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 的還是 “例外” 的：歐美死刑之爭

　　的話語解構與啟示

　　史佳楠  北京大學法學院

　　摘 要：全球廢除死刑運動的興起有著復雜的背景。長久以來，死刑廢除被人權話語與普遍敘事的單一線索所主導，其背后的特殊政治因素為學界所忽視。在歐美學界的死刑論辯中，美國學者揭露了歐洲將地方性的死刑廢除故事納入普遍性人權話語之中的政治過程，并就美國的特殊國情解釋了為何美國保留死刑，側面為死刑的地方主義進行了辯護。在死刑問題上，歐美之間爭論的本質是人權話語權之爭、普遍主義與本土主義之爭以及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當前中國死刑問題討論受到歐洲普遍主義敘事的影響，因而學界多數意見是支持廢除死刑，但這與我國的國情與民意嚴重背離。歐美的死刑辯論啟示我們在死刑問題上要警惕價值滲透，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堅定中國在死刑問題上的立場，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推動中國死刑改革。

　　關鍵詞：死刑廢除；歐洲；美國；死刑人權話語；美國死刑例外論

　　一、 問題的提出

　　自貝卡里亞提出廢除死刑以來，死刑的存廢之爭已延續兩百多年。廢除死刑的經典論據包括死刑是一種殘酷的刑罰、與人道主義精神背道而馳，死刑不具備威懾功能，終身監禁等替代性措施同樣可以起到類似的效果，死刑具有不可挽回性以及錯判誤判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等 。我國自20世紀末也掀起了死刑存廢的辯論，許多學者雖然在原則上支持我國未來廢除死刑，但同樣解釋了我國當下保留死刑的原因。比如儲槐植[2]認為，復雜的社會治理現實使得我國保留了死刑這種嚴厲刑罰措施；陳興良認為廢除死刑是需要成本的，我國社會尚不具備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文明水平，因此現階段保留了死刑；劉仁文則認為，中國的死刑保留與我國的制度慣性與民意文化息息相關；張明楷認為，盡管未來廢除死刑是趨勢，但我國當下保留死刑對震懾和預防犯罪具有積極意義。盡管死刑存廢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卻值得我們警惕，即：廢除死刑是一種普遍人權要求，保留死刑與人權理念相背離。

　　事實上，死刑存廢與普遍人權敘事產生關聯是近一百年才發生的事情。廢除死刑成為一項普遍人權話語與歐洲的政治操弄密不可分 ，中國對死刑人權話語的繼受則與20世紀末以來的法律移植運動密切相關。廢除死刑在全球產生如此高的影響力是歐洲大力推動的結果。首先，率先廢除死刑的歐洲國家通過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對與西歐有密切貿易往來的東歐國家和歐洲曾經的殖民地國家施壓，使得許多國家出于政治考量廢除了死刑。其次，歐洲借助在國際平臺中的影響力，將其廢除死刑理念體現在一系列地區以及國際組織條約中。最后，歐洲將廢除死刑與普世價值觀綁定，對保留死刑的國家不斷批評施壓，試圖在全球范圍內完全廢除死刑。現如今，在歐洲的語境中，廢除死刑似乎成了一種普遍人權敘事，保留死刑仿佛就站在了人道主義的對立面，但事實并非如此。諸如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仍保留了死刑，并對歐洲的價值強加行為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回應。死刑作為一種刑罰方式，其背后體現的是不同的正義觀。具體而言，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社會觀念以及社會治安環境使得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看待懲罰的角度不同，這種差異性決定了一國是否適用死刑。歐洲試圖通過人權外交在全球廢除死刑的行為缺乏合理性基礎，注定難以實現。

　　歐洲國家以普遍人權之名干涉一國死刑存廢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每當歐洲國家在國際上批評我國的死刑制度時，我國的外交官員總要不厭其煩地為我國死刑制度進行辯護。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學界卻鮮見這方面的學理回應。同樣是保留死刑的國家，美國學者不僅熱衷于在死刑問題上與歐洲學者展開辯論，而且還在死刑問題上提出了美國死刑例外論，通過分析美國特殊的國情體制、文化背景等為美國死刑制度進行辯護。美國學界對歐洲廢死普遍主義敘事的回應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通過研究歐洲死刑廢除的歷史來揭露歐洲死刑普遍話語建構的政治性；二是通過對美國死刑的特殊制度背景、文化氛圍、政策線索的分析，指出美國死刑的本土性特質。雖然美國的死刑例外論與美國優先政策不無關聯，但我們更應該看到歐美之間關于死刑存廢之普遍與例外爭論的背后，是關于人權話語權的爭論，以及所體現的歐美內部價值理念的分歧。從更宏大的背景來看，這是對長久以來國際法領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一次內部分解。充分挖掘歐美死刑之辯背后的政治問題，有助于認清死刑討論的本質面貌，促進中國學界對整個死刑問題的跨文明、跨學科思考。

　　二、 歐洲死刑廢除的普遍主義建構

　　及其政治目的

　　美國學者對來自歐洲批評的應對包括 “破” 與 “立” 兩個方面。其中,對歐洲死刑廢除之普遍主義敘事解構是通過追溯歐洲死刑廢除的政治過程以及揭露歐洲死刑廢除的政治性質達成的。在哈梅爾看來，歐洲的死刑廢除主要基于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與歐洲特殊的歷史經歷相關，包括政治革命、法西斯統治、二戰經歷等。這些特殊的經歷使得歐洲對非正當程序剝奪人的生命的行為心有余悸,死刑的廢除也恰恰發生在歐洲國家戰后左翼政府重建國內民主與自由時期。另一方面，歐洲的死刑廢除與其價值領袖定位密切相關。歐洲試圖包裝其文明標桿的形象，以此來輸出其價值理念。歐洲獨特的精英民主制度使得歐洲的死刑廢除會相對容易得多。這種死刑廢除敘事經過歐洲自身價值領袖形象的自我樹立、對歐洲殖民地國家的影響以及通過地緣政治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最終促使許多國家廢除了死刑。也就是說，歐洲死刑的普遍敘事建構是與價值殖民和地緣政治博弈密切相關的政治過程,并非歐洲所宣揚的廢除死刑是普遍的國際潮流。

