僅“抄寫卡片”嗎？
   
    章立凡先生，您已經寫了毛澤東住在“準岳丈”家中，而中國傳統是“婿為半子”，毛澤東當時既非楊懷中先生的家丁也非下人，而楊懷中先生為表示對梁漱溟先生的尊重，故命自己的“準半子”開門迎送，想來，梁漱溟先生是應當知道的，那么是梁漱溟先生不懂規矩呢？還是章立凡先生自己不懂規矩就讓“梁先生說對他記憶不深”了？
   
    當然，章立凡先生自然可以保持沉默而“免戰”的，可是，道理還是道理，如果從個人恩怨講，我甚至可以認可您對毛澤東的某些情緒，可是，楊懷中先生和毛澤東在您寫的這段里，有什么錯嗎？而您卻借用已故的梁漱溟先生給人印象是什么呢？
   
    章立凡先生，您在《亂世逸民——記“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回憶道：
   
    有次她讀書讀得厭倦了，對我說道：“聽說你最近一直在學詩畫篆刻，拿來給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時，就帶上了自己的習作。老人先翻閱畫卷，邊看邊點評。老實說，我那時只是愛好繪畫而已，沒有多大長進，立在一旁很緊張。她禮節性地稱贊了一番，即說：“可惜我現在手抖不能作畫，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畫，在香港可以賣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讀起詩作，老人精神一振，邊看邊點頭。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絕說：比較起來，這首我最喜歡，信手拈來，飄逸不群，有太白之風。但要規范心胸，還須多做律詩，對仗是基本功。律詩中又以五律最難，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詩，沒有發表過一首五律。她又勉勵我，琴棋書畫，是一個人的基本素養，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為）的詩和書法，獨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詩人只能抒發個人胸肊，要兼濟天下，還須博覽群書，研究經世致用之學。我家的書，你可隨意借閱。
   
    章立凡先生，您現在是不是回憶起還有什么遺漏的嗎？莫非那首“有太白之風”的十七歲絕句習作就找不著了？
   
    章立凡先生，您不通世故，但難道別人也看不出您不過是借已故的康同璧來顯示自己“咱也是才華橫溢過的”嗎？
   
    章立凡先生，您不就為貶低毛澤東就讓已故的梁漱溟先生對“經常開門迎送”的楊懷中先生“準半子”是“記憶不深”了，難道不是嗎？
   
    唉，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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