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鄧玉嬌：兩個不同世界的恨與愛　　　　

巴金與鄧玉嬌，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一個聲望赫赫光華四射的大師，一個巴東三峽娛樂場所茍活的卑賤女子，兩個不倫不類的人物能夠相提并論嗎？　　　　

可以。　　　　

在舉國上下關注巴東鄧玉嬌案件時，有幸拜讀了《報刊文摘》09。6。3的一篇宏文：《巴金寫給李濟生的信：法斯特的“悲劇”就是我的悲劇》，這才將二者聯系起來。　　　　

連接點：同為辛酸和眼淚，二者卻代表了兩個互為因果卻巧被掩飾的不同世界。　　　　

出版社要為巴金出60年的文集，巴金回信說：“說心里話，我不愿意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過去我說空話太多，后來又說了很多假話，……這是痛苦的事。”　　　　

這是巴金晚年言論的主旋律——悔恨，痛苦。為自己過去在“專制年代”昧著良心寫作，不得不說假話而十分痛苦，極為悔恨，他以譴責自己的方式，控訴那逼他失去自由、違背良心、不得不說假話的時代！　　　　

“近年常說我寫《隨想錄》是償還欠債，……從前當慣了聽差，一切由老爺差遣，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倒好辦事。現在發覺自己還有一個腦子，這腦子又不安分，一定要東想西想，因此許多忘記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給找了回來，堆在一處，這里剛剛還清一筆，那里又記上一個數目。有時覺得債越還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實在支持不下去。由于這種想法，我幾次下了決心：除了《隨想錄》外，我寫過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這樣賴掉那些陳年舊債，單單用《隨想錄》償還新債大債，我也許可以比較輕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這個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可悲、可恥的事了。”　　　　

 “今天看來，我寫法斯特的‘悲劇’，其實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劇’是別人把我當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一位將巴金譽為“民族脊梁”的作者稱：“巴金在《隨想錄》中為自己曾經有過的靈魂疲軟而抽自己的嘴巴。”（《中華讀書報》6。10）——巴金的這封信，可以看作《隨想》的濃縮，思想情感的濃縮。　　　　

回首一生，巴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精神是及其痛苦的，痛定思痛，心靈的煎熬浸透字里行間。　　　　

這是讀懂巴金現象的鑰匙。巴金晚年的巍巍和榮耀，秘密正在這里，也是社會給老人的高額回報。　　　　

如何評價巴金所痛苦所憎惡的那個“專制時代”呢？巴金大師與下崗草民之間，鄧玉嬌與鄧貴大之間，也沒有共同語言。　　　　

評價一個時代，立場不同，可以肝膽楚越。用毛澤東當年的語言，要首先分清“是延安還是西安”？　　　　

從鄧玉嬌的生存角度看，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執政甫始，即可以閃電的方式一舉滌蕩凈盡舊時代積累千百年的污泥濁水，將京滬等娼妓制度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在解放較早的大連是在1948年，北京是1950年，在上海是在1951年，是役之淋漓痛快，真是史無前例，的確是新的階級、新的政權、新的氣象。于茲不贅，請讀附文《上海改造三萬妓女紀實》。　　　　

　周揚　先生評價《白毛女》的一句話講的極好：“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是的，以毛澤東的名字為標志的時代，千百萬“小福子” （《駱駝祥子》）和 “小東西” （《日出》）們與“喜兒”們由“鬼變成人”，恢復了做人的尊嚴。如今，隨著毛澤東的“走下神壇”，數以千萬計的祥子和楊白勞的兒女們，為生計所迫重走 “小東西”“小福子”們的生活道路，再次“變成鬼”。解放時上海的妓女不過3萬，如今，“洗頭洗腳” 及各式星級“娛樂城”遍布神州城鄉，連巴東三峽偏僻的野三關都有受著官警保駕護航的可觀的“夢幻娛樂城”，為鄧貴大們提供著“特殊服務”，比起來，舊中國的娼妓規模，早已是小巫見大巫了。——然而在晚年　巴金　先生的筆下和眼里，這一時代是失去“真實”的專制時代。　　　　