　　（一)  歐洲廢除死刑的普遍主義建構歷程

　　二戰后，在自由派精英的主導下，歐洲主要國家發起了一場廢除死刑運動。歐洲廢除死刑共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廢除死刑觀念成為精英階層共識，精英階層有意識地宣揚廢除死刑的觀念；其次，精英階層主導與控制政府機構死刑政策制定的過程，并在歐洲主要國家之間形成同儕效應。（peereffects）；最后，地方性的死刑廢除敘事借用歐洲核心國聯盟的自身影響力與國際組織平臺向歐洲外溢，形成一種多數主義假象，并掩蓋這一過程的價值殖民主義性質。

　　1、觀念形成：精英階層形成對廢除死刑的共識

　　在Hammel看來，精英群體接受廢除死刑思想并形成共識是廢除死刑進入政治議題的關鍵前提， 這也是歐洲開啟廢除死刑之路的第一個步驟。歐洲的重要政治特征是在決策機制上精英群體與普通民眾的分離。為了區別于普通民眾，歐洲精英群體更愿意以新思想作為自身與普通民眾的區別。早在18世紀，貝卡里亞就提出了廢除死刑的思想。到19世紀中后期，廢除死刑思想被歐洲精英群體視為一種上流社會、文明群體的進步標志。這一群體的常見成員包括國會議員、政府成員、法學教授、社會學學者等。之后，部分律師和作家也加入了這一群體，這一群體的形成為歐洲的死刑廢除積攢了人力資源。在歐洲的精英群體看來，他們與普通民眾對犯罪的看法存在巨大差異，而且媒體的不當報道使得民眾與精英的價值觀念日益相去甚遠。在這種背景下，歐洲政治精英將引導與塑造民眾的價值觀作為一種社會責任，廢除死刑觀念就是他們區別于普通民眾的標志，同時也是他們著重向民眾宣揚的進步觀念。這種精英引導大眾的觀念為歐洲精英群體反大眾民主的決策方式提供了價值觀上的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何歐洲在多數民意支持死刑的情況下仍廢除了死刑。

　　２、付諸實踐：精英群體對死刑廢除過程的控制

　　政策控制是歐洲精英群體進行死刑廢除的第二個步驟。在Hammel看來，歐洲的政治決策機制將刑罰政策的形成過程與公眾意愿隔離開，這是歐洲能在多數民意支持死刑的前提下從制度頂層廢除死刑的關鍵；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政治制度架構允許甚至要求刑事司法政策要考慮公眾輿論。由于歐洲精英群體遍布議會等決策機構以及行政部門等執行機構，他們可以較為精確地引導和控制死刑政策的討論、表決、執行等過程。喻貴英曾指出，西歐廢除死刑的模式是當左翼黨取代右翼黨執政后即頒布廢除死刑令，在這些國家，廢除死刑令屬于議會多數通過的結果，沒有任何中間環節的阻撓。在Hammel看來，這種專家主導的傳統歐洲刑事司法政策模式起源于專制主義，并在歐洲政治向現代議會民主制的過渡中幸存了下來。這種模式的好處是改革可以較為迅速地進行，當然，缺陷就是民眾參與度明顯不足。無論如何，歐洲主要國家在精英群體的主導下相繼廢除了死刑。

　　Garland指出，歐洲社會全面廢除死刑始于20世紀60年代，受到自由主義、福利主義等左翼政治思潮的影響，死刑在政治精英眼里逐漸演變為 “極其過時和非法的” 刑罰方式。其結果是，英國、德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相繼廢除了死刑。歐洲主要國家廢除死刑還深深影響了其鄰國與舊殖民地國家的死刑廢除。在Hammel看來，死刑廢除運動在歐洲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制定的要求歐洲委員會成員國廢除死刑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不僅通過地緣政治給相關國家施加了壓力，而且還為廢除死刑運動創造了便利。例如，立陶宛和波蘭等國家的精英群體可以通過將責任轉移到歐洲委員會來推行一項不受本國民眾歡迎的政策。最終，歐洲大部分國家在短期內陸續廢除了死刑。

