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現狀令人不安，影響了將中國兒童培養為共產主義接班人事業的發展進程。為此，中國兒童文學界對兒童文學的未來發展進行了深入討論。在政策、文件、會議等多種舉措之外，由中國作家協會編選的兒童文學選本，就是一個重要但又長期被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界所忽視的有效舉措。而1956年由中國作家協會首次編選出版的《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以典型的新中國兒童文學作品，提供了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樹立典范的可能性，并為未來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本土經驗。此外，該選本在創造新中國人民文藝的總體方向下，借鑒了蘇聯的文學資源，提供了兒童文學如何面向世界的啟示。

　　關鍵詞：《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兒童文學典范；本土化；世界性視域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便開始了構建新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的實踐，新的文學觀念在各種討論中逐漸確立。新的兒童文學觀念也在討論中明晰起來。1956年2月出版的《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以下簡稱《兒童文學選》）便展現出這一時期中國少兒文藝對形式與主題的具體追求，最終指向確立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的核心議題。同時，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典范的確立，也呈現出本土化的自覺，使其得以在文化比較視野下突破蘇聯知識體系的限制，從而獲得審視自我的世界視野。因此，以《兒童文學選》為案例，論析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典范的具體內容與創構路徑，不但能呈現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初創期的建設主題，也切近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如何本土、怎樣世界的思想理路。

　　01

　　《兒童文學選》的編選

　　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發展薄弱，“1950年全國出版的少兒讀物僅有466種，總印數573萬余冊，其中種數的70%、印數的59%都是私營出版社出版的”1。為改善這一薄弱現狀，中共中央于1950年把發展少兒讀物出版業的任務交給了青年團中央，意圖通過專門管理，促進少兒讀物出版業的發展。在青年團中央領導下，文藝報刊和出版社相繼創設，2并出版了一定數量的少兒讀物，3但“因國營及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得少，私營出版社便從中投機，粗制濫造……上海公私合營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因缺乏領導，所出讀物除翻譯蘇聯著作外，大都為過去商務、中華、大東各書局舊書的翻版，質量亦低”4。“就在這些很少作品當中，也還有著不少問題（如市場上流行的‘小人書’）”5，因此“不得不依靠外國兒童文學尤其是蘇聯作品的翻譯”6。直到1954年，“全國少年兒童讀物的印數共一千三百六十九萬多冊，全國六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約近一億二千萬人，其中識字的約有七千萬人，平均五個人才有一冊”7。所以，新中國少兒讀物的奇缺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這引起了中共中央相關部門的關注。

　　為解決少兒讀物奇缺問題，有關部門組織會議討論，8并意識到改進今后少兒讀物工作的“關鍵在于領導”9，但又未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1955年8月2日編印的《情況簡報》第334號，反映了兒童讀物奇缺，有關部門不夠重視的情況”，毛澤東于8月4日閱讀上述簡報后，在相關問題旁“分別批注‘書少’、‘無人編’、‘太貴’，并批了意見：林楓同志：此事請你注意，邀些有關的同志談一下，設法解決。”10最高領導人的關注，直接推動了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解決進程。中宣部、文化部、青年團中央、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等相關單位，相繼參與到解決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工作中，最后達成了擬定兒童文學創作計劃、加強對兒童文學領導的共識。11而中國作家協會也“根據《人民日報》社論精神，結合從少年兒童工作會議上了解到的情況，并參考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波列伏依所做的《蘇聯的少年兒童文學》補充報告”12，最終形成《中國作家協會關于發展少年兒童文學的指示》，并于1955年11月18日下達中國作家協會各地分會。

　　在新中國語境中，“少年兒童教育真正是關系我們國家和社會未來的一項根本事業，真正是我們國家的百年大計”13，并且“今天的少年兒童就是明天的新民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14。因此，發展兒童文學不僅是繁榮新中國文學的題中之義，更涉及培養新中國“建設者”與接班人的政治議題。所以，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即將召開之際，要配合編輯出版一套第二次文代會以來的各種體裁的作品選集，兒童文學因其政治意義重大而出版薄弱的現實，進入了編選者視域，《兒童文學選》便成為這套選集之一。中國歷來就有選編文學選本的傳統，15文學選本作為“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16，其功能指向在新中國語境中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文學選本“在經典的傳承與重構、民族文化認同的塑造和社會共識的構筑等社會價值的實現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17，具有明確的“立典”功能。有研究者就注意到與《兒童文學選》同時出版的《短篇小說選（1953.9—1955.12）》，具有制造新中國文學典范的意圖。18所以，出版《兒童文學選》便不僅是對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的集中展示，更內含確立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的命題。

