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李陀《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和改革的復雜性》及其相關評論，感覺不太好，不太滿意，也湊兩句。

　　問題出在哪里呢？出在人們對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的理解評判都不是從當事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和解決主要矛盾所具人的條件物的條件組織條件群眾條件思考問題，或者換個我的說法，都不是從主體論主體邏輯的思想方法思考問題。所以都不準確，甚至多有謬誤。

　　比如李陀。

　　李陀始終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作為社會主義實踐的圭臬鄙視斯大林的實踐，沒有直言，但很明顯也很不認同主席的實踐。這樣他就既不明白列寧提新經濟政策時的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矛盾的主客體條件，也不明白斯大林實踐已經變化了的主要矛盾和同樣已經變化了的解決矛盾的主客體條件，更不明白主席更完全不同的已經升級了的標高和達到標高的主客條件。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呢？

　　列寧當事時人的主體條件，一個，領導層的思想是完全從馬克思那里繼承來的完全否定商品市場的思想，是這樣一個思想條件，一個是軍事共產主義強搶農民的糧食已經導致工農聯盟的實際破裂，已經難以為繼，即使難以為繼了也還依然不能解決革命政權越來越嚴重的糧食危機，革命的秩序隨時可能土崩瓦解。所以，列寧面對的是一個對革命生死攸關迫在眉睫的巨大矛盾，而歷史留給它的組織條件和群眾條件，又是在這個當眼兒最糟糕的那種，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采取迂回退卻的辦法。（這是問題的核心，至于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有沒有更多的考量并不重要。總是在特定的主體條件客體條件下考量的一些問題，在變化著的實踐中哪有那么多普遍性。）

　　但斯大林的時候呢？通過新經濟政策蘇聯的國家秩序已經基本穩定，但又面對著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形勢的突飛猛進，他只有想自己的辦法趕超帝國主義列強工業的發展步伐才可能贏得戰爭。那斯大林能用什么辦法呢？用新經濟政策的辦法嗎？那樣，等戰爭來臨，黃瓜菜都涼了戰爭所需要的裝備工業都建立不了。用希特勒那種“國家社會主義”的辦法嗎？俄羅斯的舊時代還沒有給斯大林留下哪怕一個真正的大型工業托拉斯，連幾個像樣的資本家都沒留。那能怎么辦呢？只有自己來。資本家有資本家的組織條件。共產黨有共產黨的組織條件。不管你能用什么樣的組織條件什么樣的組織辦法把人組織起來，就能搞一切的事情，包括現代工業。如果我有共產黨的組織條件，我為什么非要用資本家的組織條件？反過來講，以斯大林當時的歷史條件，如果當時采取慢慢發展資本家的組織條件——就如今天的補資本主義課實現工業化，等希特勒打過來了，蘇聯的黃瓜菜也一定涼了。當時的條件，只能用共產黨的組織條件組織辦法去組織工業完成這個工業化，才可以用短短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建立打敗德國侵略者的工業基礎。

　　在這里，斯大林也是根據自己已經逐漸成熟社會主義革命條件，同時第一次歷史性的創造性的為全人類趟出了一條社會主義最終可以戰勝資本主義人民當家做主的而不是人民普遍的被奴役被無產階級化的嶄新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就是一條人民組織起來的路。只要人民能夠自己組織起來代替資本家的把人組織起來實現自己的生產，人們就已經找到了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那條路。如果人民自己能夠組織起來，為什么非要等待資本家的組織呢？與其讓資本家組織，不如我共產黨自己組織。與其讓資本家做主，不如我共產黨做主。

　　這就是斯大林的歷史創舉。

　　所以，在這個地方李陀把列寧的臨時舉措視作圭臬，把斯大林的實踐這個共產主義實踐真正的道統源頭視作無物，是非常可笑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斯大林和后來的毛澤東，如果只有列寧，共產主義或許到今天也還什么都不是；歷史有了斯大林有了毛澤東，共產主義才真正有了源頭活水。所以，李陀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刻舟求劍。

　　談主席在新經濟政策上有無對列寧的繼承關系，我認為實際無所謂繼承不繼承。因為在這個地方李陀又一次忘記了主席所在的環境已經是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環境。對蘇聯來講，它的革命家從一開始繼承的就是馬克思消滅商品市場的教條，中國共產黨的環境有沒有這個東西呢？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從一開始就講買賣要公平，即使在游擊區需要在群眾中化緣吃飯過活的時候，游擊隊也從來沒有想著搶奪群眾的食品，而在根據地解放區，所有的農民都知道“納皇糧”天經地義，知道革命軍隊也需要吃飯，也需要向新政府交糧食稅，建國以后統購統銷，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文革，我們那兒農村人五天一次的集市也沒有停止過。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不是靠一兩次偶然的暴動，它的政權建設是從井岡山開始的，等到全國解放，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建設不知道比當初列寧十月革命團隊要高明多少，哪需要什么新經濟政策。