　　３、向外擴展：歐洲廢除死刑的外溢效應

　　亨廷頓曾指出，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只不過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溢。在死刑問題上，隨著廢除死刑正式成為歐洲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戰斗口號，反死刑運動迅速成了歐洲推動的一種國際運動。在這種運動中，區域性的、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結構和潮流被納入人類進步的普遍敘述之中。歐洲的全球廢除死刑運動包括以下步驟：首先，將廢除死刑與人道主義、人類文明等價值綁定；其次，發揮其地緣政治和宗主國影響力，在一些與歐洲關系密切的小國中廢除死刑；最后，借助其對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并以前述局部性廢除死刑為基礎，推動全球性的決議和文件的產生，進一步鞏固廢除死刑的成果。對于許多二戰后成立的國家而言，廢除死刑是通過普遍人權觀念和法律移植運動傳入其國內的。這一過程中，廢除死刑興起的政治過程被忽略。齊姆林指出, “晚近興盛的國際死刑運動之人權視野，不是西歐國家終結死刑執行斗爭的產物，而是廢除死刑勝利的一種后遺效應（aftereffect）”。起初，在法國等國家廢除死刑之前，死刑在歐洲的論述還是民族性的，局限于本國內部，齊姆林稱之為狹隘的鄉土主義觀念（parochialism）。在國際人權事業發展了一段時間后，歐洲才將廢除死刑與國際人權綁定。在推動一些關系密切的國家廢除死刑后，歐洲開始著手以國際組織作為舞臺在全球推動廢除死刑，它們的目的是希望把廢死主義視為一種跨國規范、一項人權原則，使其得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遵守。在彼時的歐洲影響力下，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反死刑規定被納入越來越多的人權公約、跨國條約和國際法。例如，1983年通過的《歐洲人權公約》第6號議定書和2022年通過的第13號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死刑。在歐洲的推動與聯合國的多數決投票機制下，歐洲的廢除死刑運動最終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也得到了體現。借助聯合國機制，死刑廢除運動由歐洲遍及全球。至此，歐洲樹立了以國際人權為名的死刑“正統”立場，并不斷地向保留死刑的國家施壓。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出，歐洲對待死刑的態度在最開始只是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結構和取向，但通過人權話語的包裝后，死刑廢除最終被宣揚為人類進步的標志，并逐步納入了普遍敘述之中。更有學者明確指出，歐洲的全球廢除死刑運動是一種價值觀的強加，是一種在價值理念方面的新殖民主義。

　　（二)歐洲建構死刑廢除普遍敘事的政治目的

　　歐洲為何千方百計、大費周章地將死刑廢除推向國際層面呢？這與歐洲維護其價值領袖地位的背后動機密不可分。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歐洲廢除死刑不再被描述為個別國家的政策決定，而是對源自歐洲獨特的知識遺產的現代歐洲價值觀的深刻肯定。這也意味著，同樣視美利堅信條為建國之基的美國勢必要與歐洲展開一場價值領袖之戰。盡管歐洲把死刑問題歸納為人權問題，并包裝成一個政治問題四處進行兜售，但是歐洲的死刑廢除之路卻和人權問題無甚聯系。從前述歐洲死刑廢除歷史可以看出，歐洲在死刑廢除與普遍主義價值的銜接上存在著嚴重的價值嫁接與價值殖民問題。究其本質，歐洲在死刑問題上的政治操弄反映的正是其欲在全球層面扮演價值領袖的野心。這種野心試圖通過對自我光輝形象的樹立和對人權問題的解釋權的掌握來達成。

　　１、死刑背后的歐洲價值領袖戰略

　　經典的死刑討論中，死刑是否構成殘酷刑罰（施加不必要的痛苦）、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報應主義是否仍然必要等經典議題并無定論。雖然以貝卡利亞為代表的反對死刑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論述，但盧梭、康德等思想家也提出了極具分量的支持死刑的觀點。從國家主權的一般原則來說，歐洲國家根據自身的政治實踐選擇廢除死刑并無不妥，但將這種地方性實踐假以普世價值之名來對他國加以施壓則是一種霸權與殖民的行為。這背后反映的正是歐洲的價值殖民與政治野心。歐洲的普世價值領袖地位塑造與其全球領導力的政治野心密不可分。要想維持歐洲的世界地位、改變歐洲在國際上的頹勢，歐洲內部首先要走向團結。這種共同體的聯盟策略是對內建構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用來打破民族國家間的藩籬，同時對外通過普世價值的構建來塑造自己價值領袖的地位。死刑正是該策略的突破口之一。廢除死刑甚至被看作是一整套以人權、民主和法治為標志的價值觀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歐洲人的“高貴”身份是通過對他者的否定來構建的，即以自身的價值作為正統，否認那些與自身不一致的價值選擇，以此來標榜自身的先進性。在歐洲精英的話語中，反對死刑已經從單純的政策立場轉變為“歐洲人”的構成要素：關于歐洲廢死主義的敘述統一了歐洲人民和機構的命運和情感。這些敘述將歐洲的立場呈現為一個在領土和歷史上都具有說服力的共同體的共同價值的自然結果。歐洲對廢除死刑的擁護，被認為是歐洲戰勝野蠻的結果和對文明未來的保障。在這個未來中，沒有死刑的世界被標榜為歐洲的成功故事之一。在歐洲政客自己眼中，推動全球廢除死刑是一種高大光輝的人道主義行為，但是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小國看來，歐洲的行為卻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的表現 。在聯合國的死刑辯論中，許多有著動蕩歷史的國家將廢除死刑的壓力解釋為新殖民壓迫。雖然許多內部并不穩定的國家意識到了廢除死刑對國內有效的犯罪控制帶來的破壞，但是為了獲得歐洲主導的國際體系的認可和支持，這些國家還是廢除了死刑。通過一系列這種政治利益交換的如法炮制，廢除死刑的國家不斷增多，不過，一些大國以及與歐洲經濟利益關系不太密切的國家并沒有受到影響。

　　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國力的懸殊，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在國際舞臺上抵御歐洲這種價值殖民主義的侵略。Johnson通過比較美國和日本的死刑保留指出，足夠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實力來抵御外在壓力是一國死刑保留的重要支撐因素。這也意味著死刑廢存問題正轉變為國際舞臺上的政治博弈。正如Garland指出的那樣，在保留死刑的國家眼中，保留死刑是對西方某些國家居高臨下地灌輸其價值體系的拒斥，意味著不承認外國價值體系的優越性。在這些國家看來，保留死刑非但沒有使人感到尷尬，反而成為一種榮譽，一種國家實力和決心的表現。保留還是廢除死刑是一國內部的司法問題，司法問題不能被國家間的政治所裹挾與遮蔽，更不能被意識形態所壓迫。這對我國的死刑問題討論具有很大的現實啟發意義。

