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刮目相看的“學者呼吁重新評價新中國60年文學”

——也談“當代文學為什么不出大師”

《中華讀書報》09，10。21到手，頭版頭條大字標題赫然入目：《質疑文學史上既定評價：學者呼吁重新評價新中國60年文學》——怎么了，慶典剛過，難道“重寫文學史”的顛覆工程又要進一步“深化”么？

及讀正文方知是自己誤解，不免暗暗納罕。

孰知，“重新評價” 云云，并不是對以《講話》為標志的“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繼續解構和顛覆，而是為“新時期””對“前30年”文學“既定評價”的“重新評價”。

這里，“既定評價”，是指對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評價不高”和“完全否定”，報道者文中還用了“為新中國60年文學‘翻案’”云云的話語。

30年“重寫文學史”，如報道所說，“對當代文學的否定成為主潮”，是一個“否定”，這已經成為“新時期”文學史的“既定評價”。這次研討會要“重新評價”所透露出的“重新評價”信息，是一個新的“否定”——盡管它僅僅是一個開始，遠沒有主流，但從它作為“主流”傳達出的動向，對于30年一往直右的趨勢來說，它具有不可小視的“拐點”意義。

30年來，“重新評價”已經成為“思想解放”繼續深化、不斷突破禁區、殺開血路的一個常見語匯，接軌尚未完成，轉型尚未實現，不斷顛覆“既定評價”，乃是改革前進的動力。“十七年”、“二十三年”，不斷上溯，從反右、合作化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延安整風直到土地革命，乃至孫中山、康梁和譚嗣同，無不在“重新評價”之列，“思想解放”的潮流就是這樣“浩浩蕩蕩”一往之前。也許，直到將張愛玲供奉到“海派文化之母”、將“老佛爺”、“李中堂”和“蔣公”供奉到改革之父的神壇上，將神州大地“民主化”到疆藏臺分治獨連，右翼精英的“重新評價”才算大功告成。

如今，在主流大報上，居然以頭版頭條的方式出現完全不同的“重新評價”話語，不管具體內容如何，其標志性的意義，都不可低估。

第幾第幾“拐點”，時至今日依然是皇甫平們紀念炫耀的資本。其實，無論怎樣“不動搖”，俄羅斯式的“拐點”，是避不開的。“重寫文學史”的“既定評價”，已經打造出“喜兒應嫁黃世仁”的輝煌，文學觀念“拐”一下，實乃事出必然——這一“重新評價”本身的意義，恐怕是在當事者的意料之外的。

當《班主任》之類問世時，中國社會各階層是一皆大歡喜的狀態投入改革的，那一階段可以小平一句經典名言為標志：“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出現百萬富翁”，改革是“完善”。如今，“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或房地產開發，一兩年甚至幾個月就能打造出一個億萬富翁，鐵三角已經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牢固地取得了統治地位，廣大被剝奪的群眾也與他們得勢同步覺醒，毛澤東熱就是突出的表現。這一現象想一百年“不動搖”，恐怕不易。

從報道看，主流學者們還是蹣跚而進，文章內容較之記者標題遜色得多。

高層有影響的幾位評論家，較早從時尚潮流風氣中冷靜下來的是曾鎮南，那才是“與時俱進”！這次雷達的觀點也有令人刮目相看之處。比如，他認為17年的《青春之歌》《紅旗譜》等“綻放出奪目的光彩”“新時期以來的許多文學作品，還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他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對17年深入生活的肯定等等，都算難能可貴。不過總的看來，他還未脫多年“既定”思維模式。如“作家自己的主體意識雖然部分被壓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體意識提升到非常可觀的高度”云云，依然抱著劉再復的寶貝思維不放。“十七年文學存在著把大量人心、人性的東西過濾掉了，直接歸結為政治主題的狹隘問題”，這一貶斥無產階級文藝的模式老掉牙的論調一點也不新鮮，其實十分淺薄。——賀敬之有賀敬之的“主體”，張賢亮、莫言和張愛玲自有他們的“主體”；過去，后者的“主體”是受到了“壓抑”；現在，前者的“主體”就不受“壓抑”了嗎！巍巍老人的后半生遭際如何？楊白勞和黃世仁的“人性”，《白毛女》與《色戒》的“政治”，能是一回事嗎？這一“解放”理論，打造出了張賢亮、莫言和張愛玲的“主體”和“政治”，讓黃世仁和劉文彩的“人性”獲得霸權，將白毛女重新貶入受侮辱損害的“三陪二奶”地獄——“重新評價”云云，應該從這里開始，才能執政撥亂反正！

不揣淺陋，書之與廣大網友交流，兼盼諸公指正。

附：

學者呼吁重新評價新中國60年文學

記者　陳香

本報訊　一直以來，文學史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學的評價不高，更有對其做整體“完全否定”的評價，然而，學者雷達卻要為這十七年文學正名。不管是學界還是社會輿論，一般評價認為，現代文學的整體成就要遠大于當代文學，但學者孟繁華認為，其實評價的標尺出現了問題；關于當代文學沒有產生經典的原因，學界和社會輿論歸咎于時代與作家，而學者賀紹俊的發現卻石破天驚——語言的革命導致現代漢語無法接續古代漢語的典雅性，始終無法在文學性構建上有所突破。

