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公眾號按：保馬今日推送李松睿老師的文章《 思想出場的空間與可能 ——讀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人境》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當代文學熱衷于探索人性之幽微，形式之創新時，《人境》卻繼承了20世紀文學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出路的傳統。它面向中國社會的現實與歷史，探索農村在經濟全球化格局沖擊下的出路，這挑戰著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界對文學狹窄的理解。通過對比《人境》與《創業史》，李松睿老師指出，盡管《人境》體現了作者鮮明的左翼立場，但它的深刻之處在于面向變動的現實生活，使多種思想并置，辯難，交鋒，為思想提供成長的空間與可能。這種辯難與交鋒既體現在作品內容上，也體現在文體形式中。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1期，感謝李松睿老師惠賜此文!保馬曾多次推送《人境》的相關評論文章，在此附上往期文章鏈接，歡迎查閱。

　　思想出場的空間與可能

　　——讀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

　　李松睿

　　文學與思想的關系似乎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一方面，諸多文學史著作總是傾向于使用古典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存在主義這類源于哲學研究的術語，來指認不同時期的文學創作，暗示著文學是思想與理論表達的另類形式。然而另一方面，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容納思想的種種努力，卻常常遭到人們的質疑。美國哲學家博厄斯(George Boas)就曾表示：“詩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陳腐的、虛假的，沒有一個十六歲以上的人會僅僅為了詩歌所講的意思去讀詩。”1而韋勒克和沃倫甚至認為，“如果我們對許多以哲理著稱的詩歌做點分析，就常常會發現，其內容不外是講人的道德或者是命運無常之類的老生常談。”2顯然，這些研究者認為作家在文學中試圖傳達的思想無足輕重，無法成為評價作品藝術水準高低的尺度，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盡管如此，很多作家還是無法忍受思想的誘惑，不由自主地嘗試在作品中向讀者進行“說教”，宣講自己對生活的理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不愿順從大多數讀者的意志，集中精力描寫安娜與沃倫斯基的愛情，而是經常在小說敘事中“現身”，借列文之口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種種思考，傾倒出一系列關于倫理道德、農村土地改革、政治經濟學以及哲學、宗教等具體問題的意見，介入到19世紀70年代俄國知識界的思想論爭中。以至于對托爾斯泰推崇備至的納博科夫會無法忍受列文那長篇累牘的說教，幻想著“踢開他(指托爾斯泰——引者注)穿著拖鞋的腳下那張榮顯的演講臺，然后把他鎖在一個荒島上的石屋里，給他大桶大桶的墨水和一堆一堆的紙——讓他遠離倫理與說教的東西，這些東西分散他的注意力，令他無法專心觀察安娜白皙的脖頸根上盤曲的黑發”3。

　　而對于時下的中國當代文學來說，思考生活的意義、暢談對社會的理解則多少顯得有些“落伍”。當中國作家厭倦了20世紀50至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以文學為社會發展史的宏大敘事做注腳的寫作方式之后，真正值得關注的就只剩下了“白皙的脖頸根上盤曲的黑發”。于是，作家們紛紛將筆觸伸向人性的幽微曲折之處，醉心于文學形式上的種種創新，再也不愿意承擔思考社會和人生的責任，而文學也因此喪失了使思想得以生長的空間與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繼明出版于2016年的長篇新作《人境》就顯得頗為特殊。有趣的是，這部作品也多次提到《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馬垃更是對那個令納博科夫深惡痛絕的列文情有獨鐘。正如小說所描寫的，“列文那種拙樸的實踐家的性格，他對莫斯科貴族生活的厭倦，他在農場實施的一系列改革，以及他躺在干草堆上思考的那些關于人為什么活著，什么樣的生活才有意義之類迂闊、玄奧的思考，都對馬垃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吸引力。他深深喜歡上了這個托爾斯泰描寫的有點兒古里古怪不合群的人物。”4如果說托爾斯泰通過列文這個人物表達自己對19世紀70年代俄國社會面臨的困境的思考，那么劉繼明在作品中反復提及列文并表達對他的喜愛，則表現出一種將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道路的傳統重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的努力。于是，長篇小說《人境》也就成了一個難得的案例，幫助我們考察當文學試圖涵容思想時，會給作品帶來哪些新的特質。

