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風范”與“小家子氣”

——《金瓶梅》與《紅樓夢》中
兩種不同的主婦群的形象之比較

在《紅樓夢》的藝術欣賞過程中，出現了一句成語，叫做“劉姥姥進大觀園”，它說的是一個缺乏自我意識的窮苦人乍進貴族沙龍時所產生的心態。是艷羨和膜拜？是好奇和茫然？是自餒和自卑？——大概都有。當劉姥姥成了生活的主人——不再靠老爺太太們的周濟施舍過活之后，“老太太”和“鳳姑娘”們在窮苦人眼里開始恢復了本來面目，于是對她們的感懷也變成了清算和批判。這種認識和情感的變化，無論在生活中還是藝術欣賞中都標志著一種天翻地覆的劃時代的變化，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還是第一次發現或者說找回了“自我”，這個意義不容抹煞——與讓喜兒“傍黃世仁大款”以脫貧致富是不可同日而語。不過生活和歷史都是復雜的，藝術欣賞尤其如此，僅看到“窮奢極欲”和“斑斑血淚”還是不夠的，當代紅學的研究正在從多角度的觀照 中進行著自己的開拓。這里，讓我們從文化和教養的角度對《紅樓夢》與《金瓶梅》中以賈母和吳月娘為代表的兩種不同類型的主婦群的形象試進行一下比較。
魏晉間尚品藻人物，蔚為風氣，什么“王右軍飄若游云，矯若驚龍”啦，嵇叔夜“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啦，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啦、等等，千載之下讀之，仍令人想望其風采。對于人物風度的審美自覺，是貴族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標志，這是他們的驕傲。林黛玉出身“鐘鼎之家，書香之族”“言談舉止，另是一樣”，賈雨村認為“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如此”，而黛玉“拋父進京都”之后，進入氣象比自己家大得多的外祖家的時候，就產生“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的壓抑心理了。至于她那高貴的外祖母的出場，作者一點未用“金玉”等字樣鋪陳渲染，直接的描繪不過是“鬢發如銀”四個字，可不寫其高貴，其高貴雍容自現，那“吃穿用度、已是不凡”的三等仆婦，那幾經曲折一再換轎才得進入內室的排場，那千呼萬喚才在珠圍翠繞中出現的氛圍，無不顯示這位老封君的氣度不凡。是的，賈府的主婦們，以賈母為代表包括王夫人、鳳姐、李紈以及后來成了“寶二奶奶”的寶釵，他們的容止風貌，都體現了一種雍容高貴的大家風范。如果把她們與《金瓶梅》中的那位窮千戶出身后來做了新興暴發戶西門大官人之嫡妻的吳月娘作一比較，后者馬上露出了“小家子相”，顯示出了俗陋和寒酸了。
仿“世說”之模式，讓我們從“容止”、“言語”、“識鑒”、“文學”等幾個方面，對二者試加比較。

“容止”，是一個人的地位、氣質、性格、教養等方面的總體的直觀的表現。“大家風范”或“小家子氣”云云，首先就是指容止風貌而言。賈母出身于“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的史家，嫁至“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賈家，“從重孫媳婦作起，如今也有了重孫媳婦”，這位太夫人在家族中至高無上，持家數十年，“進退可度，周旋可則，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她有足夠的資格稱得上大家主婦的風范了。