　　中國現當代文學選本研究，往往集中于成人文學，19對兒童文學選本少有關注，20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體化”21進程中，兒童文學選本又內含了建設新中國兒童文學的原發性命題，因而值得關注。在《兒童文學選》誕生前和共時性文學出版活動中，新中國出版了兩部兒童文學選集。1949年12月，第一部兒童文學選集《一九四八年兒童文學創作選集》出版，吳翔宇認為這部選集“強調藝術性和適合兒童閱讀與接受的標準也較為切近兒童文學的本體”22，但“強調藝術性”，并側重兒童閱讀與接受“標準”的兒童文學作品，是否契合新中國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現實要求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原則，則需要辨析。同時，選編這部選集的目的是“一方面給會友們互相觀摩研究，檢討得失；并以此為起點，來展開新的工作，另一方面，想藉此招致一些愿意走同路的新朋友，也來參加這一種拓荒的工作，共同建設明天的新兒童文學”23。“會友們互相觀摩研究，檢討得失”的定位，24決定了其適用范圍的有限性；而選集表現的“新兒童文學”期待是否等同于新中國兒童文學，也同樣需要辨析。此外，還有一部與《兒童文學選》同時出版的兒童文學選集《海濱的孩子》，該選集為青年文學創作選集中的兒童文學選輯，二者同為中國作家協會選編，陳伯吹認為這兩部選集“可以作為觀摩、研究、討論兒童文學創作的基礎”25，意味著對其典范性的肯定，但二者也有差別。《海濱的孩子》的“編輯說明”表示這部選集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高潮，初步地檢閱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者的成績，鼓勵青年文學創作者相互學習，進一步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26而編選，表現出扶植文學新人的“鼓勵”性質。而且該選集小說占比達90%以上，這種體例安排并不足以展示新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成就與豐富性，這也造成其典型性的欠缺。此外，《海濱的孩子》中的半數作品，都被《兒童文學選》收錄，后者表現出作者代際分布的合理性，表達了不同年齡段作者對構建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的共時性思考，作品體裁也更為豐富，因而更具典型性。由此，《兒童文學選》的典范性得以體現，而且從后來的兒童文學選集編選來看，27它們的編選方式、體例安排，乃至序言寫作與價值取向等，都沒有脫離《兒童文學選》的創造，這也反映出《兒童文學選》確立的兒童文學典范受到認可，并得以延續。

　　需要注意的是，《兒童文學選》的編選，雖與新中國現實政治有密切關聯，但關鍵在于新中國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內生的自我期待——創造一種屬于社會主義中國的新型兒童文學。在近代中國的新舊轉型過程中，少年兒童已從純粹的年齡概念，轉變為表征未來民族國家想象的現代符碼，兒童文學也隱喻著歷史與現實的多重知識話語，并成為諸多現代作家進行國民性批判與“現代性”想象的重要載體。在新中國語境中，兒童文學又承載了新的知識話語，指向了培養社會主義“新一代”的時代隱喻。如此，就需要創造新的兒童文學觀念，來引導兒童文學創作，進而強化新中國少年兒童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與理解，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一代提供文學示范與思想指引。這種政治性與文學性相統一的現實期待，成為《兒童文學選》誕生的內在動因，并驅動新的兒童文學知識體系的構建。

　　02

　　《兒童文學選》與兒童文學典范

　　《兒童文學選》有一套選編程序，由中國作協創委會“秘書室在平時閱讀的基礎上，參照各有關部門、單位送來的推薦目錄，提出擬入選的初選篇目，經時任創委會副主任的菡子過目、審定后”28，“由文井最后審定篇目并作序”29。篩選與審定推薦篇目的選編實踐，折射出新的兒童文學觀念對文學生產的影響。換言之，篩選而成的《兒童文學選》中，隱含了確立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所需的理論、邏輯等創作實踐層面的方法與標準，包含著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

