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9月，北京皮村出現了一個以文學分享和文學寫作為中心的新工人文學小組。依托公益機構工友之家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文化藝術服務的理念，十余年，新工人文學小組涌現了范雨素、小海、李文麗、微塵、李若、郭福來、萬華山、徐良園、徐克鐸等基層作家，陸續出版了《勞動者的星辰》《久別重逢》《我的皮村兄妹》等作品。至今，新工人文學小組依然堅持每周末一次的文學講座、兩月一期的電子刊物《新工人文學》、每年年底舉辦“勞動者文學獎”和“勞動者的詩與歌”等文學交流活動。這些以文學的名義形成的連接，既顯示了城市文化的包容與豐富，也讓生活在折疊背面的勞動者顯影于公共文化舞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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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文學課

　　2007年，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出現，里面有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友影院、新工人劇場、同心互惠商店等公共空間，新工人文學小組的文學課堂也是工友社區活動之一。我是文學小組的第一位志愿者，曾經每周末都到這個農村大院，與喜歡文學的工友們一起上文學課。

　　文學小組的文學課不在“教室”里，先在工友影院，后搬到了工會辦公室，大家聚在一張長方形的辦公桌前。我一開始按照文學小組召集人付秋云的設想，準備從文學寫作技巧的角度來講，但沒有落實。一是我自己不從事文學創作，細致的寫作技巧也講不了，二是寫作技巧對于寫作是否有用，我也有所懷疑。文學課基本變成了兩部分，一是文學討論課，我會選擇一部經典作品，大家共同閱讀，然后再談一下對作品的體會，二是工友的作品分享會，我鼓勵大家自己寫東西，寫完之后在課程中相互點評，這提高了大家的寫作熱情。范雨素寫了從事家政女工的故事，小海在南方打工時就創作了大量詩歌，李若寫了在城市工作時遇到的人和事，微塵也用內斂、細膩的筆觸講述十多年北漂的經驗，這些文字都讓我印象深刻。2015年文學小組成立一周年時，我們自己編輯了一本《皮村文學》作品集，收錄了大家一年來創作的所有作品。這些最有生命體驗的文字用詩歌、非虛構、小說等文學的形式來表達，承載著億萬新工人在城鄉流動、日常勞作中的痛楚與喜悅。文學課實現了勞動者從喜歡文學、閱讀文學到創作文學、發表文學的轉變，使得文學變成普通人、勞動者參與公共生活的中介。

　　文學小組的名氣越來越大，也讓更多志愿者愿意參與文學小組的活動，每周一次的文學講座變成了一次文化藝術分享空間。主講嘉賓的身份非常多元，有的是到皮村采訪的記者、編輯，也有的是作家、學者，或者假期回國的海外專家，每年大概有二三十位老師來講過課。每次聽課的工友也不固定，因為大家工作都很忙，有一些在北京打工幾年就回老家了，也有的輾轉到其他地方。與一般的文學講座以主講嘉賓為主不同，皮村的文學課更像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以文學的名義進行一次自由而平等的相聚。對于主講嘉賓來說，一路從城市來到皮村，感受到的是繁華都市之外的擁擠、吵鬧的城中村景觀，來到皮村小組，遇到的是喜歡文學、熱愛閱讀的普通勞動者。對于老師講的各種主題，文學小組的工友都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很多工友有大量的文學閱讀，并且能夠借助生命經驗對經典作家的作品提出見解。近些年我嘗試以“皮村中國文學史”為題，重新梳理20世紀中國作家創作與社會互動的關系，有一次提到蕭紅，講到蕭紅早期創作與她的個人生命，有一位家政勞動者認為蕭紅丟掉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位勇敢的母親。還有一次講到一位工友懷念故鄉的文章，同樣是一位女性工友提出，男人有回得去的故鄉，對于農村女人來說，結婚之后就沒有故鄉了，因為出嫁后在故鄉沒有土地，女人回不去了。

　　一些朋友來講課，問我講什么內容。我一般的建議是，想講什么內容都可以，也許重要的不是講什么，而是每周都有人來到這個空間，形成了一種文化交流的氛圍。很多志愿者寫道，來皮村上課，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與一群喜歡文學、愛好寫作的人無所顧忌地聊天，沒有知識上的等級，大家只是因為興趣而進行純粹的交流。

　　2024年6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張猛為文學小組授課，賞析契訶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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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學為橋梁

　　2017年4月界面·正午發表了《我是范雨素》一文，范雨素及新工人文學小組引起了媒體廣泛關注，范雨素及其他文學小組成員的故事經常成為新聞報道的對象，這一方面吸引更多關注弱勢者文化的人來做志愿服務，把每周一次的文學課變成一種公共文化講座，另一方面也讓范雨素、小海、李文麗等文學小組成員有機會曝光在大眾媒介的舞臺中，參與紀錄片、舞臺劇、文學節等文化交流活動。這種大眾媒體與新工人文學小組的互動，雖然很難讓文學小組的成員真正實現從勞動者向文化勞動者的轉型，但這些“闖入”主流文化的勞動者依然攜帶著不一樣的文化信息。