　　至于毛澤東要走一條完全不同于新經濟政策的路，有斯大林的實踐在前，當然如此。

　　李陀先生注意到社會主義實踐中科學實驗的重要性，但他有意把所有的社會主義實踐都描述的如一場場的實驗，多數可有可無，這就是把自己的消極悲觀上升到一種使人昭昭的信條了。李陀忘記了中國共產黨指導革命運動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一切革命的辦法從群眾（首創）中來，到群眾中去（完善提高），實際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不斷地總結提高直至成熟。主席說，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群眾各個時期所有群眾的革命實踐在李陀看來都只是一場場可有可無的社會實驗嗎？那些反革命分子正是這樣看待共產黨和歷史上一切的人民革命的，都是泥腿子造反，都是瞎折騰，有什么用？但實際上，即使曾經是一場場的實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搞成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完成了不輸于任何人的全方位工業化，搞出了兩彈一星和全方位的科學技術躍進，按照李自己的說法還搞成了偉大的改革，中國人民現在都已經站在了全人類頂端，那還僅僅是一場場可有可無的實驗嗎？如果可以稱作實驗，這樣的實驗人類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未來也不會停止，永遠都不會停止，停止一刻都不行。

　　既然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指導革命充分尊重群眾的實踐并從群眾的革命實踐中總結提高的這個經驗，那么既然蘇聯人民（核心還是斯大林）已經用自己的實踐趟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使勞動群眾無產階級化的人民自己當家做主的可以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可以一兩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全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豈有不走走不行行之理。更何況，兄弟的蘇聯人民還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成功經驗和整個蘇聯的工業基礎都無私的打包復制一份贈送給我們呢。所以，不管從哪個地方講，斯大林給人類開辟的這條全新的道路，也必然是中國共產黨所注定要走的路。

　　已經有人走在前邊開出了路，即使只把它看做一條更優越的工業化道路，不跟著走你不是傻了？

　　當然，也正因為有斯大林的實踐在前，加上民主革命時期自己特殊的革命領導經驗，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時的主客條件和目標定位實際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全新高度。

　　首先是認識高度。

　　對人的認識高度。毛澤東的共產黨是真正的相信人的力量、人民群眾的力量，相信人是最重要的生產力，相信組織起來的按照自己目的行動的人，是最大的生產力。相信有了人的條件，就可以創造一切革命所需的社會所需的物的條件。總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相信有人就有一切。所以，毛澤東的共產黨也最講依靠群眾相信群眾為了群眾組織群眾發展群眾，“軍隊建在連上”，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黨組織群眾的制度辦法，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組織起來的群眾自主的既有共同主體性又有單位主體性的大型共同行動主體。這是新中國從土地革命和抗戰時期就已經逐漸形成的獨特社會主義革命組織條件和群眾條件。在這里，人民群眾的自己組織起來自己生產自己就是共產主義。

　　對公共勞動的認識高度。

　　即使還只是合作化時期，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和中國自己獨特的革命主體條件客體條件，主席和陳伯達都已經在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可以普遍的存在一個類似于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社會主義工場手工業業的階段，不是等機器生產發展了再搞集體化，而是發展了集體經濟再搞社會主義的機器應用。實際是注意到了公共勞動積累同社會主義工業發展與它的機械化生產改造的關系，注意到了同樣作為勞動和勞動積累，社會主義公共勞動和公共勞動積累相比資本主義勞動和資本積累對于新中國國家工業化的無可匹敵的優勢和意義，因為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如果說還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發展經濟的優勢，那就是占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量級優勢，如果能通過公共勞動把這個優勢徹底挖掘出來，那就是真正改天換地的力量。而新中國也正是通過社會主義公共勞動和公共勞動積累的路子挖掘了這個力量，才在短時間內實現了中國人民堪比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的工農業、科學技術、自然和社會治理（江河湖海）的躍進，而中國人民這種力量是靠資本家從零開始自發的餅子油條式的一點一滴的那種積累所根本不可能挖掘出來的，所以靠資本家的辦法也不可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那樣的躍進。到今天為止的人類史，只要是后起國家除了蘇聯和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成過這樣的躍進。

