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偶爾讀到了署名為李陀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標題為“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這篇長文，涉及的內容很多，“他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事業下進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論和歷史命題，如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列寧‘新經濟政策’和列寧主義及斯大林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毛澤東關于五種經濟成分和改革開放后多種所有制的異同以及對改革開放和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總體判斷等等”。有幸讀到此文，并耐心讀完了它之后，在感佩李陀先生學識淵博之余，想就幾個問題請教李陀先生，尤其在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論述方面，想與李陀先生商榷，望李先生不吝賜教。

　　一、應該在“國際共運史”的歷史大背景下來思考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

　　我們通常所說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簡稱“國際共運”）以及它的歷史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國際共運史”），是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以及它和近代西歐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際共運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從嚴格意義上講，各國共產黨人各自的革命斗爭史，都是國際共運史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是各國共產黨人的自覺認識，以及在這種自覺認識指導下的自覺行動。各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成與敗，都與國際共運息息相關，都被載入國際共運的史冊。因為，自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它的最后一句話早已為各國共產黨人所熟記，那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如果說全世界共產黨人有一個共同的黨性原則的話，那么就是這句話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國際共運史是一部充滿著兩種思想、兩條路線激烈斗爭的歷史。

　　眾所周知，在馬克思主義剛創立的時候，所謂的社會主義學說，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流派。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三章“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73頁）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當時在寫作時像是預感到在他們身后，會有各種不同的學說、流派冒出來，來“冒充”或“修正”他們倆一起創立、并以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似的，對當時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流派作了如下分類：

　　“1）、反動的社會主義。

　?。祝┓饨ǖ纳鐣髁x。

　　（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ū┑聡幕?lsquo;真正的’社會主義。

　　2）、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3）、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當時在西歐思想界里，各種思潮、流派充斥市場，良莠不齊。馬克思恩格斯本來是要專心研究共產主義理論，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寫出一部綱領性的黨綱。但是，那時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學說、流派經常跑出來冒充正統，干擾馬克思恩格斯的正常思考和寫作。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分出時間和精力，寫出文章來批判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潮，告訴人們什么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戰斗綱領，什么是錯誤的思潮在誤導當時的工人運動，例如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

　　因此，恩格斯在1888年為“宣言”寫的英文版序言說：“當我們寫這個《宣言》時，我們不能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種空想學說的分子，即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流派都已經變成純粹的宗派，并在逐漸走向滅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種各樣的社會庸醫，他們都答應要用各種不綴辦法來消除一切社會病痛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這兩種人都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愿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36頁）這一論述告訴我們，為什么那時馬克思恩格斯寫出了“同盟”的綱領之后，確定書的名稱為《共產黨宣言》（后來再版印刷時用過《共產主義宣言》），而不是用“社會主義宣言”的真實原因。

　　直到1880年，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馬恩選集”第三卷第376頁）發表后，才終于廓清了當時思想理論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社會主義這才展現了它的應有的本來面貌和歷史定位——它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當中的一個過渡時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理論體系。直到這個時候，人們才像今天這樣，將社會主義當作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形態來公正地看待它。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里面，恩格斯有大段的對當時很有影響力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論述，分析論述了他們的思想合理成分和它的歷史局限性，在對這些思想“先賢們”表示了敬意之后，告訴當時的無產階級，這些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提出的措施歸根結底是行不通的，對他們最好的評價充其量也只能是“空想”兩字而已（不過，今天有些人往往把“空想”當作“罪名”回敬給他們認為的“左派”，可這已經與當年的“空想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了。）。無產階級只有進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才能建立起未來美好的社會——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先后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即各種假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進行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例如反對蒲魯東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反對巴枯寧主義等。

　　馬克思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出現過倍倍爾、盧森堡、蔡特金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以及俄國的列寧反對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第二國際后期的各種修正主義的斗爭。在激烈的思想大論戰中，形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誕生了。也就在這個重大的歷史時期里，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思想。這就是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思想的歷史大背景。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繼續建設社會主義，并在第二次大戰中領導蘇聯人民、指揮蘇聯紅軍，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保衛了蘇聯紅色政權，鞏固了國際共運的成果。二戰后期，南斯拉夫出現了推行修正主義的鐵托集團。斯大林逝世后，蘇共赫魯曉夫上臺，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面復辟。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繼續推向前進，繼續批判修正主義，成為了國際共運的中流砥柱。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在十個月的時間里，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連續發表了九篇文章，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史稱“九評”。

　　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臺。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史稱“516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決議”否定了文革。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隨之東歐巨變。

　　國際共運從此逐步趨于低潮。

　　2、從資本主義社會被推翻，到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當中存在著社會主義社會這個“過渡時期”。

　　“九評”中最后一篇文章《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對這一“過渡時期”是這樣論述的：

　　“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大飛躍。社會主義社會是從階級社會向無產階級社會過渡的重要的歷史時期。經過社會主義社會，人類將進?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比較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具有無比巨大的優越性。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了資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無產階級由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對于廣大勞動人民實行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可能有的最廣泛的民主，只是對于少數剝削者實行專政。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為社會生產力大發展開辟了?闊的前途，保證了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不能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出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它還不是在經濟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可避免地帶有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馬克思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說：‘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列寧也指出，在共產主義第?階段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

