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馬克思看來，價值增殖即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從而實現對工人的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為此，資本必須與工人發生雇傭關系，這種單向度、不平等的權力-支配關系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內容。決不能把價值增殖和雇傭勞動與資本剝削割裂開來。只追求價值增殖或只雇傭勞動而不剝削的所謂“公有資本”概念并不成立。對于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言，由于資本是當今世界的“普照之光”,資本主義又建立在商品生產基礎上，它迫使一切生產都采用商品生產形式;同時，由于吸收和借鑒資本的文明成果，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前提;這些都使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不僅與市場經濟聯系在一起，而且與資本聯系在一起。市場經濟和資本之于公有制經濟，都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它們之間的聯系因而是“外在的”,而非“內在的”和“有機的”。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兩種具體實現形式，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采取股份公司形式，這些都是公有制經濟利用市場經濟和資本的具體表現形式，決不能由此把公有制經濟變性為資本經濟。所謂“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概念同樣難以成立。

內在邏輯的自洽和對現實問題的外在解釋力，是衡量一種理論的學術和實踐價值的重要標準。內在邏輯存在嚴重破缺，難言理論;在現實問題面前喪失解釋力，也難言科學。當然，馬克思理論之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是一種基于自洽性的學理解釋，更是一種方法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榮兆梓先生發表在《人文雜志》2023年第6期的《論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資本形態：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以下簡稱“榮文”)一文，認為現實社會主義實踐“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新思考資本范疇的內涵與外延”,要求“理論必須對馬克思所定義的資本一般范疇作部分修正”[1]。就是說，馬克思的資本范疇在現實面前失去了解釋力，因此有必要對之進行一番“修正”。那么，社會主義實踐何以要求重新思考馬克思的資本范疇?“榮文”是如何理解馬克思資本范疇的?經他修正后的資本范疇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這一資本范疇是否符合馬克思思想?又何以能夠滿足社會主義實踐的要求?就這些問題，筆者基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相關論述，予以辨析并提出一家之言，以就教于榮兆梓先生。

一、如何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觀？

1.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價值增殖”概念？

“榮文”認為：“馬克思是在對他那個年代的資本主義現實中觀察到的個別資本和特殊資本中抽象出資本一般概念，在馬克思的范疇體系中，與資本一般概念相對應的特殊資本形態是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因此，“馬克思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歷史時代去概括一個包括了私有資本、公有資本以及混合資本在內的資本一般概念。這一理論抽象的任務只能由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來完成”[1]。簡言之，在“榮文”看來，由于現實中出現了“公有資本”,馬克思的資本概念在外延上無法容納公有資本，所以其抽象程度不夠了，需要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實則是“榮文”作者自己)創造一個包括公有資本在內的資本概念。“榮文”同時認為，“在最抽象層次上，馬克思還是給出了一個簡明定義——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1]。這就令人費解了!難道說馬克思的“資本一般”概念不是對資本本質的最高抽象嗎?馬克思這個抽象層次最高的資本概念與資本一般概念難道是兩個資本概念嗎?并且，如果說馬克思有一個抽象層次最高的資本概念，這一概念足以涵蓋公有資本，那么，對資本進行最高抽象的任務就決不是由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榮文”作者)完成的。一邊借用馬克思的概念，一邊卻聲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完成的概念，其中的邏輯何在?當然，這些都無關宏旨，關鍵在于，“榮文”是如何解讀馬克思“價值增殖”概念的?

