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折衷混合體——對李陀一文的批判

　　文/飛舟

　　李陀老師的《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是什么?》一文,我仔細認真學習了一番，卻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滋味，只覺得“什么也沒有學到，什么也沒有記起”。李文（下以統稱李文）是以知識分子的角色來論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揚揚灑灑，絮絮叨叨，對“社會主義是什么”始終沒有作出實質性的回答，還是老調重談，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其文章主旨本質上沒有脫離中特社的巢臼，因此就不能把“真正的社會主義”講清楚。在華麗的外衣裝飾下，始終擺脫不了小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折衷混合體的話語體系。這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合流論，抹殺了當今世界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客觀上是宣揚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能實現的，這就等于說，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空想”。

　　李文的敘述在很大程度是空洞的，黑格爾式的思辨，是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調，沒有說明社會主義的任務，也沒有指明社會主義的目的，更沒有闡明社會主義的內核，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內涵。按照邏輯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反比定律，概念的外延越大，內涵就越少。

　　在李文中，無論是對“紅色維也納”的社會改革，還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實踐，甚至對列寧領導偉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統統稱之為“實驗”。試問千百萬人參與的社會革命和實踐，怎么能用輕飄飄的“實驗”而代之呢。做“實驗”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個實驗不成功，是個半成品，抑或是實驗錯了，直接把實驗物品扔掉，或者破壞掉。在思考和理解社會主義的相關問題時，應意識到社會主義是基于人的存在和發展，而考慮組成社會的人——實際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更進一步說人類——與世界如何更好地共生共存共發展的主張和主義，是在人類對社會的認識還顯存薄弱和不當的情況下，側重于完善和準確認清社會本身，而作再發展的一種主張和主義。

　　在李文中，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實驗”都失敗了，唯有鄧小平的改革“實驗是成功的”。因此，不得不對李文中一些觀點進行商榷和批判。

　　一、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談到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只是在理論上總結了社會變革的規律，但他并沒有社會實踐的經驗，而列寧、毛主席實現了。

　　列寧在1917年領導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對他心中的社會主義，曾經開列出這樣一個形象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的總和=社會主義。在這一公式中，“蘇維埃政權”是至關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證，它決定著國家和社會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清醒地看到，俄國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已由“奪取俄國”轉變為“管理俄國”，先后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對如何在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用赤衛隊進攻資本”，而是適當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對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計算和監督。這是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從本國國情出發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

　　然而，這一計劃剛剛開始付諸實施，蘇俄國內外敵對勢力就發動了國內戰爭。

　　戰爭中，國內糧食極為短缺，城市饑荒嚴重，奸商哄抬糧價，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嚴重擾亂了市場，威脅著新生的革命政權。

　　“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十月革命》電影中瓦西里這句膾炙人口的臺詞，一時成為流行的經典語言。電影中的這一情節是根據當時一個真實的故事編寫的。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糧食危機。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突然暈倒，緊急召來的醫生檢查后說，他是餓昏了。作為蘇維埃政府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他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沒有從中為自己留下能填飽肚子的食品。

　　由于在戰爭環境下物資奇缺，俄共（布）適時采取了“戰時共產主義”的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政策。具體有五種成分：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

　　（2）小商品生產（這里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私人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

　　（5）社會主義

　　當時的所謂俄國一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批評列寧“對國際資本的進步實行退即，向‘本國資本’讓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列寧即旋寫了《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給予反擊，批評他們是“喪失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列寧認為新生蘇維埃政權并不穩固，就階級力量的對比而言，“目前應當退卻，應當避免戰斗”，“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就真正能夠保證社會主義一年以后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立于不敗之地。”

　　同時，列寧對此作了兩手準備，一手對那些既不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而繼續以投機、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加以無情懲治；一手對那些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聰明練達地組織真正用產品供應千百萬人民的極大的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剝奪剝奪者是比較容易的，最難的是改造小私有者階級，包括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是勞動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只能教育、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但他們是小私有者階級，其經濟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其思想私有觀念很濃，在政治上搖擺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過渡時期，他們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的對象。經過社會的動蕩變革，不可能一下子進入到社會主義，必須有個過渡的階段。正如列寧所說，沒有建筑在現代最新成就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但是，這一政策也暴露出一些的弊端，比如，強行征集農民糧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糧食，以“供給軍隊和養活工人”；在城市擴大國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領域試圖取消貨幣，實行實物分配制等。它引發了不少農民和工人的強烈不滿，甚至激發了一些部隊的嘩變。