　　對于這段重要的論述，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確定無疑地表達社會主義制度肯定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立場。這一點，對于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毋庸置疑。置疑了，動搖了，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二是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共產主義一定能夠最終實現，這種信仰和信心一時一刻也不能動搖，也不會動搖。動搖了，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三是在推翻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后，到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前，這當中有一個漫長而又艱巨的歷史過渡時期 - 社會主義時期（這里面，又可以分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不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同樣也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在這個“過渡時期”里面，大致有三個特點：

　　一是長期性，即在時間的維度上看，是“漫長的”，或者說是“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也就是說不能也不會一蹴而就，明天就“進入共產主義”；

　　二是艱巨性，那是因為，社會主義時期無論在政治上（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國際資本主義的存在）、經濟上（工業生產力的不足、由小農經濟自發產生的資本主義傾向）、社會意識形態上（包括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影響、舊社會的習慣勢力、人的思想覺悟）以及在國家形態上、“三大差別”上，社會貧富差距上，還有依然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都還帶有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的“痕跡”。要打掃干凈這種“痕跡”，不僅要靠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決心，還有待于經濟極大的發展、人們思想的改造與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方面的標準，可以用毛澤東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五種人”為衡量標準：“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0頁）、以及有利的國內國際環境等各方面條件的成熟；

　　三是斗爭性，就是說在這一歷史時期里，依然還存在著階級斗爭，以及黨內的兩條路線的斗爭，還存在著一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這種斗爭有時還會非常激烈。因此，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既要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確保整個社會始終朝著共產主義正確方向前進，同時又要結合各國實際，找出一條合適本國實際情況的經濟建設的正確道路，發展本國經濟。而政治與經濟相比較，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從共產黨人的精神面貌上來講，搞社會主義當然要“只爭朝夕”，否則就是“右”了；而實現共產主義卻不能“心急”，否則就會變成“左”了。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應該按照這一社會發展的規律，腳踏實地地去為共產主義大廈增磚添瓦，使得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人們的思想覺悟“極大提高”。到那個時候，人類就會推開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宏偉藍圖就會展現在眼前，全世界共產黨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就會最終實現。也就在那樣的時刻，共產黨人自己的政黨，連同延綿千年的階級、國家、軍隊等等，就會與青銅器一起，被送進歷史博物館，供那時的共產主義新人們在復習歷史時評價與鑒賞。

　　今天，我們就是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當前，國內外各種情況都非常復雜。只要我們按照革命導師和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歷史階段的論述，就能全面、客觀地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左了不行，右了同樣不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類似于人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也無法選擇，不可避免）。但不同出身的人，是可以選擇投身于革命的道路的。同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真正的共產黨人所有的努力奮斗，就是朝前走，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的。在這個“初級階段”里，客觀上還繼續存在著私有制和私有觀念，還要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這不奇怪，也不用害怕（害怕了也沒有用），只要知道這些東西（殘存的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就是資本主義遺留的“痕跡”就行了。真正的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去積極地逐步地消除這些“痕跡”，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些“痕跡”，當作生活中的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有些人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作“保護傘”或“遮羞布”，以生產力還沒有提高作為振振有詞的借口，想方設法地去保護、甚至擴大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那些“痕跡”，總想著“倒退”到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那里去。那些人不僅這么想，而且早已這么干了。反過來，那些人對于真正的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為了消除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痕跡”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而耿耿于懷，動輒斥之為“極左”，或“空想”。所以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

　　3、如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列寧主義的原則是不會“過時”的。

　　“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毛澤東主席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以風趣的比喻論述了這個極其嚴肅的話題：“列寧主義過時了嗎？”結論當然是“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那個時候，蘇共召開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人當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能同意蘇共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錯誤言論，中蘇論戰由此拉開序幕。

　　與這個話題相關聯的，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即如何對待革命導師的革命理論的態度問題。在我黨的歷史上，由于紛繁復雜的歷史原因，確實發生過幾次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即照搬照抄當時蘇聯（共產國際）革命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以至于給中國革命帶來幾乎滅頂之災的嚴重錯誤，教訓十分深刻。毛澤東主席是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相連的典范。他的反對教條主義的論述多見于各個歷史時期的著作，尤其是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中，有過集中而深刻的論述。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5頁）他還指出：“在這兩種主觀主義種，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9頁）他接著指出：“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20頁）毛主席的這些反對教條主義的論述，主要是針對當時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在理論上的分析與清算，對今天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依然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

　　然而，有些人以反對搞教條主義作為理由，無端指責學習革命導師的理論。還有一些好心人，只要當你一說馬克思列寧，就會馬上說一句，當心（搞）教條主義哦。這種現象都應該糾正。毛主席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大力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因為，只有讀懂讀通了馬列主義的原著，和毛主席的原著，才能增強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所以，對于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原著，不是讀不讀的問題，那是一定要讀的；而是怎樣讀的問題，究竟是死記硬背、照搬照抄地讀，還是理論聯系實際地讀的問題。指責讀革命導師的原著是在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對的，它本身就是教條主義的一種。

　　還流行一種說法。有些人說馬克思、列寧都是外國人，去世也已經有一百多年了。這話里的意思是在說，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所處的歷史年代，和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差別了。所以他們其實是想說，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當年寫的書、講的話也不能完全照搬過來，他們有些話也許那個時候是對的，但今天看來就不對了，云云。這種說法，含含糊糊，拿“時間的久遠”來作為衡量的標準，歸根到底，還是“過時論”的翻版而已。