作為侯門主婦，賈母必須和上起皇妃、王妃下至貧苦村婦各色人等打交道，先賢云“待貴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以此標準觀之，賈母可謂難能可貴，庶幾乎得之矣。賈元春是貴妃又是孫女，歸省之際君臣祖孫之間，國禮家禮，君情親情，較難處理把握，可雙方處理得都十分得體，恰到好處。八十大壽，王妃誥命齊集，是應酬的大場面，她都從容應之，尊重又親切，有禮而不拘板。劉姥姥是賈府一門不著邊際的貧而且賤的窮親戚，賈母曾為之“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容止氣度的另一面。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簇擁中，“一張榻上臥著一位老婆婆”，以“欠身問好”回答她的請安，稱她為“老親家”，自稱“老廢物”，在整個接待過程中，既不失雍容高貴，又顯得熱情親切；既高興地讓窮親戚“見識見識”，又不淺薄地炫耀富貴；既活潑熱烈，又不贊成鳳姐鴛鴦們的惡作劇；既實惠地周濟了窮親戚，又不惠人以嗟來之食……應該說對這樣窮親戚的接待，賈母是做到了既“有恩”而又“有禮”的。這一切都生動地顯示這一貴族老婦待人接物的“大家風范”。
相形之下那位清河首富、五品提刑的誥命吳月娘，就處處顯露出“小家子氣”了。竹坡之論月娘，特多惡語，往往失之偏頗；然他說：“月娘雖有為善之資，而亦流于不知大禮，即其家常舉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稱她“為一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這還是大體上符合實際的。花子虛死后的第一個元宵，月娘帶著西門四妾到李瓶兒所在的獅子街看燈，妝花錦繡，珠翠堆盈，臨窗看燈，潘金蓮“白綾襖袖子兒摟著，顯他那遍地金襖袖兒，露出十指春蔥來，帶著六個金馬蹬戒指兒，探著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把嗑的瓜子皮兒，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以致樓下觀眾，分不清她們是“貴戚王孫家艷妾”還是“院中小娘兒”。──這種風范，在賈府是不可想象的。再看一次社交場合的活動。次年正月十二日，喬大戶請西門慶妻妾，奉陪的是一些地方豪紳的寶眷，中間休息時，月娘看官哥與喬家新生長姐兒躺在炕上玩耍，看兩個孩兒“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倒好像兩口兒”，于是經雙方攀比一下富貴，在眾人撮合下，即時，“兩個就割了襟衫”，做了親家。事后她給丈夫回報時，西門慶以為“喬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縣中白衣人”，后日相處時“不雅相”。其實他們自己又何嘗“雅相”，整個聯姻過程中，那樣勢利浮淺粗俗，顯出了十足的暴發戶的“小家子氣”。
再看“言語”。言為心聲，是表情達意，是聯系他人和社會的工具。通過一個人的語言，能看出其人的地位、氣質和教養。也真是，“從噴泉噴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賈母的語言，無論語言的對象、場合、內容及對話的情感如何，總表現出大家的氣度。42回請太醫看病，賈珍陪同，婆子前導，寶玉出迎，賈母在小丫鬟及老嬤嬤的簇擁下端坐榻上，含笑問“供奉好”，一面慢慢伸出手來，一面以贊揚的方式敘談世交，診后笑說：“勞動了，珍哥讓出去好生看茶！”那語言和風度，雍容高貴又不傲慢，熱情可親又不失身份，簡直出神入化了。相形之下，吳月娘對春梅的前倨后恭，作奴才時罄身兒打發出賣，作守備夫人的小娘子時又自貶三分，言談間時露乞憐之相，就顯得小家子氣十足了。比如在家庭生活中，王夫人與賈政在一起總是相敬如賓，盡管她十分疼愛兒子，但還是全力支持丈夫對兒子的管教，即使“不肖種種大承笞撻”，寶玉幾乎被丈夫打死，王夫人也未怎么失態。她的勸說和數落也是承認寶玉“雖該管教”的前提，然后再以“老爺也要自重”“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相規勸，最后才提出“也要看夫妻分上”，年將五十，只此一子，動之以情。絕不像西門府上，“夫為盜賊之行，婦依違其間”，平日視而不見，而偶一勸諫，如西門慶說要管教王三官時，月娘的語言則是：“你乳老鴰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里水，無所不為，清潔了些什么了？還要禁人！”刻薄輕浮，全無事夫之禮。鳳姐雖然婦道有虧，表面上還要做出個溫柔讓夫的姿態，對賈璉也不能如此不尊重。至于和丈夫鬧意見，犯了生澀，那語言更其“小家子氣”了：“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里。”在妻妾之間，賈環故意推倒蠟燭燙傷了寶玉，王夫人痛極恨極，她叱罵趙姨娘也不過是“養出這種不知道禮的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幾次三番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絕不像月娘和潘金蓮斗法，一個打滾撒潑，一個氣急敗壞，雙方滿口穢語，爭論“你浪”我“養漢”，誰是“真實材料”云云。至于西門慶死，賁四嫂備禮上祭，月娘有意拒絕，并破口大罵：“賊狗攮的養漢淫婦。”滿嘴臟話，已經是貨真價實的市井粗俗語言了。
