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三部曲”小說《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可以說是描寫知識分子在革命洪流中作為的經典文學。

　　《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描寫八十多年前中共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華北抗日敵后游擊戰爭的波瀾壯闊、英雄宏偉的場景，講述許多知識分子從迷茫里找到方向，在革命中磨礪意志，譜寫出感天動地的時代之歌。這種時代之歌，通過“青春三部曲”小說中青年知識分子林道靜、柳明、盧嘉川、曹鴻遠等文學形象得到了生動的展示。雖然《青春之歌》出版于西元1958年，《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分別出版于西元1986年和1990年，創作時間將近三十年，跨越“改開”前后兩個階段，但整個“青春三部曲”小說沒有受時代變化的影響，堅守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其文學成就在新中國文學中具有超凡絕俗的地位。

　　小說作者楊沫，西元1936年入黨，抗戰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做婦女、宣傳工作。她目睹了抗日救亡運動，親歷了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全過程，因而“青春三部曲”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有她親身經歷的背景，可以說是她青春歲月的影子。但她沒有寫成那類自戀式的自傳體小說，而是——用她自己的話說——以文學創作“反映個人經歷中體會最深的東西，完全立足于真實的或者說現實的生活，十分重視真實性的原則”，“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人物”。總的來說，“青春三部曲”小說是遵循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方法，提煉作者所熟悉的人物和現實生活，把生活的美轉化為藝術的美。

　　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要求作家根據革命斗爭現實，去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反映革命生活，通過塑造典型人物、描寫典型環境，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質。縱觀古今，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大抵是具備現實主義傾向的。“改開”以來，這種文學創作方式遭到“主流文藝理論”的貶斥，甚囂塵上的是像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之類顛覆革命歷史、津津有味地把生活中散亂的、丑惡的、愚昧的事象和人物以欣賞的態度展覽出來的“自然主義文學”傾向，追求感官刺激和低俗下流的心理的發泄。楊沫創作“青春三部曲”中的《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時正值上述環境，面對這類喧囂她不為所惑，堅守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立場，堅持了革命初心，其文格和人格都是“改開”后名噪一時的那許多“著名作家”所無法企及的。

　　“青春三部曲”中的后兩部《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描寫了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比如某些革命參與者人品的卑劣（這樣的人，“改開”后大量暴露），以及“肅托”運動的擴大化錯謬。這種內容，如果楊沫善于“與時俱進”見風使舵的話，完全可以寫成符合“改開主流文藝思潮”的東西。然而，楊沫不屑于此，她在《芳菲之歌》與《英華之歌》中堅持了《青春之歌》的信念，在描繪美與丑、善與惡、前進與倒退同時存在、有時甚至交織在一起的社會與人生時，以理想的燭光去觀照，把生活的真實轉變為藝術的美，給人以鼓舞和前進的力量，同時反映了中國革命的真實面貌和偉大意義。

　　西元1991年，楊沫在《青春之歌》的《新版后記》中寫道：“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么，不喜歡寫什么。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于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了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向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樸實堅定的話語，彰顯出堅毅高尚的情操。

　　與楊沫同時代加入革命隊伍的許多知識分子后來自命為“兩頭真”（參加革命前是“自由主義分子”，“改開”后否定革命），它們實際上是投機革命的變色龍，在楊沫面前，它們矮如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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