　　甚至有些人還撰文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面提出的“消滅私有制”，很可能是一種翻譯上的誤譯，那個“消滅”一詞翻譯為“揚棄”可能更準確一點。這種說法，看似具體反映在對“消滅私有制”這一提法的翻譯更正，而其實質，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包括斯大林）所創立的原理學說，一概加以反對，最低限度就是在心理上加以抵制。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出版二十五年后的第一個序言，即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地這樣寫道，在“宣言”發表后的二十五年時間里，不管“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宣言”里面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確的”。當然，個別地方“本來可以做某些修改”，因為在實際運用時，“宣言”的“基本原理”，“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接著鄭重指出：“《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28-229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表述，清楚地表明了兩個不能違背的基本原則：第一，《共產黨宣言》里面所闡發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確的，不管它經歷了多長時間，一百年，兩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對它決不能動搖。動搖了，就會犯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第二，在實際運用這些“一般基本原理”時，又要結合當時的（各國）歷史條件和實際情況，不能“照搬照抄”；如果“照搬照抄”，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由此可見，無論“時間久遠”說，還是“翻譯有誤”說，都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與解放的理論，它的理論原則是不會因為它們的“時間久遠”而“過時”的。恰恰相反，正因為這些革命理論的“時間久遠”，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與檢驗，越發證明它們的磅礴生命力和永葆青春的真理性，為全世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所信仰。為什么說馬列主義“過時論”是錯誤的呢？因為，恰恰在時間、年代久遠這一點，對于革命真理來說，是不能成為搞“教條主義”的“理由”而加以反對的。時間越久遠，越證明這一革命理論的強大生命力。

　　那么，怎么鑒別是不是在搞“教條主義”呢？應該去看學習這個理論的人對待革命理論的態度，是否做到了“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了，解決了實際問題了，這種對待革命理論的態度，就不是搞教條主義；反之，才是在搞教條主義。

　　李陀先生在他的長文的一開始，有一段提綱挈領的話：“認識社會主義的復雜性，最好能夠宏觀一些，注意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實際發展，特別是要研究這個實際發展中一個往往被忽略的方面——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始終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社會實驗，它們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然而，今天回顧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間斷的社會實驗其實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李先生提出認識與分析事物最好要宏觀一點，這是對的。可是，李先生所說的宏觀，說是要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特別要研究那些隨之出現的社會實驗。這就令人費解了。

　　通常，我們宏觀考慮歷史與現實的政治問題，總是將整個各國革命斗爭史置于國際共運史下面來思考的，很少提社會主義運動史；而我們講到具體的各國革命斗爭史，從來都是講無產級階的覺醒、團結、成長以及與資產階級的戰斗的革命歷程，很少講什么“實驗”。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簡單說來，前者總是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前提，來思考問題的；后者，則似乎更傾向于只講歷史過程和具體操作，不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條主線。

　　誠然，社會主義運動從英國空想社會主義學者托馬斯.莫爾的代表作《烏托邦》一書于1516年發表至今算起，前后有五百多年了，比起國際共運史長的多。莫爾的這本書（游記）對后來的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影響。后來的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后來也確實做過大量的社會實驗。只不過，所有這些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大家與他們的社會實驗，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與批判地吸收過了，馬克思主義早已創立并早已被全世界無產者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早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了?？紤]到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建議李先生還是以國際共運史的眼光來“宏觀思考”比較好一點。至于所提到的所謂的“社會實驗”，也建議有所區別對待比較好，例如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早已分析與批判過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各種“實驗”，沒有必要再去多提，因為這些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早已做過了。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宏偉運動，“實驗”兩字似乎低了一點，無法概括的了，如果叫“探索”，就比較準確一點。至于那個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不管是不是“實驗”，則應徹底揭露、批判與否定，這還用說嗎？還有，這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的各種“實驗”，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建議還是留待商榷吧。例如安徽小崗村的“分田單干”，那能叫“實驗”嗎？那十八個人可都是按上了紅手印的，是實實在在的“冒死單干”，那分明是在對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起進攻，與共產黨的宗旨“對著干”。難怪那十八個人要按“紅手印”，因為他們當初心里明白，反社會主義，那可是“殺頭之罪”。如果李先生實在想繼續做這樣的“實驗”分析，建議去河南南街村實地考察一下吧，看看如今依然堅持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新農村，現在是一個什么景象？然后再與如今的小崗村的農村經濟作一個對比，看看能夠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二、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原因以及實施過程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什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呢？換句話說，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時代背景是什么呢？

　　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當時俄國國內的經濟太困難了。

　　“十月革命”后，在列寧的力主下，1918年3月蘇共與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使蘇俄盡早退出了“一戰”，終于保存住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按照列寧那時的設想，這時就要迅速重建國家，重建紅軍（因為按照布列斯特和約規定，俄國軍隊應全部復員），所以，他就號召全體共產黨員開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參加戰后經濟建設。列寧寫的《偉大的創舉》一文，相信大家都曾讀過，從中受益匪淺。列寧在文中熱情謳歌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列寧在文中指出：“工人自己發起和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只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這是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頁）。