當然，賈府也不一定都是“大家風范”，比如嘁嘁嚓嚓的趙姨娘，“著三不著兩”的邢夫人，都是“小家子氣”。“看三不著兩”云云，說的是行事，也說的是識鑒。魏晉間品藻人物很講究“識鑒”，它也是人物教養的組成部分。曹雪芹開卷第一回鄭重其事地宣稱“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這是在歷史人生的很高的層次上提到這個問題。“識鑒”也即“見識”，只是更強調對人的認識品評。賈府中婦女的識鑒水平是令人欽佩的。談到“識鑒”，論者或以為賈母糊涂，其實賈母是小事偶有糊涂，大事并不糊涂。她對赦、政、邢、王優劣的識鑒，對寶玉和賈環的品評，在孫女之中獨垂青眼于探春——她的生母還是不討人喜歡的趙姨娘呢——都很有眼力。釵黛之中，以親情而論釵自然不能跟黛相比，而她能毅然割愛，為寶玉選擇寶釵，這絕不是寶釵母女做小動作，邀買人心的結果，從封建正統觀念及家族的根本利益著眼，這一重大決策無疑是正確的。她欣賞和信任鳳姐雖有片面之處，但從總體上看，她讓鳳姐主持家政是個“英明決策”。榮府的女主子中，在寶釵成為“寶二奶奶”之前，管理家政這一人選 ，實在是非鳳莫屬。鳳丫頭雖然有以權謀私，收受賄賂等問題，但那畢竟是“小節無害論”，以識鑒和才干論，以其任職期間的工作效益而論，她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家務總理。協理寧國府是鳳姐也是作者的得意之筆，她對寧府弊端的分析及大刀闊斧的整頓改革的出色實踐，是她的治才的初露鋒芒。在榮府，她對上下各色人等的鑒賞，不愧為目光敏銳，不同凡響。探春在大觀園搞改革，一心要拿她當伐子，她取欣賞和支持的態度，很有政治風度。她對平兒的信任、倚重和優容，也表現出了很不平常的識人與馭下之才。當然無論是鳳姐、探春還是寶釵，都未能改變賈家衰落的命運，但她們本來就“有命無運”，那責任不能由她們本人負責。邢岫煙是邢夫人的侄女兒，生活已捉襟見肘猶受克扣，反倒鳳姐能不計與邢夫人之嫌，贊賞岫煙恬靜溫厚，憐她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更疼她些。即使薛姨媽也欣賞岫煙的“端雅穩重”，不計她的家道貧寒，荊釵布裙，主動為薛蝌求親，還舍不得給薛蟠呢。相形之下吳月娘的識鑒水平就顯得十分遜色了。金蓮與瓶兒之軒輊，明眼人一目了然，即使是親戚如吳大妗子也洞若觀火，而月娘竟然長期良莠不分，善惡顛倒，信任、親近金蓮，疏遠、排斥瓶兒。孟玉樓是個難得的人才，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長于馭下，心地也較平和，識見能力比月娘高得多，可月娘始終未能引為臂膀，讓其在持家中協助自己發揮作用。前來投靠的女婿陳敬濟，是親戚中唯一的男性，西門慶在世之日雖然照顧不夠，但尚能充分利用，使之發揮作用，西門死后他成了家中唯一可以對外應酬及經營買賣的人物，實乃家世利害之所系，而月娘既不能作著閫內之防，又不能倚重羈縻，遂使彼逐漸離心離德，變成一種破壞性力量。玉樓生日，月娘不許款待敬濟，且揚言“如臭屎一般去看他”，可見敬濟之離心及日后之惡行，除其本人不成材之外，月娘亦不能辭其咎焉。月娘對奴婢亦賢愚不分，她對身邊的丫頭似乎只懂得信任和優容，玉蕭暗受潘金蓮“三章之約”成了“吃里扒外”的“家生哨兒”，她竟始終未能覺察；而秋菊之幾次三番告發金蓮奸情她反而不信，至使舉報者受到殘酷的打擊報復。諸如此類都見出其識見之短淺。在文化素養、在聞見方面，“大家風范”有著“小家”婦女所不能比擬的天然優勢，何況除了自覺的教養之外，還有著生活中不自覺的口傳身教與熏陶濡染，相形之下吳月娘雖善而愚，因欲而昧，包括識見方面表現出來的小家器識，跟賈母、鳳姐、寶釵她們實在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鳳姐和李紈算收入帳，李氏半真半假地笑罵她：“這東西虧生在世宦大家，若生在貧寒小戶人家還不知道怎樣下作呢？”