　　2019年，范雨素、萬華山受到《北京文學》主編師力斌推薦，到北京老舍文學院基層作家進修班學習。2020年范雨素、小海、萬華山、路亮參與中央電視臺董卿主持的《朗讀者》節目，把文學閱讀和寫作作為繁重日常工作之外的精神空間。2021年小海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老舍文學院2021骨干作家高級研修班，在北大中文系聽了兩周的文學課。這些活動讓從事文學創作的勞動者走出文學小組，結交新的朋友。在范雨素參與的文化活動，她經常講述家政女工的堅韌、單親母親的育兒經驗以及文學閱讀的啟示，這鼓勵更多勞動者有信心從事文學創作。2018年萬華山在工友之家工作，負責接待大學生志愿者、文學小組課程的主講嘉賓以及來工友之家參觀的海內外學者，認識了一些有意思、談得來的朋友。2020年，萬華山參與“不周山”藝術項目，結交了一些從事當代藝術的伙伴，這些經歷也改變了他的發展軌跡，去追求更自由、更自主化的生活狀態。2021年，世紀文景編輯楊沁寫了一篇李文麗的非虛構文章，又來文學小組做志愿者，后來策劃了《勞動者的星辰》一書，把九位文學小組成員的作品結集出版，這本書也被作為“素人寫作”的代表作。2023年初，范雨素的科幻小說《久別重逢》在十月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張引墨的策劃下出版，這本把女性成長經驗、故鄉風土以及上下五千歷史“混雜”在一起的作品，充滿了奇特的想象力和靈動的詩意語言。這本書出來不久，范雨素作為基層作家代表受邀參與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一期“作家朋友，歡迎回家——作家活動周”的交流活動，分享創作經驗。

　　范雨素《久別重逢》的作品節選

　　近些年，詩人小海一直留在工友之家同心互惠商店工作，他把自己負責的二手服裝商店命名為“詩歌商店”，是作家袁凌、范雨素、李文麗等文友聚會的場所。小海經常參加話劇演出、紀錄片拍攝，與朋友一起玩音樂，把自己的詩歌《我從未將自己找到》《我是胡小海》改編成說唱歌曲，還在拆遷的皮村舉辦廢墟溝(非虛構)詩歌會。2023年10月，小海受邀參加第12屆澳門文學節，與國外詩人對話，從他寫的《澳門日記》中能看出文學交流帶來的平等感和尊嚴感，小海的詩集也已經與出版社簽訂合同。2024年初，李文麗與施洪麗代表文學小組，到廣州參加書展，推銷《勞動者的星辰》《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她們把文學小組的理念傳遞給更多人。近期，范雨素參加了明星伊能靜的女性訪談節目《靜話集》，講述女性的成長經驗以及各種艱辛的際遇。李文麗參加了騰訊新聞發起的《從她說起》女性分享會，講述了自己從甘肅到北京，一邊做北漂保姆，一邊成為能寫、能跳、能畫的文藝骨干的故事，這本身是一種不斷完成自我突破的過程，她這些年寫了2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也畫了幾百幅表現力豐富、充滿生命力的粉彩畫。

　　詩人小海在“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從新工人文學，到文學小組在不同的文化空間講述個體化的經驗，他們都從被書寫者變成了主動的創作者，從主流文化的他者景觀變成了鮮活的、攜帶著階層、性別意識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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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凝視：不想成為會跳舞的猴子

　　在主流文化景觀中，社會弱勢者并非不可見，反而會以某種方式被看見。一是在一些特殊節日，如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會把辛苦工作的勞動者呈現為一種溫馨、浪漫的“善良的羔羊”，二是在社會法制節目或新聞中，這些闖入城市的打工者又經常成為破壞理性、文明、現代秩序的“邪惡的威脅者”，這樣兩種正面和負面的形象，都是以城市、中產為核心展現的他者化的景觀。新工人文學小組也經常被這樣的“目光”所凝視，比如在一些文學小組成員的報道中，會經常采用這樣的視角，勞動者為什么要從事文學創作，既然文學無法改變命運，從事文學創作的意義何在？這種從勞動者到文學書寫者的身份“僭越”制造了奇觀效果。

　　對于這種他者化、獵奇化的凝視，新工人文學小組有一定的自覺和自省。2017年因為《我是范雨素》的爆紅，范雨素面臨媒體的過度關注，她主動選擇“躲”起來，她說不想變成一只會跳舞的猴子。在接受了一些記者的專訪之后，范雨素反其道而行之，寫了幾篇關于記者的文章，如《2017，我采訪了11個記者》《我采訪的記者》等，記者從采訪者變成了被采訪對象，這種權力關系的反轉，體現了以范雨素為代表的新工人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同理心”，她認為記者也是另一種勞動者，記者辛苦采訪的故事也應該被看見。還有一次文學小組成員的文章被作家采訪、發表之后，她最大疑問是為什么“我”的故事變成了記者的作品，被采訪者為什么不能分享作品的稿費。也促使大家意識到，與其讓記者寫自己的故事，不如自己變成文學書寫者，從被書寫對象變成書寫者，才能成為真正的主體。

　　5月1日，非虛構作家袁凌的新書《我的皮村兄妹》在文學小組舉行了首發式。我把這本書也作為文學小組的成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內部視角，從文學小組內部來觀察文學與勞動者的關系，書里的每一個個體都布滿了生命的傷痕，與此同時，這些傷痕累累的個體又對文學等精神生活保持旺盛的渴望；二是，袁凌既是來文學小組上課的志愿者老師，也與文學小組的工友們成為人生知己，他從2017年到皮村采訪的記者，一步步變成經常跟著工友打工、勞動的好兄弟。袁凌寫這些生活在皮村的北漂們的生命與工作，也在寫他自己是與他們一樣的“不穩定勞動者”。這種有社會情懷的非虛構作家與從事文學創作的勞動者的相遇、相知本身是一種時代癥候。

　　《我的皮村兄妹》成書后，袁凌把書送給了他的皮村兄妹

　　20世紀以來，現代文化不斷地向社會基層下沉，讓勞動者完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意義上的雙重翻身。這種無聲者發出聲音以及每一個人能夠成為自主化的主體，可以說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議題。在這個意義上，新工人文學小組借文學的語言，在這個斗轉星移的大時代為無數、無名的勞動者留下存在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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