“榮文”認為：“價值增殖的真正奧秘在生產過程中。由于資本主義生產使用了勞動力這個特殊的商品，其價值和使用價值存在差額，即勞動力價值取決于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的價值若大于勞動力商品價值就會給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這就是價值增殖的秘密所在。”[1]在此，“榮文”談論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而所謂“價值增殖”就是剩余價值的創造。這與馬克思思想是一致的：“資本概念……不僅包含著價值的保存和再生產，而且包含著價值的增殖，也就是說，價值的成倍增加，即剩余價值的創造”;“剩余價值是資本家使勞動能力超過勞動能力本身的價值而發生的價值增殖”;“資本的增殖，即資本所生產的超過自身價值的剩余價值”。[2]177,198,236問題是，如果說剩余價值是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創造并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那么，這不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嗎?因此，價值增殖在本質上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榮文”只談增殖而不談剝削，這難道不是對馬克思資本概念的嚴重歪曲嗎?究其目的，無非就是為了把資本概念植入公有制經濟，論證“公有資本”概念的合理性。把資本的增殖屬性和剝削屬性一分為二，提出所謂的“公有資本”概念，這可以說是隱藏在“榮文”中的“資本二重性”理論的又一版本。對此，筆者作過詳細批駁，[3]這里不再贅述。

“榮文”還認為：“勞動力商品買賣雙方在市場上和在生產中的經濟關系，以及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與剩余價值的占有關系，便是資本這個自行增殖的價值所反映的真實的社會關系。”[1]就是說，沒有勞動力的買賣，就沒有剩余價值的生產，也就沒有資本的價值增殖。這與馬克思思想也是一致的。但是，第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的買賣關系，就是雇傭勞動關系。在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中，價值增殖、剝削和雇傭勞動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整體。價值增殖即剝削是資本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和動機，為此，它必須與工人發生雇傭關系。馬克思講，“沒有雇傭勞動的資本家，是荒謬的”[4]595,一如沒有雇傭勞動制度的資本主義是荒謬的。第二，雇傭關系也好，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即剝削也罷，這些都是馬克思“資本一般”概念的基本規定。把價值增殖規定從馬克思“資本一般”概念中抽出來，只談增殖不談剝削，只談雇傭勞動不談剝削，其目的無非就是要論證“公有資本”概念的合理性。第三，把增殖與剝削、雇傭關系與剝削割裂開來，這就是“榮文”對馬克思資本概念所做的“修正”。為強化這種修正的效應，它又搬出馬克思的另一個概念，即“形式規定”或“形式規定性”概念。這再一次證明，如果離開馬克思，所謂“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根本無力提出一個涵蓋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的資本概念。那么，“榮文”又是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形式規定(性)”概念的呢?

2.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形式規定(性)”概念？

“榮文”認為，“發展的實踐引導理論繼續深入”,“要求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新討論資本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內涵”,“研究資本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兩層含義”。就是說，它承認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并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層含義是“資本的社會的形式規定性”;另一層含義是“資本的社會內容規定性”。并且，這兩種規定性都是一種“社會屬性”,而非“自然屬性”。它明確反對資本具有“自然屬性”的說法：“馬克思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會將這些內容歸結為資本的物質屬性或者‘自然屬性’。”[1]“榮文”強調在社會屬性即在生產關系(而非在自然屬性)層面理解資本，這是恰當的。但它對馬克思生產關系概念的內容和形式的理解值得商榷。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等文本來看，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概念指的是在物質生產中以“物”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力-支配關系。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力)關系，即以生產資料為中介發生的權力-支配關系;二是勞動產品的分配權(力)關系，即以勞動產品為中介發生的權力-支配關系。[5]生產關系的外在形式，指的則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和表現形式，對此問題，筆者隨后將結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具體闡釋。

一方面，就資本的形式規定性而言，“榮文”認為，由于“價值增殖關系是資本所特有的，是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共同擁有的”;所以，“資本是運動中‘自行增殖的價值’,這是資本一般”,也是“資本的社會的形式規定性”[1]。

“榮文”對馬克思“形式規定性”概念的理解值得商榷。“形式規定”或“形式規定性”是馬克思從黑格爾現象學中延用的范疇，指的是本質存在和本質關系與某種具有物質規定的物質存在(即“定在”)相結合后形成的規定或規定性。換言之，形式規定(性)由本質規定(性)和物質規定(性)兩個方面構成。如果把形式規定看作是一種生命存在和生命形式，那么，本質存在和本質規定就構成其“靈魂”,物質存在和物質規定則構成其“軀體”(載體)。黑格爾把本質存在和本質規定確認為“絕對精神”或“宇宙精神”,與之不同，馬克思把本質存在和本質規定確認為生產關系。經濟范疇作為一種“形式規定”,是作為本質規定的生產關系與具有物質規定的特定物質存在相結合的產物。[6]可見，形式規定或形式規定性本身就包含著生產關系，“榮文”把形式規定或形式規定性看成是生產關系所具有的規定之一明顯不妥，把價值增殖看成是資本的形式規定性本身就更加不妥了。

