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何以會“精神渙散”和“小圈子化”

□陳坪

 文學批評何以會“精神渙散”和“小圈子化”？

原載《文藝報》2007年8月30日，有刪節

說到批評的“精神渙散”問題，無非是說當前的文學批評缺乏思想資源和共同的目標，缺少獻身事業的沖動和熱忱；批評家分心旁鶩、各行其是，已不足以產生曾給我們記憶留下過深刻印象的那種聲勢和影響力。說到批評的小圈子化問題，一是指利用同學、師生關系或同事關系互相吹捧、自產自銷、在一個小圈子里形成話語壟斷的學院派或作協派批評現象；二是指文學理論批評刊物成為少數批評家的“自留地”，有的刊物已淪陷為學院派批評家為評職稱的需要而發表論文的陣地——這種看似熱鬧的團隊作戰方式，實際上是文學批評乏力疲軟的表現。網上有篇文章，就很典型地表達了對文學批評已“失去了與大眾對話的勇氣和文化建設的功能” 的憂慮。①其實在我看，在“精神渙散”和“小圈子化”這兩種現象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連帶因果關系：因為（有）前者，所以（有）后者。對這一現象的思考，我們的思維定勢更習慣于從文學批評的內部來尋找原因、從批評家的個人道德操守上來尋找原因。對此我有不同看法。

談及這個問題我覺得視野要放得遠一些、話題也要扯得遠一點才能說得清楚。

    經歷了漫長而不可考的“前文字時代”后，在數千年前，人類才開始進入“書寫文化”的時代。文字的書寫，伴隨著人類思想的空前活躍，促進了人類分析的思維和對抽象概念的探討。東西方哲學和世界眾多的重要宗教文獻也都產生于這個從口頭向書面文化轉換的時期。但總體說來，受交流媒體的限制，這一階段中人類經驗的表達和閱讀理解基本在一個精神貴族的圈子里發展，而抄寫的傳播方式也很難保證作者的獨特思想、個人風格受到應有的尊重，文化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到１５世紀，便宜的紙張和活字印刷術傳入歐洲，信息的傳播開始普及。印刷術控制著話語的性質，書面形式的公眾話語流行起來。印刷語言鼓勵客觀、理性的思維以及文字表達的嚴肅有序和邏輯性，使人類語言的結構日趨復雜而微妙。印刷文獻又以其準確、清晰和不可更改性并可永久保存的特點，鼓舞著人們對名聲和個人成就的追求。寫作者為留芳后世而甘愿耐心細致地推敲和修訂原作，思考也得以深化。１８世紀出版業的發展更是推動了啟蒙運動和哲學精神的發展。這也有助于理解，印刷文化與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印刷出版和閱讀交流活動，一種前所未有的理性生活態度終于大范圍地建立起來。在這種態度中，人們不僅形成著對外部世界的理性認識，也通過富有邏輯的批評和其它方式不斷地完善著對自我的認識。可以說，是印刷術的傳播，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我提供了條件，它點燃了人們理解、預測和控制這個世界的希望，激起了破解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奧秘的強烈欲望，極大地激發了人類對思想闡釋的熱情和追求真理的興趣。

千百年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始終戀棧不去的一個幻影就是有關人類的歷史總該有一個至善歸宿的天真想法。早在中世紀，人們就相信一個極樂世界將在上帝的天國中圓滿實現。只是在經歷了啟蒙運動的洗禮后，理性才頭一次像精神上的太陽照耀著社會發展的進程。人類開始對自己的認識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運的能力及其無限的創造力充滿了自信，對可以不斷地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和改造人本身充滿了自信。人不僅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也有追求自身幸福的能力的意識在覺醒。說到底，是印刷文化促成了人類對自身認知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這種充滿自豪的想象。其結果是在西方的精英文化層中，培育出了以理想主義為其支柱的現代文明的發展理念。在這種理念的理解中：歷史總是進步的，明天會更美好。續法國啟蒙思想家許諾建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完美王國的預言褪色之后，馬克思主義的“目的論”的歷史發展觀又將這一理念推向了極致：作為一種歷史理論，它可以解釋所有現象，并將這些解釋成功地納入一個統一的、具有普適性的大敘事框架中。這種出于對美好未來的確信和把握而生的大敘事的歷史展望，解決的是人類社會“往何處去”的終極問題，它不僅滿足了人類對普渡眾生的烏托邦想象，也因打通了人類平凡個體的短促一生與更為廣大而恒久的神圣事物之間的整體聯系，極大地喚起了人的超越性動機，所以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給人類的生活提供了秩序、意義和凝聚力，也使不計其數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為之奮斗乃致甘愿拋頭灑血。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把握歷史、創造未來的激情，曾充分體現在一首膾炙人口的歌中：“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