　　01

　　長篇小說《人境》在結構上分為上下兩部，分別以馬垃和慕容秋為中心人物講述故事。在上部中，馬垃自幼生活在湖北農村神皇洲，這位很小就失去雙親的主人公似乎永遠都在尋找能夠指引人生道路的精神導師。他先是將自己的兄長馬坷視為精神之父，為后者在“文革”期間無私忘我地建設人民公社的精神所感動。然而馬坷在1976年因為在一次火災中搶救公社的種子而不幸罹難，使得馬垃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和依靠。不過很快，他就在當地師范學校遇到了逯永嘉老師。這個放蕩不羈而又充滿智慧的男人成為馬垃新的精神導師，他甚至愿辭去公職，追隨逯老師下海經商。然而正當他們合伙經營的鯤鵬公司做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先是逯永嘉突患難言之病去世，后是鯤鵬公司因涉嫌特大走私案陷入困局，馬垃也鋃鐺入獄。服刑8年后，馬垃于新世紀之初回到故鄉神皇洲“隱居”，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今后的人生道路。他發現村民紛紛到南方打工，農村日漸凋敝，決定組建同心合作社，帶領剩下的村民共同創業。遺憾的是，盡管馬垃非常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卻無法抵御跨國公司和地方政府聯手對農村土地的覬覦，他領導的同心農業合作社岌岌可危。

　　在小說下部，敘事的核心人物換成了W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慕容秋。她在“文革”期間曾在神皇洲“插隊”，和馬垃一樣為馬坷忘我的精神所感動，并深愛上了那個年輕的生產隊長。伴隨馬坷犧牲、“文革”終結，慕容秋也離開了神皇洲，并逐漸淡忘了當年信奉的建設人民公社的理想，不敢跳出社會主流價值觀，成了“一個隨波逐流者”(434頁)，在象牙塔中鉆研與實際生活沒有太大關聯的社會學理論問題。不過，當年與馬坷的相識、相戀似乎讓她無法徹底忘卻曾經的青春與理想，因而無法完全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慕容秋遇到實地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何為，并見證了后者在主流學術界受到的排擠，突然意識到自己從事的研究的局限性，開始自我反思。到了小說的結尾處，慕容秋決定離開“散發著腐朽氣息的‘學術圈’”，“帶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經生活和勞動過的村莊，做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調查”(488頁)。

　　構成上下兩部之間聯系的，是一本來自“火熱年代”的紅色經典《青春之歌》。當年，慕容秋來“插隊”時帶了一批文藝書籍，使那個偏僻鄉村成了當地知識傳播的中心。由于對慕容秋很有好感，馬坷常托弟弟馬垃找慕容秋借書。一借一還之間，馬坷與慕容秋越走越近，成了一對戀人。然而那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和“知青返城”，使得馬垃沒能把一本翻得破舊的《青春之歌》還給主人。出獄后，馬垃回到神皇洲，偶然間找到那本舊書，重啟了關于哥哥馬坷的回憶。甚至可以說，馬垃最終選擇建立同心合作社，與村民一起走集體道路，重建鄉村共同體，都和《青春之歌》所開啟的那些關于犧牲、奉獻、青春、集體與革命的記憶息息相關。而當馬垃到武漢把書還給慕容秋后，那本隔年的舊物同樣給后者極大刺激，促使她重回神皇洲尋找馬坷的墓碑，并感慨“自己生命中最寶貴的那段時光已經永遠跟隨馬坷，留在了這片土地上”(473頁)。而與馬垃的再次相遇，也使慕容秋發現當年那個少年“看問題是那么透徹，以至超過了許多專門研究‘三農’的學者”，而且他“關心的遠不止是‘三農’問題，包括當代中國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見”，讓她“不由得想起俄羅斯十九世紀后期那批‘民粹派’知識分子”(488頁)。

　　從劉繼明對小說《人境》的結構設計看，這顯然是一部關于認識與記憶的作品。所謂認識，是指無論是馬垃還是慕容秋，都始終在努力認識異常復雜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農村。特別是馬垃，他先是在“文革”期間服膺于集體主義精神，而后又在“新時期”下海經商，似乎正用自身的命運起伏，印證著上世紀50到70年代對平等理念的強調和“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間的變化。出獄后，馬垃更是帶著這兩方面的經驗來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的種種困境，并思考中國農民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同樣，慕容秋選擇走出象牙塔，到農村做真正的研究，也正為了擺脫空疏的理論，去切實認識中國社會。值得注意的是，最終促使馬垃和慕容秋做出這種選擇的，是那本破舊的《青春之歌》所攜帶的關于馬坷、關于集體主義等來自逝去年代的記憶。