　　在粉碎了外國的武裝干涉和結束了國內戰爭以后，蘇維埃政權于1921年春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之所以這樣稱呼是為了區別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時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黨在領導國家從戰爭向和平建設過渡中出現的錯誤和教訓。他坦然承認，現實生活說明以前我們錯了，“我們現在正在用‘新經濟政策’來糾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里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

　　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轉變，而是列寧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戰略思維的轉變。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實際上已經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與如何實行利用市場作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加以探尋。

　　列寧同志經過充分考慮，在1921年3月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歸納為下列一系列措施：

　?。?）糧食稅取代糧食征收制

　?。?）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從而承認了市場機制

　?。?）在國家保持經濟命脈（冶金、運輸、燃料工業、石油等）的情況下實行中小企業的非國有化

　?。?）把大工業企業聯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實行經濟核算

　?。?）取消勞動義務制和勞動動員，按照產品的質量和數量支付勞動報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私人資本在工業、農業、商業、服務業中自由發展，鼓勵合作社，農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允許外國資本進入，實行租讓和租賃；重建銀行和稅收制度

　?。?）實行貨幣改革，取消蘇維埃紙幣，發行穩定的貨幣切爾文盧布

　　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稅，超過稅額的余糧完全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并且允許外資企業和國家暫時管理無力經營的企業，恢復商品貨幣關系進行調節生產的作用。這使小農經濟占優勢的蘇俄找到了向社會主義經濟階段過渡的道路。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機迅速消失，生產穩步恢復。它滿足了勞動者的經濟要求，受到廣大農民工人的歡迎。鞏固了工農聯盟，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它探索了在小農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在蘇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它的一些原則和經驗，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列寧在1922年初敘述新經濟政策的任務時說：“同農民群眾，同普通的勞動農民結合起來，并開始向前移動，其速度雖比我們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極點，但整個群眾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運動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速度。”

　　歷史上，許多革命的、先進的、科學的、正確的東西，有時是通過某種間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現出來，發展起來的。無疑，“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所以在社會實踐中，形式與內容的背離，現象和本質的沖突，原因與結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人走路，伸右腿，身體向左傾斜，伸左腿，身體向右傾斜，人正是在伸左右腿、身體左右傾斜中前進的。但是，左、右傾斜必須有限度，傾斜過度就要摔跤。由此悟出一個道理：不論什么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不論辦什么大事，毫無差錯是不可能的，事物總是在不斷糾正差錯中前進的。差錯也要有限度，限度內的可稱之為“理性的差錯”，限度外的稱之為“非理性差錯”。理性差錯是可以自行糾正的，非理性差錯就不易自行糾正了，往往要靠外力來糾正了。不左不右毫無差錯的路線、方針、政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列寧同志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只要發現出現了問題，就及時改變略策，調整方向，這才是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偉大品格。

　　在創立無產階級政權的艱苦歲月中，列寧積勞成疾，特別是加上國內反動勢力行刺的槍傷，1924年1月21日，這位年僅54歲的偉大領袖，在開始探索如何鞏固紅色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時刻，過早地離開了他無限熱愛的人民和土地。

　　在李文看來，“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一段歷史實踐的重大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且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蘇俄國情的需要，是現實斗爭的需要，而不是李文所說“改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歷史不可能按照馬克思所設計的每一步亦步亦趨地進行著，每國國情不同，斗爭方式也不一樣，建設方法也不一樣。

　　馬克思主義是有關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不是僵死的教條，更不是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就是極深的瓦解和混亂。

　　在社會實踐各方面“重新估計價值”，結果就引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學原理的“修正”。各種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表現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所謂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流行病上。馬克思主義的內核和原則，是總結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只要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原理是不會變的，變的是時代的風。

　　至于李文說“社會主義建設不要夢想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能夠在某一時刻馬上得到實現。”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而不是他說的“新的戰略思想”。

　　不管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還是“新經濟政策”，都只是一種發展經濟的手段，都是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物質條件。