　　2、 人權話語之爭：歐洲對美國的死刑批評本質

　　歐美之間的死刑爭論不同于死刑的存廢爭論，因為任何國家國內都有死刑存廢的爭論，而且爭論的主題一般集中于死刑在道德上是否必要、死刑是否具有威懾作用、死刑的效益與成本、死刑的象征作用、死刑與民意的關系等。如果將歐美之間的死刑爭論簡化為死刑存廢之辯，那只需要列舉歐洲國家國內支持廢除死刑的理由以及美國國內要求保留死刑的理由即可。問題顯然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歐美之間關于死刑的爭論已經以國家的形態演變為一場價值之戰、話語權爭奪之戰。死刑的存廢之爭只是表象，背后代表的是歐洲與美國之間價值與利益的分歧。既然歐洲在經濟、軍事等眾多領域已經喪失優勢，那么歐洲就要另辟蹊徑。20世紀70年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歐洲廢除了死刑，而美國依然在頻繁適用死刑。對歐洲而言，在死刑問題上與美國爭奪人權話語再合適不過。在這個意義上，歐美之間死刑爭論的已不僅僅是抽象的死刑，而是誰是西方文明價值觀的代言 人。在這場爭論中，美國頻繁適用死刑的景象極大地提高了歐洲在廢除死刑“事業”上的光輝形象。

　　在Hammel看來，歐洲廢除死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在二戰后試圖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尤其是通過對死刑的態度將美國描述成一個嚴苛刑罰的國家，從而讓民眾在情感上疏遠美國。在這種策略中，歐洲的媒體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尤其是在喬治·沃克·布什執政時期，歐洲對美國死刑的報道側重于描述被告家人的痛苦感受、被告的生平遭遇以及惡劣的拘禁條件，努力刻畫死刑給人帶來的痛苦以及死刑的不必要性。在這種刻畫中，歐洲自認為有著秉持人權理念的高大光輝形象，而美國則被視為嚴苛刑罰的反面例子。歐洲因為廢除了死刑，所以可以大肆宣揚自身對人權的尊重，從而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一個比美國更加先進與溫和的形象。

　　三、 美國學界對歐美死刑爭論的

　　本土主義回應　　

　　美國學界為美國死刑辯護的理論被稱為美國死刑例外論。準確地說，美國在死刑問題上的例外是歐洲中心主義語境下的例外。在美國，關于死刑問題的討論本身就存在不同的聲音，這種討論基本可以劃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歧。盡管在立場上自由主義更加傾向于支持廢除死刑，保守主義傾向于支持保留死刑，但是在死刑存廢的普遍主義與地方主義爭論上二者又達成了某些共識。事實上，關于美國死刑例外論的種種解釋圍繞的正是美國死刑的地方主義問題（或本土主義問題）。

　　（一)美國死刑的地方文化視角

　　地方文化視角是美國死刑例外論中一種認可度較高的解釋，這一視角下的代表性觀點包括齊姆林的南部文化視角。齊姆林從美國南部州獨特的制度文化視角解釋了美國為何保留了死刑。齊姆林并不認為美國死刑例外論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他對美國死刑例外論的解釋是基于接受美國死刑例外論的前提并試圖解釋它的論點。美國并非所有的州都在適用死刑，因此要想理解美國的死刑制度就必須從美國的聯邦制度談起。美國典型的聯邦制結構使得死刑的討論充滿了復雜性。當我們談論美國保留死刑時，并不是指整個美國都在適用死刑，而是指美國聯邦層面確認了死刑的合憲性而且有半數以上的州仍在適用死刑。因此美國死刑例外論必須放在把美國看作一個整體的語境中才有意義，而且聯邦制下州與州之間的這種差異本身也是一種美國死刑的特別之處。在齊姆林看來，南部州特殊的地方文化為美國死刑的保留提供了土壤。

　　1、南部州私刑文化與義務警員傳統支持保留死刑

　　齊姆林認為，美國南部州對死刑的狂熱主要是源于義務警員的傳統和死刑文化。義務警員價值所形成的義務警員制度是南部各州對“治安維持性價值觀”的承諾的體現。義務警員價值指的是“一種讓公民明確認定刑事罪犯為社區之敵人而非社區之成員的觀念”。在齊姆林看來，治安維護者的價值觀之所以支持死刑，是因為他們將其視為服務受害者的地方要務，而不是國家權力和人權問題 。他的回答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美國的死刑起訴已經成為“私有化”的關系，這種關系強調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控訴，而不是國家對一個人的制裁。這意味著在義務警員價值觀影響下，死刑不再強調國家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即公權力對私人的約束和管控。相反，死刑成了私人對他人侵害行為的救濟。死刑訴訟被重新概念化為政府提供給犯罪受害者的親屬的“一種服務”，而弱化了傳統公權理論中“國家”的一面。另一方面，美國南部州長期以來義務警員制度有潛在地作為社會控制形式的殺人狂熱傾向———將犯罪分子作為敵人進行消滅，這是南部州死刑保留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結合托克維爾對美國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義務警員價值與大眾主義價值息息相關。這種價值是美國建國的根基，建立在民眾看待自身與國家的關系之上。在美國人眼中，懲治犯罪與每個公民自身利害攸關，因此民眾愿意在提供犯罪證據、擒拿罪犯甚至處決罪犯上提供幫助。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歐洲，罪犯是個使出渾身解數躲避官府的倒霉蛋，在犯罪治理中，民眾只是看客”。由此可以看出，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參與造就了美國南部州的義務警員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罪犯看作是人民的敵人，而歐洲則將侵犯隱私權的公權力組織看作人民的敵人。這種不同的敵我關系建構決定了是否保留死刑。