　　02

　　僅從劉繼明的結構安排，就可看出這部作品具有很強的思想性。作家試圖在一個較為寬闊的歷史縱深中，從農民和知識分子兩個維度出發，呈現中國社會面臨的困境與問題，思考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并探索中國農民在經濟全球化格局沖擊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由于這一追求思想性的努力，使得馬垃和慕容秋最大的特點就是好學深思，不是在勤奮地閱讀，就是持續地進行思考，這也使小說中充滿了種種關于農業生產技術、土地制度改革、國家食品與糧食安全等問題的討論。對于那些熱衷于關注“白皙的脖頸根上盤曲的黑發”的讀者來說，這些內容顯然屬于枯燥乏味的“說教”，根本不應該成為文學的書寫對象。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思想性內容的加入，其實正拓展了文學的表現空間，挑戰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界對文學過于狹窄的理解。

　　事實上，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在作品中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道路一直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傳統。茅盾的《子夜》、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及柳青的《創業史》就是這一傳統中涌現出的優秀作品。茅盾明確表示《子夜》“當然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個問題，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5。趙樹理則坦言：“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6而柳青在闡述《創業史》的意義時也指出，他的寫作“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這個主題思想和這個題材范圍的統一，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具體內容”7。顯然，思考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困境與挑戰，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難題，探索中國人應該選擇怎樣的社會發展模式，是促使這些作家進行寫作的根本動力。而《子夜》《小二黑結婚》《創業史》這樣的小說，也正是因為與中國20世紀的歷史命運相呼應，才成其為文學經典。

　　《人境》無疑處在上述傳統的延長線上。為了向讀者暗示自己的作品與這一傳統的繼承關系，作家甚至在人物設置、情節結構等方面模仿上述作品，特別是柳青的《創業史》。例如，《人境》中馬垃在神皇洲與“種糧大戶”趙廣富各自組建合作社進行生產比賽，就讓讀者聯想起梁生寶領導的燈塔社與郭振山互助組在蛤蟆灘的明爭暗斗。而馬垃遠赴長沙購買最新培育的高產雜交稻種“南優2611”，更是直接對應著梁生寶到郭縣買稻種的著名情節。雖然這種寫法多少讓讀者產生似曾相識之感，乃至產生陳舊、缺乏原創性等質疑，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作者在今天重新激活20世紀中國文學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道路的傳統的藝術努力。

　　細究起來，與《創業史》相比，《人境》所面對的中國社會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就使得它在思考時代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時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柳青筆下，農業合作化道路是無可置疑的“真理”。正像作家指出的，“小說選擇的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錯誤思想指導的一次失敗的革命”8。因此，柳青在寫作之初就已經保證了梁生寶無論遇到什么困難，最終都能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取得合作化運動的勝利。無論是富農姚士杰暗中破壞貧農之間的團結，還是老黨員郭振山陽奉陰違謀求單干致富，抑或是中農梁大老漢對燈塔社的種種猜忌，都不足以對梁生寶及其合作化事業構成真正的威脅。即使梁生寶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困難，也總能在支部書記盧明昌或縣委副書記楊國華那里獲得指導和幫助。這就使得《創業史》的敘事語調充滿自信、樂觀、向上的精神，卻缺乏不同思想之間真正的交鋒與對立。

　　《人境》則完全不同。無論是馬垃還是慕容秋，他們在異常復雜的中國社會和不同的人生道路面前，都感到深深的苦惱與困惑。面對青壯年勞動力喪失殆盡的農村，馬垃根本無力實現重建鄉村共同體的“烏托邦”，只能在跨國資本與權力的聯手絞殺下節節敗退。而對慕容秋來說，雖然她在學界不可謂不成功，有著同行專家的尊重和認可、前輩學者的提攜以及W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的行政職位，但所有這一切并沒有讓她能充滿自信地對中國的社會問題發言。而且當慕容秋看到掌握學術權力的前輩排擠、傾軋敢于正視中國農村嚴重問題的學者時，更是感到極為困惑，并對自己的治學道路產生了懷疑。此外，小說敘事中涉及的諸如農村勞力大量流失、跨國種子公司的擴張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的巨大隱患、轉基因農作物對中國人健康的潛在威脅、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中國農民的影響，以及農村的環境污染等問題，更是遠沒有找到解決途徑。所有這些，都使得這部小說無法像《子夜》或《創業史》那樣，給現實生活中涌現出的問題提供清晰明確、不容置疑的答案，而只能羅列出一系列困擾中國社會的難題供讀者思考。于是，《人境》的敘事語調也就少了幾分自信與樂觀，多了幾分猶疑與焦慮。

