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人的本質觀與唯物史觀

　　[摘 要]馬克思從人的生存需要的自然本性出發,把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產勞動看作是人區別于動物的內在本質。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現實活動出發去說明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及其發展的內在動力,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理解為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歷史的過程。

　　列寧在論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時曾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都要(α)歷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γ)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但是,長期以來,學界對于馬克思人的本質觀的研究,卻是靜態化的、孤立的,僅僅局限于勞動與社會關系這兩個層面的討論,忽視了馬克思人的本質觀與馬克思的需要理論、社會存在與發展動力理論以及勞動解放理論之間的關聯。事實上,人的本質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的阿基米德支點,它蘊涵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全部內容。早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就明確地指出,對宗教、法和國家的批判最終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即是說,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真正闡明市民社會、國家、法和宗教等一系列問題。馬克思正是在批判西方近代啟蒙哲學視理性自由為人的本質以及費爾巴哈把抽象的、孤立的個人所具有的類的宗教感情等同于人的本質的形而上學做法的基礎上,以人的現實的需要為起點去揭示出人的勞動與社會關系的本質得以存在的根據,把全部社會生活的本質理解為以生產勞動為基礎的實踐,以此顛覆了以往的思想家們那種單純地從抽象的人的理性出發去解釋社會的詩意的做法,從而立足于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活動去說明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及其發展的內在動力,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理解為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歷史的過程。

　　一、人的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勞動規定了人的本質

　　當早期的馬克思稟持受黑格爾的理性國家觀去觀察社會的時候,迎面碰到的問題就是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為了維護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竟然讓國家喪失應有的正義和理性光輝,使國家“自己降低為私有財產的同理性和法相抵觸的手段”。現實的世俗社會的物質利益之爭,使他最終對黑格爾的理性的國家觀發生了懷疑,產生了“苦惱的疑問”,即如何解答政治國家、法與市民社會關系的問題。此后,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系統批判,馬克思把被黑格爾的思辨思維所顛倒了的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重新顛倒過來,指出活動著的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與原動力,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這一結論的得出意味著馬克思開始要對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家們那種憑借理性設定抽象的人及其人性去解釋社會與國家的虛構的詩意的做法展開批判。也正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針對黑格爾離開“人的社會特質”抽象地、單獨地考察國家的職能和活動的思辨做法,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體,而是它的社會特質,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和活動方式。因此不言而喻,個人既然是國家職能和權力的承擔者,那就應該按照他們的社會特質,而不是按照他們的私人特質來考察他們。”這一考察人的方法論原則,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里概括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區分了兩種對立的考察人的方法論原則,即德國哲學的考察方法是“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而他的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這樣,現實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就構成了馬克思對以往舊哲學批判的前提和建立唯物史觀的基礎。

　　那么,何謂“現實的人”?他的具體的規定性是什么?這是馬克思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把人理解為以對象性活動為基礎的自然存在物與社會存在物的統一。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在馬克思那里,這個命題已直截了當地把人的存在看作是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而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相統一的特征規定了人不能像動物那樣只依靠本能活動(物種的尺度)來實現與自然的物質能量交換,而必須將自然作為自己的對象,按照人的“內在尺度”對自然界進行改造。同時,在馬克思看來,也正是由于人的對象性的存在,人的感覺、感性的人性才產生出來的。因此,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絕不是在簡單地肯定一個生物學事實,而是反對像黑格爾那樣把人歸結為無人身的靈魂、自我意識和精神等唯心主義觀點,強調“肉體的個人是我們的‘人’的真正的基礎,真正的出發點”。馬克思正是從人生存和發展的生活需要說明人在外部對象世界從事感性的物質實踐活動及其在內部精神世界的反射和回聲的。另一方面,“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在馬克思那里,這個命題講的是人只有在社會交往中才能有對自然的改造關系以及自然對人的滿足關系。這是因為,人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說來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馬克思既反對以往哲學家只重視人的意識和精神而忽視人的肉體存在和物質需要的唯心主義觀點,也反對那種只把人看做是抽象的原子式的個人的機械論的觀點,把人的存在看作是自然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的有機統一。因此,當費爾巴哈從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中抽象出來人的那種基于“宗教感情”的“類”本質的時候,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費爾巴哈由于不懂得人的感性的實踐活動,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的。”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進一步從“需要即人的本性”的觀點出發去把握人的存在。馬克思在批判施蒂納的時候指出:“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但由于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生任何聯系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唯一的,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去了(兩性個性、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這里,馬克思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把需要看作是人進行物質生產的內在根據,認為需要是人的一種“內在的必然性”,二是把需要稱之為將個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紐帶,認為需要是人的一種“天然必然性”。需要之所以成為人進行物質生產的內在根據以及人與人之間發生相互關系的紐帶,是由需要在生產實踐以至整個社會實踐中的地位所決定的。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分析生產和消費或需要的關系時指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在現實中,需要受生產限制和決定,而在觀念或邏輯上,需要又超出生產的限制決定著生產。這就是需要和生產的辯證法,也是需要同全部人類實踐活動的辯證法。

