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初八搶劫》是一篇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佳作。
隨著現代文學傳統的日漸解構，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變成了灰溜溜的灰姑娘，站在形形色色的現代和后現代面前，腰桿子直不起來，說話不夠理直氣壯。這種定勢一直看好，直到近日才聽到一點微弱的另類聲音。我很佩服青年學者李建軍的學術勇氣和實事求是精神，向“現代”的絕對權威叫板是會遭遇“世人皆曰殺”的，《小說修辭研究》難能可貴－－是的，《尤利西斯》就那么神！西方的現代經典固然好，但不必抬得那么高，高山仰止的。對文化霸權的皈依和膜拜，才是“現代迷信”，早該反思了。近期掃蕩“偽書”的呼聲甚高，一本時尚書，以不見經傳的中國真名出版，印數區區數百或成千，一冒牌洋人，馬上飆升到幾十幾百萬。－－當我們抑揚褒貶什么時，一定不要忘了中國現實的語境，或者說精神文化場！
對于《名工團》的揄揚和敬畏，就是這種語境的產物。
一切文藝都是假定，再“紀實”再“焦點透視”也不例外，程度、方式不同罷了。變形、夸張、魔幻、意識流固是假定，現實主義何嘗不是假定?！凹僮髡鏁r”總離不開技巧，現實主義絕不是錄像機。一個“典型化”里邊就有無數文章。《紅樓夢》、《紅與黑》、《安娜卡列尼那》等經典現實主義之作，至高的技巧無技巧，不像現代后現代那樣花哨搶眼罷了。正如韓愈詩尚奇險，然終不勝唐人的自然，在正常的心態下，人們更喜歡唐詩。
《臘月初八搶劫》的典型化全體現在“搶”字上。索取“血汗錢”本屬市場經濟的正常民事行為，居然變成了入室搶劫的刑事案件－－一個“搶”字，將時下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變成的耐人咀嚼的藝術，具有了典型意義。
其一，改革的“搶”實在是“逼上梁山”的，小說令人信服地寫出了它的必然性。
許蠻子屬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改革們，不光后富起來遙遙無期，而且難于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不是出來打工，甚至難于“溫飽”?！袄罾隙掀抛訉m里長瘤子了，醫生讓住院開刀；趙老大他爹食道癌可能撐不到冬天了；金二嫂后山墻快倒了，夏天雨水多，不修怕是杠不住了；張老四倆孩子上到小學三年級就上不成……”他們成年累月拼命掙的血汗錢也即救命錢，十三萬一千元，不過是許蠻子一注的賭資，硬是不給－－“誠實勞動”與“生產要素”比起來，真是弱勢異勢，天差地別??！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先鋒學者至今還在為黃世仁伸張法理。然而，一旦易位，楊白勞們向“東家”索薪，就不那么容易了。看看改革們按正常程序索討欠薪的場面吧，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尊嚴”和“人權”！“保安”只是一拳，就將這些美麗的“啟蒙”泡沫擊得粉碎。
“沒有這一拳，我還指望狗日的能良心發現！現在，這一拳把我的決心下定了?！?BR>改革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利益”嗎？難。
不是可以通過媒體“曝光”嗎？難。
當然，還可以選擇“上訪”。
異地“上訪”，涉及一系列程序問題：能否受理？誰來受理？猴年馬月，有無結果？幾個人才算不違法？上訪會遭遇維護安定團結“責任制”的干預而遣送回鄉嗎？……未知數太多。
改革又不愿選擇“跳樓”－－鋌而走險實在是出于無奈。
其二，小說最見“技巧”之處是改革的搶劫數字，它是小說的精彩之筆，是使故事升華的點睛之筆，－－真真是“數字化生存”啊！
“把狗日的許蠻子欠俺老鄉的錢帶回去，讓他們過個好年。”“多一分咱也不要?！保@“搶”，實在是一種無奈的特殊索薪形式。本來合法合理的事，竟不得不采取這種荒誕的違法形式，已經是悲劇；而這些可憐民工正因為講良心，又恰好給公安輕而易舉破案提供了依據。－－真是一個雙重意義的悲劇！
這一悲劇，是荒誕的，又是現實的；是現實的，又是荒誕的。惟其如此，它才是深刻的。
這精彩的一筆不是“碼字”者可以隨意玩弄的小聰明，而是現實主義的大技巧，也即典型化的方法。它受生活的必然性的制約，而且負載著深刻的社會蘊涵。
寫同一個時代，“駱駝祥子”拼命苦干一生，到底還是買不成自己的車；《上海一家人》中貧苦女兒陳若男，就能“憑著自己的本事”奮斗成上海灘的女老板：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這里。－－在“下跪服務”和“妻妾成群”卷土重來之際，“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深刻悲劇自然會被“還珠格格”的輕薄喜劇所取代。
其三，藝術的使命是啟人聯想，“搶”字所負載的意蘊遠不止此。因為，對于“搶”字的不同詮釋貫穿著中國百年的歷史。
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是“搶”，還是“兩種文明碰撞”與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的機遇”？是黃世仁“搶”楊白勞的女兒，還是楊白勞理應“欠債還錢”？……這些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如今都遭遇“重新審視”的“拷問”了。
謂予不信，請看一位“主流經濟學家”的高論：

“MBO就是這樣的事，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現在市場化 了，通過程序退回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

絕非等閑之輩的信口開河，舉足輕重的重量級啊。
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專制主義”對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實行的是“剝奪”，“剝奪”者，根據剩余價值學說乃“剝奪剝奪者”，使生產資料“物歸原主”也。其后的對私改造，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待民族資本采用的是“贖買”政策?！摆H買”者，花錢贖回，亦“物歸原主”也，并不是“購買”。這一當代經濟史的常識，大經濟學家不該如此健旺。立足點不同，就變成了“搶”?。烤拐l“搶”誰？一字之差，不是小學生寫作文，“地覆天翻慨而慷”吶！
是改革“搶”許蠻子老板，還是許蠻子“搶”改革？－－怎一個“搶”字了得！

“改革說得很激動，你看看，城里的那些老板，那一個不是在搶錢，搶誰的錢，搶沒本事的人的錢，所以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越來越沒錢?！?/p>

立場不同，結論迥異。
難怪張維迎先生會說：中國的窮人“因為窮，受不到教育，不懂法”“對富人看不慣”，“有時就會去干一些違法的事”，從而“破壞富人的財產所有權”。
在反復猶豫之際，改革也的確聯想過：“不怕！包公還搞過開倉放糧呢，《水滸轉》里還有殺富濟貧呢，毛主席還領導秋收起義呢。”
是有點“過激主義”的味道了。不過，若將這歸罪于馬克思或毛澤東學說的蠱惑倒是冤枉的，這筆功勞應該記在許蠻子的賬上－－正是他們對窮人“搶”得太“蠻”，使改革們難于生存，破壞了社會的“和諧”，才為“過激主義”不斷地招募著信徒。
從這點看來，我們的文學家比那些經濟學權威高明，“現實主義”比“新自由主義”高明。
最后，小說人物的命名也值得一提，它既符合生活邏輯很“真”，又富于意味很
“新”，它雖是具象符號但也不妨當作抽象符號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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