　　03

　　因此，柳青的《創業史》與劉繼明的《人境》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作品，借助席勒的《論質樸的和多情的文學》和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的相關論述，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區別。在席勒看來，文學的本質就是自然，要么是描繪自然，要么是表達對自然的渴望。在古希臘，生活環境相對狹小，尚未與自然脫離，使得文學能夠以自然的方式去描繪自然，因而是質樸的文學。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生活環境逐漸擴大，理性漸漸統治了整個社會，使得人類與自然永遠地分開。作家在寫作中只能理性地反思自身，表達對自然的渴望，再也無法描繪自然，文學也就相應地成了多情的文學。9席勒這一理解文學的方式，后來在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得到了繼承，只是“自然”這個核心概念被替換成了“總體性”。在盧卡奇看來，古希臘人的生活世界相對狹小，使得他們能夠充分地理解自己的世界，自由而熟悉地生活在里面，不會感到與其發生沖突。于是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生活的總體性能夠被古希臘人所把握并加以描繪，其中最典型的文體就是史詩。而在現代社會，人類的生活世界大幅度的拓展，使得人類再也無法完全理解身處的環境，而世界也向人類展示出自己陌生、神秘、恐怖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總體性無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只能對生活進行反思，卻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盧卡奇進一步指出，小說就是現代生活的史詩，雖然它不能把握生活的總體性，但卻在表達作家對于總體性的渴望。10

　　參考席勒和盧卡奇的論述，由于柳青能夠充分理解其蛤蟆灘的世界，而劉繼明卻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感到困惑，使得《創業史》的風格特質更接近所謂質樸的文學或史詩，《人境》則更類似于多情的文學或小說。而后者表現出的猶疑、焦慮的氣質，也讓這部作品為思想在文學中真正出場提供了空間與可能。在柳青寫作《創業史》的年代，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共產黨人的威望，都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和肯定。堅定信奉共產主義理念的柳青從來不必在作品中為自己的信仰進行辯護，也就不需要展開不同立場、觀點的辯論與交鋒。于是在《創業史》中，所呈現的生活內容與作家所秉持的思想理念密切配合，很少齟齬。人物命運的起伏、情節發展的走向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乃至歷史前進的“必然方向”高度吻合。蛤蟆灘的社會生活當然也存在著矛盾、動搖、沖突甚至逆流，但這一切都不足以構成對柳青的思想挑戰。姚士杰、郭振山、白占魁、梁大老漢等反面人物的行為方式全部符合富農、兵痞二流子以及富裕中農等階級身份，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團結、改造也就有了相應的方法和套路。雖然由于“文革”的干擾，柳青并沒有完成自己的創作計劃，《創業史》第二部永遠地停止在郭振山領導的互助組與梁生寶的燈塔社準備展開生產競賽的時刻，但讀者其實永遠不會為梁生寶的命運感到擔心。小說樂觀、自信的敘事語調足以讓讀者相信梁生寶一定會奪取最后的勝利，合作化道路必然取得成功。這種作家筆下的生活世界與其秉持的思想觀念高度整一的狀態，即使前者未能溢出后者的理論預設，也讓后者無法在生活全部的復雜性面前得到砥礪并獲得新的發展，這就使得富有創造性的新思想難以獲得生長的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席勒還是盧卡奇，當他們將文學分為質樸的文學與多情的文學、史詩與小說時，并不是在判斷二者藝術水準的高低，而只是在討論人與其身處的世界的關系如何決定了文學的特質。雖然在多情的文學和小說中，人類因脫離了自然或不再能理解身處的世界，使得具有反思能力的主體得以出現，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兩類作品的藝術價值要高于質樸的文學或史詩。質樸的文學中同樣可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因此，以這樣的方式來討論《創業史》，并不是要“指責”它只是圖解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也不是要“批評”柳青缺乏產生新思想的能力，而是指出在那個思想觀念與社會生活高度整一的年代，根本沒有獨立發展新思想的現實需要。