　　二、斯大林是列寧路線的繼承者

　　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接過了繼續探索鞏固新生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重任。

　　李文中說“而后繼的斯大林主義，完全離開了列寧的思想和路線，不但自己編制了另外一個劇本，以至最后導演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徹底失敗的悲劇，同時還給社會主義運動留下巨大的難題。”

　　李文指責斯大林改變了列寧路線，其實是用靜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變化，是形而上學、機械的觀點。

　　新經濟政策是馬克思主義與蘇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由于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三年就去世了，因此該政策還不夠成熟。列寧為新經濟政策做出了艱辛的探索，不過他只是把這些政策視為一種權益之計。列寧同志1924后逝世后，激進派的托洛茨基等人主張廢除新經濟政策，當時斯大林排除眾議，維持了這一政策。到了1928年，隨著蘇聯的戰時經濟已得到恢復，但重工業發展基礎薄弱，新經濟政策終因不能適應新形勢而被取消。

　　斯大林取消了權宜之計的“新政經濟政策”，符合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倘若任由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泛濫下去，勢必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因此，決不是李文所說的“完全離開了列寧的思想和路線”。如前文所述，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手段，是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物質條件的。相信列寧同志如果活著的話，他也會調整經濟政策的方向，進一步邁向社會主義。

　　斯大林在1928年宣布實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實行五年計劃，變新經濟政策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效的避開了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沖擊，通過吸引外資和技術，興建許多重要的國防工業企業。

　　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1929年至1937年，蘇聯工業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發展，蘇聯193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13年增長了7倍，而同期資本主義國家只增長0.3%。通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工業總產值從歐洲的第四位，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蘇聯，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短時期內奇跡般地變成了舉世公認、雄視世界的社會主義工業強國。

　　1939年，希特勒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悍然向蘇聯發動了進攻。在戰爭初期，蘇軍遭受了重大損失。

　　但是，蘇聯人民在蘇共和斯大林的堅強領導下，依靠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轉入戰時體制，調動和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同德國法西斯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

　　在整個衛國戰爭中，先后累計有300多萬名蘇共黨員前仆后繼，在戰斗中光榮犧牲，或在戰爭年代的艱難環境中獻身。

　　1945年4月，蘇軍攻入德國，5月2日攻克柏林，終于取得了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的最后勝利。

　　蘇聯的國民經濟在戰爭期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在戰爭中，德軍破壞了1700多座城鎮和7萬多個村莊，摧毀了32000座工廠，65000公里鐵路，1135口礦井，2700萬軍民死于戰爭。

　　戰爭勝利后，蘇聯共產黨立即領導蘇聯人民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1946年，蘇聯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

　　1949年，蘇聯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到1950年，蘇聯工業已恢復和超過了戰前的水平。這一年蘇聯的工農業總產值比戰前增長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歲。毛主席親自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并失聲痛哭。

　　從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擔任蘇共總書記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長達30年。這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歷史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增長的速度，大大超過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1953年與1913年相比，蘇聯的國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國只增加2.03倍，英國增加0.71倍，法國增加0.54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就是這樣向全世界宣示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新生事物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的。

　　英國首相丘吉爾，這個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對手，以這樣敬畏的口吻評價著斯大林：當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是手扶木犁的國家；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

　　親身經歷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人民，充分肯定著斯大林偉大的歷史功勛，但也親身感受了他在肅反擴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風方面不夠民主甚至作風粗暴所犯錯誤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拂去歷史的塵土，人們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錯誤，決不應當影響他作為一位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逐漸掌握了蘇聯黨、政、軍大權。

　　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作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在秘密報告中，將斯大林的錯誤無限擴大化，開展了對斯大林的尖銳批判。 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

　　赫魯曉夫在196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會決定將斯大林的遺體遷出列寧墓。全蘇各地都出現了拆毀斯大林的紀念碑和紀念像的不正常情況。

　　蘇聯解體的肇始者是赫魯曉夫。他從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入手，揭開了潘多拉蓋子。赫魯曉夫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陰謀家和野心家。斯大林生前，他經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將軍”、“自己生身的父親”。斯大林去后，他搖身一變，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強盜”、“賭棍”、“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混蛋”、“白癡”等等，把一切惡毒、污穢的語言都傾瀉到斯大林的頭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巨大的歷史功勛。如此前恭后倨，只能說赫魯曉夫是一個卑鄙無恥，反復無常，沒有半點政治品格的卑鄙小人。

