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在《黑&白》的“后記”中說，小說從2019年9月動筆，2022年6月完成；到2023年4月定稿，歷時三年半。三部九卷120萬字巨著的寫作，居然幾乎與那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瘟疫相始終，作家的嘔心瀝血、作品的抵抗意義在這樣看似偶然的對照中獲得了彰顯。大環境的時間節點是如此，而對于劉繼明個人來說，《黑&白》的寫作是在2018年事件之后才開始的，雖然“構思”是在動筆前的兩年，但那不過如“一粒埋入土地的種子”；2018年則宛若一道分水嶺，使劉繼明進入另外一種狀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離開一個不屬于我的陣營”，而“回到”那個“淪陷的階級”中間，如同他更早期的詩歌中預言的那樣：“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隊/并且很快被同伴遺忘/而兩岸的風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將收留我。”（《流水十四行》，1997年）

　　從八九十年代偏自由主義的創作，到新世紀向底層文學的轉向，再到被稱作新左翼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他離文壇主流確實漸行漸遠，然而與此同時也還擁有在體制內的不低的身份、地位……直至2018年，與體制徹底、公開的斷裂——無論是被“逼上梁山”，還是主動選擇，抑或二者兼有——對劉繼明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此后《黑&白》的寫作來看，他仿佛因此獲得了一種更大的自由，更無羈的思想，更為縱橫捭闔的筆觸……而一切都熔鑄在小說對中國社會的總體性思考之中。

　　一、史詩和寓言

　　正如1927年辭去教職后的魯迅成就了雜文寫作的最高峰，1989年辭去公職后的張承志完成了《心靈史》的精神探索和文體解放，2018年以后的劉繼明，寫成了這部卓爾不群的巔峰之作《黑&白》。

　　《黑&白》無疑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這包括其時空跨度巨大的敘事規模，多條線索交織而成的敘事網絡，數代人的沉浮折射出歷史和社會變遷的廣闊圖景，以及要以小說作為時代見證的宏大主題等等。但它的意義和價值卻遠不止于此。史詩性可能是眾多中國現代小說家共同的野心和追求，20世紀動蕩不安、風云變幻的中國社會也為小說家提供了反復書寫的對象，無論是革命年代（“短二十世紀”）產生的從《子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到《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金光大道》等左翼鴻篇巨制，還是后革命時代（1980年代之后）由《豐乳肥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以及《活著》《故鄉面和花朵》《江南三部曲》……所構成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長篇世界，從中都不難看到作家們利用小說這種能夠容納巨量社會內容的文體，要再現歷史、重寫歷史、改寫歷史的種種沖動。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評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遜曾經將以魯迅《狂人日記》等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文本命名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認為“第三世界的經典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作家的政治抱負：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生活和整個社會受到沖擊的定位指涉”（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沖擊”在這里可以理解為現代資本主義霸權帶來的后果；而到了后革命時代出現的荒誕景觀則是：那些占據文壇主流位置的作家作品，往往以“反向”的寓言式寫作，將大眾生活和整個社會受到沖擊的痛苦和災難皆歸因于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仿佛都是革命帶來的。只有將《黑&白》的誕生置于這樣的背景當中，才能了解它極為重大的意義：在將近40年的“反向”寓言寫作之后，才出現這樣一部能夠與之抗衡的長篇巨著；它既是史詩，也是正向的寓言，形形色色個人的命運故事中包含著高強度的政治性，為被背叛了的人民和事業，提供一份不可磨滅的證詞。

　　“這部作品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80年代到近40年的改革開放史，以及延伸至上世紀初的百年中國革命史”（《黑&白·后記》），那么，是怎樣強烈的敘事動力，方能推動這百年中國革命史和四十年改革開放史的起承轉合？用作者的話來說，“是百年中國歷史和現實借助我的手獲得一次自我表述的契機”，歷史和現實可以自己發言，其實意味著創作者的思考和經驗已經累積到了可以噴發的時刻；作者還說，《黑&白》“至少有四、五個以上的敘述主線，每條主線都像一個屏風，每打開一扇屏風，都仿佛打開了一個世界”，小說“屏風式”的敘事結構，使得歷史和現實的圖景不斷打開、聚攏，又不斷淡出、重組，亦繁亦簡、收放自如。看似“妙手偶得之”的敘事方式，實則是由作家的觀念結構所決定的，那就是要追問和回答“革命為什么失敗？”的問題，這成為小說最內在的意識、最核心的寓意，并為小說提供了最強大的敘事動力。