　　然而，緊接著，國內戰爭開始了。列寧寫了《大家都去同鄧尼金作斗爭》-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致黨組織的信，開頭第一句就是：“同志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危急關頭甚至是最危急的關頭到了。”（《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頁）。內戰的危急與緊迫感，溢于言表。鄧尼金（1872年12月-1947年8），“十月革命”前任“二月革命”后資產階級政府的最高統帥參謀長。“十月革命”后他逃亡俄國南部，仇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南方組織了一支受到當時的“協約國”扶持的白衛軍，自任總司令，大舉進犯莫斯科。后被紅軍所擊潰。其后，新生蘇維埃又擊退了14個資本主義國家對蘇俄的武裝干涉。

　　蘇俄三年內戰時期，因物資緊缺，尤其是糧食，更加緊缺。為供應前線需要，蘇維埃政府無償征集農民手中的糧食等農產品，禁止自由貿易等，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在當時是完全必須的，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那個時候，全國上下都感到極其的困難，就連高爾基這樣一位無產階級的著名作家，也向列寧寫信發出了抱怨。列寧在1919年7月給高爾基的回信中，對他的“完全不健康”的抱怨提出了愛護性的批評和建議：

　　“全國正緊張地進行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斗爭，因為全世界資產階級正在為他們的被推翻而瘋狂地實行報復。這是自然的。為了報復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批打擊從四面八方襲來。這也是自然的。在這里生活，應當做一個積極的政治家，如果無意于政治，那就應當作為一個藝術家，到那些沒有集中地對首都舉行瘋狂進攻，沒有集中地對各種陰謀作激烈斗爭，沒有集中地表現出首都知識分子的深仇大恨的地方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在那里，單靠普通的觀察就能很容易地把舊事物的腐爛和新事物的萌芽區別開來。”（《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2頁）。

　　還記得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中的一段富農對列寧的“挑戰”的敘事鏡頭吧？富農（當然是當時蘇俄廣大農村由富農代表著資本主義勢力的電影藝術人物）對列寧說，你們不是要糧食嗎？糧食是誰種的？我們。我們就是不給你們。列寧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你們如果不給我們糧食，我們就派工人武裝去消滅你們。（大意）這是什么？這就是當時激烈的階級斗爭在農村糧食問題上的具體反映。當然，后來列寧很快也認識到，用這種極端的手段去對付農村的農民，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也是不利的。

　　早在1918年，列寧就有了“新經濟政策”的構想，就是從“戰時共產主義”的糧食收購政策（把農民的余糧全部收上來）過渡到“糧食稅”，允許農民在繳納糧食稅后的手中余糧，可以自由買賣，對農村農民做出讓步，換取農民的支持。除了實行“糧食稅”政策，還有就是“租讓制”，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合資經營（不過租讓制推行的時間不長，范圍也不大）。因為，在戰時，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一切為了蘇維埃，對農民的要求“苛刻”一點是可以的，更何況農村中的富農還聯合當時的反動勢力“囤積糧食”對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階級斗爭非常激烈，無法不采取這種“暴烈”的手段。但到了戰后，繼續這樣就不行了。這里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最廣泛地團結農民，發展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纯戳袑幨侨绾侮U述的。

　　在1919年8月列寧寫的《為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一文中，列寧指出：“工人階級專政，這就是說，工人國家要毫不動搖地鎮壓地主和資本家，鎮壓那些幫助剝削者的叛徒和賣國賊，并戰勝他們。

　　工人國家是地主和資本家、騙子和投機者的無情的敵人，是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的敵人，是貨幣權力的敵人。

　　工人國家是勞動者和農民的唯一重視的朋友和助手。絲毫不倒向資本方面，結成反資本的勞動者的聯盟，工農政權，蘇維埃政權 - “工人階級專政”的實際意義就是如此。”（《列寧選集》四卷第71頁）。在這里，列寧鄭重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國家大政方針。

　　列寧在另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文章里面又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黨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四卷第87頁）在這里，列寧是在講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時期”兩種力量之間的斗爭的問題。當時蘇俄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斗爭，正是如此。

　　列寧在同年12月“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具體分析了蘇俄當時農村的實際狀況：“我國有千百萬個體農戶，分散在偏僻的農村。要想一下子下個命令從外面、從旁邊起強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謬的。我們十分清楚，要想影響千百萬小農經濟，只能采取謹慎的逐步的辦法，只能用成功的實際例子來證明，因為農民非常實際，固守老一套的經營方法，要使他們采取某種重大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這樣做達不到目的，而且也荒謬。只有在實踐中根據農民的切身經驗證明必須而且可能過渡到共耕制、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我們才可以說，俄國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已經在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列寧選集》四卷第115頁）就是說，對于農村的廣大農民，強迫命令是不行的，要謹慎，要逐步改變，要拿出成功的例子來引導。

　　但是，列寧同時也非常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較強大的敵人 - 資產階級進行的最無畏和最無情的戰斗。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里）而兇猛10倍。它的強大不僅在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韌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列寧選集》四卷第192頁）

　　1920年2月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寧再一次明確指出：“階級斗爭還在繼續，只是改變了形式。這是無產階級為了使舊的剝削者不再復辟，使散漫落后的農民群眾聯合起來而進行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在繼續，我們的任務就是使一切利益都服從這個斗爭。”（《列寧選集》四卷第373頁）。這篇演講的題目是《青年團的任務》，里面有不少列寧的名言與警句，我們大多數人在年輕時都讀到過。