　　繼赫魯曉夫之后勃列日涅夫、安東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都是繼承了修正主義路線。宣布解散蘇聯的人就是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帶頭肢解蘇聯的就是前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他們把列寧、斯大林和蘇聯人民，經過幾十年艱苦奮斗，創下了蘇聯這樣一份特別龐大而豐厚的家產敗了個精光，也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了寒冬時期。

　　斯大林有一些問題。但評價斯大林，壓倒性的看法是：斯大林成功領導蘇聯人民建設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強國?。?！

　　斯大林問題是認識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基本原因的切入點和一把鑰匙，由于的立場不同，使用這把鑰匙會得出不同的甚至尖銳對立的結論。自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以來，關于斯大林的問題至今爭論不休，特別是一切修正主義分子“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就是從大反斯大林入手的，結果搞得國破家亡?？墒?，國內國外卻流行著一種十分離奇而矛盾的思想邏輯，斯大林帶領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戰勝了法西斯和打下了豐厚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批人把這份雄厚的家產敗了個精光，可是有些評論家卻把歷史的板子不是打在戈爾巴喬夫這些敗家子身上，而是打到了斯大林身上，要斯大林的偉大成就為戈爾巴喬夫的亡黨亡國承擔歷史責任。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界為此編造了“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兩個概念，硬是把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35年來大反斯大林而搞出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的種種弊端和僵化的體制，統統地塞進這兩個概念，混肴視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磥?，李陀老師沐浴海外的“西風”久矣，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毒，在客觀上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來攻擊斯大林的。

　　三、人民公社失敗了嗎？

　　李文中說“或者，人民公社運動，其實是一種試圖不迂回，不繞彎子，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實驗？或者，人民公社的失敗，是不是反過來又證明了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不可行？”

　　此言大謬！

　　面對新中國建立之初的經濟困難和混亂局面，毛主席領導人民群眾大力開展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斗爭，興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時間就迅速實現了形勢好轉。全國各大城市的通貨膨脹、工廠停產、工人失業、治安混亂等嚴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全國鐵路、航運、郵政開通。社會秩序安定。舊中國遍布各地的乞丐、盜匪、娼妓、黑社會、無業流民等很快絕跡，人人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城鄉消除了失業現象。

　　在具體的改造方式上，與列寧同志制訂的“新經濟下策”有相似之處，即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實行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贖買政策等。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部署下，中國工業化建設初師大捷：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的目標和任務提前一年勝利完成，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全國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88億元，以156個大項目為中心，施工的限額以上的工礦建設項目694個。到1957年底，全部投產和部分投產的分別是428個和109個。固定資產新增492億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許多大項目大建設，如：鞍山鋼鐵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練鐵爐開工生產；馬鞍山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聯合企業新建施工；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長春）建成并開始生產“解放牌”汽車；中國第一座拖拉機制造廠（洛陽）始建；第一座飛機制造廠建立并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第一座機床制造廠（沈陽）建成投產；第一座現代化的電子管廠（北京）建成并投產；第一座現代化的制造無線電元件的綜合性工廠— 華北無線電器材廠開工生產；西北第一座大發電廠— 西安第二發電廠建成；第一個天然石油基地— 玉門油礦建成。還有武漢長江大橋、衡陽湘江大橋建成并通車，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車等，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創建和完成的……

　　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在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和工業已取得輝煌成就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在歷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自從上世紀80年代被撤銷，但在農村，仍然有不少農民還是稱鄉鎮叫“公社”，稱村叫“大隊”，村民叫“社員”；對于那時的社會分配之公平，黨政機構精簡、干部作風廉潔，社會治安狀況之良好等，更是群眾贊聲不絕的口碑，足見公社影響之深遠。

