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白毛女應嫁黃世仁”，橫掃30年“重寫文學史”
1980年代，先鋒們就有人“依法”提出“楊白勞欠債還錢”之說，90年代，“白毛女應嫁黃世仁”說已令人青目，經過20余年的觀念更新，這一“嶄新”價值觀念早已在生活中日益“普世”。
“白毛女”和“黃世仁”，早已成為典型，用何其芳的話說，就是“共名”。生活中二者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存在決定意識，人們審視二者關系的觀念顛倒過來，乃順理成章的事。
因為這兩個“共名”又是文學提供給社會的“文化符號”，所以，《白毛女》故事詮釋的變易和顛倒，文學自身也功不可沒。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將“楊白勞應嫁黃世仁”的顛倒，歸結為30年“重寫文學史”的功德，我想不算夸大。
文學藝術是個高雅的形而上的東西，后毛澤東時代，是“文學藝術的春天”，粉碎專制，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創作自由，人的尊嚴，等等等等——30年的輝煌歷程，多少神圣話語，多少可歌可泣，多少魏巍功德，為名家、大師、博導、教授提供了書之不盡的話語和題材，足以永垂青史。
然而，這形而上的象牙之塔，又是建筑在形而下的泥土之上的。罪孽塵世，蕓蕓眾生，楊白勞們與黃世仁們生活依憑不同，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難于和諧。楊白勞們要反抗翻身，文學就出現賀敬之式的《白毛女》；黃世仁們卷土重來，也一定要將為“白毛女”“更新價值觀念”。
文學藝術是階級斗爭的晴雨表，這話沒錯。
30年“重寫文學史”，打造出了一個“白毛女應嫁黃世仁”的普世價值觀念——在一句簡單明了、俗而又俗的話語面前，輕輕地，30年文學的巍巍功德，被概括了，也被顛覆了。
述說“文學藝術春天”常用一句話：“生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是的，是發生了“深刻變化”，豈止“深刻”，簡直是天翻地覆。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深刻”與天翻地覆，就表現為黃世仁與白毛女相互位置的變易顛倒。黃世仁與白毛女，作為代表著兩大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文化符號，他們關系的變易，折射著社會變化，同時也折射著文學的變化。
30年的文學，從小痞子到大師，從這一角度看，他們的使命無非是兩個方面。
一部分人從事丑化、妖魔化和顛覆過去年代，即白毛女和楊白勞們揚眉吐氣的年代，這在他們的話語里，那叫做“專制”或“封建專制”“文化專制”年代。那些巍巍大師，從外國的《古拉格群島》，到中國的“往事”“牛棚”“干校”的“隨想雜憶”之類，這些與諾貝爾獎靠邊的鴻著，說穿了，無非是起著這種作用，與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殊途同歸。
另一部分，則直接為黃世仁們的重振雄風從事張揚或論證：我愛美元、成功人士、豐乳、肥臀、過把癮就死、有了快感你就叫、新啟蒙、告別革命、討伐偽崇高、一聽樣板戲就起雞皮疙瘩、諾貝爾情結、奧斯卡情結、文革博物館……一言以蔽之，他們無非為暴發戶的統治和生存打造下輿論環境耳。
生活的主人，必然也要成為文學藝術的主人。
白毛女、楊白勞、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寶、肖長春……都是極左的產物，烏托邦，民粹主義，意識形態工具、政治傳聲筒、有政治沒有藝術、有階級性沒有人性……
于是，大宅門，晉商，闖關東，走西口，大染坊，京華第一樓……就取而代之，成為主流。
回頭一瞥：原來古今“先富”與“成功人士”重新統治舞臺，取代“工農兵”，重新做了文學藝術的主人。
沈從文熱，徐志摩熱，林語堂熱，周作人熱，張愛玲——海派文化之母——熱，熱烘烘的，一浪高過一浪，終于烘烤出了“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娼”的時代環境，“寧做小三，不加窮漢”，“白毛女應嫁黃世仁”怎能不順理成章！
前人有言，“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一句“白毛女應嫁黃世仁”，勝過30年汗牛充棟的輝煌文學—— 這巍巍“象牙之塔”之下陽春白雪的高雅，所起的作用，也不過為了打造這句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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