　　基于對需要與人的實踐活動這種理解,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這個任務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而產生的。”這里所謂的規定、使命與任務,首先指向的就是人的滿足自身需要的勞動創造活動。一方面,自然需要是維持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因而它是勞動成為人的本質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人的勞動是滿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的活動,它是人類歷史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人的需要,人的勞動創造活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因而也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和人類歷史的發展。由此,馬克思從生產實踐出發而不是從宗教或理性出發,對人的本質作了科學界定,從而表現出他對人的本質理解的深刻性。馬克思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很顯然,與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理論根本不同,馬克思一開始就立足于生產實踐尋求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從而不僅使人的本質問題由抽象變為具體,而且把人看作是在生產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著的人。馬克思指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這意味著:個人與生產、生產什么以及怎樣生產是完全一致的,生產是具體的歷史的,因而人也是具體的歷史的自然存在物與社會存在物的有機統一體。當然,馬克思也承認理性、意識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重要標志,但是,人的理性與意識并不是憑空存在的,它們根植于人的實踐。在馬克思看來,動物只能本能地采集自然,因而動物沒有生產;人有本能,并且能意識到自己的本能,因而人有生產,人的意識是建立人的生產基礎之上的。

　　需要指出的是,當馬克思把生產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是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人從自然界中脫胎出來而成為人的發生學意義上來講的。但是,隨著人的生產勞動的發展,一方面,真正的社會分工,即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工得以出現,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另一方面,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一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一個階級統治著其他一切階級”。這樣,馬克思就把現實的人的活動區分為生產活動、政治活動和精神活動,而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馬克思進一步把人的本質拓展為以生產實踐為基礎的、包括政治活動和精神活動在內的實踐活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二、現實的人及其生存方式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與本質、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馬克思把實踐看作是人的本質及其存在方式,不僅是反對德國哲學家從“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黑格爾所講的理性)”,或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出發去理解人的唯心主義做法,而且是要以此為基礎,去說明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及其本質、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及其規律。這體現為馬克思在社會歷史觀上兩個最為根本的主張:一是“生活決定意識”的觀點;二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觀點。

　　就“生活決定意識”的觀點而言,馬克思強調的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精神生產的根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這種從現實的人出發的考察方法對于哲學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地方在于:“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里,馬克思所言的“實證科學”或“真正的知識”指的就是唯物史觀關于人類社會存在及其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這種“實證科學”或“真正的知識”同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從天國降到人間”的哲學觀是根本對立著的。所謂的“從天國降到人間”的哲學觀指的就是從意識出發來說明社會生活。在黑格爾那里,歷史的運動只是“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這種歷史還不是作為既定的主體的人的現實歷史。”而費爾巴哈則是從所謂的抽象的宗教“類”感情出發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所以,當馬克思不是把人僅僅理解為具有自我意識,而是理解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也不是把人看作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看作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的時候,他就直截了當指出“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相反,“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這樣,“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于獲得了承認。”

　　馬克思不僅從物質生產出發去說明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且進一步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以此來闡明社會存在的本質。馬克思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相像、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樣,馬克思就通過物質生活決定精神生活的觀點,顛覆了黑格爾把歷史看作是無人身的理性自我運動的“獨立哲學”,提出了自己的歷史觀,即“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就“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史的過程”的觀點而言,馬克思強調物質資料的生產及其生產方式的發展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及其規律。所謂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史的過程”,指的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建立在人依賴自然同時又改造自然、遵循其自身固有的規律發展過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把人的物質生產看作是雙重關系: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即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即交往關系或生產關系。前者要通過后者去實現,后者受前者的制約。二者共同構成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的“生存方式”。由此,馬克思通過對人的勞動本質及其生存方式的分析,闡明了人類歷史演進機制,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共時態與歷時態的統一。

　　一方面,就人類社會發展的共時態來講,馬克思認為,勞動、交往和分工作為人的生存方式,三者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了同一歷史時期世界上各個民族的發展。“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就人類社會發展的歷時態來講,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方式具有歷史的更替性。這就是:“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條件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活動來改變舊的條件。”這里,所謂的“完全改變了活動”指的就是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的交往形式與分工。所以,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的更替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而“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于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于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段引述,已清楚表明,馬克思是從人的需要及其滿足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這一人的本質出發,來闡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即人們通過自己的物質生產活動,“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一個有聯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由此可以看出,唯物史觀從實踐出發,用主體客體相統一的原則來考察人類社會,把社會發展看作是自然歷史過程和人的自覺活動過程的統一。

　　作者：紀中強

　　文章來源：《求實》2008年第07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