古代社會標榜清雅，以禮樂風化為文明，以言及錢字為恥，即使“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也必須拿學問提著，否則便認為“流入世俗”中去，小家子氣了，這也是一種“大家風范”。賈府的女主人，除邢夫人、趙姨娘等個別人，多屬于重禮輕財型。這種“風范”，要求消費氣派要大，經濟意識要淡薄，在處理物質關系上要合乎禮，要講求體面和大方。“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賈府不是以堆金砌銀而是以“座上珠璣昭日月，庭前黼黻煥煙霞”來顯示自己的富貴，連三等仆婦，也氣象不凡，襲人探家都擺出少奶奶的氣派，李紈聽說還有借車、雇車坐的，感到稀奇好笑，賈母懸賞尋玉，開口就是一萬兩，元春省親，銀子花得淌海水似的，雖然捉襟見肘“內囊盡也上來了”，然“外面架子”仍要支撐著，而且不能斤斤計較，一算計就顯得“俗”，失之小氣。晴雯看病給醫生“馬錢”，麝月不認銀戥子，問寶玉，寶玉說：“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算這些做什么！”麝月揀了一塊，笑著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多些好，別少了，讓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識戥子，倒說咱們有心小器似的。”婆子提醒說，那一塊至少有二兩，麝月早掩了柜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吧。”——這正是賈府的經濟氣度和經濟作風。賈母、王夫人接待親戚，無論富者如薛家，貧者如邢家、李家，都彬彬有禮，女孩子則住進大觀園，待遇分例準自家女兒，并不因其貧富或送禮多寡而厚彼薄此，特別喜歡的人如寶琴也因其自身討人喜歡，貧寒如邢岫煙又受到包括鳳姐在內的特別照顧與尊重，對于打秋風的劉姥姥，賈母、鳳姐也算得上“惜老憐貧”了。
至于西門府上則恰恰與此相反，在彼處少見多怪的東西在這里則習以為常。侯門世家講究的是禮和體面，暴發戶的家庭生活中則到處可以聽到“分斤掰兩”的斤斤計較。潘姥姥來了，金蓮竟拒絕開銷二分銀子轎錢，惹得轎夫亂嚷。日常開銷，由幾位有關的如夫人輪流管理，除孟玉樓較為大度之外，李嬌兒、潘金蓮等都是“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稱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朵出來一般，隨問怎么綁著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這則是西門家的經濟作風。“粉脂香娃割腥啖膻”，平兒洗手時丟了蝦須鐲，鳳姐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只不過內緊外松地查訪；而西門家失金，則揚鈴打鼓，大動干戈，聲言要買狼筋抽丫鬟。賈母倡導學小家子“湊分子”給鳳姐做生日，大家以能多出為體面；玉樓和金蓮倡導為月娘“老公倆”說合，每人五錢銀子，因為事因瓶兒起叫瓶兒出一兩，孫雪娥則勉強拿出一根三錢七分的簪子，李嬌兒勉強出了一份，金蓮拿回去較稱，只四錢八分。月娘雖未至如此小器，然而她作為家庭銀庫總管，不過以斂財為樂事。她眼巴巴地盯著李瓶兒的財產，金蓮通過西門慶要了一件皮襖她則耿耿于懷；親朋來往，她也是見錢眼開，初見瓶兒，即張口要金壽字簪子。西門死后，她主持家政，更以撙節克扣為主要財政方針。明知大姐與丈夫關系緊張，把大姐送回卻不給陳家寄存的箱籠，至使大姐兩次被陳敬濟強行攆回，以至不得不把人同箱籠一起送回才被接納。這一過程中重物不重人，要財不要體面，正是典型的小家作風。賈家和薛家，如寶釵所說，只有買人，從來未聽說賣人的，鳳姐雖然常把“或打或殺或賣或配人”掛在嘴上威嚇奴仆，可“打”“殺”（致死）則有，“賣”則從未見之，賣了死契的花家，也都等待著賈府開恩無償放人呢。而月娘之待下人，如春梅和秋菊，甚至金蓮這樣的寵妾，都一樣通過媒婆發賣，而且還討價還價，連蔡老娘給其接墓生獨子討喜錢她都要講個價兒。西門雖死，十萬家資，雖今非昔比，誠不至困窘至此也。比起賈母之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分明顯得小家子氣來。春梅游舊家池館，月娘說：“姐姐，你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擬賀人家生日，詢之可也，何須把“買禮”掛在嘴上？足見其不脫窮千戶出身的暴發富商荊妻之本色也。