　　革命為什么會失敗？或者說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會失敗？在小說中轉化為極具寓言色彩的對于“誰是叛徒？”的真相追問之旅。它貫穿小說的始終，撲朔迷離又起伏跌宕，成為小說最耐人尋味的設置。不同于革命歷史小說《紅巖》對于叛徒的辨查和指認，革命陣營終會實現對不純分子的清算；也不同于先鋒小說《花腔》，是烈士還是叛徒與個人主體無關，個體無法穿越歷史的迷霧。在《黑&白》中，叛徒問題是結構性的，它首先結構了兩個時代，成為聯接起革命史和改開史的橋梁，又形成兩段歷史的相互參照。宗達是不是叛徒？宋乾坤是否叛變？這不僅是革命年代留下的疑案，而且也延伸至后革命時代的狀況，指示著改開史之所以呈現此種面貌的根源。

　　小說中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宗達，由于被捕、寫《我的自白書》而被定性為“叛徒”，然而隨著文本的展開，來自不同敘述人的講述、回顧和考證，讓宗達叛變越來越顯得像是國民黨特情部門制造的陰謀和騙局；同樣是很早就參加革命、擔任過宗達的警衛參謀的宋乾坤，因宗達失蹤案受到審查，因被捕又被放回而受到懷疑，因不斷被舉報一度在文 革中入獄卻又很快復出……隨著敘述的步步深入，這個“老革命”越來越像個叛徒，卻仍然沒有確鑿的證據做完全的指認。小說凸顯叛徒問題的復雜性，揭示真假難辨、黑白混淆的情形經常發生，卻并不是慨嘆歷史沒有真相，而恰恰指向另一重真相：哪怕是不能確認叛徒的名號，革命的參與者之離開革命目標甚至背叛革命也是早見端倪。

　　20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它與歷史上一切改朝換代、政權更迭，以及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要實現兩個決裂：與私有制的徹底決裂，與傳統觀念體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然而這包含了個體改造的社會改造談何容易！正如《黑&白》問世后激起的熱烈討論中，一個關注的焦點就是宋乾坤的投機性，他是地主的兒子，卻殺掉自己罪惡累累的父親并參加革命，然而這看似大義滅親的舉動背后卻掩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與父親爭奪女人。所以，“有很多革命者，是懷著各種各樣的私人動機參加革命”（孔慶東：《沒有叛變的甫志高更可怕》），在革命過程中又并沒有完成自我改造，“他們在革命的一方下注，想要在革命成功后為自己謀取利益”（左輪：《變節者和革命者》），這些投機者“多如過江之鯽”，對革命危害極大；至于宗達，除了是黨的領導人之外，還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雖然在被捕后并沒有對黨的事業造成實質性危害，但小說寫到他沉默多年，悄然去世，這無形中暗示了一種與革命相隔離、疏離、脫離的狀態，如果“深究下去，實際上涉及到一個知識分子與革命和群眾的深刻和復雜的關系問題，更深層次，是知識分子如何走出傳統思維方式”的問題（老田：《從社會的“質變”、宗達的“自白書”和瞿秋白<多余的話>談起》）。無論是宗達還是宋乾坤，他們都需要背叛自己作為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身份，方能投身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在這條道路上能走多遠卻未為可知。革命滌蕩著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甚至能夠將舊有的經濟基礎摧毀，但仍然有那難以改造的部分，時時會成為復舊的根芽，最終表現為在后革命時代，舊世界再次卷土重來。

　　網友畫的《黑&白》插圖：磚瓦廠

　　二、“他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

　　“革命成功了！”“革命已然失敗。”小說的敘述起點，并非“革命的第二天”，而是1980年代后期的大學校園，離20世紀最后一場革命運動已經過去了十年。文化人聚集的空間里處處彌漫著“去 革 命 化”的“新啟蒙”的味道，無論是先鋒詩歌的淺斟低唱，傷痕、知青文學的潮起潮落，還是海德格爾哲學的風靡一時……無不指示著一個追新逐異、釋放個性的時代的到來。

　　小說從大學寫起，其實寓意深長。作家深諳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以之為切口，容易傳達出彼時的時代特征；大學校園又為像顧箏、栗紅、王晟等主人公的紛紛登場提供了空間，并發展出未來諸多敘事線索。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個空間呈現了文化領域的權力是如何轉移的。正如留學歸來在東江大學風頭一時無兩的郎濤，津津樂道于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卻對王晟追問海德格爾與法西斯的關聯視而不見，文壇新星宋曉帆描寫知青被迫害的小說《香椿街》被熱捧，王晟質疑其編造虛假離奇的情節、思想貧乏的批評卻湮沒不聞，包括王晟自己，對于來自革命年代《英雄兒女》的“王成”的命名，也因經不起他人的嘲笑而自行改名……小說所展示的情形，是后革命時代評價歷史和現實的標準已經悄然轉換，知識、文化的生產機制已經截然不同，時代的話語權逐漸掌握在精英手里。