當　巴金　先生自以為可以“講真話”的時代，“小福子”“小東西”們卻失去了“講真話” 的自由。現代的“小東西”們，要么心甘情愿的出賣青春以維持社會和諧，要么像鄧玉嬌一樣被“幾次按倒”、被“用金錢扇耳光”，否則，就會被“依法”送進瘋人病院，“依法”送上法庭。而“說真話”的自由，那是屬于“警方”和“官方” 的。 　　　　

巴金在文學上以《家》名世，告別革命后，他以自己刻骨銘心的懺悔，喚回了“高老太爺”的陰魂，趾高氣揚地同劉文彩、黃世仁們一道卷土重來。他以幫閑的身份，用懺悔的形式，詛咒那曾經埋葬黃世仁、而使楊白勞和喜兒們揚眉吐氣的“專制時代”，迎來了“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娼”的“可以自由說真話”的時代。　　　　

魯迅的靈魂煎熬是竊火“煮自己的肉”，不斷擠壓“皮袍下的小”，終于成為無產階級的友人和戰士。巴金的靈魂煎熬恰恰相反，它沉痛地懺悔過去的誤入歧途而大聲“告別革命”。魯迅對被侮辱與損害者，是“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放到光明的地方去”；巴金的晚年恰恰相反，他是 “肩住了光明的閘門“，將鄧玉嬌們重新“放回黑暗的地方去”。——挑破高雅的包裝，就是這么回事！　　　　

中國居于支配地位的暴發戶階層，他們的崛起、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知識精英的幫忙和幫閑。“炎黃”“南方”和“西山會議派”，是他們的政治斗士和護神；茅于軾們，為他們的瘋狂掠奪大喊大叫地提供“理論根據”，赤裸裸得過于鄙俗，身份介乎幫忙與幫閑之間；袁偉時們，為他們“接軌”投靠和拍賣祖國提供歷史根據；面廣量大的文藝界的星星眾生，不過是以自己的渾渾噩噩將大眾也弄得渾渾噩噩，以便重排魯迅所說的人肉筵席并將其繼續和諧地排下去。而巴金式的“去政治化”的大師泰斗們，則以對毛澤東時代“專制主義”的控訴，間接地為人肉筵席的重排做合理論證。因為，否定過去就等于肯定現在；既然過去是專制、虛偽和非人性，那不言而喻，否定之后自然也就自由、真實和人性了。抹黑過去，是掩飾現實的妙法，此巴金式的“憶苦思甜” 所以長盛不衰也。不過也很有限，當這種“憶苦思甜”所呼喚出的現實，越來越難于用各種花哨遮掩的時候，它也就與時俱進地失去魅力。目前，對白領小資和知識階層，它還有余威；但對被剝奪的勞動大眾，包括鄧玉嬌們，則早不起作用——用魯迅的話說，他們“屬于另一世界”。鄧玉嬌的世界，與鄧貴大的世界是相互對立的，沒有共同語言的，不可“普世”的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過去，巴金曾經為前一世界的誕生吶喊、效力過，雖然時有勉強；現在，當“告別革命”成為歷史潮流的時候，他懺悔了，他以自己名望加懺悔皈依了后一世界，并以此獲得了這一是界的豐厚回報。他隨著這一世界的崛起輝煌而聲望日隆，也一定會隨著這一世界的隕落而隕落。　　　　

王震將軍是個直率的軍人，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憑著自己的黨性和良知他曾保護過被周揚迫害的丁玲。同一王震，在80年代對巴金的政治態度曾說過十分激烈的批評話。王震的評價來自直感，共產黨人的階級直感，語雖激烈但方向定位一點不錯，超過一切紅頭文件和“重寫文學史”的嚴密高論。　　　　

以“受迫害”的政治資本論，巴金老人與　丁玲老　太太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如果“與時俱進”的話，那“作協主席”乃至“諾貝爾和平獎”和美國白宮座上客的榮譽，則非丁玲莫屬。可惜這位老太太認死理，不懂“與時俱進”的道理，堅守過時的信仰九死不悔，所以最終“被時代拋棄”。二者的遭際均屬必然——“求仁得仁”，又有何怨！他們都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改革先我“轉型”的俄羅斯，如巴金式的作家自然更多，像索爾仁尼琴，巴金還夠不上同一重量級。不同的是，俄羅斯不少“持不同政見”“自由派”曾因反共而名噪一時大紅大紫的作家，后來面對自己所參與呼喚出來的現實，面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給國家人民造成的災難，不少人敢于直面，勇于自省，能夠翻然醒悟。如大名鼎鼎的索爾仁尼琴，就曾公開拒領葉利欽時代的“總統獎”。　　　　　

