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勞分配

　　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分配方式是按資分配，資本家階級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而工人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商品只能換回工資，也即獲得維持自身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消滅了不勞而獲，勞動者靠勞動能力從社會領取消費品，也即是按照勞動者的“先天特權”來分配消費品。按勞分配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以勞動與勞動報酬的平等交換掩蓋著對人人擁有平等的生存與發展權利的否定。平等的“先天特權”的長期使用可能導致“后天特權”——財產權、社會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出現，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直至資產階級復辟。也即從公平的出發點，按照平等的原則，最后可能出現不平等的結果。

　　80年代在農村分田到戶的時候還沒有出現資本家，勞動力強的家庭在小生產環境中占據優勢地位。官方鼓吹勤勞致富、致富光榮，實際上是對“先天特權”的公開鼓吹。強勞力家庭通過勞動成果的不斷積累，演變成萬元戶、專業戶，最終成為可以雇傭他人的資本。傻子瓜子年廣久、陳志雄雇工經營魚塘都是典型的案例。

　　在城市里，80年代典型現象也不是資本家，在1987年獲得準生證之前，私營業主都是非法的。80年代的弄潮兒是個體戶。個體戶也是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勤勞致富的。返城知青榮志仁開早餐店，一天早上能賺40多塊，相當于當時人們的一個月工資。先后受到任仲夷、胡耀邦接見，“當個體戶，也是做光彩的人，走光彩的路。”到1990年，榮志仁赴美國塞班島開辦“高雅酒家”，后又移民南非創立“再山有限公司”、回國開辦廣告設計公司[[1]]。就這樣，一大批夫妻店、父子兵，經歷了市場的淘汰和洗刷后，一部分成長為私營業主。如圖2所示，個體戶始終是私營業主的重要來源之一，1993年的私營業主中有8.8%來源于個體戶，2000年上升到17.3%，2002年變為15.2%[[2]]。

　　在按勞分配的收入體制中，技術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科研工作者的工資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早期高學歷精英通過艱辛的積累，加上親友的資助，也是可能成長為私營業主階層的。如圖2所示，在不同時期，專業技術人員始終是轉變為私營業主的一個來源，1993年早期的私營業主中有11.1%來源于專業技術人員，到2000年下降為10%，到2002年變為6.7%。從圖中也可以看出，最初的一批私營業主中，來源于普通工人、農民、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總體占比為47.3%，這批人都是從按勞分配的勞動付出中逐步積累，實現向小資本家、資本家的轉變的。

圖2  各個不同群體都有可能轉化為資本家

　　資本主義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資分配，掌握資本的人獲取剩余價值，雇傭勞動力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社會主義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消滅了不勞而獲，勞動者按照勞動付出獲取社會產品；共產主義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這個“需”是社會需求，不是按欲分配，按照全社會能實現的物質條件，滿足每個個體的基本社會需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每個家庭的勞動能力不一樣，每個家庭的負擔也不一樣，勞動能力強、技術水平高、受教育水平高、老幼負擔輕的家庭經濟收入寬裕、生活水平高，反之，勞動能力弱、技術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老幼負擔重的家庭經濟收入緊張、生活水平低。這種社會產別暫時無法消除。

表2  不同時期分配方式的演變

　　起點平等的按勞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的一面大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不能消滅不同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有差別這種先天特權。如果不執行按勞分配，搞“一平二調”，也就破壞了交換上的平等，這不會為多數勞動者所接受，事實上將形成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直接剝奪，更談不上事實上的平等，大家會認為按勞取酬原則被破壞，全身心投入勞動的人會認為那些干的少的人無償占有了自己的勞動，還不如自己也消極怠工，“分享”別人的勞動成果，從而影響底層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但如果公然鼓吹這種先天特權，鼓勵大家靠自己的“勤勞”去實現個人的發家致富，毫無疑問，這可能是走資派掌權的一個信號。這樣做將會強化社會差別，為進一步改變分配原則、實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為最終在全社會實現按資分配的統治準備條件。