　　網友畫的《黑&白》插圖：宗天一請王成和巴東吃飯

　　而這還只是開始，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紀的改開史，被《黑&白》呈現為一個精英們逐步實現聯合統治的過程。正如一篇評論敏銳捕捉到小說中的一個典型場景：“三家宴”——東江大學校長何首烏、東江省委領導宋乾坤、專家學者郎永良三家人，這些政界和學界的掌權人，在推杯換盞、觥籌交錯間完成了彼此的利益交換。而這小小的“三家宴”，“只不過是多個‘家宴’的縮影，是后來巨無霸‘燕山會’的雛形。在利益勾連的基礎上，他們精心策劃，步步為營，最終開始鯨吞土地、工廠，媒體等原本屬于大眾的資源，并利用權力，司法和媒體，試圖永固他們的地位。”（依然妮妮：《精英們聯合起來了，大眾卻還一盤散沙：從“三家宴”說開去》）

　　在各種力量的生成、博弈、分化、重組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是資本的身影。從小小邳鎮的巴光明承包磚瓦廠，將集體的產業視為自己的私產，隨意開除工人，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到作為大江市支柱產業的東江鋼鐵廠不斷遭遇企業改制、外資并購、工人下崗、管理層自肥，再到身居京城的“紅 二 代”洪太行，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資源，幕后操控多個國企的收購，為牟取暴利不惜與國外資本勢力相勾結……經過三四十年從上到下的擴張，資本已經做大做強到連以陳沂蒙為代表的“健康力量”也無法撼動的地步。

　　而且他們盤根錯節，一體多面，經常跨界，如大學教授郎濤后來當了省委宣傳部長，洪太行人脈深厚橫跨政商；又因為是從原本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的肌體里逆向野蠻生長，所以成為精英的路數也常常突破常規，打破底線，令人瞠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武伯仲、杜威父子。武伯仲本是個鄉下郎中，靠招搖撞騙行走江湖，他治療不孕不育的方法居然是制造一大堆私生子，卻騙得順風順水，被各路精英遵奉為“大師”，霸占鳳凰島成為一方“土皇帝”；其子杜威，不學無術，只繼承了點家傳的攝影，卻擅長拉幫結派、勾結權貴，不僅爬到《大眾藝術》社長的位置，而且成為上市傳媒公司的董事長，以及省文聯主席，官學商一樣也不落下。誠如武伯仲所堅信的，改開之后“我的時代和我兒子的時代統統都會到來！”這的確是“他們的時代”，在各個領域廣泛地實現了權力的攫取。

　　這個時代是如此之新，卻又是如此之舊。小說設計了一個武伯仲大談“復 辟”的細節，借以傳達這個時代的本質：“要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犁頭，狠狠地在社會主義經濟這塊肥沃大地上耕翻，耕它個底朝天！”“那時會發生貨賄公行，紙醉金迷，人欲橫流，娼妓遍地，盜賊出沒，甚至走向分裂、割據，但是，春秋戰國是最自由的，五代十國是最自由的，一切軍閥混戰時期都是最自由的，都最能產生自由的人以及自由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舊中國其實就是最好的中國。”這個時代貌似掙脫了一切束縛，但掙脫束縛的不過是個人私欲而已；貌似自由多元，其實不過是實現了資本的統治；貌似新時代，不過舊中國。

　　對他們是最好的時代，對“我們”呢？在革命年代里凝聚成有力量的“我們”、曾經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存在的工人和農民，在這個時代里又經歷了什么？表現改革開放的文學作品可謂汗牛充棟，贊美歌頌的有之，批判揭露的也有，但是很少有一部作品像《黑&白》這樣，寫到改開過程中與精英的急遽上升同時發生的、勞動群眾作為整個階級的淪落。這不是某個個人生命中經歷的坎坷和偶然，小說觸碰到的是整個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