　　２、種族歧視助長了對死刑的支持

　　如果說義務警員傳統是對美國大眾主義的欣賞的話（盡管齊姆林本人不這么認為），那么死刑文化則是對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的揭露。在Kaplan看來，美國的種族政治是美國死刑的一個關鍵特征。這一要點解釋了美國為何保留死刑，同時也解釋了美國死刑為何是如今這幅景象。死刑文化源于政府不作為的傳統，這種傳統表現為政治理念上的小政府觀念以及刑事訴訟領域中執行力的不足。死刑文化在美國南北戰爭后（尤其是廢奴主義時期）成為了南部白人對黑人犯罪宣泄不滿的工具，因此帶有深深的種族歧視烙印。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白人不愿意承認黑人的平等地位，而且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于是，在針對黑人犯罪者實施私刑過程中，南部白人既在表達對黑人犯罪的痛恨，也在宣示對曾為奴隸的黑人的主人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義務警員傳統一定程度上為死刑正當化進行了掩護。在美國，死刑審判是法院的工作，而死刑執行則是政府的工作。在治安維持者價值觀濃厚的地區，選民的意志會直接影響到對選民負責的州政府。美國南部州死刑中的這種地方主義特點與刑事理念中的大眾主義理念密不可分。在義務警員制度中，并非沒有公權力來規制犯罪、執行死刑，而是刑事理念中的大眾主義影響力超過了正當程序價值，以至于連公權力都要對這種民間的刑事執行文化做出讓步。大眾民主與刑事自治文化主導南部州死刑本身雖無太大問題，但這種文化一旦與種族歧視結合則容易造成嚴重的后果。美國南部州有著漫長的蓄奴歷史，這種種族歧視文化直接使得美國南部州的死刑文化越來越扭曲與怪異。如前所述，基于黑人的高犯罪率，死刑成了美國南部州白人宣泄不滿的工具，在實踐中甚至成了打擊報復黑人的手段。這種在死刑方面針對黑人的不公正適用使得整個司法系統越來越難以忍受。伴隨著民權運動的推進以及有色人種協會的努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于出手干預。他們想通過司法審查來糾正死刑審判中的種族歧視，但結果并不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死刑的干預本質上是對種族歧視的調和。盡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視保護弱勢群體為己任，但其依舊對聯邦制下的地方主義做出了讓步。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齊姆林對死刑本身并無太多好感，事實上其本人是一個廢除死刑的支持者，但支持廢除死刑并不代表認可歐洲關于廢除死刑的普遍主義敘事。齊姆林看來，從廢除歷史來說，美國部分州在歐洲之前就廢除了死刑，所以歐洲所謂的廢除死刑先驅的形象并不能站住腳。此外，他還專門研究了歐洲廢除死刑的政治性過程，指出了歐洲將廢除死刑與人權價值綁定的政治詭計。從整個聯邦制以及南部州的文化來看，齊姆林也深知在美國廢除死刑之不易。

　　（二)美國死刑制度的文化視角

　　１、美國制度的文化特點

　　對于美國死刑的本土性特點，加蘭德有專門的究，并將美國的死刑制度稱作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在加蘭德看來，歐美之間的死刑差別包括死刑制度的差別以及死刑背后政治文化差別 。其中，加蘭德尤其強調了美國的政治文化特點在死刑中的作用。首先，美國的州具有多樣性與分散性的特點，且地方主義觀念濃厚。這使得美國各州有權自主決定是否保留死刑，也使得各州之間的死刑制度大相徑庭；其次，大眾民主政治是美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點，這決定了美國各州及各州人民在死刑問題上的主導性；最后，在Garland看來，暴力、種族歧視和階級分裂的社會背景是美國死刑的另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美國的此種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死刑問題復雜性。總而言之，美國獨特的政治制度決定了美國死刑“政治問題司法化”的討論與處理方式，獨特的政治價值理念決定了在死刑問題上對民意的尊重，而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決定了死刑的改革方向。

　　２、美國死刑已成為美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在眾多關于美國死刑的研究中，Garland的重要貢獻是，他專門強調了死刑在美國文化中的適應性對美國死刑保留的重要作用。這種適應性一方面暗示了死刑與美國社會盤根錯節的關系，另一方面解答了弗曼案之后“死刑在美國成了什么”的問題。在美國人的理念中，美國的死刑是有效的、象征性的以及不斷演化的。這種思考方式塑造了美國的死刑文化，限制了美國死刑的討論方式，弱化了死刑在生與死方面的生物學意義 。首先，在這種新的文化氛圍中，美國人用死刑辯論儀式代替了曾經的公開處決儀式。死刑變成了一種描述性場景，且更加抽象化，原先公開執行的威懾作用如今已很少提及。其次，死刑決策機制的大眾主義傾向使選民和觀眾獲得了決定一個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能力。最后，死刑卷入了文化沖突，對死刑的支持被視為對原教旨主義宗教、傳統價值觀和南部生活方式的尊重。這些文化氛圍和討論框架將死刑深深嵌入到美國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總之，在Garland看來，正是美國特殊的制度架構、價值理念、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群體討論、適應死刑的方式決定了美國的死刑制度。這種死刑的特殊保留充分說明了死刑的地方性，而委婉地否定了歐洲對待死刑的普遍性敘事。