在文化修養方面，月娘與賈母比起來更是一野一文，雅俗判然。賈府的婦女，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賈母、鳳姐雖未大讀過書，但由于生活中文化氛圍的浸染，她們都有著頗足稱道的文化教養。在欣賞音樂戲劇、批駁才子佳人小說、玩賞蘇繡、居室布置藝術、色織工藝、服裝美學、烹飪及品茗等等方面，賈母都表現出了很高的文化素養，比如布置居室，她嫌寶釵的屋子太“素靜”，吩咐鴛鴦把“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那個墨煙凍石鼎拿出來擺在桌子上就夠了”。她自詡為“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有這些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凈”。鳳姐起詩能吟出為釵黛稱道的好句，詩禮傳家，文采風流，誠不虛也。西門慶妻妾的文化生活，似乎限于聽聽小曲這種單一的形式，吳月娘則連其中滋味都聽不出，潘金蓮雖能于此道，然這種從內容到形式都市井化了的通俗文藝，亦猶今日風靡一時的港臺流行歌曲，金庸、瓊瑤小說之類也。除此而外，她的審美追求，無非是講求衣飾的華麗，以珠光寶氣為美。西門家雖有樓臺亭榭，但對于他們只是與“私語翡翠軒”、“大鬧葡萄架”、“山洞藏春嬌”等相聯系，不見文采風流，唯有穢聲盈耳，丑態觸目耳。
“大家”“小家”云云，乃舊時之傳統觀念，在這里嘮叨不休地比較什么吳月娘與賈母們的“大家風范”與“小家子氣”，有何現實的認識意義和審美意義呢？
“風范”者，乃屬于人文教養方面的概念，它是具體的，歷史的，又具有一般的普遍性品格。侯門公府的一品太夫人，作為詩禮世族主婦，她在正統的典范意義上體現了封建文化為大家婦女制定的教養規范。這規范，產生于貴族階級的生活實踐，更來自封建文化的長期積淀。吳月娘是窮千戶家庭出身的暴發戶商人的妻子，她的教養是市井生活及社會上居支配地位的封建倫理觀念自發影響的產物。二者所代表的教養，不能簡單地加以臧否，從不同角度去進行比較，可具不同的意義。
首先必須看到，賈母的“大家風范”，既然在典范的意義上體現了封建教養的規范，因而這種倫理教養自身的落后性與虛偽性在賈母等身上必然比吳月娘等表現得更為突出。其主要表現：一、森嚴的等級制度，等級壓迫性；二、強烈的男尊女卑觀念，女性地位低下；三、對人性自然追求的壓抑。比如妻妾關系和嫡庶關系，雖然賈家和西門家都實行一夫多妻制，更確切地說是一夫一妻多妾制，閫內之治，妻為主，妾處于從屬地位。但西門家的妾的地位比賈府的姨娘或屋里人要高得多。她們可以與月娘同席而坐，可以姊妹相稱，可以受委托管理家中的生活開支，金蓮和月娘斗法，也基本上打個平手。然而趙姨娘和平兒們，從來無權和王夫人和鳳姐平起平坐，有氣只能逆來順受，不能明爭，只能暗斗，連在自己子女跟前，都未能擺脫奴才地位。探春叫生母曰“姨娘”，可李瓶兒從來沒有人懷疑為官哥兒之母；趙國基則是賈環上學的跟班，無資格作舅舅。可在西門家，不光孟玉樓的兄弟，連李瓶兒前夫花子虛的兄弟都可以作為“孟二舅”、“花大舅”成為座上客。在這方面，西門家比賈府要進步、合理得多。其它方面的等級規范，也不像賈家那樣森嚴。如春梅當著吳大妗子的面大罵申二姐，是嚴重失禮行為，賈母生日兩個婆子不聽派遣，鳳姐馬上派人將其捆起來交尤氏發落，以春梅之張狂，若在賈府完全可以“或打或殺或賣或配人”的，但西門慶卻免于追究，月娘也可以容忍。又如玉蕭當眾奚落李瓶兒，和玳安亂搞被月娘撞見不僅未予懲罰反而得到成全，等等，這在大家都是不允許的。可見，在“小家”之中，封建倫理的統治要比“大家”寬松得多。