　　而小說《人境》所面對的中國社會，要比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復雜得多。神皇洲早就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一片蕭索凋敝。村子里有能力、有干勁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只有老弱病殘才滯留在農村，過著毫無希望的生活。而伴隨著長期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使得50到70年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興建的農村公共設施得不到維護，再也無法發揮功效。中共基層組織在農村渙散，更使得農民成了一盤散沙，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正像《人境》所描寫的，郭東生原本在武漢打工，因為是黨員，被鎮領導硬拉回來擔任神皇洲村支部書記。可是郭東生回鄉后并不在神皇洲居住，也不參與農業生產，只是在有任務派下來時才回村里催繳稅費。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農產品生產成為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一環，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劇烈影響。此外，轉基因農作物、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與中國農業生產的各環節深深扭結在一起。而思想界的情況，在《人境》中也和農村的問題一樣復雜焦灼。主流知識界掌握學術資源與學術權力，卻熱衷于玩弄種種源于西方的舶來理論，無法真正站在中國立場上闡述中國問題。然而當有些學者立足于實地調研，認真思考中國社會現實時，卻引發主流知識界的攻擊。這些困擾中國農村和知識界的問題，被劉繼明一股腦地納入思考范圍，使得《人境》所涉及的中國現實顯得異常蕪雜、廣闊。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明顯感到作家秉持的思想觀念遠遠不能處理小說所呈現的生活內容，因而充滿了焦慮、緊張的情緒。生活中累積了那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對作家的知識儲備、思想能力以及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

　　生活內容與思想觀念的高度整一，使得思想因缺乏生活的砥礪而喪失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而蕪雜繁復的社會生活對思想所構成的挑戰，則為創造性的思想提供了生長的空間。這在劉繼明的筆下，首先表現為多種思想觀念的并置呈現。正如上文分析的，主人公馬垃永遠都在尋找能指引人生道路的精神導師。他的第一個追隨對象是哥哥馬坷，后者所代表的強調平等與集體的社會主義精神讓馬垃無比感動。然而馬坷的犧牲與“文革”結束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正以隱喻的方式暗示這一思想脈絡的終結。此后，馬垃又在80年代接受逯永嘉的“啟蒙”，被這個自由主義者身上灑脫、不羈的魅力深深吸引。在兩人合伙開辦鯤鵬公司后，馬垃更是為逯永嘉身上那種敢想敢干、百折不撓的氣魄所折服。然而小說卻安排逯永嘉罹患性病而死，鯤鵬公司也因觸犯法律而破產，暗示了逯永嘉所代表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語境中的失效。馬垃出獄后，作者安排他帶著上述兩方面經驗，重新審視21世紀的中國社會，讓他遭遇沿河縣縣長丁友鵬所代表的政府公司化運營之后的領導干部、辜朝陽所代表的跨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李海軍所代表的國際資本巨頭在中國的買辦、趙廣富所代表的尋求規模化經營的種糧大戶、郭東生所代表的脫離農村的基層干部。在小說中，馬垃甚至有些像新聞記者，一一“走訪”上述這些人物，記錄下他們的種種言論，并充分展示其思想狀態。而另一位主人公慕容秋的功能也與此類似，用于呈現何為所代表的立足中國現實、思考中國問題的學者，莊定賢這類注重西方理論和數據模型的學術權威，熱衷于批判社會問題的年輕知識分子代表曠西北，等等。

