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小說的傳統與當下文學的使命
——從小說《豆選事件》說起
張宏
21世紀的中國,改革方興未艾。今天,隨著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構思的具體實踐,在農村實行基層民主選舉已經提到了落實的日程。不過,理想的政策方針在貫徹中卻不一定能夠得到期待中的完美結果,甚至會不時地暴露出讓人意料不及的新問題。曹征路的小說《豆選事件》正是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謂“豆選”, 用小說中方繼武的話說,“就是一個候選人名字擱一個大碗,你高興選哪個,就在他碗里丟一顆大扁豆,旁人都看不見,一水的是縣里來人監票!”而在方繼武看來,這樣的選舉無疑是一場公正和民主的鄉村選舉:“村長是大家選的,大家不擁護,他就不能當村長。”不過,看起來易如反掌的事情卻并不簡單。在方家嘴子的村長豆選中,過程一波三折,結局也出人意料。一開始,“禍害了多少家庭”又“賣光了地”的原村長方國棟不僅沒有呈現出被選下臺的征兆,反而因為強硬的家族背景(“國棟家除了國梁當副鄉長,還有個國材在省里當處長,還有個國寶在美國讀博士呢。”)和許諾的選票賄賂而顯露出連任的跡象。而隨著事件的發展,一直被鄉里年書記看好,認為是方家嘴子里正義力量的代表,同時是唯一膽敢和方國棟叫板的人物方繼武,又因為組織青年成立護地隊,而被縣委錢書記以“破壞選舉就是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拘留審查。本次“豆選”的結果也讓組織者們頗為意外,一向軟弱的方繼仁以壓倒多數當選。
小說的結尾,落選者并沒有失敗,“國棟全家都搬走了,搬到城里發財去了。”當選者也并沒有勝利,方繼仁的妻子在“豆選事件”中被迫自殺。與此同時,本次“豆選”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方繼武離家出走,進城打工,而策劃者年書記也黯然“打報告當教員去了”。
這樣的結局讓人沉重和傷感,更讓人尋味和深思。簡而言之,小說《豆選事件》至少提出了三個耐人尋味和發人深思的問題:第一,看起來公正和民主的“豆選”為什么引出那么多復雜和意外的問題?小說里給我們提供了權錢交易、家族政治、村民的軟弱與麻木和上層獨斷的政治定性等諸多解釋的因素。第二,關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問題:“怎么講呢,現如今都各人顧各人了,集體是個老黃歷了。可要把方國棟選下臺,沒點集體主義還真不中。你費了多少勁,喉嚨啞了吐沫干了,人家還是半信半疑,人家只跟你來現的。方國棟小拇指動動,掏點錢許點愿,比你什么大口號都管用。”小說通過方繼武的感喟發出這樣的困惑,為什么當村民的整體利益需要大家的合力維護之際,團結一致的集體主義卻往往敗于一盤散沙的個人主義?第三,為什么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小說中的年書記“原本在縣委工作,是個研究生,理論水平很高的。”他滿懷理想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且去韓國看過新村運動,去美國考查過農業合作社,有著很多很多的先進思想。但是他要在天堂鄉搞豆選試點的結果卻讓他最終黯然離職。當然小說雖然沒有明言卻暗含其中的還有第四個問題:如今提倡和諧社會,但是怎么樣才能真正做到公正和民主地化解矛盾?
上述問題只是筆者初讀之下的簡單列舉,而要詳細論述這些問題,則應該是另外一篇長篇大論的內容。在此,筆者僅就《豆選事件》的書寫,談論另外一個看似離題卻又緊密相關的話題:關于問題小說的傳統與當下文學的使命。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是從問題小說開始的。曾幾何時,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下,當費孝通意義上的“鄉土中國”遭遇現代性敘事下空前激烈的思想變局,正是問題小說直面現實,幾乎書寫了當時中國包括婚戀、勞工、家庭、教育、倫理在內的所有問題。今天看來,問題小說雖然有失稚幼,但是卻開辟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很好的傳統:關注現實,揭示問題。此后,這個傳統一直被魯迅等人的鄉土文學和趙樹理筆下《“鍛煉鍛煉”》這樣的農村題材小說所繼承。
遺憾的是,“新時期”以來,標舉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純文學”理念在反抗套在當代文學頭上的政治教條的同時,也同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漸行漸遠。不過,文學的藝術與審美從來都是一柄雙刃劍,“新時期”文學在文學主體論和文學本體論的指引下,從“向外轉” 一躍變為“向內轉”,結果卻逐漸喪失了對當前社會的關注性和批判性,蛻變為故弄玄虛和閉門造車的文字游戲。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正值一個新的思想勃發時期,昔日躍立時代潮流之前沿的中國文學卻陷入到自吟自唱而無人喝彩的尷尬境地,“純文學”理念的惡果暴露無遺。
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已經意識到了當代文學發展的癥結所在,同時,也有更多的作家把目光投向當下中國社會廣闊而復雜的社會層面,開始在作品中關注現實,揭示問題。于是,一大批被文學評論家們界定為“地層寫作”、“打工者文學”、 “三農小說”的作品應運而生。今天,盡管對于這些作品的具體命名和闡釋尚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學直面現實的傳統正在被一批作家重新發揚光大。在我看來,以發表《那兒》而倍受文壇關注的曹征路正是這樣的一個代表性作家,而他的中篇小說《豆選事件》也正是揭示當代中國農村現實的一部問題小說。或許有讀者會發現,《豆選事件》盡管提出了許多尖銳的問題,但是卻并沒有在作品中通過文學敘事給大家提供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的確如此。不過,這并不能成為對作家和作品提出質疑甚至詬病的理由。實際上,早在魯迅等人的鄉土文學時期,就已經提出了“只問病源,不開藥方”的著名口號。而在今天,已經沒有人再去苛求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扮演上帝的角色上。正所謂橋歸橋,路歸路,當下社會的問題,需要社會的合力解決。而當下文學的使命,就在于將真實的社會問題,用自己獨有的形象敘事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豆選事件》無疑是繼承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優秀傳統的一部好小說。(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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