比起大家世族來，西門家的婦女往往表現得舉止輕浮，但這“輕浮”正意味著對女性束縛的減少，意味著她們有比大家女性更多的自由。不光金蓮可以臨街觀燈，口嗑瓜子，將皮吐在行人身上，玉樓也可以到門前親自找人磨鏡，而月娘可時而到大門口張望丈夫是否回來，可以元宵拋頭露面地“走百病兒”，可以帶著姬妾丫鬟們春日蕩秋千，讓女婿推送；而陳敬濟可以出入府內，與眾小丈母娘同席宴樂，這一切在賈府都是嚴格不允許的。貴族家中的女性，一顰一笑都有嚴格的限制。寶釵婚后，要回避賈璉——鳳姐不回避賈珍，那是因為他們一塊長大，算是從權；賈政、賈珍們說話，王夫人和尤氏無權駁回，即使賈母給寶玉說親，也要正式爭取賈政的同意。特別是婦女的婚姻自主權，在賈府幾乎等于零，她們不僅要絕對聽從父母之命，而且還要“從一而終”，湘云和迎春是其直接犧牲品。可在西門家則相對自由得多。西門一死，他的如夫人隊伍馬上如鳥獸散，像孟玉樓都是自己找對象，自己相親，帶著自家的財產兩次改嫁。在賈府不唯趙姨娘無此可能，連身份不明的襲人嫁人還受譏議呢。“存天理，滅人欲”，禮教規范以束縛和扼殺人的自然需要為基本特征，紅樓女兒“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大悲劇正是由此釀成的。《金瓶梅》寫的是人欲無節制地發泄所制造的丑劇。在這里人對于“財”與“色”的欲望，撕去了斯文面具以露骨的形式得到張揚和膨脹。這里雖然仍以男性對女性的占有為主，西門慶憑借著金錢和權力可以恣意玩弄女性，對他的妻妾甚至奸占的女性有很強的占有欲。不過與世家不同的是，他對自己如夫人的貞操方面的要求也較為寬松，不僅“既往不咎”，即對于新發生的“失誤”也能夠原諒。與貴族男女的“偷雞摸狗”不同，這里的“男盜女娼”，也有著較高的透明度，少一些虛偽性。
這一些比較容易理解，它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可問題還有另一面我們也不可忽視：自人類文化發展的角度視之，以賈母為代表的“大家風范”比吳月娘的“小家子氣”有著更高的倫理價值和審美意義。這倒是本文比較與探討的主要著眼點。
人的倫理或審美的教養都是具體的，不僅各個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而且同一時代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有著不同的追求，我們必須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給予評價。雖然在歷史前進的序列中一般說來是后來居上，后來者所代表的倫理規范和審美追求也更為先進，更為合理，但社會歷史現象絕不能用數學方法來進行簡單的是非判斷。因為在對立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教養規范，除了有互相排斥的一面，還有其相互滲透的一面。歷史在不斷揚棄自身的前進中，不光要否定，而且還要吸取和繼承。故一種新的倫理或審美形態出現之后，在其取代舊的倫理形態或審美形態的過程中，除了其根本質優于舊形態之外，還必須吸取和借鑒舊形態的合理因素，才能發展和完善自己。因而二者之間的比較顯得十分復雜，用簡單的是非判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我國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曾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應該承認這一文明是由那一歷史時期在社會上居支配地位的地主階級壟斷的。而人際交往的倫理規范及人的文化的審美的教養正是這古代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貴族階級作為地主階級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在文化方面的代表，尤其是文明教養的代表。“王謝風流遠”，紅樓時代，它的作者猶以“魏武之子孫”和“文采風流今尚存”為榮。直到近代民主革命之際，它的先驅們仍然理想“光復舊物”，期望著“復見漢官威儀”。只要你沿著歷史前進的腳蹤排比一下，這些“威儀”、“文采風流”、“雍容揖讓”等等，每一時代都是與那些“衣冠世族”、與“詩禮世家”聯系著的。劉姥姥進入大觀園之后曾發過深深的感慨──“怪不得說禮出大家”，如果我們僅僅從批判封建禮教的虛偽性來看那就未免顯得片面了，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這句話就有了全新的意義。是的，“禮出大家”，在探討古代的文明教養時，我們的眼光就不能離開那“王謝風流”，不能離開“崔盧李鄭”，就不能不對“賈史王薛”刮目相看了。