　　“兒童觀是兒童文學的原點……兒童觀總是在制約著兒童文學的發展，決定著兒童文學的方向。”30所以，兒童文學典范首先要確定的內容，便是確立何種新中國兒童觀的問題。考察《兒童文學選》收錄作品的主題、主人公形象、題材等內容，可以發現新中國少年兒童的成長與發展，與過往兒童文學與民族解放、社會革命相聯系不同，是統攝于新中國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的論域內的，少年兒童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接班人與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并在此間實現自身的解放與發展，這便完成了新中國兒童觀的歷史創造。《兒童文學選》的“編選說明”，強調“第二次文代會”之于兒童文學的重要性，但“兒童文學”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又是一個“由目標讀者所定義的文本集”31，一方面社會教育對少年兒童有具體要求，另一方面少年兒童的心理年齡特征，又決定了他們特殊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因此，兒童文學是一種區別于成人文學的特殊性知識，它既要滿足社會教育要求，又要兼顧少兒心理，其知識生產、觀念傳達與成人文學的差異性便由此體現，這就需要創造適用于少年兒童的文學觀念來指導其文藝實踐。所以，如何平衡新中國文學的現實要求與兒童文學特殊性的關系，便成為典范的兒童文學觀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兒童文學選》以具體作品，展示了新中國兒童觀在創作實踐中的運轉機制。創作者意圖通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引導，來協調社會教育要求與少兒天性的關系，以勞動教育來塑造新中國少年兒童的思想與身體，進而重建少兒世界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少兒天性既得到政治正確的保障，又彌合了現實要求與少年兒童“內部”生活的邏輯關系，進而平衡新中國文學現實要求與兒童文學特殊性的相互關系。《兒童文學選》的“序言”，則從理論層面出發，通過論析“對所謂少年兒童文學的特殊性這一個問題的理解”32和“對少年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的理解問題”33，回答了平衡二者關系的思想理路。其核心觀點是承認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但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為指引，“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去教育他們”，34并拒絕“乏味的說教”，排斥“對教育意義的庸俗的狹隘的看法”35。所以，典范的兒童文學觀有意協調現實教育訴求與少兒天性的相互關系，并意圖建構一種既尊重兒童發展規律，又契合時代要求的兒童文學觀念，探尋成人生活與兒童世界的對話關系，進而實現雙方的價值表達。但面對新中國初期的文學政治語境，這一設想也面臨挑戰。同時，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觀也并非沒有缺陷，它否認“幻想”是少年兒童文學的主要特點，這與兒童文學的基本屬性又有一定距離。

　　兒童文學典范的確立，不僅內含新的兒童觀念的創造，更通過《兒童文學選》中的具體作品，對典范的兒童文學作品題材與主人公形象進行了示范。以敘事內容為視點，可將《兒童文學選》中的作品題材分為三類，分別是革命斗爭題材、勞動教育題材和展現共產主義美德題材，而這三類題材在整部選集中分別為9篇、11篇和20篇。

　　通過對作品題材的定量統計，可見展現共產主義美德的作品占首位，具體為對少年兒童愛祖國、愛勞動、團結友愛、富有探索精神等優秀品質的呈現。新中國少年兒童作為“新生活的繼承者”36，國家權力話語對其思想品質和文化修養有明確要求與現實期待。因此，《兒童文學選》對表現共產主義美德主題作品的偏重，不僅以文學行動實踐了新中國少年兒童未來發展的教育要求，更回應了少年兒童以何種素養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命題。占比第二位的是勞動教育題材的作品，其內容為問題兒童如何通過勞動教育改正錯誤思想，進而實現形象重塑，成為社會主義新一代中的合格成員。“勞動”是無產階級理論建設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共領導的革命歷程中，也逐漸形成了思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機制。在社會主義中國，“愛勞動”不僅是國民五項公德之一，37更是中小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38勞動不僅指向生產勞動，還具備精神塑造的功能。《兒童文學選》對這一題材的重視，不僅體現出對問題兒童教育的示范性理解，更凸顯了社會主義勞動在塑造少年兒童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上的重要意義。占比第三位的是革命斗爭題材的作品，這受到新中國初期重述革命歷史創作潮流的直接影響。因為“一個所謂的現代民族，首先是一個政治民族，但是這一政治民族仍然需要文化的支持，而如何講好這一現代民族的歷史以及相應的神話建構，就成了敘述的重要命題”39。就兒童文學而言，同樣需要確立其在社會主義共同體內部的價值觀念，使少年兒童形成對新中國的正確理解，而敘述自身在“這一現代民族的歷史及相應的神話建構”中的生命故事，就成為確立共同價值觀念的重要方式。選文中革命斗爭題材作品的整體時間，貫穿了中共革命斗爭時期與新中國建設時期兩個時段，這就在新中國革命歷史內部生成了少年兒童的歷史成長譜系，中共革命傳統既在新中國少年兒童中得到了延續，又使少年兒童的未來發展獲得了自洽的歷史依據。有論者也注意到《兒童文學選》的不足，那就是沒有“專為兒童寫的反映工業建設、國防和交通運輸業等等方面的作品”40，但這也意味著《兒童文學選》還有發展的空間。