　　從以上列寧的論述中，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一是“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在列寧的領導下，在三年內戰中戰勝了國內外敵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保住了，但國家異常艱難；

　　二是突出的問題是糧食問題，對小農經濟不能用強制的辦法來解決，“戰時共產主義”需要改變（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那時搞的“戰時共產主義”多么不好，但很少有人想過，“戰時共產主義”在當時具有積極的意義，以及它所包含的共產主義因素）；

　　三是原先講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的書本理論問題，現在這個“過渡時期”就在眼前，成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一個全新的問題；

　　四是一方面，列寧非常清楚“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另一方面，列寧又清楚地認識到，在這個“過渡時期”里，如果實施“新經濟政策”，就等于向資本主義妥協，就是在向資產階級發起進攻的戰斗中暫時“退卻”。列寧把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看得非常清楚。換句話說，列寧在當時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重大現實意義，以及它可能帶來的長遠的危害性。

　　五是在這個“過渡時期”里，階級斗爭還繼續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必須警惕資本主義的復辟。

　　那么，李陀先生是怎樣論述蘇俄那段艱苦歲月的呢？李先生在他論述完了“紅色維也納”的“實驗”之后，接著說了一段話：“今天回顧‘紅色維也納’這個改良主義的社會實驗，有另一種作用——拿它做參照系，我們可以從‘實驗’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寧于1921年春宣布要進行“戰略退卻”，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一段歷史實踐的重大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且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這里面大致有三層意思：一是說要拿“紅色維也納”這個改良主義的社會實驗作為參照系，來看看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二是說要人們用“實驗”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意義。三是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說會提供“新的方向”。

　　且不論“紅色維也納”的改良主義。拿這個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實驗”當“參照物”，來“重新思考”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這是什么意思？難道說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也是“改良主義”或者具有“改良主義”的性質？這似乎不妥吧？再者，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后，明明已經是竭盡全力在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全國上下已經是那樣的艱難困苦，而李先生卻說要用“實驗”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意義，難道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僅僅是悠閑地在做“實驗”嗎？列寧在當時做出這個重大決定有多難，李先生你知道嗎？最后，李先生居然稱如果這樣一來，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說會提供“新的方向”。難道李先生是在說列寧他自己“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嗎？我覺得不會。列寧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認識的深刻程度，誰能比之？或者，李先生想說，由于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使得其他人（受其影響）“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客觀來講，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李先生自己，很多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一直在想“改變”一下，不管列寧提出還是沒有提出“新經濟政策”。這種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的一“改變”，自然就希望提供“新的方向”。什么“新方向”？無非就是要回到資本主義那個“方向”去了，對不對？如果說依然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大方向，那么，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論述過了，已經不是什么“新方向”了。不過，我們還是不必為此而煩惱。李先生究竟怎么想，我們不知道，反正列寧是絕不會這么想的。

　　我們再來看看列寧是怎樣提出“新經濟政策”的。

　　概要地說，基于當時國內外的極其困難的局面，為了盡快發展經濟，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就是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之內發展，并明確指出，這是俄國共產黨人的暫時的“退卻”。這種“退卻”從原則上來講是有悖于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的，所以只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措施。正因為如此，這種“退卻”是不會一直搞下去的，是會停止的。到了1922年以后，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這種“新經濟政策”就基本結束了。

　　1920年11月，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前夕，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的工作會議上指出：“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產階級而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的態度。......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應該是無產階級的事。......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應當少說空話，因為空話不能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列寧選集》四卷第389頁）在同年12月的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再以一次強調：“真正的經濟基礎就是糧食儲備。在糧食儲備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有了這些成就，有了這種儲備，就能著手恢復國民經濟。我們知道，這些成就就是以農民忍受巨大的困難、饑餓和缺少飼料為代價取得來的，而這些困難可能還要增加。我們知道，旱年已使農民的貧困和災難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們便把上述法案中所敘述的援助措施提到了首位。我們把這種糧食儲備看作是恢復工業的儲備，看作是援助農民的儲備。沒有這種儲備，國家政權便會化為烏有。沒有這種儲備，社會主義的政策不過是一種愿望而已。”（《列寧選集》四卷第411頁）由此可見，列寧將糧食和煤炭，已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為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掌權，必須生產更多的糧食和煤炭。

　　接著，列寧在1921年3月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告誡全俄工人：“馬克思的全部學說指明，既然小業主是生產資料和土地的私有者，從他們的交換中就必然會產生出資本，同時跟資本一起，也就會產生出勞資間的矛盾。資本和無產階級間的斗爭 - 這是必不可免的，這是全世界到處都表明了的規律，誰要是不愿意欺騙自己，誰就不能不看到這一點。”（《列寧選集》四卷第517頁）列寧在提出“新經濟政策”之前，依然告誡工人和全黨，要按照馬克思的學說，清醒地認識依然存在的階級斗爭，千萬不要麻痹大意。

　　1921年4月，列寧撰寫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論糧食稅》一文發表，標志著“新經濟政策”的提出與開始實施。這篇文章有個副標題“新政策的意義及其條件”，就是說，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既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還要有必要的條件。