　　《黑&白》的“人民現實主義”，是讓人物所連帶的社會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顯影，這是被后革命時代的主流文學日漸淡忘、或者說有意遮蔽的關鍵。小說里最重要的主人公王晟，生于六十年代的小鄉鎮，八十年代就讀于省會最好的大學，按照主流敘事的邏輯，后面應該是他進入都市后個人奮斗的種種。但《黑&白》卻要寫他的出身，他從小在集體的磚瓦廠幫忙的經歷，他的父親王勝利一心為公的一生，以及磚瓦廠被私人承包后折騰殆盡，化為廢墟的過程；鄉村民辦教師田芳短暫的一生，卻連帶起她所在的鳳凰島這個空間的多重含義，田芳小時候島上是有漁業大隊的，大隊是有不輸于城里條件的托兒所和幼兒園的，社會主義時代的漁村生活是紅紅火火的，而后來公社解散了，集體土地和漁業生產資料分給了個人，很多人離開小島南下打工，島上人口減少，即使有田芳和老校長的駐守和堅持，也無法改變學校消亡，漁村凋零的命運。不僅如此，整個島后來都被私人蠶食，并一步步變成武伯仲大搞權錢色交易的獨立王國。

　　另一位重要的主人公顧箏聯接起的社會關系，除了父系一支通向宗達，還有母系一支則與大江市最重要的國企東江鋼鐵廠相關，顧箏的外公外婆小舅都是廠里的工程師或工人，也見證了鋼鐵廠在不同年代的興衰。鋼鐵廠的空間也成為最能體現生產方式轉換、充滿斗爭的場所。

　　讀者在小說中會不斷遭逢當下已經變得陌生和遙遠的語詞——“公 社”“生 產 隊”“紅 小 兵”“革 委 會”……這與其說是要喚醒對于革命時代的記憶，不如說是要恢復那些進城打工者、城市下 崗工人的前史，他們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年代里所處的位置，然后對比出固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崩解帶來的整個階級的潰敗。

　　小說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一個被稱作領導階級的群體是如何失去了領導權、淪為中國城鄉社會的底層的。這是一場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也是一場大規模的叛賣。小說貫穿始終的“誰是叛徒”的追索和拷問，在革命史和改開史一明一暗、主線副線相互交織的敘事結構中顯得格外鮮明。它并不是一個局部的情節，而是整體的寓意。

　　三、“左而右”和“右而左”

　　人是很容易成為叛徒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在革命高潮之時，人人都是左 派，然而世易時移，幾番潮起潮落之后，不隨大流背離初心的又有幾人？《黑&白》就是將它的人物放在不斷變化的動態時勢當中考察和書寫，從而建構起了豐富的人物譜系，并使得人物的性格、形象不似主流文學評論所津津樂道的“復雜的人性”，而更接近于馬克思所說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網友畫的《黑&白》插圖：王晟和巴東

　　《黑&白》第三部有一小節題為《“勢”與“能”》，寫的是郎濤對于自己的“才能”和外部“借勢”之間的評估和考量。這是兩個十分生動同時又極具概括性的語詞，如果將“勢”擴大理解為整個社會不斷生長出來的趨勢，將“能”擴大理解為人的某種主觀能動性，那么我們會發現《黑&白》中的角色無疑都置身于這樣的張力結構中。

　　《黑&白》中有一類人物，與其叫他們理想化的形象，不如稱之為純粹的人，具有特別能夠打動人心的力量，比如說王勝利、駱正、老校長……他們同樣經歷了革命的潮漲潮消，最初，好像是革命的浪潮抓住了他們：因為與舊世界的血海深仇，或因為對新世界的進步追尋，個人的命運與革命的大勢一拍即合，并由此開始將生命投入到為勞苦大眾謀解放的事業中，“解放”之于他們，遠不是1949年那個勝利的時間點，而是任何時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王勝利穿上軍裝是戰士，脫下軍裝是公 社群眾的帶頭人；駱正在解放后堅持查找和舉報造成“鳳凰島血案”的叛徒，他與宋乾坤們的漫長對峙最強烈地詮釋了什么是“忠誠”與“背叛”；老校長從拿到一冊駱正留下的《共產黨宣言》起便終身信仰，并將理想信念化為對鳳凰島土地和孩子們的守護……而當時勢逆轉，革命不再之后，這些“失勢的人”，卻依舊要以歷九死而未悔的執著，來對抗資本化的滾滾潮流，這些人物的“斗爭精神”“不像是來自新時期，而像是來自‘前三十年’”（朱亞芳：《三人談：為人民賦形，為時代作證——《黑&白》的主題分析》），只不過，他們在“前三十年”是英雄，在后革命時代則是悲劇英雄。