然而，人類對理性的自恃和狂信，終于走向了反面。２０世紀迭出的大規模的恐怖和混亂，滌蕩了肇始于啟蒙的有關“遠大前程”的烏托邦想象。啟蒙的核心價值就是重視和突出個人、以個人的主體性覺醒為條件，主張個人有能力、有勇氣自覺地運用理性來爭取自身的自由；那么，由啟蒙所倡導的理性的極致運用，除了在實踐中促成大敘事理論的破產和救世夢想的幻滅的同時，也極大地喚醒了人本性中一直受到超越性動機壓抑的個人私欲。人們對偏執地追求理想的社會形態所導致的一系列悲劇普遍感到了厭倦，從追求非世俗的社會改造目標的重負中得到解脫的渴望日漸強烈起來。

在中國，這種變化始自上世紀９０年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消費社會開始崛起。生活已不再處于超越式的精神光輝的照耀下而回歸于凡俗。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使得“啟蒙話語”或大敘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為人生意義及其價值觀念提供大坐標系的歷史背景發生了悄然的置換。浪漫主義的革命激情慢慢讓位于實用主義的工具理性。生活節奏在加快，收入在提高，工作時間卻在減少。革命的意識形態為享樂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一個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發展過程的顯得沉悶、缺乏生機卻充滿疲憊而無聊的世俗化進程開始了。消費社會中的人，為物質需求而沉溺，不再認真對待曾讓他們的先輩焦慮的道德問題，而把注意力逐漸轉向如何維護個人的健康和安全一類的生活問題。生活陷入了為滿足自己各種細微的肉體需求而忙碌的經濟世界中。換一個角度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卑微生存目標的召喚是對宏大目標的隱退所造成的價值真空的替代性補償。

人們發現，需要通過輕松快樂的消遣活動來獲得自我放松，以追求體驗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輕”。正如費雷德里克·杰姆遜在闡述尼采的一句名言時所解釋的那樣：“當沒有正當的價值可以為之奮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對價值的需要時，人們便選擇虛無的價值。”②在民主和寬容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的消費社會里，曾經自命不凡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受到普遍質疑甚至嘲笑。只要不違法，所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都會被心平氣和地、平等地看待和接受。與此同時，文學也經歷著一種由“重”而“輕”的變化。如同陳曉明所說，不再需要文學去表達激進的社會變革了，她的主要功能是娛樂和消費、撫慰個人，給個人提供想象，給個人情感提供一種安慰；文學日益成為對非常個人化的內在經驗的一種表達。這種變化不能不連帶地影響到文學批評的品質。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批評自上世紀５０年代起一直延續到８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心地位，其實是依附于馬克思大敘事理論的。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賦予了文學批評話語以振興民族精神、拯救國家大業的重要性。圣經中的“創世紀”，在記載上帝創造天地時寫道：“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多么強勢有力、不容置疑、無須解釋的句式！一度籠罩在文學批評頭上的光環就來源于這種神奇的光源。事實上，文學批評長期以來也是為圖解和印證歷史目的論的政治理解框架服務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會主義批評寫作實踐的產物，并因此擁有了壓倒性的話語霸權。當時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是這樣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斗志昂揚……”這種心態充分表明了迎接確定性未來的無比自豪和自信。即使是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在價值觀上也還是停留在“撥亂反正”、回歸正道的認識階段，仍受著大敘事認知框架的影響、受到與“歷史發展必然趨勢”同步的困擾。