　　在這篇文章里，列寧一開始從1918年寫的《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文講起，指出他在那時就提到了“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問題：“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就真正能夠保證社會主義一年以后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立于不敗之地。”（《列寧選集》四卷第529頁）列寧早在1918年就在思考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俄國幾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1921年4月重提這個問題，表明在實施糧食稅時，已經涉及到了“國家資本主義”這樣一種經濟模式了。這在當時，可以說就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經濟發展上的大膽探索。而這種探索，既是當時經濟困難時的需要，更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探索”。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就曾經明確講過，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后，資本主義的統治被徹底推翻，但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私有制“不能馬上”廢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19頁）。既然私有制不能馬上廢除，那么怎么辦呢？采取“國家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模式。

　　什么是“國家資本主義”呢？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直接經營和以各種形式控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它的主要形式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經濟和國家調節經濟生活。它仍然以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因此，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性質。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在無產階級國家管理下，與國營經濟相聯系，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的一種經濟形式。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削弱資產階級的反抗，并可以增加社會產品，滿足社會需要。簡單說，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進行經濟活動的一種經濟模式。當時的蘇俄已經建立起了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這種經濟模式在客觀上具備了必要的條件。

　　雖然這樣，但是，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還是在《論糧食稅》里反復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領導的統治的階級，應當善于規劃政策，以便首先去解決最刻不容緩的和最‘迫在眉睫的’任務?，F在最刻不容緩的就是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只有經過這種辦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又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首先必須采取緊急而嚴重的辦法來提高農民的生產力。

　　要做到這點，就非認真改變糧食政策不可。這種改變就是用糧食稅來代替余糧收集制，而這種代替是與繳完糧稅之后的自由貿易，至少是與地方經濟流轉中的自由貿易相聯系的。”（《列寧選集》四卷第541頁）所以，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出發點與立足點，就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農民的生活，以便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里，我們絲毫沒有看到李先生所說的所謂的“新的方向”。

　　列寧接著詳細論述推行“糧食稅”的意義：“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的一種過渡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又是從由于小農在居民中占優勢而具備一些特點的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一種過渡形式。”（《列寧選集》四卷第542頁）“要用一切辦法來發展而且無論如何也要發展工農業間的流轉，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因為在我國（經濟上剝奪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政治上存在有工農政權）給予資本主義活動的范圍，是十分狹窄，十分‘適度’的。這就是糧食稅的基本精神，這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列寧選集》四卷第543頁）你看，為了打消黨內顧慮，積極推行“糧食稅”，列寧甚至說“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從上下文的意思來看，列寧這樣說，當然是指當時蘇俄已經具有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在我國（經濟上剝奪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政治上存在有工農政權）給予資本主義活動的范圍，是十分狹窄，十分‘適度’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就不必害怕。我不怕你，就是這個意思。如果李先生所說的“新的方向”是援引列寧的這句話而來的，那么，恐怕會令李先生失望的。

　　為了怕引起歧義，列寧在此文中接著說：“糧食稅自然是意味著農民在納稅后有支配余糧的自由。既然國家還不能拿出社會主義工業品來交換農民的全部余糧，余糧的自由買賣就必然意味著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

　　但只要運輸業與大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在上述范圍內這對于社會主義是絲毫不可怕的。”（《列寧選集》四卷第573頁）你看，列寧是多么的清醒，對實施“糧食稅”會引起什么樣的不良后果早有預判，同時又那么自信，體現出了列寧對于實施“糧食稅”后，既對資本主義的充分利用，又對資本主義的預先防范和限制的辯證法。

　　1921年11月，列寧在《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向全黨莊嚴宣布：“我們已經退向國家資本主義了。但我們的退卻是有限度的?，F在我們正退向國家調節商業。但我們的退卻是有限度的。現在已經有些跡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卻的終點了，可以使人看到我們停止退卻的時間已不太遠了。這次必要的退卻越自覺，越協調，成見越少，那么，停止退卻就會越快，而我們勝利的前進運動就將越穩固、越迅速、越壯闊。”（《列寧選集》四卷第607頁）這就是偉大的列寧！曾幾何時，有些人把實施“國家資本主義”，像是他們結婚生子那樣欣喜若狂，起勁的很，賣力的很，根本忘記了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似乎以前推翻資本主義就是為了如今重新搞資本主義那樣不惜在邏輯上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而列寧是怎么說的呢？搞“國家資本主義”，對于共產黨來說，不是天經地義的事，而是沒辦法，那是一種“不得已”的“退卻”。什么叫“退卻”？那是一種斗爭的策略，就是本該繼續前進，勇往直前，但由于種種原因，不得不暫時停止前進，甚至后退；但這種“退卻”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前進，朝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不僅說搞“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退卻”，列寧甚至指出“我們的退卻是有限度的”，這是一種警告，就是說，退到這里就不再退卻了，因為退卻的終點快到了，那么，停止退卻的時間也就到了。

　　最后，列寧在1922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代表黨向全黨莊嚴宣布：“我們退卻已經一年了?，F在我們應當代表黨來說：已經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列寧選集》四卷第655頁）這“已經夠了”四個字，實際上就等于宣布，“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結束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對“新經濟政策”做以下歸納：

　　一是實施“新經濟政策”在當時確實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略退卻”；

　　二是“新經濟政策”既然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一方面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的“痕跡”，我們不得不要承認，要接受，要忍受下來；另一方面，正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所以必須對它在利用的同時，進行必要的監督與限制。