　　所以，毛澤東的新中國對斯大林開辟的這條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和自己的定位，已經是一個全新的高度。它是一條依靠社會主義公共勞動發展自己的全新工業化道路，它是在公共勞動中逐步推進機器和所有新技術的社會主義應用而不再是它的資本主義應用的全新道路。如果能延續到今天，它就是一條在公共勞動中大力推進智能自動化生產對人勞動的替代，通過公共勞動促進全體中國人民從勞動中的不斷解放實現中國人民更高層級的自由生活和全面自由發展的道路，而不再是如今天還要憂慮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憂慮中國人民在智能機器競爭中的前途命運的道路。

　　李陀們沉溺在新經濟政策中迂回，他們實際并不理解毛澤東的新中國之所以走公共勞動的路它的道理到底在哪里。不懂得主席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已經不同了的蘇聯已有的成功示范條件，已經不同了的思想認識條件，自己特殊的優異組織條件和群眾條件。這些哪是剛開始起步的列寧和后來的斯大林可比的。

　　懂得了這些，懂得了革命的主體論主體邏輯，才懂得斯大林和主席的實踐為什么叫開天辟地。

　　既然是開天辟地，當然不可能完全一帆風順，但在渡過初期的混亂之后，當家做主的中國人民基本還是在保障了自己的基本生活的基礎上完成了工業化的基本要求。我沒上過大學，我上學是在集體村的村辦技校。當時西關村村辦企業有二三十家。書記累不累？寧讓資本家受累，不如我受累。上世紀九十年代共產黨領導各類企業開始崩潰，但今天也依然有數不清的各類公有制企業依然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頑強的生存。資本家不也是混生存？寧讓你資本家混生存，不如我共產黨混生存。寧讓你做主，不如我做主，共產黨的領導，哪個地方比不上資本家的領導？

　　李陀們只懂一味無休止的迂回，只一味的說社會主義實踐都是一場場可有可無的實驗，表明他們實際已經對社會主義徹底喪失了信心，表現他們一派的無奈。

　　可以理解這種信心喪失和無奈。一方面是思想方法上的，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一方面是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缺乏正確的認識。從主體論主體邏輯來講，人犯錯誤是再正常不過的。慈溪會犯錯誤，蔣介石會犯錯誤，資本家會犯錯誤，資本家的CEO也會犯錯誤，那革命者為什么就不可以犯錯誤？從革命的角度，與其讓你統治者說了算犯錯誤，不如我說了算犯錯誤，與其你折騰，不如我折騰，犯錯誤對革命來說是經驗財富。從另一方面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實際只是公共勞動初期的管理經驗問題。不管是58年的豐產不豐收，還是59年糧食生產計劃少種的兩到四億畝，還是公共食堂，還是領導們相信了虛夸浮報，都是管理經驗問題。吃虧了，有了經驗了，類似的錯誤就不會再犯，溫家寶當年堅持全國糧食確保十八億畝，就是記取了當年少種的教訓，就是不再犯類似錯誤。這個問題左翼自己本來是應該正確對待的，但由于敵對和無腦勢力的刻意宣傳，到今天為止左翼內部至今還如所有的右翼一樣延續他們極左之后的極右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采取了完全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慚愧的一種負罪態度，如果說極右翼從此走上了徹底反對革命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近代史上一切有進步意義的革命運動的道路，那么左翼也不過是還沒有如那些人一樣跑到一百步，他們一想到“荒唐的運動”和餓死人問題、吃不飽問題，就慚愧地要低下頭，就感覺原先的落后，但他們從來不考慮吃不飽飯本來就是源于那個時代的依然落后，社會主義還讓那個時代的中國多生了好幾個億，都要吃飯，今天的中國物質條件倒是先進了，但是想生讓生孩子還生不出來了！為什么？物質條件進步了，生產關系退步了。總之，他們把頭低到看不到新中國以公共勞動為依托從無到有所取得的天量公共勞動積累，和在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農業（公社化時期糧食增產率比后來高）、國防、科學技術、自然治理（多少農田水利大江大河）、社會治理，以及中國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人本身的現代化發展方面所取得的無與倫比的偉大歷史躍進。那些躍進是全世界人民都無法比擬的。卡扎菲、薩達姆、四小龍、日本、印度無法比擬，人的方面比不了，物的方面細究也比不了。美國也不行。首先是人的方面不行，現在看了，物的方面除了發展早點，實際也不行。歐洲甚至蘇聯主要是在人的方面不行（蘇聯缺一個文革）。所以，一旦與世界處在同一跑道，就如今天，全世界都要向中國低頭，即使今天的中國在人的現代化方面已經嚴重返祖退化，但相對歐美日，相對全世界依然先進。再退化，不過是走資而已。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要向中國低頭的道理和緣由。這一切都是毛澤東那個時代打下的基礎。