比起賈府的“爺們”來，暴發戶西門慶頗有帶著新的氣息的有異與彼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和審美追求，并且有著與之相稱的自信與自我感覺。不過這僅是問題的一面。《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西門慶十分得意地欣賞自己的兒子官哥兒時，就表現出那心境的另一面：“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門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這個山東屈指可數的大富翁，盡管憑著實力，已經可以大搖大擺地褻瀆招宣世家的閫帷，可以傲慢地成為老皇親的典主，然而在官僚及貴族世家的威儀和風范面前，他仍感到自餒和空虛。今日腰纏萬貫的新大亨們，盡管有私人轎車，有小蜜二奶，可以燈紅酒綠，出入豪華酒家，但面對“七品芝麻官”的威儀，仍感若有所失，恐怕也是這種心態。
西門慶大是可兒，大家風范確實有值得稱道之處。
首先是“大家”最講究風范教養。大觀園發現繡春囊引起一片驚慌，面對著鳳姐的委屈和哭聲，王夫人哀嘆：“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小家重實惠，大家重體面。把體面看得比性命還要緊！西門家的教養是在生活實踐與社會習慣的浸染下自發形成，賈府的教養則重視人為的塑造：一、濃氛圍的環境薰染；二、通過讀書繼承傳統教養；三、家長和專職教養人員的培訓。賈府的哥兒和小姐都配備有“教引嬤嬤”，其任務就是負責對年幼主子進行言談舉止等禮儀方面的教育。怡紅院內為寶玉祝壽，都要等查夜的管家娘子走后才能開始。一次寶玉對襲人等直呼其名，被林之孝家的“排喧”了一大氣，講大家公子的調教，委婉地勸導寶玉：“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后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眼里沒長輩。”經過襲人們的解釋，說這是偶一叫之，林家的才說：“這才好呢，這才是讀書知禮的……這才是受過調教的公子的行事。”賈府的婦女，大都從小讀過書，巧姐很小就讀“列女傳”和“孝經”，李紈和探春姐妹都上過學。她們讀書的目的不在于“治國平天下”，而在“修身齊家”、“德容言工”，提高教養水平。與小家碧玉不同，文化生活在她們心底有著很深的積淀。寶釵見元春賜她的東西獨與寶玉一樣，便心里覺得“沒意思起來”；黛玉聽見寶玉向她傾吐心曲，會變臉生氣，都是埋在意識深處的文化積淀在起作用。只要你把西門慶的獨生女西門大姐兒與大觀園的女兒們稍稍加以比較，你就能體會到什么叫“教養”了。
“大家風范”的本身也有著具有普遍品格的合理內核。
詩禮世家的一顰一笑都很講究嚴格的規范，林黛玉初入賈府“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怕被人恥笑了去”的心態，就是由此產生的。這種規范除了等級觀念之外，也有其合理性的內核。如賈府的行為規范中，對親戚的尊重，對長輩的愛敬，對晚輩的慈愛，姊妹間的友愛，對嬌客的優容，教育子女的從大處著眼，反對做人歪調，言談舉止尚文雅輕粗陋，莊重但不拘泥，有禮而又有權，恤老憐貧，惠人不德等等，對人類教養文明的發展，都有其可供繼承和借鑒的普遍性的意義。
古代文明向來重“義”“利”之辨，“大家風范”重“禮”而輕物，新興的暴發戶取代了高門世家首先在價值觀念上把傳統顛倒過來了，以“小家子氣”的斤斤計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把歷史推向了一個更高的階段。但從社會倫理的一般進步來看，人類總不會始終以“羊狠狼貪”來表示自己的進步，它定會以更高形態的“雍容揖讓”來顯示自己的文明。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對它們所呼喚出來的人際關系的憤怒批判，本世紀“現代派”對物質文明“過度”的迷惘和惶惑，以及近年興起的“新儒學”的思潮，都曲折地表現出人類對人際關系中新的文明的呼喚和向往。“大家風范”和“小家子氣”，早已經被顛倒過來了，在歷史的行程中，他們難道不會在更高階段上被再次顛倒過來嗎？
