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最令人感到諷刺、心酸的橋段是，當‘彩橋之家’被取消了經營許可，勒令關閉時，一眾院友卻紛紛指責起揭破黑幕的記者曉琪了。”
01
新中國成立以后，香港長期扮演了“資本主義櫥窗”的角色，向社會主義的內地展示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及文化。香港獨一無二的“櫥窗”作用，也是香港“繁榮”的深層次原因。
做為“櫥窗”，香港深刻地影響了內地的改革開放，那句每個毛孔都滴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并非深圳原創，而是直接來自香港，這句口號極大地塑造了今日中國的面貌。
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發生的一切，對內地都有借鑒、警示作用。
02
目前，正在熱映的香港電影《白日之下》，帶給觀眾多方面的思索。該片在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19項大獎中斬獲16項提名，并最終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項演技大獎。
《白日之下》改編自在現實中曾震驚整個香港地區的殘疾院“康橋之家”事件。
殘疾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種“民辦公助”的機構，兼有養老、照顧殘疾人等功能。入院的院友須把自己的“綜援金”（港府提供給經濟上無法自我維持的港人的一種福利，金額從每月2000至5000港幣不等）全數交給院方，殘疾院還可以從港府獲得資金支持。這種看起來相當不錯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卻黑幕重重。港府對殘疾院的監督形同虛設，入住的老人和殘疾人完全成了院長（及院長背后的“利益共同體”）牟利的工具，生活條件惡劣、老人被虐待、智障女院友被強奸的惡性事件頻繁發生。
在“康橋之家”事件中，院長張健華2004年就被指控性侵女院友，2014年再次被指控。在十余年的時間里，“康橋之家”連續曝出性侵、虐待、院友接連死亡等丑聞，雖然港府迫于輿論壓力撤銷了“康橋之家”的豁免證書（即經營許可證），但張健華最終并沒有受到應有懲罰。
在《白日之下》的大結局中，林保怡飾演的院長章劍華，因“與精神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性侵智障女院友）而站上被告席，觀眾都期待他受到正義的懲罰，然而，律政司指派的律師卻宣布“經過長時間考慮，基于保護受害人的理由，決定撤銷對被告人的指控”。
這一結局，令觀眾陷入了深深的無力與沉重之中，無論記者曉琪（余香凝 飾）多么努力地尋找真相，最終都無法將作惡之人繩之以法。
法官在宣布終止審判時說，“這次是被告的幸運，同時也是受害人和社會的不幸。”
這句話，不僅是電影中的臺詞，也是真實事件中，法官在宣布撤銷對張健華的指控后當庭說的話。
這句話，也無疑是在宣告，無論是輿論還是法律，都無力伸張正義，懲辦罪惡。
影片最令人感到諷刺、心酸的橋段是，當“彩橋之家”被取消了經營許可，勒令關閉時，一眾院友卻紛紛指責起揭破黑幕的記者曉琪了。
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而是他們真的沒人管。
殘疾院里，即便存在種種惡行，卻仍然是一個遮風擋雨的庇護場所。如果這里也不能住了，哪些失能老人、殘障人士，連塊安睡之地都沒有。
“彩橋之家”關閉了，正義感滿滿都記者凌曉琪卻因為承受不住心理壓力而辭職——“為眾人抱薪者，往往凍斃于風雪。”
03
如果認為這部電影僅僅是揭露香港福利機構的黑幕，那可能就是一種過于單純的誤讀。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出于逐利的沖動，總是一有可能就傷害社會。
比如，殘疾院之所以虐待老人和殘障院友，是因為暴力手段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管理成本，以至于只需要雇傭兩個護理員，就可以“有效”管理四十多位院友。
管理成本降低了，殘疾院的利潤自然就增加了，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為了使資本主義的壓榨機器能夠比較平順地運轉下去，實現可持續剝削，就需要一些機制來抑制資本，包括媒體和司法體系。
但《白日之下》以及真實的“康橋之家”事件，卻讓觀眾看到，媒體與司法都陷入了某種失能的狀態——媒體可以揭露殘疾院的丑聞，卻不能為無處可去的大量失能老人、殘障人士提供庇護所，以至于媒體制造的問題，甚至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而司法體系則瑣碎、冗長，“寧縱勿枉”原則所導致舉證責任不對稱，使之連表面上的公正也無法維持了。
《白日之下》，讓我們看到的是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頹壞——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肆虐的結果，使得資本主義從一座看上去井然有序的叢林，蛻變成了一座荒蕪的、無序的、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的黑暗叢林。
無論如何，香港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櫥窗。從這個櫥窗里，我們看到，失去天敵的資本縱橫馳奔，正在把社會踐踏成廢墟。但從歷史辯證法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在為未來建設社會主義大廈廓清場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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