　　在當時“大躍進”浪潮推動下，只三、四個月的時間就在全國除西藏以外的廣大農村普遍建立起來，形成“公社化運動”。這主要是當是客觀形勢發展的產物。

　　當時國外的現成模式就是蘇聯的集體農莊。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多次批評那種照抄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強調不能走蘇聯的老路，要走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究竟路子是什么？對此問題當時上下曾進行過一番討論。毛主席向來都很注重從群眾實踐中總結。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他多次熱情地贊揚中國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建立人民公社問題上也是如此。實際上，早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辦人民公社之前，有些農村就已經在原來高級合作社基礎上辦起了各種形式的“公社”，例如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等。1958年夏毛主席曾到河南、河北和山東一些地方視察，對“人民公社”的經驗給予肯定。例如：當他到達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時，看著大門上的牌子，他高興地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在視察山東省歷城縣北園鄉合作社，當聽到省委領導同志匯報說“準備辦大農場”時，毛主席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關于人民公社的構想就這樣逐漸產生出來。

　　公社初期所采取的許多具體做法也是從各地方群眾中產生的。例如辦公共食堂,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后，有的農業社就自發地辦起了公共食堂。1958年7月間，一份關于湖北省京山縣合作鄉“八一社”常年辦公共食堂的經驗材料送給毛澤東，反映那里的公共食堂很受歡迎，并且總結出“四大好處”：解放勞動力，特別是婦女勞動力；節約糧食、燃料、減少社員個人支出；有利于發展養豬等。在這前后，劉少奇（當時處于一線領導工作）在各地視察講話中，講了大量關于提前“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實行供給制”等意見，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許多來自基層的經驗和口號，《人民日報刊》都給予宣傳報導。但是到了各地就不加具體分析，一律用行政命令方式加以推廣，以至出現一哄而起的現象，造成勞民傷財。這種不良風氣不僅在歷史上，而且在改革幾十年后的今天仍是經?？吹降?。對于當時環境下的錯誤，今天的人們似乎再無顏給予指責。關鍵還要看，發現問題之后是否及時進行了糾正。

　　在當時客觀形勢下，黨內上下在關于建立人民公社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并無其他不同的意見。在1958年12月黨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是根據群眾的創造所作出的。”而后來的批評者竟把公社的建立完全歸結為“毛澤東的主觀意志”，認為公社“辦早了”、“辦錯了”等。這種說法完全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對于出現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等情況，在中央武昌會議上毛主席尖銳地批評了“放衛星”、造假、虛報浮夸之類的錯誤。在1959年初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在1960年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中,多次批評“五風”的錯誤,指出：“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352頁）

　　經過全黨三年的調查研究和整頓、調整工作,公社化初期存在的一些錯誤基本上得到糾正。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逐步明確和穩定下來,基本上建立在與當時農村實際相適應的基礎上。到1962年國內對人民公社的討論和認識即告一階段。1962年至1965年我國農村經濟和各項事業出現了大好局面。農副產品產量又出現大幅度增長,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在商品流通方面,物價穩定、市場活躍。農民生活大有好轉。造成這種大好形勢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了改進，政策上進行了調整。拋棄錯誤的成份,公社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逐漸顯示出來,這種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終于為廣大農民群眾所接受,并成為他們的習慣。

　　人民公社運動是對私有制經濟改造完畢之后，廣大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首創之舉。并不是李文中所講的“人民公社運動，其實是一種試圖不迂回，不繞彎子，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實驗？”私有制經濟在當時都結束了，難道不是順其自然地進入社會主義嗎？難道還要“迂回”“不繞彎子”，那么會走向哪里呢？？

　　不得不指出的是，劉少奇當時是一線領導人，以“左”的面目搞冒進，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但毛主席心胸似海，主動把責任攬到身上，實際上是替劉少奇背鍋。但李文卻說“人民公社是失敗了”，這是對人民公社的抵毀。

　　四、中特社是什么時候提出來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時候提出的？鄧小平究竟是什么時候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命題的？現在很多文章認為，是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上。這種說法其實不對。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命題其實在十二大召開之前一年多就提出來了，具體說就是在1981年7月鄧小平會見著名武俠小說家、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時提出來的。查良鏞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6年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

　　在談到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鄧小平問：“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查良鏞先生說：“我想自從法國的傅立葉、圣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多種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您指教。”鄧小平笑了笑說：“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100多種吧”,“沒有定規么，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根據我們所見到的資料，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請見 2008-07-21 北京日報  作者：韓振峰）

　　竟然有100多種社會主義！真是一百個哈利波特,就有一百種想法。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一個高層共產黨人，不去從馬列主義中了解，卻去征詢一個資本家！其結果會把中國引向一個什么牌子的社會主義?