　　講中國式，當然要講中國特有的人的條件和物的條件組織條件和群眾條件，不講曾經社會主義中國特殊先進的主體條件和客體條件，講什么中國式？講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所以如此的發展樣式，都離不開講它特有的主體條件和客體條件，人的條件物的條件、組織條件群眾條件，當然，還有它特殊的主客體矛盾。

　　再說就遠了。總之李陀們根本不懂得用主體論主體邏輯思考問題，其它的評論者大體也差不多。不管對改開持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實際都不懂主體論，都不是從革命的主體論主體邏輯出發分析評判問題。而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主體論、革命的主體邏輯，卻是最根本的應當普及到每一個人的基礎常識邏輯，是每一個革命者尤其它的理論家文藝家所最最應該明了和熟練掌握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反過來說，如果真正懂得了這個主體邏輯，真正都是從主體邏輯出發，即使迂回一下又如何？即使承認改開本身所具體的歷史合理性又如何？主體根據各個時期的需要當然可進可退可迂回。

　　但關鍵是要懂這個主體邏輯，你不懂就是另回事了。

　　改開以來，我們的領袖們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樣建設社會主義搞不清楚了，今天，我們“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們也要開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感到迷惑搞不清楚了。這是一件很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我們一直以來就指著這樣一群人來領導和指引改革和革命的。既然迷惑了不懂了讓他們下來他們還不來，拉都拉不下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拋除有些人隱藏的立場動機，多數人起碼是不懂主體論缺乏革命所需要的最基礎的主體邏輯。

　　按照革命的主體論主體邏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什么？不過是在導致人奴化異化的資本和市場中重建以否定資本和市場為方向的那種社會共同體。就是馬克思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學問大，我們學不來，我們就叫重建共同體，重建人們的共同行動主體。只有在重建的共同體共同的行動主體中，人們才有希望徹底消滅資本和市場從而它們對人們的奴化異化，重獲人們對自己對社會的主人身份主體地位。否則，如果沒有重建的共同體，如果沒有重建的共同行動主體，要想徹底地消滅資本和市場，徹底地消滅它們對群眾的奴化異化，是不可能的。

　　這個定義里邊有沒有極左呢？沒有。這只是一條基本的途徑方向。要消滅資本和市場的奴役，沒有第二條途徑和方向。不管你在怎樣的主體條件客體條件下采取怎么樣的辦法能把群眾組織起來重建這個共同體，它都是標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斯大林的蘇聯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毛澤東的新中國也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朝鮮古巴也是。表現的形式一定是一家一樣，但實際的內容完全一致。

　　評判的標準定義標準，只能如此。共和國來時的路，是通過這個共同體和它的公共勞動走一條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共和國未來的路，也必是重建這個共同體和它的公共勞動，在智能自動化生產的社會主義應用中走一條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從勞動中解放的路，而不是在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中繼續被資本奴役的路。

　　（至于未來人的勞動基本沒有了，可以不再需要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了，那時候還要不要今天理解的這個共同體和公有制，那就不是今天的人們所可以操心的事了，那個時候的社會，如果還可以叫社會（只要叫社會都有束縛，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也應該已經是另種意義的真正自由了的人們的一種松散的聯合體。這都是說多了。）

　　這里邊沒有說非要一次性的如何如何。消滅是歷史的消滅，是有個歷史過程的。所以，在實踐中可以允許多種所有制并存本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不同點只是在于，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允許多種所有制并存，只是預留了當公共勞動尚不能滿足人的所有需求的時候其它勞動對公共勞動的一種補充，而對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者修正主義者和自私官僚來說，不同所有制并存不過是他們顛覆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運動的幌子和掩飾自己的自私無能的什么都可以扔的垃圾桶。

　　所以，不管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本身的理解，還是對革命改革的評判，都離不開主體論主體邏輯。我們只能從革命和改革出發時所具備的革命主客體條件和革命或者改革對這些條件對這個有待重建或者已經重建的共同體的促進或者敗壞的影響評判革命和改革本身的成敗效果。

　　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已經具備了相對充分的主客條件來重建這個共同體，我們為什么還要永遠迷迷糊糊的搞迂回呢？同樣，如果我們已經重建了這個共同體，如果這個共同體的主體性已經實現，我們已經可以在這個共同行動主體的基礎上自己發展我們自己，即使改革開放的環境，我們又為什么非要完全的重新解散掉這個共同體，重新向資本和它統治的市場下跪，完全是自己人為的重新制造一個群眾重新被奴化異化的社會現狀呢？壓死人的新三座大山不講了，年輕人生活壓力山大不敢生孩子，這個民族要斷子絕孫，難道不是當權者所要憂慮的嗎？