著名的反共人士、被西方人贊為反共斗士的馬克西莫夫，面對祖國現狀是這樣說的：“假如知道自己過去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他就不會寫那些書；假如知道蘇聯這只大船會沉沒，他就不會去搖撼這船。”　　　　

持不同政見者季諾維耶夫，青少年時期機仇視斯大林，曾密謀過暗殺斯大林，70年代因《黑魃魃的高空》在國外出版后被取消國籍，流亡后成了狂熱的反蘇反共戰士。后來他卻說：“我寫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寫這些書！”　　　　

女詩人德魯寧娜，在“8。19”事變中曾到現場支持葉利欽三天，自認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個月后她竟然服安眠藥自殺。她在遺詩中寫到“選擇死亡”是因為“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鐵桿“自由派”康德拉季耶夫在“8。19事件”中曾經是葉利欽的積極支持者，在蘇聯解體后才過二個月，他撰文明確表示：“不能贊同今天的暴發戶和不能為帶引號的市場改革唱贊歌”“過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現在一切都完了”，在　1993年9月21日深夜　，當得知俄羅斯聯邦總統發布解散議會的命令后，在炮轟議會的前夕，他在家中開槍自殺。　　　　

這是與巴金老人完全不同的精神煎熬和靈魂懺悔。　　　　

（09。6。15）　　　　

附：　　　　

法斯特的“悲劇”就是我的悲劇　　　　

巴金寫給李濟生的信　　　　

2009.　06.10      A　03版：新聞 稿件來源:報刊文摘濟生：　　　　

    你要我為六十年文選寫幾句話，我不知道怎樣寫才好，因為說心里話，我不愿意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過去我說空話太多，后來又說了很多假話，要重印這些文章，就應該對讀者說明哪些是真話，哪些話是空話、假話，可是我沒有精力做這種事，對我，最好的辦法是沉默，讓讀者忘記，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編好文選送了目錄來，我不好意思當頭潑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負你們的好意，我便同意了。為了這個，我準備再到油鍋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讀者嚴肅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終于會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說了多少假話。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無法避免。　　　　

    我近年常說我寫《隨想錄》是償還欠債，我記在心上的當然只是幾筆大數。它們是壓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寫作時我感到壓力。好不容易還清了一筆債，我卻并不感到背上輕松多少。因為負債太多，過去從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擔，不用自己負責。從前當慣了聽差，一切由老爺差遣，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倒好辦事。現在發覺自己還有一個腦子，這腦子又不安分，一定要東想西想，因此許多忘記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給找了回來，堆在一處，這里剛剛還清一筆，那里又記上一個數目。有時覺得債越還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實在支持不下去。由于這種想法，我幾次下了決心：除了《隨想錄》外，我寫過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這樣賴掉那些陳年舊債，單單用《隨想錄》償還新債大債，我也許可以比較輕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這個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說也沒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選入了，那么就讓它去吧。我精力不夠，因此只在這里講一件事，講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劇》，我希望收入這篇文章和接著發表的那封簡短的“檢討”復信，我當時不曾對你說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劇”其實就是我的悲劇，1958年3月《文藝報》上發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說明我最近幾十年的寫作道路。我對法斯特的事情本來一無所知，我只讀過他的幾部小說，而且頗為喜歡。刊物編輯來組稿，要我寫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說是某某人都寫了，我也得寫。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爭當時剛剛結束，我也不敢拒絕接受任務，就根據一些借來的資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摸別人的心思，勉強寫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發表不久，編輯部就轉來幾封讀者來信，都是對我的嚴厲批判。我有點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錯。編輯部第一次來信說這些讀者意見只在內部刊物發表，以后又來信通知，讀者意見太多，不得不選兩篇刊出。我無話可說，只好寫封檢討的短信，寄給編輯部。我不甘心認錯，但不表態又不行，害怕事情鬧大下不了臺，弄到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連忙下跪求饒，只求平安無事。檢討信發表了，我膽戰心驚地等待事態的發展．外表上卻做出相當安靜的樣子，我估計《文藝報》上不會再刊登批判《悲劇》的文章。但是不到一個月徐景賢卻站出來講話了，他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還是那些論點！我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為要對我怎樣了，不假思索就拿起筆連忙寫了一封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承認自己的錯誤，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時開會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發上休息，想起那篇闖禍的文章，我并不承認“回頭是岸”的說法有什么不對，但是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說真話，我只好多說假話。昧著良心說謊，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可悲、可恥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說是從“反胡風”運動開始，在反右運動中有大的發展，到了“文革”，我的確“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給改造成了另一個人，可是就因為這個，我卻讓改造者們送進了地獄。這是歷史的懲罰。　　　　