另一方面，就資本的內容規定性而言，“榮文”認為：“資本總是承載著某種特定的社會階級關系，由此可以辨別資本特殊。”因為，“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區別，資本所代表的勞動占有關系，即經濟權力和利益結構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具體而言，“私有制經濟的資本歸私人資本家所有，表現為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與此不同，“社會主義的公有資本表現為勞動者階級內部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對立統一，表現為勞動者集體意志對個人意志的管理性強制”[1]。在此，撇開對價值增殖與階級剝削關系的割裂(沒有價值增殖何來資本剝削?)不說，“榮文”對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之關系的理解、對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理解均值得商榷。就前者而言，階級關系源于生產關系，如果說后者是前者的客體存在，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主體存在。換言之，它們是同一種關系的不同存在形式，宛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并不存在“榮文”所說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即階級關系作為內容包含在生產關系中。就后者而言，在公有制經濟中，哪里存在著階級關系呢?階級關系只存在于階級社會中，是階級社會中具有對抗性的生產關系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的奴隸主私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如果像“榮文”所說的“資本總是承載著某種特定的社會階級關系”,那么，公有制經濟中就不存在資本關系，“公有資本”就是子虛烏有的虛構;反之，如果說存在著資本關系和階級關系，那么，它就決不是公有制經濟，決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而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

最后，“榮文”指出，在前一層含義上，“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具有相同的社會屬性，因此可以同時表征為資本一般范疇”;在后一層含義上，“兩種資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屬性，因此必須區分為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1]。“榮文”提出了一個不同于馬克思“資本一般”概念的“資本一般”概念，但遺憾的是，這個概念既非“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創造，也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榮文”的虛構。特別是，“榮文”的觀點難以自洽：既然說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包含著形式規定性和內容規定性，即價值增殖和階級剝削兩層含義，何以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公有資本就僅具有增殖屬性而不再具有剝削屬性、僅具有形式規定性而不再具有內容規定性了呢?因為，按照“榮文”對馬克思“形式規定(性)”概念的理解，這種形式規定(性)是與內容規定(性)相對的規定，而形式和內容顯然是不可分割的。

3.“公有資本”在本質上是“資本”嗎?

對社會主義中所謂的“公有資本”,“榮文”認為：其一，“公有資本是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關系，因此也就不再是階級對抗關系、階級剝削關系，而成為勞動者階級內部經濟權利與利益的對立統一關系”[1]。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馬克思對李嘉圖學派社會主義者約翰·勃雷的批評。后者認為，“資本是未消費掉的產品……已有的資本，將不依靠任何個人或階級而獨立存在，而且也決不能和他們混為一談”;“生產者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正像貨物本身與提單一樣”。[7]62對此，馬克思指出：“有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我們需要資本，但不需要資本家。”但是，“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自為存在的資本就是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被看作純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資本家”。[4]508,262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沒有資本家，何來資本?又何來公有資本?

其二，公有資本“以追求剩余價值為重要目標”,表現為“公有資本對利潤的追求”。但是，它“并未將剩余價值(企業利潤)視為唯一目標，公有制的資本所有者同時還關心企業必要價值的生產，將涵蓋了必要價值與剩余價值在內的增加價值視為生產的完整目的，體現了勞動者整體利益、長期利益與個人利益、當前利益的系統協調”[1]。問題是，第一，如果說這種“必要價值”指的是勞動者作為“私人”獲得的價值，那么，私有資本也會同時關心必要價值的生產，因為如果它不關心必要價值的生產，就難以獲得剩余價值。可見，“榮文”并未把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本質地區別開來。第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既不是追求必要價值，更不是追求剩余價值，而是追求物美價廉的使用價值，用以滿足人民群眾實現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見，“榮文”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認識是錯誤的。第三，只有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才把剩余價值作為生產的目的。基于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的簡單商品生產，雖然生產價值，但生產目的是使用價值而非價值，更非剩余價值。只要以剩余價值為生產目的，就存在著利益的“對抗性”。即使在簡單商品生產中，也存在著“排他性”利益關系。無論是排他性利益關系，還是對抗性利益關系，都難言“勞動者整體利益、長期利益與個人利益、當前利益的系統協調”。可見，“榮文”對社會主義利益關系的理解值得商榷。