　　（三)美國死刑的價值差異之維

　　１、 “降格”觀念在歐美刑事哲學體系中的不同理解

　　Whitman從歐美之間的價值理念差異角度解釋了美國死刑例外論。Whitman從比較法的視角指出，歐美在刑事制度取向的差異主要是基于“降格”（degradation）觀念在歐美刑罰中的不同重要性以及行使國家權力的方式和能力在司法政策塑造方面的不同作用。“降格”的字面意思是降低一個人的地位，將其視為低人一等；“退化”是它的詞源，其原始含義包括通過評價和制裁他人，讓他人感到自卑、削弱、墮落等。當代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堅定地認為，罪犯不能被貶低———他們必須得到尊重和保有尊嚴。美國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的刑事判決中經常涉及剝奪犯罪分子的部分甚至全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對“降格”的不同理解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歐美看待平等的不同方式。具體而言，歐洲的榮譽精神和歷史上的等級觀念使其將死刑看作是一種對生命的“降格”。也即，死刑不僅是一種報應與懲罰，更是對作為榮譽載體的人的貶低，使被判處死刑的公民失去了平等地位。而美國則對刑罰度中的平等有不同的理解。美國在刑罰制度中的平等觀念接續了康德的義務論哲學，在這種平等價值觀中，接受死刑正是一種認可自身義務能力的表現。與歐洲相反，死刑在美國代表的不是對生命權的褻瀆，而恰恰是一種對人格能力的肯定———一個道德上完整的人對自己的過錯擔負相應義務的能力的肯定。尤其是，當一個人無論貧窮還是富有都平等適用死刑時，所有人人格上、政治上的平等得到了最佳體現。一個人承擔死刑是對其之前嚴重犯罪行為的義務履行，對一個人義務能力的承認才是保有其尊嚴的前提。

　　２、“降格”的不同理解反映的是不同的平權歷史

　　在Whitman先，Whitman看來，對平等價值的比較還要放在更大的司法政治與歷史背景中去理解。首先，Whitman認為是否保留死刑只是歐美之間刑事司法差異的一個表象，其本質是溫和（mild）司法與嚴厲（harsh）司法的政治差異。其次，Whitman指出，歐洲的平權路徑是賦予平民和貴族一樣的地位。但在美國，平權方式與歐洲正好相反，美國實現人人平等的方式是取消部分人的特權。Whitman認為，盡管美國有奴隸制的歷史，但美國人沒有歐洲人的顧慮。對于這一點，其實托克維爾有不同的看法。托克維爾指出，歐洲只有庶民，而沒有公民，因為歐洲普通民眾對國家命運毫不關心，也不參與國家的重大變革。“他們認為這些事情跟他沒有任何關系，認為它們應該由我們稱為政府的那個陌生權力來處理。”與其說歐洲是通過“抬格”的方式使得公民地位得到提升，倒不如說歐洲的權力從未下沉。這使得公民成了榮譽貴族，卻缺失了作為人民最根本的主人翁意識與公眾參與熱情。這一討論背后透露的本質依舊是歐洲的政治精英問題。精英政治使得精英群體與民眾處于二元對立之中。在歐洲民眾眼中，死刑不是對共同敵人的流放與剔除，而是精英群體代表的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害。Whitman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且極力為美國的種族歧視制度掩護，這使得其理論有著難以克服的瑕疵。

　　四、 西方文明的內部嫌隙：

　　歐美死刑話語權之爭的本質

　　事實證明，歐美盡管合作密切但并非鐵板一塊，尤其是在話語權的爭奪上，歐洲一直不甘于做美國的附庸。范恩和切爾尼洛指出，二戰后的歐洲曾設想通過一整套價值觀的推廣營造一種“新世界主義”（the new cosmopolitan），構建一種基于人權和民主的新興全球秩序。在“新世界主義”的全球化想象中，涉及死刑等基本人權問題時，國際法將優先于國內法。因此，如果歐洲認為死刑違反普遍人權應當被廢除，那么歐洲就可以以國際法優于國內法的邏輯去給美國施壓，要求美國廢除死刑。顯然，美國對這種“新世界主義”的想象并不買賬。歐美關于死刑的分歧不僅源自西方文明內部的不同政治價值取向，同時也是一種人權話語的爭奪。

　　（一)文化的沖突

　　正如Kleznfeld 指出的那樣，歐洲與美國在死刑問題上的分歧，不僅僅是政策上的不同取向或實踐上的分歧，而且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在死刑問題上，歐美之間的價值分歧是美國不認可歐洲的普遍主義敘事并對其進行批判的原因之一。這種價值差異既包括傳統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也包括自由主義內部的分歧，比如對民主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刑事理念上溫和與嚴厲的差異。價值分歧的背后其實是對國際話語權的爭奪，甚至是文明的內部沖突。歐美的共同特點是內部長期存在著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價值對立。由于社會背景的不同，歐美在自由和保守的歷史轉換上并非亦步亦趨。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價值區分上，正如前述所言，歐洲在死刑廢除的時期剛剛經歷了戰爭的洗禮以及法西斯的統治，死刑的廢除節點剛好處于歐洲戰后重建民主自由時期。相關研究表明，歐洲主要國家的死刑廢除正是在左翼政府的主導下完成的。而美國恰恰相反，美國死刑爭議最大的時期正好處于自由主義衰落、保守主義興起的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可以說保守主義思潮與保守主義政權對死刑變革的影響很大。而且，這種影響是徹底的，從執政黨到聯邦最高法院再到民眾，都受到了這種思潮的影響。“法律與秩序”主題的風靡正是這種影響力的表現。“法律與秩序”的社會理念要求從嚴懲治犯罪、維護治安，而死刑的保留正契合了這種對暴力犯罪從嚴治理的社會理念。總之，歐洲的死刑廢除為自由主義思潮主導，而美國的死刑保留則深受保守主義思想的影響。歐洲與美國在價值觀上的另一個重要分歧是對民主的不同理解，具體而言是對精英民主與大眾民主的分歧。雖然很難說美國就是一個完全的大眾民主國家，但是與歐洲相比，美國的決策機制受大眾民主的影響要深遠得多。不僅美國州一級的政府承諾對選民負責，而且被視為具有反多數主義傾向的聯邦最高法院也受到民意的影響。在美國關于死刑問題的研究中，盡管解釋死刑的角度與方法不一而足，但是多數學者都同意民意在死刑問題中的重要作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曾在一份判決中指出：“批評美國死刑的國家是虛偽的，……如果民主意志占上風，這些國家仍然會恢復死刑。”重民意而保留了死刑。可以說，歐洲的精英主義主導了死刑的廢除，而美國的大眾民主則尊