　　三是這種“戰略退卻”是有終點的，“是有限度的”，一旦條件成熟，“退卻”的目的實現，就要停止“退卻”，以便繼續前進。

　　這樣的認識，才是完整準確的。

　　然而，李陀先生是怎么講的呢？

　　李先生說：“對于剛剛誕生不過三年，可以說腳跟還沒有站穩的蘇維埃政權，實行這樣驚人的革命策略的轉換，其實在實踐上有很大的實驗性——列寧為‘迂回地’實現社會主義的過渡所進行的‘一連串的退卻’，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連串的‘實驗’。”

　　如果沒有看到過列寧上述的論述，人們一定會被李先生這“一連串”的文字弄得暈頭轉向。

　　李先生似乎對這個“退卻”很感興趣 - “驚人的革命策略的轉換”，還說什么“一連串的退卻”，并說這些“退卻”是“一連串的實驗”。李先生怎么就不提一提列寧說“退卻是有限度的”已經“夠了”，應該停止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呢？這些話都在列寧寫的《列寧選集》第四卷里面的幾篇文章里，很好找。是不是李先生沒有讀到？或者說讀到了，但裝著沒有看到？（解讀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的文章還有很多，毫無例外，對這一點都避而不談。）

　　列寧在他的“一連串”的論述中告訴我們，他提出的“新經濟政策”，確實是一種“退卻”，不過那是一種“主動退卻”、“自覺退卻”，是一種在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后的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而不是什么“實驗”。而且，由于這種“新經濟政策”還會帶來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后果，因此，必須加以限制。到了一定時候，這種“退卻”就會“夠了”，不再退卻了，退卻就會停止，“新經濟政策”就會結束。歸根結底，共產黨人還是要朝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的，這個大方向，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對于列寧這些論述，我倒是希望李先生去重新讀一下。

　　學習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是現在我們終于搞清楚了為什么列寧既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思想，同時又說那是一種“退卻”，而且“退卻是有限度的”。而我們黨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總不能說搞改革開放是在大搞社會主義，在為了共產主義而奮斗吧？這樣是說不通的。那么，改革開放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一種“退卻”呢？（其實是在向資本主義“倒退”）可從來沒有人像列寧那樣光明磊落，高瞻遠矚地指出，那是一種“退卻”，而“退卻是有限度的”。說到底，改革開放就是一種“退卻”，也只能是一種“退卻”而已。

　　二是再看看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歷史背景，我們能夠體諒到列寧當時那樣做的苦衷。而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那時也是一種“退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覺退卻”、“有限度的退卻”）、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建立的輝煌歷史告訴我們，毛主席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已經度過了建國之后最艱難困苦的年代，社會主義事業正蒸蒸日上、欣欣向榮、資產階級法權正在受到限制、人民思想覺悟極大提高。比起列寧那個時候，當時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現實條件比當時的蘇俄要好得多。按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此時我們更加有條件、有理由、有信心在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后，向著“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過渡，為共產主義社會早日實現創造條件。這才是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初心。而現實卻是，由于毛主席的逝世，不再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了，卻重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為那些資本主義的“痕跡”一時半會無法消除，以此為“理論根據”，又重新搞起了民營經濟（反正民營經濟即私有經濟，官方語言是非公經濟，只是“補充”而已）。這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誤讀。

　　三是這四十多年里，所見所聞，到處都在“熱烈”地宣揚市場經濟的好處，至于市場經濟有時會“失靈”，會帶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更是會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造成社會思想意識的倒退（一切向錢看），造成滋生貪腐的溫床與土壤，造成官民的分離與對立等等，幾乎沒有人去想，更沒人敢提。相反，以為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幾個字，這些弊端就會自己消失似的。

　　四是從來沒有人指出過這種“退卻”的改革開放，是“有限度的”，會因為“夠了”而停止。相反，那種“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調門倒是越拔越高，幾乎年年都在高喊著“深化”，真好像有點“一百年不動搖”似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隨著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穩步發展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然后在消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即私有觀念之后，在“三大差別”隨之消滅之后，在階級、國家機器逐步“消亡”之后，人類逐步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這才是全人類發展的光輝燦爛的前景。毫不奇怪，改革開放不能一直這樣改下去，“退卻”下去。

　　三、幾點思考。

　　一是關于公有制與私有制問題。

　　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早已有過經典論述。但正是由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給了某些人（例如李先生）帶來了一些“想象的空間”，以為這一下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了，還會提供什么“新的方向”了。不過，那是李陀先生自己的想法，與列寧無關。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主席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確定這個大方向非常重要。有人說那是受到當時蘇聯的影響，又有人說，那是美國對中國的敵視與封鎖造成的。那些都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從根本上講，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質所決定的，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別無選擇。

　　在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之后，對于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等具體的道路和方式上，在黨內又有很大爭論。最終，“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形成了共識。毛主席指出的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制定的“四個現代化”，曾經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去為之而奮斗。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并以此為理論依據，開始了延續至今的改革開放，對其表述也有過多次的修改。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在實行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深化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逐步形成了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思路。在這里，私有制是以“市場經濟”的面目出現的。在其后四十多年，私有制都是這樣經過了“改頭換面”之后存在的。

　　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從此，對“市場經濟”加上了“社會主義的”這個定語，“市場經濟”就搖身一變，變得“正統”起來了。

　　1992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原則具體化，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任務和要求。