今天看來，我寫法斯特的“悲劇”，其實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劇”是別人把我當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別的話一年后再說。現在我只想躺下來休息。　　　　

巴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摘自 《巴金六十年文選》作者巴金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改造三萬妓女紀實　　　　

    20世紀50 年代初期，妓女通過學習改造獲得了新生。上海解放整整一年半后，政府才對上海妓女“下手”改造，這是為什么呢？　　　　

    　1951 年11月25　日晚，在上海，一場大規模的抓捕行動開始了。警方、軍方出動大批人力，開始了對妓女的“掃蕩”。至第二天上午10時，324個妓院老板被逮捕，這些人，后來被被分別判刑、送去勞改。另有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頭“野雞”被送到婦女勞動教養所改造。其余人，都被“解放”了。第二天，上海多家報紙引述了一位叫吳彩鳳的妓女的反應，她站在閘北分局的一張凳子上宣布：“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今天，是我們最可紀念、最感到光榮的一天。　　　　

                          內部爭論：要不要立刻禁娼？　　　　

    解放軍攻占上海后，為什么沒有立即對妓女實施改造呢？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當局對上海500名妓女的一項調查發現：56％的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有一半人表示無意改換職業。另有約1/4表示想找一個有錢的丈夫“從良”。　　　　

    1949年5月初，時年36歲的曹漫之頻繁參加上海接管、改造會議，她剛剛被任命為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市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她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禁娼。　　　　

    對于是否立即關閉妓院，黨內爭論多次。有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黨內外干部卻主張；要權衡現實，“我們剛進上海，沒有準備好，如果馬上取消（賣淫），誰給她們飯吃？”即將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良久，說：“那就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于是，在上海，娼妓們依舊接客。此時的上海，靠賣淫為生的婦女有3萬人左右，還不包括從事隱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師”、“女向導”等。　　　　

    曹漫之回憶說，“我們確實沒有辦法……剛剛進入上海，我帶進來的干部很有限、一共接管五百多個單位，給我的干部只有28人。我們怎么能干得了這么多事呢？”　　　　

    　5月27日　，上海宣布解放，繼續給妓院和妓女發執照并收捐，同時對妓院老板的經營做了嚴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務人員。販賣毒品、賭博，若逼迫妓女違背自己意愿與人發生關系，政府有權扣留他們，妓女也可以控告他們。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就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時任接管專員的王凌青回憶說，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有當時很少看見的電風扇，還有電話。　　　　

                            沒人相信共產黨在救她們　　　　

    解放軍進城一年之后、據《大公報》報道，注冊（持照）妓女已從1949年初的1897人減少到662人，而妓院數則從518家減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減少至注冊妓女180 名和妓院72家。當然，注冊妓女僅僅是賣淫婦女中很小一部分。　　　　

    1951年11初，一批有高中或大專學歷、頗有工作經驗的婦聯干部，來到提籃橋區通州路48號報到。當聽說自己的工作將是“改造妓女”時，很多人開始鬧情緒。“我們這些一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楊潔曾是這批婦女干部中的一員，她后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她在回憶錄里寫道上級要她們住在教養所里，白天黑夜都要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頭發緊。軍令如山，大家最終還是去了。　　　　

    “突擊掃蕩”之前的　11月13日　，上海警方也發出過“安民告示”，通知全市剩下的妓院應立即關門，上海婦聯也在報紙上刊發文章，鼓勵妓女們自食其力。但有些人是不相信共產黨會動真的，“我根本不信“長三’，‘么二’（妓女等級名稱）們能自己干活養自己。”俞欣芝（化名，當年被改造的妓女之一）就是還在觀望的人，“你們不是說共產黨好嗎？那我就等個好共產黨娶我吧……”　　　　