　　二、商品交易和貨幣制度

　　商品生產是一個歷史范疇，只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在原始社會起初還沒有商品生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出現了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條件下，才產生了私有制，才產生了商品生產；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商品交易和貨幣制度就會消亡。在歷史上曾經有小商品生產（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三種形式。

　　與封建主義的小生產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交易。資本主義商品交易制度在形式上是等價交換，是平等的，掩蓋著對雇傭勞動者進行剝削的實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個職能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行為已經被消滅，職能資本統一在一起，但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易，貨幣也仍將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發揮作用。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往往在相對落后的國家和帝國主義薄弱鏈條建立起來，此時往往共存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城鄉個體經營等幾種不同經濟形態。徹底的公有制內部將消滅商品生產制度和貨幣制度。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基本不存在商品交易，各個國營企業之間以產品的使用價值形態流通為主，進貨出貨往往只記賬，而不存在實際的資金流動。但不同所有制的公有經濟之間，互相都不能無償調撥對方的產品，要進行經濟聯系，只能實行商品交換，這些產品的生產就是商品生產。在全民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之間、集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集體所有制和個體經營以及社會消費者之間、個體經營和個體經營以及社會消費者之間都是商品交易，社會主義條件下仍存在廣泛的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國家在職工間進行的消費品分配，也還利用商品貨幣形式。

　　大躍進時期，劉少奇等人搞一平二調、廢除商品生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很多人都跟風。陳伯達在1958年11月九省委書記會上給毛主席匯報：“現金結算減少了。遂平縣現金結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過來，非現金結算占百分之七十。”毛澤東明確指出：“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與鞍鋼、上鋼、上海國棉一廠混同了。”“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么快，太快了！奮斗太容易了！把它們提得過高，跟鞍鋼一樣，而實際上不是，就不好了。這是客觀規律。”毛主席花大力氣糾“左”，其中的重點就是要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概念，要充分利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保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他說：“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還是必要的。”毛澤東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斯大林《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強調：“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以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為獲取剩余價值而進行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為豐富全社會物質文化生活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共產主義不存在商品生產，產品生產將以滿足人民的需求為根本目標。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主要表現在消滅了單個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經濟關系，消除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縮小了商品交換的范圍。但是必須看到，社會主義社會在分配和交換方面，也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商品交換仍然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如果任意發展、擴大分配和交換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就會使資本主義發財致富、追求利潤的思想泛濫起來，就會使化公為私、貪污腐化、盜竊行賄、投機倒把等現象發展起來，就會使某些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部門和單位改變所有制的性質，最后復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恢復人剝削人的制度。

　　商品流通順暢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是資本繁榮的重要前提，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毫無疑問成為資產階級必須攻克的堡壘，80年代恢復商品經濟就是再造資本家階級的重要一環。80年代之前，商品生產受到明顯的限制，社會生產最主要的國營企業基本未納入市場范圍，而商品市場上多數商品的價格都是計委定價，很多重要消費品、醫療用品都是低于成本價、甚至免費出售的，價值規律發揮的作用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資本是很難生長、存活的。因此，80年代一開始，就是對計劃經濟體系進行攻擊，吹響集結號。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并作出我國現階段處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明確提出要有步驟的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加強市場調節的作用。在農業生產方面，1979年以前，國家對25種主要農產品的播種面積、總產量實行指令性計劃；到1985年，農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基本消滅，主要農產品產量分別實行了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在工業生產方面，1978年國家計委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產品有120種，到1988年縮減為60種。從1984－1988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業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從1900多種減少到380多種。[[3]]總體上，將最主要的生產主體——國營企業變成自負盈虧、獨立經營，納入市場體系；計委退出價格指導，放開市場價格，讓價值規律充分自發調節經濟活動。

　　經由80年代末的價格雙軌制，92年后迅速走向市場化的單軌制，商業改革減少了指令性計劃在生產、分配、交換領域的作用，促使國內市場蓬勃興起，最終通過2001年加入WTO與全球市場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隨著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形成，等價交換后大量的貨幣在少部分人手中聚集，逐步演變成大大小小的資本集團，而多數人破產，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樣，通過恢復“平等”的商品交易和貨幣制度，實現了瓦解公有制、復興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目的。

　　表3  不同時期經濟形態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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