　　此后，對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其他非公經濟經濟成分相互關系的表述，又有過多次的變化。這個變化的軌跡呈現出一個“特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逐漸弱化，非公經濟的地位卻逐步上升。

　　一開始，明確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社會主義公有制占有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其他經濟成分即非公經濟，只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補充。大家熟悉的“補充論”就是這樣來的。誰補充誰？自然是非公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拾遺補缺”。

　　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決定”是這樣表述的：“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時，主體論還在，補充論不見了。

　　2024年7月的三中全會“決定”，則是這樣表述的：“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這時，主體論和補充論都不見了。

　　2024年7月26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國資委副主任王宏志關于“國企、民企，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主體”的說法，提出了一個“雙主體論”。這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官方詮釋，還是歪曲？無法知曉。

　　2024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文章，認為黨的“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變，調子一下子又變了，起到了對非公經濟在輿論上的“降溫”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確實無疑的。

　　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具體表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聲音，透過媒體表達出來。在短短的十幾天里，變化無常，鬧得沸沸揚揚。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代表這兩條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道路。從發展趨勢看，還是非公經濟略占上風。據說今后還要搞什么“民營經濟法”，要用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為民營經濟“保駕護航”。果真如此，那么，今后非公經濟的持續發展真的要超出我們如今的“想象”了。

　　我們一直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如果有一天，輿論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表述：只有非公經濟（民營經濟）才能救中國，起碼是救目前的中國，你信嗎？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二是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問題。

　　這個問題與公有制與私有制問題，是緊密相聯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需要有一種與以資本主義私有為主導的、搞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截然相反的經濟模式，那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之后以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確立以后，由無產階級的國家自己創立的、完全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的、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立的一種嶄新的經濟運行模式。

　　而私有制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確立后、為了資本的利益而運行的一種經濟運行模式。

　　這兩種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就其階級屬性來說，是相互對立，互不兼容的。僅僅在資本主義“痕跡”這一點上來說，才給私有制及其經濟因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留下了一點“位置”。即便如此，還需對其加以引導、監督與限制。最終，毫無疑問，當然就是消滅。

　　奇怪的是，如今世界上幾乎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在確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而且，還以是否實行這種模式來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而中國，在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壓力時，自己主動否定與放棄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主動推行市場經濟模式。所做的工作，僅僅在市場經濟這個名目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的”五個字，這就是所謂的改革。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用不承認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國家而對中國加以制裁時，中國的辯解竟然是一再自我證明，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國家了，以獲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寬容”。中國的許多市場經濟學家，就是這樣來證明自己已經擁有這種“市場經濟”的資格，來企圖拼命擠進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成為其中的“一員”的。這樣的市場經濟學家，如今比比皆是，但一錢不值。

　　由此可見，這回倒是被李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 如今確實有人“重新”認識了社會主義，還終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 市場經濟。不過，這跟列寧同樣無關。

　　三是關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述兩個問題同樣緊密聯系，但側重點不同。

　　什么是資產階級法權呢？資產階級法權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它體現了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的統治地位，以私有制為基礎，確保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支配，從而維護其經濟利益。資產階級法權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的不平等。在社會主義時期這種不平等仍然存在。對待資產階級法權的態度上，即對其是限制，還是放任，是衡量真假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標志。

　　我們先來看看列寧是怎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

　　一是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維埃俄國，不僅面臨著國際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反抗的威脅，并且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這個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肥沃土壤。列寧指出，正是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產生著許許多多新的一代資產者。因此，要有效地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僅要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反抗，還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努力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說：“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二是列寧在完成了蘇俄所有制形式的改造之后，十分注意要讓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他說：“問題的‘關鍵’甚至不在于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而在于對資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現的他們的擁護者，實行全民的包羅萬象的工人監督“(《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并進而實現工人管理，保證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三是列寧在解決所有制問題的同時，極為重視限制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指出，“就產品‘按勞動’分配這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國家與革命》)在這個基礎上，甚至會由于收入高低的懸殊，重新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因此，十月革命一勝利。列寧就宣布實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則，即一切官員的報酬“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論兩個政權》)。列寧把實行這一原則看作是無產階級“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升官發財的思想作斗爭“。(《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四是為了沖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列寧始終堅持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全黨，提倡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號召共產黨員和有覺悟的工人以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列寧要求黨員同那些用老眼光看待勞動的舊習慣作斗爭，批判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列寧滿腔熱情地支持和倡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認為它“是個人為社會進行的、規模巨大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當局即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關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的萌芽。

　　五是列寧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中，曾經指出：由于商品經濟、貨幣交換的存在，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為了限制這些領域里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不僅在理論上作了大量論述，并且在實踐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對利用商品交換進行投機倒把等非法活動的人進行了堅決打擊。列寧還特別強調要警惕商品交換的原則對黨和無產階級肌體的腐蝕。

　　列寧關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和措施，我們是非常熟悉的。在毛澤東時代，這些措施得以進一步的貫徹，我們更是深有體會。然而，從改革開放以后，就再也不提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了。這樣一來，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今后，隨著非公經濟的持續發展，它已經變成了“主體地位”，那么，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整個社會的面貌，必將按照非公經濟的面貌加以改變。這一天將不會遠了。說不定，李先生說的改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并指出“新的方向”的那一天，真的會到來。

　　只不過，那并非列寧所愿，也非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所愿，也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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