　　原來，中特社是“沒有定規’，怪不得那時期，一會兒學南斯拉夫，一會兒學日本，一會兒學新加坡，等等，結果還是定位到崇美媚美學美。

　　只要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體系還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特別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內部的基本矛盾不斷暴露和激化而產生的。面對著資本主義內部基本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本身又無力解決，于是社會上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治力量，就相繼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從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派別。有封建地主階級的社會主義，有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有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包括空想社會主義，當然也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即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名目繁多的社會主義，以他們的階級分類，最后總可以分為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幾種社會主義中的一種。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以階級來劃分的，而絕不是以國家或民族來區別的。由此可見，所謂中特色，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至于“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100多種吧”，更是無稽之談！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命名的唯一正確的學說。這個學說的發展離不開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人類歷史發展觀，不能用自然發展觀以及任何別的科學發展觀取而代之。一個口號，一種觀點，必須要進行科學論證，否則不能當作經驗的前提?？茖W只服從事實和邏輯。而鄧小平脫口而出的話，竟成了理論體系，哪里有半點的科學態度和縝密邏輯可言。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中特社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用這種瞎拼的、冒牌的、任意的、杜撰的“特色”來充當科學社會主義，簡直就是侮辱社會主義、踐踏社會主義、污染社會主義。其目的就是要人們對社會主義感到厭煩和惡心，從而可以“暗度陳倉”安穩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登上最后一趟“末班車”了。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李文卻對中特社情有獨鐘，認為它是成功的，這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距十萬八千里。

　　“補課論”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

　　有教條的知識份子，對一件事情的評判，特別是對社會的本質認識，總是取采吐吞曲折，來回拉址的敘述方式，生怕讀者知道他想表達的真實意圖。但是，其行文軌跡以及隱匿思路，總是會暴露無遺的。

　　李文的要害就是說搞社會主義搞急了，必須要經過資本主義，使生產力無限充分地發展，也就是被很多左翼批判過的“補課論”。

　　從歷史上看來，“補課論”并不新鮮。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后，把遵循的理論和路線，集中概括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勝利之后，應該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條件下，主要聯合和依靠資產階級，先通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巨大發展，然后再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生產力極端落后的中國不可逾越的歷史發展階段，超越了，還得再退回來，時下所搞的改革正是這種再退回來的改革。

　　而毛主席則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搞公有制，建設社會主義。在毛主席看來，搞資本主義私有制又回到舊時代。

　　1972年，有人曾經就資本主義復辟問題與毛主席有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在對中國國情有著深刻了解的情況下，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太高看他們了，他們懂什么是資本主義？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資本主義是靠侵略和掠奪別的國家而積累資產的，他們敢侵略誰呀？不被侵略就阿彌陀佛嘍。”

　　中國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使得資產階級在這段歷史中黯然失色。毛主席的一席話既表達了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也從側面揭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毛主席才在戰略上蔑視的同時，在戰術上采取了扼制、打壓資本主義復辟的政策。

　　在毛主席看來，資本主義在中國是走不通的，但即便這是歷史的必然，修正主義也存在顛覆政權的危險，所以必須采取行動，這樣才不會走蘇聯的老路。

　　“資本主義的復辟”并不是直接的實際行動，而是一種臺面下的溫水煮青蛙式的暗潮涌動。但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即便是在封建主義落寞，無產階級式微之時，也發展不起來像樣的資本主義，可見，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他們只能剝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賤賣自己國家的資源，以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私欲。”

　　所以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是外國資本在華的代言人。一旦代表這種“主義”的“資產階級”掌權，中國勢必會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而到了那時，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已經名存實亡，人民也會再度淪為創造財富的工具。

　　1967年12月26日，正好是毛主席的生日，當晚毛主席臨時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據參加這次晚宴的王力回憶毛主席講話中給他印象很深的話：“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