　　與這一系列人物形成參差對應的，一類是像武伯仲、杜威父子、巴光明、巴東父子那樣的人，他們也是大有執著的，那就是個人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大潮摧枯拉朽時，他們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蟄伏起來，而當個人主義撕開時代的裂口，他們就將所有的精明、心機、計謀……投入到無限的自我利益的擴張中去。他們順勢而為，不斷膨脹，“杜威身上體現了一種發揮到極致的個人主義或欲望主義美學”（劉繼明：《時間的證詞——<黑&白>及其他》），而武伯仲最后以自殺來保全兒子的方式，也恰好體現了其維護個人利益的堅如磐石的決心。甚至他超常的性能力、私生子綿綿不絕的情節設計，也寓意著個人主義難以根除的強大生命力。

　　但是這些民間的資產者，在中國的語境中，如果沒有承接自上而下的“勢”，是不可能張揚到這種程度的。這就要涉及另一類像宋乾坤、洪太行、路勝平……為代表的“左而右”的人物。他們有的是老干部、老革命，有的是革命者的后代，還有的是戰斗英雄……他們都有過光榮的革命履歷，包括洪太行在北大荒兵團八年、為執行任務凍傷了雙腿而癱瘓。這些人在革命年代可能是積極分子、或者表現得像積極分子，但這些終究只是他們積累的象征資本，一旦時機成熟就要變現為自己的實際利益。當他們主導了改革的方向時，中國社會一路向右的趨勢就不可避免。

　　然而歷史的辯證法往往表現為一種趨勢同樣會生產出自己的對立面。后革命時代遠離革命，它也構成了像王晟、栗紅、顧箏、顧小樂、田青青、宗小小……這些人物主要的成長環境，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大多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但卻在自己的人生的不同階段，遭逢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和斗爭，其中以王晟、顧箏最為典型。王晟的“左”邊有王勝利的教育、駱正的影響、田芳和老校長的感召，“右”邊則是郎永良的指導、杜威的拉攏、以及身邊形形色色的庸人的環繞，直至選擇網上發布揭露武伯仲等人黑幕的舉報信，并被打擊報復入獄，王晟才逐漸意識自己到底要跟誰站在一起；顧箏剛開始是個帶有“文青”氣質的敏感女性，對于現實世界的骯臟常常采取的是避之不及的方式，直至她選擇與腐敗的法律圈決裂，為王晟辯護、為小舅顧小樂抵制工廠并購辯護，才開始了與黑暗勢力的勇敢較量和搏斗。這些人物“右而左”的轉變軌跡，帶著主體艱難探索的色彩，為了要找回屬于自己的路。至于更年輕的青青、小小，他們在自己的大學時代，已經在重新探討馬克思主義，并與現實中的工農問題發生著聯系。

　　《黑&白》這個系列的人物創造，具有多重意義。比如它與上世紀社會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藝中“新人”形象的關聯，那種要掙脫和超越舊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全新的人，雖然到小說結尾也還是“未完成的”，但是與主流文壇提供的人物形象相比，已經是屬于“別一世界”的“新的萌芽”。

　　它也一定程度上觸及了“接班人”的問題。小說第一部王晟出生的那一節，被冠以“接班人”的標題，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生、成長的人，都應該被培養成共產主義的接班人，然而社會的變遷分化、異化了他們。那些“左而右”的人物使得這個語詞變得特別具有反諷性，而這些“右而左”的人物，雖然他們離產生了王勝利、駱正那樣真正的戰士和革命者的時代已經很遠，但也在后革命時代接續上了父輩的精神血脈。

　　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系列的人物創造，表現了這個社會“勢”與“能”的此消彼長。在王晟、顧箏八十年代上大學時期，可能只會出現“左而右”的人，不會出現“右而左”的人，而到了青青、小小上大學的新世紀，情形就已迥然不同。資本的快速擴張，制造出了最大的無產階級的隊伍，《黑&白》中的國企工人和打工者已經開始抗爭，雖然自發的反抗離走向自覺還有漫長的距離，但是，“革命”并不是想告別就告別得了的，這也構成了后革命時代被壓至幕后，卻仍然不時出現于前臺的現實情勢。因此，小說到了后半部分，已經從“革命為什么失敗？”的追問過渡到了另一個問題：“繼續革命是否可能？”

　　無產階級的事業能否重新出發？《黑&白》中的王晟、顧箏、小小和青青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的路也還有漫長的距離；知識分子如何與民眾相結合？將近一個世紀以前左翼文化名人宗達身上所暗含的融入民眾的難題，也還會重新出現。然而歷史不會以完全相同的面貌出現第二次，因為現實中活生生的人，會能動地投入到新趨勢的生長、流動中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