近日，由四川省作家協會主辦、《當代文壇》雜志社承辦的“2009’中國當代文學論壇——共和國六十年文學與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在成都舉行，雷達、孟繁華、賀紹俊、肖鷹、王兆勝、張永清、何言宏等全國文學批評界的數十位專家學者與會，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聲音，為新中國60年文學“翻案”，不少觀點動搖了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

一般來說，在文學方向選擇的過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學就不會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樣而自由，文學就能不斷地煥發活力，但是，“并非偉大的時代就一定能誕生偉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錮的時代，往往會出現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雷達提出，應該重新評價十七年文學。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文藝一直扮演為政治服務的角色，并且文藝與政治、生活的關系上都有嚴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選擇的題材范圍非常小，這也是深刻的歷史根源問題所致。”但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作家還有沒有一定的選擇能力？藝術還沒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達認為是有的。“比方說《青春之歌》、《紅旗譜》、《茶館》、《苦菜花》、《林海雪原》、《紅巖》、《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艷陽天》、《李自成》……一個很豪華的名單。這些作品雖然有它的內在矛盾與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傷，但是它們卻在時間的長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體意識雖然部分被壓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體意識提升到非常可觀的高度，綻放出奪目的光彩。雷達認為，新世紀以來的很多文學作品，在他看來，還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達提出了兩個長期以來他在思索的問題。其一，政治視角的問題。“現在不提文學為政治服務之后，有的作家認為離政治是越遠越好，其實這也是一種錯誤，政治視角有時候是比較大氣的。雖然十七年文學存在著把大量人心、人性的東西過濾掉了，直接歸結為政治主題的狹隘問題，但仍然出現很大氣的作品。”其二，深入生活的問題。當時，無視作家的創作興趣、風格、個性，把作家一律趕到礦山、軍營，可能是刻板的，是起負作用的，但是，在雷達看來，當時強調深入工農兵的生活，了解底層生活，往往能保證作家一定靈感的來源。“這些年，很多作品講究個人的表達，認為不用深入生活，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面，作品比較單薄、蒼白、貧窮，甚至出現了重復累贅。”他同時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為了寫一部作品，幾經易稿，甚至耗盡畢生心血，這樣的景況在現今文學寫作中已不復存在。

最近幾年，對當代文學的否定成為一種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鄧曉芒、丁東、崔衛平等，對當代文學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認為當代的中國作家沒有擔當，沒有思想，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沒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經驗。德國漢學家顧彬也將“現代文學”比做“五糧液”，指認當代文學是“二鍋頭”，楊義先生更是提出要“為中國當代文學洗把臉”，認為當代文學雖然有一些機遇，但現在是泥沙俱下、紅塵滾滾、肉欲橫流。但在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孟繁華看來，這些批評的聲音對當下的文學作品，乃至整個當代文學并沒有構成真正的批評，是一種“不及物”的批評。

“如果聯系起百年中國文學的評價來說，這些批評的聲音，評價現當代文學使用了兩個尺度：他們在評價現代文學的時候，取的是現代文學的高端成就，現代文學也有禮拜六、紅玫瑰、張資平、十里洋場，因為有了魯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構起一個偉大的現代文學史。但是當他們評價當代文學的時候，他們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認為當代文學。對現當代文學評價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們批評的不及物性質。”孟繁華如是表示。”

孟繁華進一步提出，哪怕是現今的80后寫手，有些起點都非常高，他們對語言、文體、作品結構、文學性質的認識，其起點不輸于五四時期的很多大師。

無論如何，當代文學并沒有誕生人們心目中的經典巨著，人們一直將原因歸咎為時代與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學者賀紹俊提出，要看到另一個根本性的原因，現代漢語思維的特殊性對文學的影響。

“現代漢語作為一種書面語，對應著古代文學的書面語——文言文，這兩種語言的關系完全是一種否定性的革命關系，而不是漸進的改良關系。因此，中國古代文學所積累起來的審美經驗要移植到現當代文學中，就出現了嚴重水土不服。”賀紹俊提出，文言文所積累起來的古代文學的典雅型、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學性的重要通道，但是這一切卻被革命性的行為中斷了，致使現當代文學在上述幾個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礎，也使現當代文學在文學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現代漢語的基本思維特征，賀紹俊認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來自白話文自身，而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文化，新文化先驅把西方現代化的思維方式、邏輯方式和語言關系注入了白話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務，日常生活的白話才能將思想革命落到實處，讓廣大民眾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帶來的宏大敘事和日常性所帶來的日常生活敘事，可以說是現當代文學的兩大敘事。

而文學走過這60年，賀紹俊認為，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如果不能克服現代漢語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維所帶來的局限，不能和古代漢語的強大傳統接續起來，吸收古代文學的審美經驗，吸納中國當代文學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創特征的獨有的精神資源，我們的文學要往何處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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