    曹漫之多年后回憶說；“用卡車把她們裝上，這些人都哭了，不肯上車，每個人都管老鴇叫媽媽，叫爸爸的，說共產黨要殺我們啊，我們不愿意去，又要賣我們了。我們愿意跟著媽媽、爸爸啊，又哭又叫、卿卿哇哇。”　　　　

    當管理干部在勞教所門口列隊歡迎用卡車拉來的妓女時，她們發現，這些教育對象滿面淚痕、神色陰沉。改造的過程，起步就不順利。　　　　

    曹漫之來到勞教所，站在一個高臺子上，要給她們做動員報告，沒想到卻成了抗議的靶子；“有一個妓女喊，姐姐妹妹、哭！她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齊哭。我坐在那里，叫警衛營長搬來一個凳子，看著她們哭。哭了幾個小時，送飯的來了，給她們盛飯，她們竟都潑在地上，沒有一個吃的。”　　　　

    曹后來找了幾個人談話，“她們說，因為當時不知道共產黨會把她們弄到哪里去，可能要槍斃。也可能抽她們的血，軍隊打仗不是需要血嗎？……可是，就沒有一個人以為共產黨是來救她們的。”　　　　

    1952年國慶節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進來，人數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們在禁娼令頒布后，仍繼續在街上拉客，或者當酒吧女、按摩女賣淫。曹漫之說，“我們弄了幾百人，化裝為嫖客。馬路上一個電線桿子下面一兩個，到處都是。大卡車提前都隱蔽在弄堂里面。”這些被強行逮捕的暗娼，比第一批難對付得多。　　　　

                            不惜代價為妓女們治病　　　　

    顯然，要取得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時之功。曹漫之制定了詳細的改造計劃：首先要為妓女醫治性病。然后施以勞動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具體情況，妥善處理。　　　　

    即便是體檢這樣的善舉，妓女們一開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憶，“新的謠言又傳開了一一其軍在朝鮮失利，傷兵等著要輸血，政府要抽我們的血。”抽血的人來了，俞又吵又鬧，把裝血的小瓶也摔了。最后，她還是讓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根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驗血型什么的吧？”過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塊兒來了。“大夫說：你患有梅毒，從現在起住院治療。我一下子懵了——原來共產黨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中，有一半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臟病、斑禿癬等疾病，還有，大多數妓女都有毒癮。上海市政府不惜代價給她們治療，在教養所安裝了醫療設備，倘若遇到需要更復雜處理的病人，則直接送到附近醫院，一切費用，概由政府支付。一則資料稱，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甚至從部隊那邊調撥過來—批緊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回憶說，治病還好，更可怕的是戒毒。“勞教所禁止吸毒，毒癮上來不想哭也會流淚。管理干部講話說‘幫助姐妹們逃出火炕’。我心想：你們這可是把我弄進火坑來了！”　　　　

    但對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憶，“我們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們，舊社會笑貧不笑娼。勞教所的所長姓楊，比我大兩歲，是個大姑娘；我們私下說：‘就憑她管我們？她見過屁！’”　　　　

                              改造釋放之后的故事　　　　

    1953年，婦女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妓女，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愈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家在鄉下的，一般送回她們的老家；上海有親人的，則被分配到上海小工廠里工作；無家可歸者，則被送到新疆、甘肅、寧夏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都愿意去西北農場，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新疆缺女人，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我們這兒的妓女無家可歸，妓女出身，在本地找對象也不容易，我們就介紹她們到那里去！”楊潔回憶說。　　　　

    1955年是婦女教養所安置出所人數最多的一年。共安置了1948人。最熱鬧的是900多位去新疆的，她們都參加了建設兵團。這些學員走的時候都很開心，佩著大紅花，被敲鑼打鼓送到火車站。當年最年輕的教養干部楊秀琴回憶說，院里有些沒成家的干部、后來也響應號召去了新疆。不過，學員和干部的來往就很少了。這些特殊的女子，很多在遙遠的新疆跟建設兵團的戰士們結婚生子了。　　　　

    1968年，勞教所的使命完成，總計7000多名婦女在這里接受過改造。有意思的是，1953年，妓女改造一事被記者報道后，社會上一些青年男子竟然還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干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成過好姻緣。　　　　

    （《環球視野》摘自113期《人物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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