今天，正是因為預測經濟和政治發展未來進程的歷史大敘事的隱退以及消費社會的興起，決定了文學批評這一小敘事無法擺脫必然蕭條的命運：它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話語形式了；因為再沒有一個如馬克思那樣偉大的預言家有能力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幅信誓旦旦的、遠大而壯麗的人類解放藍圖、一個結構穩定的意義框架，從根本的信仰層面上為庸碌無為的人生拓展出嶄新的視域——玻璃器皿雖說也能熠熠發亮，關鍵的問題是要借助那么一個足夠亮的光源。當人文知識分子不再能以公理和正義的權威形象出現、已找不到能夠代表曾被廣泛認同的諸如人類、民族、人民或無產階級這一類普遍主體的共有概念說話或發出號召時，文學批評也就因此失去了與大眾交流互動的精神條件，它又怎么可能重整山河、找回獨屬于自己的“失落的世界”？文學批評向“小圈子化”方向發展，淪為學院派、作協派或其它任何分類所屬的無足輕重的、自娛自樂的一種精神文體也是大勢所趨。要知道，我們面對的，畢竟是一個已遭祛魅的世界。

去年，一篇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題為《在時尚化中迷失的文學批評》的文章指出，“在世俗文化的強大挑戰下，不少時候文學已降為一種庸常的討好、取樂、消費之物時，批評界不僅沒有發出批評之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并縱容了文學與商業文化同步的庸常現象，消解了世俗關懷與世俗陷落之間的邊界”，認為批評已明顯表現出對商業社會的媚俗傾向和對崇高的庸常消解傾向。前文已談及，文學批評的魅力和熱情，就來源于對人類必將獲得自由和解放的堅定的理想信念。無論是１９世紀以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舊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批評，或是延續至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上半期的蘇聯文學批評，以及深受蘇俄文論影響的中國文學批評，都習慣于通過文學來談論社會和政治問題。文學批評也因此被視為經國治世偉業的一個嚴肅的組成部分。事實上，沒有因長期教化而形成的對人類自由解放遠景的普遍社會信仰，別說文學批評的寫作會因缺乏激勵而失去內在的動力，其虔心閱讀的受眾市場也會極劇萎縮。如今，由印刷術開啟的啟蒙之路，已經讓人類嘗盡了過度闡釋、追求“深度”和“本質”的苦頭。“彼岸”的幻覺業已消失。再無必要為虛無飄渺的未來透支和揚棄今生，現在要轉向無憂無慮的消費追求，即傾向于感性、傾向于尋求感官刺激和泛審美快感的滿足、傾向于對“形象知覺”的情緒體驗等即時感受了。我們受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不免要質疑甚至反感生命中對“輕飄”的滿足性體驗，但計算機技術的廣泛運用，互聯網的日益普及，知識經濟浪潮的席卷，后冷戰和后革命時代的出現，正在把人類社會引向一個遠非傳統預言所能把握的發展前景。在人生超越性動機得以確立的扎實依據已經虛無化了的今天，人生之“重”的體驗何從產生？人的情操又因何而“崇高”？在“改變世界”的豪情壯志被“為世界所改變”的馴良心態所屈服、個體的沉淪業已開始的今天，我們到哪里、到哪里去重新找尋人類精神自我超升的價值源泉呢？人生的悲劇性在于：作為價值生物，人需要發現自己與自身需要以外的更廣泛的東西有一種“整體的聯系”時才能感到其存在的意義，惟有把自己同某一特殊使命相連結、把自己融入某一超出個人之外的事業或比個人更為重要的事業中去，才能獲得存在感覺的無限延伸，體驗到人生的充實和幸福。——然而，人類自由解放的遠景如今安在？

今人面臨的生存境遇問題，其實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局。

沒有對這種時代困局的深刻體會和洞察，“精神渙散”以及當前批評的“小圈子化”傾向的討論就會是一個永遠談不清、說不透的偽問題。后現代政治的改變、民主化和“全球化”以及消費時代的到來，已使人文知識分子喪失了統領社會話語局面的控制權。不要說難覓洗耳恭聽的虔敬了，還有多少人真正介意他們發出的聲音都成了問題，更何況是對只會闡釋和演繹虛構類文體的批評家？

周國平曾發出過經典一問：“面對無信仰，一個人如何能懷有以信仰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著的矯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 ③筆者也有一問：面對平庸安逸、追求娛樂和享受的社會現實及發展遠景，批評家如何能重新建構起不再“渙散”的精神主體、去尋找從邊緣返回中心的道路？

注釋：

①（譚旭東：《文學批評乏力的真正原因》，http:www.china writer.com.cn/xw/whxw/81_81068.htm）

②（《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陜西師大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５頁）

③《探究存在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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