其三，“剩余價值的公共占有與公共所有的剩余價值向公有資本的轉化，是經濟與社會進步的杠桿，但對大多數勞動者個人來說，它仍然是一種外在的強制。”[1]首先，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是資本積累，而只有資本主義才存在資本積累。其次，任何社會都需要進行積累，資本主義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社會主義則是剩余勞動的不斷積累。并且，社會主義在保證必要積累的基礎上，會盡量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與此不同，資本主義則是盡量壓低工人的收入，以便最大化地進行資本積累。最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當然是一種“外在強制”。因為剩余價值的生產者與占有者是彼此分離的，剩余價值體現了二者利益的對立和對抗。但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經濟積累之于勞動者個體，雖然是一種“強制”,但決不是“外在的”,而是勞動者的一種自我約束。否則，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在這里，無論是剩余勞動的創造者還是占有者，都是勞動者自己。可見，“榮文”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積累的不同性質的認識值得商榷。

二、如何看待公有制經濟與資本的關系？

1.公有制經濟存在兩個“排他性”嗎?

“榮文”宣稱：“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不區分資本社會屬性的兩層含義，因此在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公有資本現象時遇到困難，在解釋資本積極作用與負面作用并存的原因時陷入困境”。[1]這里，馬克思的資本觀理應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那么，基于包含了兩個層面的社會屬性的資本概念，“榮文”是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公有資本現象和資本作用問題的呢?

“榮文”認為：第一，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存在“兩方面的歷史特征”[1]。一方面，公有制經濟具有“內排他性”,這指的是，由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具有雙重人格——既是生產資料共同所有者，又是勞動力個人所有者”,所以，“從財產權利角度看，這里存在著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者與勞動力個人所有者之間的排他性占有關系”。就是說，在公有制經濟內部，雖然說在生產資料方面不存在排他性占有關系，但是，由于每個人對自身勞動力擁有所有權，所以產生了排他性占有關系。另一方面，公有制經濟具有“外排他性”,這指的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存在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市場環境中”,所以，“在其所有權邊界之外存在財產占有權的排他性”[1]。就是說，在公有制經濟與其他非公經濟之間存在排他性占有關系，這既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也表現在個人勞動力占有方面。第二，這兩種“排他性”關系決定了“不同的公有制主體之間，以及與其他所有制經濟都能夠進行商品交換”。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可以嵌入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也“必須在市場競爭中”才能“求生存、求發展”。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雙重排他性決定了公有制嵌入市場經濟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1]。第三，由于“市場經濟與資本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資本永不停息的增殖運動是市場競爭的內在動力”,所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采取“公有資本”的形式。因此，現實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廣泛采取公有資本形式”,究其“底層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存在著“兩方面的歷史特征”[1]。以上是“榮文”所表述的完整邏輯。它先是從公有制經濟的兩個“排他性”關系推出公有制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的聯系，進而又推出公有制經濟與資本的聯系，推出公有資本的存在。