　　“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

　　十多天后，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卡博巴盧庫，把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奪權”這種步驟的意圖，說得更透底。他說：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后還要看一看，里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作為最高統帥，毛主席為何不惜打破一時秩序、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發動大多數高層領導人并不支持和理解的文革呢？是斗私批修種牛痘，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人民提供打破興衰周期律的金橋——繼續革命論。

　　可惜，天不假年，在嘔心瀝血日夜奮斗中，毛主席帶著無限的抱撼赍志以歿。毛主席走了，復辟勢力蓄勢待發，將革命派一網打盡，此后，中國的潘多拉盒子被徹底打開，又回到了李文所說的“一次不得已的‘迂回’，是在一個建設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具體階段中。”其實就是新民主主義所要鞏固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李文要表達的主要思想與劉少奇的主張是不謀而合的。

　　李文中說，“即以80年代啟動的改革和列寧當年的新經濟政策的關系而論，中國明顯是列寧思想的繼承者。”這個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暗合了改開的性質。

　　列寧同志是1924年去世的，那個時期蘇聯還是一窮二白，是無產階級剛剛奪取政權，向社會主義過渡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它只是一種策略而已。80年代的改革，是在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十分厚雄的基礎上搞的改開。正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所說，“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痔峒昂笳弑銜灰暈閷η罢叩霓q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有了農村集體化和雄厚的工業基礎條件，對于的改革來說，簡直就是潑天的富貴。太好改了，太好開了。多么豐富的資源，多么盛大的晚宴，結果將毛時代的巨大福利和遺產，改的蕩然無存。

　　“補課論”是正在進行式，是對社會主義的反擊倒算。然“補課論”所帶來的種種陣痛，則是由全體勞苦大眾來埋單的，一定會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

　　六、關于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

　　《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批判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等冒牌的社會主義?！缎浴钒l表后150多年中，出現了更多的冒牌“社會主義”，不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用“社會主義”遮羞，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也舉著社會主義牌號騙人，連希特勒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當成“法西斯”的代名詞，赫魯曉夫把“土豆燒牛肉”當成“共產主義”的代名詞，提倡“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處世，更有甚者，有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不可捉摸的東西”。“社會主義”這四個字，已被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糟蹋得面目全非了。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呢？

　　社會主義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階段，它有兩個工作要共同進行：一建設，二革命。只建設不革命，它就退回到資本主義去了。反過來，你只革命不建設，那就跟毛主席所說的“我們不但善于砸爛一個舊世界，而且也要建設一個新世界”，有矛盾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或者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在大理論定了以后，后邊的問題才叫具體問題具體分析?，F代學科往往是從定義開始，再推導出公理和定理，但人們真正認識事物是從現實直觀當中，用過程的方式去認識的，沒有過程就不會有知識產生。認識社會主義也要有一個過程。有人說“文革失敗了”——這是沒有過程論思維才會說出這句話來的。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針對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形態——它不是穩定的社會形態，它是變化過渡的社會形態，它是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中的中間形態。這種過渡性社會形態有兩種特點，一是要么進入共產主義，二是要么復辟資本主義。要讓它往前走，就必須要有一個過程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而文革就是這個理論實踐的開始——它只是開始，怎么會叫失?。?mdash;—這就叫沒有過程論概念。毛主席走了以后，后繼者沒有繼承他的繼續革命理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是后繼者的失敗，而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失敗。因為沒有過程論，你什么東西都解釋不了。

　　我認為，社會主義首先是無產階級專政，利用國家機器消滅剝削制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社會主義政治形式是人民能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參與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由于無產階級國家的有計劃的活動、由于勞動群眾的創造積極性而產生和發展的；社會主義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進行社會的分工合作……

　　是否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否以“兩個決裂”為目標，是否每走一步都是消滅私有制與消滅剝削，這便是考驗真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試金石。

　　自《共產黨宣言》誕生以來，一切修正主義者，寫了大量的書，無數的大塊文章，絲毫也不敢觸及消滅私有制及剝削階級的觀念。舉起這塊試金石一試，什么冒牌“社會主義”都可以暴露無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政策》、《論人民民主專政》是大好的照妖鏡。在這個鏡子面前，披著紅色偽裝，向私有制、向資本主義跪拜，向霸權主義稱兄道弟的鬼怪，都要現出原形。