　　《兒童文學選》中作品題材內含的知識話語，需要創造與之相適應的兒童主人公形象，來對其進行童年化轉譯與形象化表達。譚旭東認為新中國初期“兒童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是兩個對比形象——‘先進的’與‘落后的’或‘有缺點的’與‘沒缺點的’”41兩類，但這兩類形象又存在由落后到先進的發展過程，隱含新中國兒童文學新人形象創造與現實教育的內容。因此，以知識話語為視點，將《兒童文學選》中的兩類主人公形象再問題化，又可分為兒童英雄模范和問題兒童兩類。42在這兩類主人公形象中，兒童英雄模范形象占主流，他們或是勞動模范韓梅梅（《韓梅梅》主人公）、張福珍（《五分》主人公），或是革命小英雄“東山少年”（《東山少年》中的少兒群像）、盧大容（《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主人公），或是參與新中國反敵反特活動的小豆兒（《小豆兒》主人公）、三苕子（《三苕子》主人公），或是學習模范周小玲（《服務》主人公），等等。他們不僅表現出前文論及的新中國少兒優秀品質，也反映出積極投身革命事業或建設新中國的共同理想，他們還是具有明確時代性與現實性特征的新中國兒童文學“新人”。《兒童文學選》中的少年兒童，是以共產主義精神為指引，“德才兼備、身心健康、智勇雙全的共產主義的戰士”43，這就區別于舊中國父權制轄制下的少年兒童形象，與魯迅筆下的少年閏土、阿毛、寶兒等中國現代經典少年兒童形象也有差異，與延安時期的“難童”“革命兒童”44形象雖有承繼關系，但也有差別。他們創造于新中國歷史語境中，具有明確的階級身份，傳遞出明顯的進步價值觀，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是現實政治的直接投射，而是呈現出“新人的廣義政治性”45，他們既展露出新中國主流價值觀要求的思想責任和精神使命，又完成了中國兒童文學在少年兒童形象上的新創造。吳俊認為“文學新人的政治性同時意味著文學的歷史創新性”46，換言之，《兒童文學選》中的少年兒童形象，在具備明確政治屬性的同時，也回答了新中國少年兒童在擺脫封建父權轄制，并獲得政治身份、歷史地位后，如何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繼續成長的時代議題，這就與中國現代經典兒童形象區隔開來，完成了其歷史創造。

　　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問題兒童的少年兒童形象，他們或是性格急躁的呂小鋼（《呂小鋼和他的妹妹》主人公），或是貪玩的呂力喧（《蟋蟀》主人公），乃至頑皮的小動物等，但他們并沒有根本性錯誤，而是少兒天性中的“個人主義”被放大，造成其與模范少年產生差距。這顯然不能成為新中國少年兒童共同體中的合格成員，而克服自身缺點的重要條件，便是社會主義勞動教育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引導，這也是《兒童文學選》中兒童文學新人創造的重要路徑。這里的勞動，并不是指單純的生產勞動，而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人所必需的經常性的思想教育……逐漸培養孩子們的勞動興趣和勞動習慣，在啟發他們的自覺的基礎上，增強他們對于勞動生產的光榮感，使他們自然而然地熱愛勞動和勞動人民，畢業后樂于參加生產勞動”47。勞動不僅是新中國少年兒童確立階級身份的途徑，還關乎其精神塑造的問題，《兒童文學選》中的問題兒童，正是通過勞動教育改正了缺點，在集體勞動中實現了個人價值，并重新定義了他們的社會關系，改變了他們參與社會的方式。同時，傳統家庭倫理并不能完全改變少兒的“頑劣”心性，需要輔導員、村支書等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與引導。因為少年兒童不能通過自然身份所賦予的意義秩序進入社會主義新人序列，只有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引導，才能改正錯誤，實現形象重塑，進而成為真正的新中國接班人，成為“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下倡導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語境中，48討論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的勞動教育議題，既能見出二者在價值指向上的一致性，又反映出新中國教育觀念的延續與發展。社會主義勞動不僅形塑了他們的身體和思想，拓展了他們的自我成長空間，還成為他們自我發展與自我解放的重要動力。

　　比較《兒童文學選》中兩類少年兒童形象，他們似乎呈現出層級性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兒童英雄模范就是新中國兒童的主流形象，而是這一類形象呼應了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的時代主題，繼而成為時代主流。隨著歷史語境的改變，新中國推崇的兒童形象，又在這兩類形象中流動、拓展。如王蒙在新中國初期創造的革命少年小豆兒，49與該時期開展的革命斗爭活動直接相關，他在21世紀又創造了具有“問題少年”性質的猴兒三少形象，50而這一人物形象繼承了兒童英雄模范的核心品質，繼而呼應了新時代語境下培養健康活潑的“個性”少年兒童的主題，這就映射了新中國少年兒童形象序列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流轉，實現了少年兒童形象的新時代創造。但是，不論如何流動與拓展，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國家與集體在其成長過程中的根本性作用沒有發生改變，并持續影響他們在不同時期對模范素養的習得。少年兒童通過積極參與革命事業而成為革命成員，參加集體勞動而獲得社會政治價值，通過勞動教育而重塑自我形象，他們寄托了創作者個人與社會主義集體將新的一代培養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的共同期待。