“榮文”所謂公有制經濟的兩個排他性并不成立。因為，在馬克思那里，“財產”或“財產權(利)”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8]32,即以政治層面的法權形式表現出來的生產關系。在經濟層面，廣義生產關系既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力)關系，也包括勞動產品的分配權(力)關系。在公有制經濟中，由于勞動者與其勞動力并不構成一種生產關系，也就談不上財產權(利)關系，更談不上基于勞動力的個體占有而形成的排他性財產關系或經濟關系。“榮文”的觀點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一脈相承，即把勞動力看成是工人自己的財產，甚至是工人的資本(這種人力資本觀早已受到馬克思的批駁[9]528),以此說明勞動者收入的來源和合理性(洛克等人則由此出發說明勞動者對其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即“勞動”與“所有權”的統一[10]19)。實際上，即使在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存在的也只是基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非公有制而形成的排他性經濟關系，并不存在基于勞動力財產而形成的排他性經濟關系。并且，由于勞動者永遠是其勞動力的所有者，所以，按照“榮文”的邏輯，這種所謂的“內排他性”始終是公有制經濟無法克服的矛盾，其筆下“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有制”[1]就成了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2.如何看待公有制與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

(1)從歷史進程來看

其一，公有制經濟并不絕對排斥商品交換，前提是存在著“自然分工”和私有觀念，而非“榮文”所說的兩個排他性。這種情況就發生在原始共同體的邊界上。由于各個共同體所處的自然條件和自然環境不同，它們所能找到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也就不同，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生產領域，形成了表征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段或水平的自然分工。“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11]407并且，在共同體之間的這種交換中，進行交換的共同體“默默地彼此當做那些可以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做獨立的人相對立”[11]107。這就是私有觀念的最初萌芽及其現實基礎①。

其二，公有制經濟并不絕對排斥商品生產，前提是資本占據統治地位，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普照之光”。馬克思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發展，已經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產業資本的流通也“是和各種極其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中國人，印度的佃農),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在俄羅斯歷史早期出現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12]126可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建立在商品生產基礎上，所以，在資本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一切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包括公有制經濟)都會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采取商品生產形式。

其三，當然，這些都是歷史發展中的特殊情況，都是本質關系的獨特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勞動的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后者既包括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個體私有制，也包括資本主義私有制。馬克思講：“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商品“交換的涉及整個運動的另一個前提，就是交換的主體在生產中從屬于社會勞動的分工”[13]348,350。因此，就本質層面的總的趨勢來看，沒有勞動分工就沒有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可能性，而沒有私有制就沒有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必要性。盡管如此，在特定歷史條件和歷史環境中，公有制經濟不僅可以容納商品交換，也可以容納商品生產;其前提條件或者是勞動的自然分工和私有制觀念，或者是社會分工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據統治地位，都并非“榮文”所說的基于勞動力的個體占有而形成的排他性關系。

(2)從現實情況來看

其一，公有制經濟之所以采取商品生產和交換形式，參與市場競爭，既是一種被迫之舉也是一種積極作為，并且，都與“榮文”所說的兩個排他性無本質性關聯。就前者而言，從世界范圍來看，資本主義依然占據主導地位，當今時代依然是資本的時代，資本依然是一種普照之光，它迫使一切生產都采取商品生產的形式，一如把一切東西(包括沒有價值的東西如良心)都變成商品。僅此一點，就足以把公有制經濟與商品生產和交換連接起來。在此情況下，“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和獨立勞動者或勞動者公社或奴隸所生產的商品，沒有任何差別”[12]429。就后者而言，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由于價值規律是實現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的有效方式(馬克思講：“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11]412);所以，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堅持公有制基礎上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市場機制”實現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手段。在此意義上，只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只要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有效形式，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就有存在的現實合理性。

其二，顯然，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言，無論是商品生產和交換還是市場機制，都不過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它們與公有制經濟構成“外在的”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既然如此，就決不是像“榮文”所說的，公有制經濟被“嵌入”到市場經濟中，而是相反，市場運行被牢牢地掌控在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規劃和基本要求中②。“榮文”講：“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共同所有者又是勞動力個人所有者的雙重身份，包含了兩種生產要素相分離和通過勞動力市場再結合的可能性”。[1]就是說，沒有市場就沒有公有制經濟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再結合。在此，商品交換和市場關系不僅“內在化”了，而且變成了永恒的和絕對的東西。因為，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永遠既是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也是其勞動力的個體所有者。實際上，在公有制經濟中，壓根兒不存在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分離”和“再結合”問題。即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或者屬于全體勞動者，或者屬于一部分勞動者集體，始終與勞動者結合在一起。并且，勞動者與其說是其勞動力的所有者，毋寧說是其勞動力的占有者，前一種表述容易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力)關系相混淆。