　　（二)人權外交背景下的話語權爭奪

　　冷戰后，歐美人權外交大行其道，許多歐美社會的價值觀借助人權外衣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流行起來。歐美人權外交盡管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是基于不同的國家戰略定位、外交政策、內部制度差異等，歐美開始在人權理念和政策上出現分歧。典型的表現是歐洲的人權政策表現出了一種理想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傾向，而美國的人權政策則傾向于以美國優先、現實主義等理念作為內核。比如在Robert看來，歐美之間的人權理念分歧可以用“普遍道德”與“強權政治”進行區分。盡管歐美的人權外交都體現出了一種地方主義向全球主義轉變的趨勢，但是歐洲在這方面做得更加合乎“規范”，試圖進行技術化處理，而美國則更多體現出一種霸權與帝國的盲目自信思維。這意味著在人權的話語權爭奪上，歐洲模式會更容易推行，歐洲也因而試圖在人權話語權方面與美國一較高下。歐洲和美國都自詡為先進文明和價值理念的代表。盡管二者都被指稱為西方，但從文明視角觀之，二者分屬于同一文明內部的不同分支。亨廷頓曾指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價值觀念的分歧 ，美國死刑例外論則可以看作是對這種價值分歧的深描和具化，美國學者為死刑的地方主義辯護背后更深層次的動機是對美國社會文化價值的維護。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上，政治與經濟的競爭是一種顯性競爭，但與政治、經濟競爭同樣重要的文化競爭卻隱藏在國際規范之后。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將自身價值觀念的全球推廣來宣傳自身文明，并借助國際規范行價值殖民主義之實。歐美之間的死刑辯論就是這種文明價值之戰的生動詮釋。歐美之間價值觀念的分歧不僅解釋了死刑的地方性與文化性，而且從側面反映了在死刑問題上普世主義價值的政治性與虛假性，而這正是中國當下死刑討論不可忽視的地方。人權外交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如何處理主權與人權的關系問題。從歐美的死刑爭論中可以看出，死刑廢除的政治化根本上是主權斗爭問題。死刑的這種主權性質從過去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只不過內容發生了變化。在19世紀以前，死刑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對內的主權決定，即一國對內采取何種統治手段，是否在刑事懲罰中適用死刑。而在今天，死刑爭論體現的是一種對外的主權捍衛，即能否在國際舞臺上捍衛主權獨立，抵制外部政治力量對主權內部事務的干涉。既然死刑是一個仍無定論的爭議問題，那么強行利用國際上的多數決來干涉別國內部司法問題就是一種強權政治。在死刑問題的討論上，許多國家都被歐洲中心主義所主導，從而忽視了死刑討論的本土性問題。這啟示我們要正視西方的死刑政治話語，積極回應這種包裹在人權外交下的價值殖民主義，堅定自身立場。

　　五、 人權話語的再審視：

　　西方中心主義還是普遍主義？　　

　　從歐美的死刑爭論可以看出，死刑的全球廢除運動是作為一項“人權事業”由歐洲推動的，只不過因為缺少了關鍵盟友———美國的支持，這項“事業”進展并不順利。在其他領域，一旦美國與西方達成一致，西方的價值觀就可以經過國際規范的包裝在全球大行其道。從文明的視角觀之，這種以西方中心主義包裝的普遍主義是一種價值殖民，是一種需要警惕的非普遍人權話語。我國自20世紀末始掀起了關于死刑問題的學術討論。在法律移植主義風行時期，歐洲的人權話語對我國死刑的學術討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邱興隆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對死刑本身的殘酷性提出了批評意見，姜濤從法理層面、司法層面提出了死刑在程序問題上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后果，趙秉志等從生命權視角倡導廢除死刑。這些討論豐富了我國的死刑討論視角，但也存在法律移植水土不服的固有弊端。近年來，時延安開始從文化和政策的角度討論死刑，并逐漸肯定我國的死刑制度改革的合理性；白建軍另辟蹊徑，從實證角度來發現我國死刑制度實踐中存在的迫切問題。但正如胡云騰指出，當下我國還不宜廢除死刑，這是由我國的國情與民意所決定的。面對來自歐洲的死刑批評，我國學界要積極進行回應，從國際規范的高度就我國的死刑制度進行辯護。