　　《兒童文學選》傳達了新的兒童觀、出現了新的作品體裁，乃至創造出新的少年兒童形象塑造的路徑與方法，并通過具體作品示范性地回答了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為何及如何的重要命題。換言之，《兒童文學選》確立了一種新中國兒童文學“范式”，意在建構新中國兒童文學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他們有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形成了一種共同的科學傳統”51。但是，“共同信念”又隱含著文學同一性表達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兒童文學的發展，不過這并不影響這一“范式”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整體發展中的典范意義。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國初期在確立兒童文學典范的過程中，蘇聯文學資源作為一個潛在的參照對象，介入了兒童文學知識話語的生產，這在打開新中國兒童文學世界視野的同時，又引申出新中國兒童文學的本土化議題。

　　03

　　蘇聯資源與兒童文學典范的本土化議題

　　新中國初期，“由于建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體系的迫切需要，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確實受到過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的重大影響”52，導致如“兒童的社會教育方針的問題”53、兒童文學是“共產主義教育強有力的工具來幫助我們訓練成長中的一代”54等蘇聯兒童文學觀念，深度介入了新中國兒童文學的知識生產，甚至出現了“應該把它們（蘇聯兒童文學——引者按）作為先進的創作思想和在創作上具有指導性的先進經驗來學習”55的聲音。但這并不意味著新中國兒童文學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規則與創作規范的整體接受，而是以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本土化傳統為指引，探索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本土兒童文學創造，以突破蘇聯兒童文學經驗的限制，進而實現自我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的5年間，大約有2000種蘇聯文學類圖書在中國翻譯出版，56但發行最廣泛的不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而是其青少年文學作品，57這也在中國境內廣泛傳播了蘇聯的少年英雄形象和與之對應的知識話語。賀桂梅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文藝規范的確立，直接關聯著新中國進入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一基本歷史情境，由此源發于蘇聯的文學規范成為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基本原則”58，但社會主義中國有自己的文學性格與面臨的現實問題，蘇聯少年英雄卓婭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被編譯與改寫的事實，便反映了“中國政府及其教育部門的政策方針，以及中國共產黨對青少年及其社會功能與任務的理解”59。而且在1956年，周揚兩次報告分別論及“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個性”60和“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批判地接受”61蘇聯文化的內容，這意味著在1956年初文藝界已經出現了討論中國文學主體性的聲音，并重新審視蘇聯文學資源，意圖創造一種既能闡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關系，又能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文藝思想，以創造出具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征的中國文學。所以，新中國兒童文學在取徑蘇聯觀照世界時，也在思考如何在“世界”中表達具有民族性格的自我主體性。那么新中國兒童文學如何實踐這一強調中國主體性的本土化要求，進而為創造具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征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出示范？《兒童文學選》提供了一條具有典范性意義的本土化路徑。

　　面對蘇聯文學，我們“跟他們處在同樣的世界歷史的時間當中，思考同樣的普遍性的問題，面對同樣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卻是在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我們自己的文學”62。所以，兒童文學典范在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下，強調“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我們自己的文學”，便需要一個媒介來實現這一文學創造，而中國傳統文學資源便是重要載體。通過重新認識和借用中國民間傳統文學資源，創造新中國民間兒童文學，其“‘幻想性’特征被進一步激發、關注，當然‘幻想’所指向的是‘現實’，即革命浪漫主義”63。這樣便彌合了新中國兒童觀對兒童文學“幻想”特質的抑制，進而“不僅在創造新形式也在包容舊形式的意義上，構造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新中國民族形式”64，蘇聯資源也就轉化為一個可供參考的他者，并內化為新中國兒童文學的構成要素。兒童詩《金色的海螺》與《馬蓮花》，即為實踐這一路徑的代表性作品，通過改寫中國民間傳統故事，協調階級與民族認同，以重新獲得共同體想象空間。阮章競自言：“走的是向民歌學習的道路，我是極想把民歌和新文化運動的成果結合起來”，同時又受到“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的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形式這個講話精神的影響”，65這也反映出本土化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面向。長詩《金色的海螺》改編自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田螺姑娘》，故事原型可追溯至晉代陶潛所撰《搜神后傳》中的《白水素女》，講述少年從水濱拾得田螺，蓄養在家，田螺化身少女執炊，與少年結合后被發現本體，其子因此受到奚落，故而離去的故事。經后世流傳，出現了30余例變體，66故事結局也發生了改變。阮章競在改寫《田螺姑娘》時，保留了這一故事傳統中的主體結構，但改變了難題考驗這一母題的內容與走向，以往超然世外的神明，直接介入了現實生活，海神娘娘也從無法冒犯的神明權威轉變成考驗少年的長者。少年通過四次考驗，得到海神娘娘認可，這就改寫了傳統民間故事中的神-人關系，也改變了舊有封建權力關系，隱喻了社會主義共同體內部人民關系的轉變。革命功能在這個幻想空間內“批判性地延續”了民間文藝傳統，故事結尾寫道：“一年這樣過去了，少年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67，隱喻了新一代在共同體內部形成了革命性的延續，最終生成了新的民間故事。如此，便激活了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當代活力，進而為重構傳統民間故事，提供了具有方向性與可能性的書寫范例。