　　除了并置呈現蕪雜多樣的思想觀念，《人境》還著力表現這些思想之間的辯難與交鋒，使作品帶有思想論戰的氣質，在某些方面甚至還直接介入到當下中國思想界內部的論爭。例如，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情節是，出獄后的馬垃回到故鄉為哥哥馬坷上墳，腦子里忽然看到逯永嘉與馬坷“唇槍舌劍地爭執起來”。逯永嘉指責馬坷為搶救公社的種子白白犧牲生命，實在太不值得。馬坷則認為這種想法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哲學和資產階級人生觀”(58頁)，強調人應該像保爾·柯察金那樣，當回首往事時不因碌碌無為而悔恨。而在《人境》第二部中，慕容秋更是在學術會議上直接遭遇到知識界不同觀點的尖銳交鋒。胡安民、劉國燾這類有著海外留學背景的學者，在談及“三農”問題時，要么熱衷于從宏觀層面探討政策性的話題，要么傾向于羅列大量數據和建構理論模型。他們的發言，都能收獲學界同人的熱烈掌聲。另一方面，關注底層農民的情感與生存狀態的學者何為，在批評新自由主義者和主流學界“差不多成了市場經濟理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詮釋工具乃至附庸，完全放棄了批判立場和對人的關懷”(327頁)時，卻遭到了學界的漠視與抵制。雖然可以從小說的敘述與立意中看出作者具有鮮明的左翼傾向，不過在呈現這些具體的思想交鋒時，其敘述筆調基本上做到了客觀中立，沒有將逯永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予以漫畫化的處理，使讀者可以充分理解兩種對立的思想觀念的內在理路，并作出自己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想的辯難與交鋒不僅體現在內容層面，而且也滲透在小說的形式層面。這一點無疑構成了作品在藝術上的獨特貢獻。劉繼明是一位勤于思考、酷愛閱讀的作家，讀者經常能看到很多經典作品的片段出現在他的筆下。例如，在此前的長篇小說《江河湖》(2010)中，作家就經常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萬卡》這類名作摘錄片段放入自己的作品。《人境》延續了這一做法，諸如《安娜·卡列尼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青春之歌》等作品的選段也常常出現在其中，成為刻畫人物內心世界、暗示情節走向的重要手段。特別是《青春之歌》，更是成為連接《人境》上下兩部的關鍵。尤為特殊的，是與那本破舊的《青春之歌》一同被發現的馬坷生前日記。作者并沒有以轉述方式交代日記的大致內容，而是用引文形式，以十幾頁篇幅抄錄了日記。今天看，這些日記充斥著“文革”時期流行的政治語言，多少顯得陳舊，與《人境》整體上流暢、簡潔的敘述語言有明顯區別。在某些人看來，這類語言甚至面目可憎。但日記中對挖塘泥、割稻谷、摘棉花、選生產隊長以及勞動中培育出的愛情等場景的描寫，卻復活了一個逝去的年代，讓讀者感受到其中浸潤著的對生活的熱情。那里有勞動者全身心投入到土地中，土地反哺給他們的尊嚴和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對比在大城市打工的神皇洲農民谷雨“跟一只螞蟻和一條狗差不多了，就是死了也不會有人摻一眼”，感慨“做人的尊嚴，也只有在這塊生養他的土地上才可能獲得”(159頁)，那些大段摘錄的馬坷日記似乎代表著逝去的歲月，對我們的時代提出嚴正抗議。因此，《人境》是用兩種不同的文體，將兩個不同的時代、兩種不同的思想觀念和發展模式“拼貼”起來，讓它們對抗、交鋒，完成對當下現實的批判。

　　結語

　　當我們宣稱《人境》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時，或許不少人會提出異議，因為小說雖然涉及很多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但并沒有提出真正的解決方案。不過換個角度來說，冷戰終結后，伴隨著勝利者的“歷史終結”論調，金錢邏輯、發展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行為準則似乎成了一統天下的普遍真理。窺破其荒謬與虛妄也就成了悖逆歷史潮流的行為，必將迎來被壓抑和否定的命運。正像我們在《人境》中看到的，以莊定賢為代表的主流知識分子視來自西方的理論為神圣之物，任何對它們的質疑與挑戰都將受到他們的敵視和壓制。而當一個時代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時，也就封閉了充分認識現實生活的復雜性的前景。在這樣的語境下，《人境》這樣的作品就顯示出其重要價值。它有意識地在文本內部呈現了豐富復雜的社會問題，為不同思想觀念的表達創造機會，還以各種手段讓這些思想觀念彼此辯難。那些曾被污名化的思想也獲得了重新發聲的可能，并對今天的主流知識界提出了的質疑。因此，這部小說一方面深刻觸及到中國社會的復雜問題，另一方面則打破主流與權勢者對思想的壟斷，為異質性的思想贏得了一小片天空。雖然現實的鐵律不會因為一部小說而發生顫動，但在想象的世界中構想另類現實的可能，或許能為最終的改變做一點準備。如果說思想之刃必須經過復雜的現實生活和不同思想的淬煉才能鋒利，那么劉繼明的《人境》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為新思想的出場提供了空間與可能。

　　1.George Boas, Philosophy and Peotry, Wheaton College Press, 1932, P. 9.

　　2.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

　　3.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丁駿、王建開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43頁。

　　4.劉繼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以下只標注頁碼。

　　5.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新疆日報》1939年6月1日。

　　6.趙樹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火花》1959年6月號。

　　7.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8.同上。

　　9.參見席勒：《論質樸的和多情的文學》，范大燦譯，《席勒經典美學文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411—510頁。

　　10.參見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