　　（一)堅定戰略定位，尊重國情民意

　　在死刑問題的討論上，許多國家都被歐洲中心主義所主導，從而忽視了死刑討論的本土性問題。學者約翰遜更是直接指出，從國際視角看，死刑的廢除與保留完全是一國國家能力與國內政策的體現，與死刑本身的正當與否并無關聯。死刑保留還是廢除，本應是人民的事業，許多西方國家繞過民意廢除死刑的做法本就值得商榷。在死刑討論的戰略定位與價值取舍方面，我們要將國情與民意始終作為我國死刑制度改革的首要考量因素，而不能脫離實際，人云亦云。其一，注意區分文明的差異，警惕西方中心主義。當今的國際社會中，文化競爭與意識形態滲透無處不在。學界對此要保持清醒客觀的認識，勿讓意識形態之別和價值觀念之戰遮蔽死刑的討論空間，阻塞死刑的不同話語渠道。近年來，國際關系學者充分檢討了西方的文明標準話語，揭露了以西方人權理念營造的新“文明標準”的政治性與內在矛盾性，并指出西方與非西方大國之間的“文明標準”之爭應該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范的行為標準之爭，而不應該將自己都經常違背和踐踏的行為標準強加給他人。在法學界，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性地提出要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這啟示我們在死刑問題上要以中國的實際情況作為死刑制度、死刑政策的決策依據。不同的國家看待生命權的方式、看待懲罰的方式、看待正義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在死刑問題上，不能忽視人權話語的地方性。歐洲率先廢除死刑并不能說明歐洲的人權觀就是最優解與普世答案。在死刑的討論上，我們要以更大的文明視角來看待對待死刑的方式。

　　其二，充分尊重在死刑問題上的民意，妥善處理精英理性與大眾理性的關系。在近年的本土化研究中，學者指出了以民意作為死刑制度選擇因素的可能弊端，提倡國家積極引導民意走向科學，改造我國死刑的輿論環境。這種溫和的討論視角以理性思辨與實證研究作為基礎，值得我們認真傾聽。但是，在死刑的民意討論上很難忽視的問題是：理性的精英觀念如何說服普羅大眾，畢竟“要不要”與“能不能”是兩個層次的問題。Garland近年反思了為何在犯罪學上精英觀念難以取信于普羅大眾的問題。尤其是犯罪學自詡為科學，但在刑事政策和刑法理念上，犯罪學專家的觀點為何往往和民意背離而且難以取信于民眾？而醫學專家為何卻很容易取信于民眾呢?Garland在此給出的啟發性觀點是：刑事政策作為社會科學具有很強的大眾參與性特征（public engagement）。這種大眾參與性，指的是人民身處真實的犯罪與治理社會的第一現場，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需要什么樣的刑法治理模式來保障安全、在遭遇犯罪侵權時想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正義補償。

　　治理是人民大眾的治理，不僅犯罪學專家具有關于刑法治理的知識，人民大眾亦有。從歐洲的死刑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在歐洲死刑廢除幾十年后，依然保持有近半數民眾支持死刑，因此想通引導民意的方式改變民眾對待死刑的態度之難度可見一斑。以匈牙利為例，20世紀90年代開始，匈牙利國內不斷有團體提出恢復死刑，只不過在執政黨和議會精英的阻撓下，這一議題未能真正進入國家決策中心。當今世界，不同的生活閱歷與思考方式造成的精英理性與大眾理性之間的內在張力普遍存在，如何妥善處理這種張力同樣是我們國家面臨的問題。托克維爾有言，法律只要不以民風民情為基礎就必定脆弱，而民風民情是一個民族唯一強大和持久的力量。死刑作為一個道德與法律問題的綜合體，雖不能以民意作為唯一依據，但是絕對不能無視民意，否則死刑制度就容易在民意的沖擊下喪失法治的民主性與穩定性。

　　（二)開闊討論視野，探索更加科學合理的死刑制度

　　瑞典學者Carsten曾指出，一國死刑制度的決定因素是綜合性的，包括地理環境、人口規模和容量在內的物理因素，道德觀念、宗教信仰在內的文化因素，國家性質、政制結構在內的政治因素，以及包括殖民歷史、奴隸制等在內的歷史因素等。美國學者Miethe等人也強調社會科學視角對死刑研究的重要性。當前，我國學界關于死刑討論面臨的問題依然是討論維度偏窄。相關的討論集中于法學內部的道德維度、司法維度和教義學維度，而在社會科學的維度中稍顯欠缺。我們當下真正缺乏的是對死刑綜合視野的法理學研究與跨學科討論，我們需要傾聽的是不同群體對待死刑的真實看法、不同學科討論死刑的多維話語。因此，豐富死刑的討論視角，關注不同群體的聲音更有利于把握我國未來死刑改革的前進方向。關注不同的死刑討論話語的最終目的是推動我國死刑改革走向更加科學的道路。在近年的死刑改革中，我國在立法上大幅度縮減了死刑的罪名，在司法上死刑的適用也更加嚴格，整體上死刑的適用更加散發出理性與溫度。當前，我國的死刑審判復核權經過司法改革后交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在司法實踐中，通過案例指導制度、類案類判制度、合議庭審判制度等一系列司法改革舉措，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制度改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本國經驗為主，以域外經驗為鑒，今后圍繞死刑改革，我們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平衡死刑審判中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探索更加適合我國的死刑制度與死刑政策。我國在死刑的改革中要兼顧死刑適用中的平等與效率、正義與尊嚴。總之，我們的目標是通過一系列改革不斷修正死刑的弊端，從而正確發揮死刑的功能。

　　六、 結　語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內司法改革的推進，死刑這一問題也將引發新一波的討論。借鑒歐美的死刑辯論并結合我國具體實踐，在死刑問題上，我國首先要認清歐洲關于廢除死刑普遍主義論述的虛假性與政治性，堅定戰略定力與政治站位。其次，在討論死刑時不能忽視死刑的“個別性”與“地方性”，既要關注國際動向，也要從保留死刑的國家身上汲取經驗。最后，要牢牢把握國情與民意這兩個關鍵因素，深入不同群體話語內部探尋死刑的多重維度。死刑并非不可廢除，但死刑的改革必須以我國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總之，我們需要以更加開闊與全面的視角來研究死刑制度，推動我國死刑改革朝著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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