在審美教養方面，詩禮大家因為他們向來壟斷著文化，無疑具有著更大的優勢。賈寶玉所說的“山川日月之精華只鐘于女兒”的有名話語中，在其理想的意義上也包含著他對于以寶釵、黛玉、湘云為代表的女兒的文化教養的贊美和肯定。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宗教及審美等方面的修養，無疑包容在人的全面發展的內涵之中，在這些方面，吳月娘們比起賈府的女性，則只好望洋興嘆了。
一提起封建，人們馬上就會想到那是一個壓抑人性，人沒有自由和尊嚴的時代。這種心理定勢的產生，不是沒有道理的，可如果把它絕對化那就錯了。比如說人的尊嚴吧，每一時代都有其一般性，也有其具體性，有它自己的內容、自己的特點、自己的尺度。以等級特權為尺度的尊嚴和以金錢為尺度的尊嚴就是這樣。雖然，封建時代的禮以等級制為其特色，“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同等級的人們之間，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尊重和尊嚴的。然而“禮”講究嚴格的分寸界限，而在這界限之內也嚴格講究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否則就是“失禮”。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就包含這兩方面的意思在內。其實人的地位什么時候都有著差別，風范如何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于自己能從在一定社會結構的位置出發，合乎規范和禮儀地對待自己和他人，這也算是對“人”的“尊重”了。比如賈母見元春要行“國禮”，入內室元春又要向賈母行“家禮”；過年請族人，老妯娌雖窮，但要與賈母平起平坐；家庭吃飯，王夫人獻茶，大家都要站起來，賈母總讓孫媳婦們布讓；王夫人可以罵趙姨娘，但總不為已甚，既不動手動腳，也不失言；平兒無端挨打受委屈，弄清楚后賈母和鳳姐都要給她面子；雖然平時禮數不錯，但無人時鳳姐也拉平兒一道坐著吃飯，如此等等，這都體現出封建世家的禮數講究在一定界限內的自我尊重和互相尊重，反對無限度的“失禮”行為。其實今日為人們所無限憧憬的如“豐田模式”等人際關系，無論其如何講究“行為科學”和給“紅包”，但老板和藍領之間的“尊重”和“信任”，也不過如此。比起來在小家子暴發戶中，西門慶“熱結”時以年長的應伯爵為弟；月娘對春梅的前倨后恭；月娘當面揭金蓮出身之短；以及她們動輒出臟話罵人等等，都表現“小家子”中對別人的不尊重和人格自輕。
王昆侖先生在《薛寶釵論》中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直到今天，不少中國人還有“娶妻當如薛寶釵”之想。誠然的，寶釵是美貌，是端莊，是和平，是多才，是一般男子最感到受用的賢妻。如果你是一個富貴大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的享受；她能把這一家長幼尊卑的各色人等都處得和睦得體，不苛不縱，……如果你是一個中產以下的人，她會維持你合理的生活……她使你愛，使你敬，永遠有距離地和平相處度過這一生，不合禮法的行動，不近人情的說話，或者隨便和人吵嘴嘔氣的事，在她是絕對不會有的。尋找人間幸福的男子們大概沒有不想望著薛寶釵這樣一個妻子的理由。

從反封建的角度著眼，王昆老對寶釵之為人主要持批判態度的，當然這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如果我們從倫理和教養的角度，從人類文化發展的角度著眼的話，上面的一段話不是有著它值得肯定的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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