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國的前途命運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越發激烈,隨著毛周朱三位領袖逝世,權力出現真空,這讓一批小人粉墨登場。
中國是走打工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還是走修正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生存還是毀滅,對于中國的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個做主人還是做奴隸的重大道路之爭。
經過一系列權力爭奪,另一個階級勝出,登上歷史舞臺,舊人上臺自然要抓教育,抓教育自然得從學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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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高考,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學生上大學,拋棄了1966年到1976年工農兵推薦上大學。
1977年11月的冬天,570多萬人參加了高考,錄取了不到30萬人。
有人歡喜有人憂。有部分大隊書記反應,一些平常偷懶、干活不積極的下鄉知青,從秋收開始就不出工,躲在屋里備考,他們確被大學錄取;而另一些勞動積極的知青,在秋收時節干到深夜,沒有時間和多余精力復習,反而落榜。
這30萬的錄取生中,此時,已有不少在農村成家,有了妻子和兒女,在奔入大學的成功路上,在隨后的幾年里,支持他們的妻女沒能等來邀請入城的書信,而是一張張離婚證書。原因自是冠冕堂皇,我們受了迫害,或無奈或被逼結婚,婚姻自由,你我已沒有愛情。
1979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職工教育會議,對原“七二一大學”,進行了整改,大多數被撤銷停辦,基本否定了“七一二大學”模式。
什么是“七二一大學”?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人民日報》關于《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被稱為 “七二一指示”,主要思想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領導干部的道路。1968 年 9 月,上海機床廠為貫徹 “七二一指示”,創辦了 “七二一大學”,隨后這種模式受到全國工礦企業學習。
上面說知識分子被錯誤批判,不該下放勞動改造,對在歷次運動中被批為具有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思想的知識分子一概平反,恢復原職,這批人獲得了大解放。
此時,“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知識分子是其中的核心”等等口號,自上而下的推廣。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被拔高,可以輕松進入黨政機關工作。
知識分子作為一種依附型的特殊群體,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是為勞動者服務的,在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是為官僚和資本家服務。對于那些沒有經過勞動改造,沒有與工人和農民相結合,打心底鄙視和歧視體力勞動者的知識分子,是否可以稱他們為工人階級?
干部要從知識分子中來,要從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中來,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那些在一線工作掌握技術,理論知識薄弱的工人?現實中,往往是在第一線的工人得不到重用。
原先向工人、貧下中農學習的知識分子和干部,一部分逐漸開始不參與生產勞動。“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這些人自認自己掌握知識就是擁有智慧,便處處想要高人一等。
以至于發展到后來,一些教授和學者公開在媒體宣揚“體力勞動者最愚蠢,干苦力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考不上大學就是智商低,職校學生都是又懶又蠢”等等落后觀點。
一部分青年學生受這種資產階級教育影響,竟然也跟著鄙視體力勞動,歧視體力勞動者,痛恨自己父母是工農出身。莫言涉嫌抹黑先烈?人民群眾要正義!
這讓我想起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的一句話:
舊學校總是說,它要造就知識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為過去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基礎,就是把人分成階級,分成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自然,貫串著階級精神的舊學校,也就只能向資產階級的子女傳授知識。
這種學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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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中國幅員遼闊,北方和南方、西面和東面差距甚大,教學計劃和教科書全國基本一致,且不奇怪?各省情況不一,教材中是否也應該加入一些地方特色?
當然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社會解決苦難。東西部教育資源懸殊,以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南京等為首的大城市,大中學校眾多,師資雄厚,學校場地、設備、設施漂亮又先進。沒有更公平的制度,教材中加入一些地方特色,恐怕又成了地方保護主義者們的借口,其他省份學子更難考入這些城市的好大學。
據媒體對各高校2024年經費預算數據整理,全國700余高校預算總額達14025.62億元。
2024年,北京高校經費預算達2145.49億元,占全國高校經費預算總數超過七分之一;江蘇和上海分居次席和第三,高校經費預算分別為1151.40 億元和1111.47億元。前三位高校經費預算超過4408 億元,占全國高校經費預算總比重超過30%。
北京2145.49億元的數據,是最后一名西藏的110倍。甚至比河北、吉林、江西、廣西、山西、云南、甘肅、貴州、內蒙古、新疆、海南、青海、寧夏和西藏這14個省份高校經費預算總和(2121.50億元)還要多。
這里面還不包括初高中私立學校,以及國際分校和留學生比例,以及父母在子女身上的金錢投入,在這方面的差距只怕更驚人。
從收入來看,2023 年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為81752 元,上海為84834 元,浙江為 63830 元,位居第三。
山東、內蒙古等 14 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處于 “3 萬 +”,寧夏和山西、河南、吉林等 10 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繼續處于 “2 萬 +”。
各地區經濟發展、政治規劃等的不平衡,導致教育支出懸殊,好的學校集中于少數地區,而高學歷在現今社會環境一般意味著高工資。受社會金錢至上主義和學校追求升學率(其實還是利益)的主要影響,對學生的教育越來越卷,考題也越來越出偏題、難題、怪題去難倒學生,好顯示水平高超,學生只能機械式學習。
像老電影《決裂》中就有具體情形:
在山區修建的大學里,老教師認真負責的給學生講解各種馬,非洲的斑馬的各種功能,談到“馬尾巴的功能”,有學生舉手提問:
"老師講了幾個月了,總是講馬,可我們這里馬很少,特別是山區就更沒有馬了,連上課用的這匹石膏馬也是第一次見,我認為應該改變課程,多講講豬和牛。"
在市場經濟社會,一切向錢看,不只學校成了資本家們的賺錢機器,甚至學生也成了被剝削的生產資料。小到校服、書本、校園游玩,大到學費、工作實習。學生宛如一只只肥美的烤鴨,從進入校門的那一刻,就被一雙雙方孔眼睛特別關注。
很多大學,不少專業成了純理論研究,從西方名著到東方大師,從一書本到另外一書本,所學知識不只嚴重脫離勞動生產,更是對本專業真實的社會情況和工作環境了解太少,以至于不少大學生“百無一用”,畢業后迷茫焦慮,茫茫然不知所措。
當然這不是學生的錯,課程不是他們制定的,書本不是他們編寫的。把學校變成選拔性機構,而不是教育的場所的,也不是他們。
結尾
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各方面的最高標準都是以歐美為尊,是否也該借鑒一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較進步經驗?
比如,美國高中畢業生在進入大學前有個選擇間隔年,在這一年的時間里可以進行社會實踐,這對于學生了解社會、探索興趣、明確職業方向無疑有著良好作用。
一些大學,可以允許旁聽,可較自由的申請學習大學課程,允許社會人員進入校園聽講,學校的圖書館也對外開放,這對于緩解教育內卷,推動國民教育,是不是也有益處?
內卷的教育如陰霾,籠罩在無數渴望知識與成長的青年學生頭頂,帶來諸多危害。
課堂上,機械的灌輸、死記硬背早已經是常態,學校如同流水線作業,用一套固定的標準衡量所有學生。理論知識偏重,近乎沒有勞動教育,學生們只是簡單搬用所學知識,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不敢也不能質疑權威,
優質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使得貧困地區和工人農民子弟難以享受良好教育。這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使階層固化現象愈發嚴重。當打工人意識到知識難以改變命運,大學畢業后仍在底層苦苦掙扎當牛做馬,這將導致社會階級矛盾劇烈震蕩,最終醞釀出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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