　　亨廷頓認為：“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68作為“一個文明權利的擴張”物的蘇聯資源，在介入中共革命活動時，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深度影響了中共政治制度與文藝政策的創構，但隨著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中國文藝也開始從本土文學傳統中汲取發展資源。《金色的海螺》與《馬蓮花》作為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本土化的代表性作品，調動了中國民間文化資源來轉譯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進而確立自我主體性，形成具有中國氣派的兒童文學，這也是新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實踐的重要邏輯。從后來的文藝實踐看，本土化路徑的合理性也得到了確證。69《金色的海螺》一類改寫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兒童文學作品，正是“批判地繼承舊傳統和創造新傳統”70的典范案例，它創造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新的表達方式，對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在面對西方兒童文藝知識沖擊時確證自我主體性與激活“民族形式”的創造活力，仍具啟示意義。

　　《兒童文學選》內含的新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實踐，還存在另一意義面向，即“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來想象、定義自身，以及在此基礎上，為世界文學提供何種普遍性的‘中國經驗’”71。因為“在兩大陣營對立的世界格局和民族解放浪潮中，‘中國當代文學’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文學、文化現象”72。由此，新中國兒童文學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兒童文學，而在借鑒蘇聯文學經驗后的本土化創造，便內含了在“世界文學”視野下確立新中國兒童文學民族性格的內容。同時，從現實語境檢視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的本土化實踐，也是在面對全球性的現代性危機時，擺脫主流現代性思維，去考察曾被現代性思想排斥，但又內含特殊經驗的文學資源，進而獲得理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自我確證的更多可能。20世紀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存在的問題無需回避，73但該時期兒童文學對“新的人”“新的世界”74的塑造與書寫，又生成了新質的少兒文化與文學，這也是在業已展開的“世界”中，對兒童文學主體性的確證，進而提供了在世界視野下確證自我的方法。這未必直接創造出具有“世界文學”意義的兒童文學，但生發出一條將兒童文學典范“作為活躍的歷史主體去參與對當代普遍內容的辨析、理解和再界定”75的創作思路與研究路徑，從而進入普遍性的理論空間中，探尋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道路。

　　作為新中國探索兒童文學未來發展的產物，《兒童文學選》內含的兒童文學典范，不僅折射出如何創造新中國兒童文學的原發性命題，還隱含了創造具有新中國民族性格的本土化兒童文學的現實期待。“在政治、文學形勢發生變化、文學權力階層認為需要調整知識前景和文學取向時，‘經典’的標準和構成的空間和自由度，也會發生或加大或緊縮的張弛的運動。”76因此，兒童文學典范并不是一種固定的存在樣態或思想裝置，它是一種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學觀念，它在持續的理論建構與文學實踐中，不斷豐富“經典”的標準和構成的空間，協調其與現實語境的關系，進而實現兒童文學觀念的自我更新。同時，它對本土化的思考也逐漸深化，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不僅從民間文學汲取資源，也從民俗傳統、體育競技傳統，乃至飲食文化傳統等民族文化傳統中汲取文學資源與思想動力，并在變化的歷史語境與“世界的歷史時間”中，不斷回答關于童年中國是什么，以及如何塑造中國少年兒童思想與身體的議題。