　　巴黎公社失敗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蘇聯解體了，蘇維埃原則是永存的；修正主義在若干國家一時占了上風，共產主義運動是永存的。

　　經濟基礎決定社會性質，當前的社會，非公有制經濟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5%，有的地區達到80～90%（2006年的統計，近些年根本看不到公開的報道）。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已成為非主體經濟。農村自包產到戶以來，幾乎全部私有化了，現在資本又盯上了農村的宅基地。國有企業也不一定是社會主義企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中國國有企業有些是壟斷企業，高管都是拿著普通人一輩子難以及企的高薪，但他們貪污起來絕不手軟，墮落起來令人驚奇。比如“成都牽手門”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如此為少數人謀利益的企業，實際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沒有多大差別。這已不是表現形式不同，而是改變了所有制性質。

　　馬克思主義以為，經濟基礎一旦變更，龐大的上層建筑必然或遲或早也要改變，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一個龐大的前蘇聯，一夜傾覆。共產黨人搞私有化，就是恢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恢復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如果容忍傳統觀念泛濫，為其張目，一旦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占了上風，資產階級就會順勢接盤。由此可見，共產黨人搞私有化就是自尋短見，這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常識。

　　總之，勞苦大眾沒有半點的社會福利，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由主人翁變成弱勢群體，肯定不是社會主義；貪腐遍地、道德淪喪，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失業率上斷上漲，肯定不是社會主義；黃賭毒到處蔓延，肯定不是社會主義；資本主宰市場，雇傭勞動制度，肯定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差距日益拉大，肯定不是社會主義；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肯定不是社會主義；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起老，生不起娃，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到處強拆毛主席雕像，肯定不是社會主義……

　　華麗的外衣，固然好看，倘若里面已經是腐朽不堪，從頭到腳都散發著腐臭的味道，能說這是一個正常的人嗎？通過現象看本質，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真的，偽裝必須剝去。

　　七、真正的左翼要干什么

　　李陀老師曾經是“新左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但他這篇文章暴露出了“新左派”集體轉向后的最大病根，背叛了左翼應該有的立場和擔當。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改造客觀的世界的同時，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斷地塑造無產階級世界觀，鍛煉無產階級政治敏感性和品格。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用真正的馬列毛思想武器頭腦，與一切非社會主義觀點、非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大小資產階級作斗爭，維護馬列毛的純潔性、正統性。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永遠站在大多數人民的一邊，思人民之所思，急人民之所急，慮人民之所慮，憂人民之所憂。只有與大多數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連，左翼才有價值，才有動力，才有生存和發展下去的基石。

　　真正的左翼對面熱點事件，要從馬列毛的角度去分析事情的來龍去脈，從而發出符合勞苦大眾愿意的聲音。

　　真正的左翼要進行社會調查，體味勞苦大眾的生存狀態，了解勞動大眾的思想動態，而且要與勞苦大眾打成一片。其具體表現在廣交友，多思考，勤學習。

　　在目前階層已經固化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力圖使歷史停滯在一個特定階段，因為他們的追求不是社會進步，而是社會平衡。也就是“以止足為教，使各安于樸鄙顓蒙”，讓民眾不要爭，消滅民眾的競逐之心，讓他們安于窮困與愚昧。資產階級更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只求穩定即可。目前所謂的強大，只是幻想出來的強大，以此自我欺騙。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人口也在急劇下降），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心中。特別是這幾年疫情橫行，經濟急劇下滑，物價暴漲，民不聊生，階級斗爭日益白熱化。

　　歷史是無情的，它仍然本著馬克思主義指出的發展規律在前進：“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歷史的分界點業已到來，黎明前的佛曉最寒冷。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也許當代的馬列毛主義者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并不亞于先烈們。然，舍此已無它路。

　　對于旅居海外的李陀老師熱忱地研究“社會主義”，我是抱有敬意的。雖然在本質上我們存在著根本分歧。劉繼明老師稱李陀為“最后的新左派”，是名副其實的。如果今天還死死的抱著80、90年代形成的思想桎梏已然過時，他們的言行和立場已被破綻百出，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拋向歷史的庫存，偽士當去，真正繼承馬列毛主義的青年一代人正在大步走向時代前沿。這是不以包括李陀在內的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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