　　主體論當然并不全然的反對迂回倒退，但也要看領導這個迂回倒退的是列寧還是戈爾巴喬夫，今天改革的主體還是不是當初革命的那個主體。迂回倒退也有真假。

　　另外，對那些不想再跪的人而言，如果只說迂回是不對的，那今時今日——今時今日已經不同于列寧的時代條件了也不同于主席的時代條件了，今時今日中國不再迂回重回社會主義共同體的道理和條件到底又在哪里？

　　所以，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如果都不具備基本的主體邏輯確實很令人失望，很是令人失望。

　　出現這種情況實屬正常。

　　我們之所以說出現這種情況實屬正常，是因為不管是體制內秘書式仆從式粉刷匠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還是好像還有些希望的左翼理論界（如果說有的話），都還沒有對主體論主體邏輯尤其革命的主體論革命的主體邏輯認真地對待過。

　　仆從式理論界再早就有探討主體論問題，但他們為什么不能最終的提出革命的主體論主體邏輯，因為他們的主體論只能為占統治地位的修正主義——實際就是資產階級，如何的瓦解破壞社會主義的共同體服務，他們只能搞出點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集體主義的作為“改革意識形態”（實際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個人主體論的東西。就修正主義或者資產階級的目的而言，搞出這么個東西他們就已經足夠，仆從式理論界也只能搞這么多，搞多了，他們的主子也不會讓，也行不通。

　　然而，社會主義的左翼如果也缺乏對主體論主體邏輯問題的理論敏感度，始終不能接受革命的主體論主體邏輯，這就不應該了。搞明白革命的主體論，建立基本的革命主體邏輯，是左翼理論界的責任。沒有革命的主體邏輯，別說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別說重建重回社會主義的共同體(右派注意：不是簡單的回到過去，是歷史的回到過去)，即使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準確理解都成問題。比如這個李陀，他就不單是理解不了斯大林和列寧、主席和列寧所面臨的不同的革命主客體條件，也糊涂改革事件本身已經不同的主客體條件，關鍵他連改革的主體與革命的原本主體之間的性質差別都搞不清楚。這可是最核心的一條主體條件。

　　但他依然認為這個改很成功，失了革命主體此主體已非彼主體也很成功，在各種解散（核心是黨委制的實際解散）和各種分開（核心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財政和中央銀行分開）中解散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共同體和維持它的主客體條件也很成功，中國人民在資本和市場面前又重新被奴化異化，喪失掉了自己的主人身份和主體地位也很成功。

　　這是怎樣一種令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的思想方法呢。

　　左翼內部不能理解革命的主體論革命的主體邏輯的這個正常，但反過來，這實際是很不正常。無它，革命需要主體邏輯。但現實有的只是一種網絡情緒，還是一種網群過于看重專家教授領導秘書言論缺乏理論理解力很易于被人誘導的無序混雜的網絡情緒。左翼的網群不必把這些所謂的專家教授領導的秘書看的過高，這些人的范式再好（多不過是些如何拍領導馬屁的范式），八股再專（先進不過西方舶來的新式洋樣八股），也多不過是些教書先生，多還是在爭做領導秘書樣文章的教書先生，老師爭做秘書樣文章，教學生也爭做秘書樣文章，領導說領導說領導說，就是他們的范式。這些人能知已有之三，而言好已有之三，就已經不錯了，就已經可以是一個滿滿的學者，而對發展著的革命實踐來講，關鍵在知三而言四，還要言好四，過去之四未來之四都要講。而這是以教書為目的以給領導做秘書樣文章為目的的那些人所無法做到的，何況世界上本來已經有了三，有些人卻只知道有個二，甚至只知道有個一。而毛澤東就是三，斯大林是二，列寧只是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是一個秘書樣式仆從樣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是一個以粉飾粉刷為職業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這個理論界早晚要為革命所打倒，第一個就應該為革命所打倒。否則，他們的人就要時常跳出來混肴人們的視聽誘導整個社會輿論。然而，它依然是當前網群之所信。這就是當前主要的條件和環境。

　　任務永遠是改造環境營造更好的條件。

　　——出來就是一通瞎說，實際不過也就是個打醬油的——一個真正打醬油的，既無文憑，也無職位，還不是專家教授，實際沒有任何資格出來說任何話。就算瞎咧咧。本也不想出來，把這張臉抃出來也無不為宣傳自己，不過是繼續宣傳下馬克思主義主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社會主義觀，希望有同道的加入，以后的宣傳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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