　　結語

　　《兒童文學選》關涉的新中國兒童文學典范議題，雖然與當代政治文化語境密切相關，但它從理論邏輯與創作方法兩個層面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未來發展做出了示范，而且從當下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實踐來看，這種示范與思考仍具影響力與生命力。討論兒童文學典范議題，不僅是以一種“內部視角”來思考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發展的自身邏輯，同時也是反思兒童文學典范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發展中產生的限制性影響，進而重新理解新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動力。此外，兒童文學典范內含的本土化內容，指向了創造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兒童文學議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要求。張旭東認為：“中國問題本身是世界范圍內普遍性問題的一部分，但當代中國思想需要一個特殊的切入點；這個點的特殊性不是來自中國自外于普遍性問題，而是來自中國在反思和理解自身的普遍性時對原先的普遍性概念內部的特殊性關系能夠獲得一種新的認識、從而通過自身參與對這種關系的重構和改造，擴大普遍性范疇內部的豐富性、包容性和統一性。”77從新中國初期確立的兒童文學典范切入中國問題，并反思世界視域下中國兒童文學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探求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本土化實踐，這就擴大了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的意義面向，重新獲得了理解新中國兒童文學“普遍性概念內部特殊性關系”的動力。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是在歷史的延長線上對當下創造中國本土兒童文學議題的回應，也是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發展道路區別于西方路徑自為、自主的確證，更為今天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討論找到歷史基點，進而完成對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本土化經驗表達的反思與探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魯迅與百年兒童文學觀念史的中國化進程研究”（編號：19BZW143）的階段性成果]

　　1    方厚樞：《新中國少兒讀物出版50年》，《出版科學》1999年第4期。

　　2    1950年1月，團中央在北京創辦青年出版社。1951年6月，共青團西南工作委員會主辦的綜合性少先隊刊物《紅領巾》創刊，同年11月團中央主辦的《中國少年報》創刊。1952年12月，由團中央主管的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

　　3    “中國青年出版社高度重視兒童文學的出版，自1950年至1955年，出版了155種兒童圖書。”參見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史：插圖本》，新蕾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頁。

　　4    《中宣部召開討論改善兒童讀物出版狀況和蘇聯文藝書籍出版分工問題會議紀要》，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頁。

　　5    郭沫若：《為小朋友寫作——在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人民日報》1950年6月1日。

　　6    王泉根：《“十七年”兒童文學演進的整體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

　　7    《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人民日報》1955年9月16日。

　　8    1953年9月4日，中宣部組織召開討論改善兒童讀物出版狀況和蘇聯文藝書籍出版分工問題的會議。《人民日報》也于同年邀請相關部門負責人與作家、教師代表等召開座談會，討論如何改進兒童文藝讀物的問題。

　　9    《關于改進兒童文藝讀物方面工作的意見》，《人民日報》1953年10月6日。

　　10  《毛澤東主席對兒童讀物奇缺問題的批示》，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5）》，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頁。

　　11  1955年8月6日，中宣部出版處起草了匯報材料《關于改進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創作及發行等工作的意見》，參見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5）》，第226頁。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9月30日，《文藝報》發表“專論”《多多地為少年兒童文學寫作》；10月27日，中國作協第十四次理事會議主席團會議討論通過《中國作家協會關于兒童文學創作的計劃》，參見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史：插圖本》，第309、311、310頁。

　　12  束沛德：《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頁。

　　13  《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

　　14  郭沫若：《為小朋友寫作——在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15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至晚在梁代，人們已經自覺地采用選本的手段來推進自己的文學主張。”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6頁。

　　16  魯迅：《選本》，《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17  徐勇：《中國當代文學選本編纂體系建設：歷史回顧與現實重構》，《學術月刊》2020年第4期。

　　18  肖進：《制造典范：文學選本與“十七年”文體范式的形成——以〈短篇小說選（1953.9—1955.12）〉為中心》，《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19  這方面的研究較為豐富，如付祥喜：《中國現當代文學選本的分類》，《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吳秀明：《文學選本應該“選什么”與“怎樣選”——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例》，《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徐勇對中國當代文學選本有專門研究，并出版了《選本編纂與八十年代文學生產》（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

　　20  少有的研究也集中在21世紀，如周漢友：《選本類型與選編策略——關于兒童文學選本出版的思考》，方衛平主編：《中國兒童文化 第六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0年版；段迎春：《新世紀以來我國兒童文學選本選編標準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21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88頁。

　　22  吳翔宇：《國家文學體制與新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23  《兒童文選創作選集編輯緣起》，中國兒童讀物作者協會編：《一九四八年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中華書局1949年版，第1頁。

　　24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和李先生發起集合志同道合的兒童文學工作者，組織成立一個‘上海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六月九日，正式成立，到會二十五人”。陳伯吹：《蹩腳的“自畫像”》，葉圣陶等：《我和兒童文學》，少年兒童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頁。

　　25  陳伯吹：《讀兩本兒童文學選集》，《兒童文學簡論》，長江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頁。

　　26  中國作家協會編：《海濱的孩子》，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編輯說明”第iii頁。

　　27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選（1956）》；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選（1957）》；1959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選（1958）》；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選（1959—1961）》。在此期間，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各省級出版社等，都逐漸參與到兒童文學選集的出版活動中。

　　28  束沛德：《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第17頁。

　　29  束沛德：《我這九十年：文學戰線“普通一兵”自述》，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73頁。

　　30  朱自強：《朱自強學術文集3 兒童文學概論》，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5年版，第86頁。

　　31  佩里 · 諾德曼、梅維斯 · 雷默：《兒童文學的樂趣（第三版）》，陳中美譯，少年兒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頁。

　　32   中國作家協會編：《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序言”第5頁。

　　33  同上，“序言”第8頁。

　　34  同上。

　　35  同上，“序言”第9頁。

　　36  《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一代》，《人民日報》1954年6月1日。

　　37  1949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列為國民五項公德。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

　　38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的宣傳提綱》……不論從小學、中學或大學畢業出來的人，都應該積極從事勞動生產。成為有政治覺悟、有文化教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參見劉英杰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 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39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頁。

　　40  梁汝懷：《兒童文學前進的腳印 中國作家協會編選的“兒童文學選”讀后》，《人民日報》1956年3月24日。

　　41  譚旭東：《新中國七十年兒童文學的梳理與省思》，《南方文壇》2019年第6期。

　　42  以主人公形象內含的知識話語為視點，將《兒童文學選》中的40篇作品分類，英雄模范形象占31位，問題兒童形象占9位。

　　43  《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一代》。

　　44  韓惠歡：《延安時期兒童文學及其教育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45  吳俊：《新中國文學“新人”創造的文學史期待》,《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3期。

　　46  同上。

　　47  《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一代》。

　　48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20年發布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2021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五條中，明確提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要求，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網。

　　49  王蒙：《小豆兒》，中國作家協會編：《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第202—213頁。

　　50  《猴兒與少年》中的人物，參見王蒙：《猴兒與少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51  劉放桐等編著：《現代西方哲學（修訂本）》下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3頁。

　　52  方衛平：《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明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頁。

　　53  高爾基：《兒童文學的“主題”論》，《兒童文學研究參考資料》，少年兒童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頁。

　　54  《關于兒童文學發展的現狀和任務》，蔡時濟譯，西蒙諾夫等：《論兒童文學及其他》，蔡時濟等譯，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51頁。

　　55  瑞托米洛娃、茲洛賓：《蘇聯兒童的歷史文學讀物》，惠如、和甫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前言”第iii頁。

　　56  傅朗：《“卓婭”的中國游記——論建國初期蘇聯青少年文學的翻譯與傳播》，徐蘭君、安德魯 · 瓊斯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頁。

　　57  考察1949—1954年間，蘇聯文學類書籍在中國的出版印刷數量，青少年文學的出版發行明顯多于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共印90萬冊，而蘇聯青少年文學《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在出版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發行達128萬冊。參見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編：《我國翻譯出版蘇聯書籍目錄（1949.10—1954.6）》，內部資料，1955年，第216、227頁。

　　58  賀桂梅：《當代文學的民族形式建構與世界視野論綱》，《學術月刊》2022年第12期。

　　59  傅朗：《“卓婭”的中國游記——論建國初期蘇聯青少年文學的翻譯與傳播》，徐蘭君、安德魯 · 瓊斯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第264頁。

　　60  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國作家協會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61  周揚：《在中國音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頁。

　　62  張旭東：《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頁。

　　63  毛巧暉：《兒童文學中神話資源的轉化：以蕭袤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2期。

　　64  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

　　65  阮章競：《關于民族形式問題》，《阮章競文存 回憶錄卷》，北京十月出版社2022年版，第489頁。

　　66  丁乃通編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鄭建成、李倞、商孟可、白丁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1頁。

　　67  阮章競：《金色的海螺》，中國作家協會編：《兒童文學選（1954.1—1955.12）》，第402頁。

　　68  塞繆爾 ·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頁。

　　69  在論及傳統形式與新童話的路徑議題時，陳伯吹強調傳統民間故事“是以幻想的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實質”，參見陳伯吹：《談“神話”、“傳說”和“童話”》，《兒童文學簡論》，第57頁。賀宜認為在繼承傳統形式的同時，“還應該敢于創新，敢于突破傳統形式，創造一些能更好地表現新內容的新的形式”，參見賀宜：《漫談童話——在一次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兒童文學教研組編：《兒童文學教學研究資料》，內部資料，1979年，第80頁。

　　70  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資料》，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88頁。

　　71  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自序”第5頁。

　　72  孫民樂：《略談“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讀后》，《文藝爭鳴》2022年第11期。

　　73  有論者就認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缺乏想像力，沒有個性，缺少生命和活力”，參見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頁。考察各類文學史對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的論述，可以發現這種觀點很普遍。

　　74  蔣風主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頁。

　　75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頁。

　　76  洪子誠：《中國當代的“文學經典”問題》，《當代文學的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頁。

　　77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反思》，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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