其三，在利用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公有制經濟內部不同主體之間，會在“觀念”上把彼此作為商品的私有者。這可以看作“私有觀念”的一種殘余形式，其現實基礎就是公有制經濟與商品貨幣關系的“畸形”結合，而非一些人所說的“有機”統一(恰恰相反，二者在本質上具有互斥性[15])。這種情況并不違背事物的一般本質和發展規律，因為在各種中介因素的作用下，事物的本質會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現象形態，從而或多或少偏離一般本質和發展規律。盡管如此，防止內在的私有觀念和外在的私有制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侵蝕甚至顛覆，乃是公有制經濟始終面臨的巨大考驗。并且，公有制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的動力，并非“榮文”所說的“追求增殖”,而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資本，只有資本，才把價值增殖作為參與市場競爭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目的。

3.如何看待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之間的關系？

其一，“榮文”從市場經濟與資本的所謂“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推出公有資本，一如它從公有制經濟的兩個排他性推出公有制經濟中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關系。其實，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經濟，更不等于資本主義經濟。就前者而言，只要商品生產在經濟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就是一種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③。但是，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體，并不一定是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或者說，并非只有資本家，才能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并且，單從市場關系來看，資本家不僅不是唯一的市場主體，而且在市場上壓根兒就不存在資本和資本家。在市場上，存在的只是商品和貨幣，只是或者作為買者或者作為賣者的“交換者”。市場關系中的各個主體，不僅具有同一的規定，而且執行和完成同樣的經濟職能，即實現商品的形態變換[4]195,196。

就后者而言，在歷史上，是資產階級推動了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轉變，這也是資產階級的重要歷史貢獻。但是，決不能由此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等同起來④。因為，從經濟形態的嬗變來看，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轉化固然是一種質變，但是從簡單商品生產到商品經濟的轉化則僅僅是一種量變而非質變。因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只是意味著商品生產的范圍的擴大，而非不同于商品生產的新生產形式的出現。并且，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性規律是價值增殖規律，那么，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性規律就是價值規律、價格規律和價值決定價格規律[18]。它們是性質不同的經濟規律，不能混為一談。如果說價值規律的作用在于實現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那么，資本增殖規律的作用恰恰在于置各種經濟比例關系于不顧，最大化實現資本對勞動的剝削。

其二，在本質上，市場經濟之于資本主義不過是一種“外在的”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這種關系一方面有利于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因為它用價值規律和競爭等經濟手段取代了肉體強制和政治暴力，極大地提高了勞動效率，提高了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對此，馬克思指出：“奴隸主的鞭子不可能提供像資本關系的強制所提供的勞動強度”,因為，只有資本“使勞動強度取決于社會的生產階段，從而使勞動強度打破了獨立生產者或僅僅靠外部強制而勞動的奴隸所遵循的慣例”[2]222,223。另一方面也使得資本剝削更具隱蔽性，因為它用市場上的等價交換關系掩蓋了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系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代價勞動”[11]619。就是說，由于奴隸是屬于奴隸主的生產工具，所以奴隸的勞動似乎都是無酬勞動，沒有勞動是留給自己的;相反地，由于資本家對勞動力商品的購買，所以雇傭工人的勞動似乎都是有酬勞動，沒有勞動是屬于資本家的。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這首先意味著，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現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現為自由的雇傭工人”;另一方面，“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9]995,996,997。一些人正是以此為據，把商品經濟甚至是商品生產等同于資本主義。實際上，就前一方面而言，它所強調的既不是商品生產也不是商品生產的一般化，而是工人階級因喪失生產資料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從而淪為資本的雇傭勞動。并且，如果說前一方面強調的是雇傭勞動和雇傭關系，那么，后一方面強調的就是價值增殖和剝削關系。因此，總體而言，借助商品生產和交換，借助價值規律和市場競爭，實現對雇傭勞動的最大化剝削，這才是資本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

其三，公有制經濟與資本同樣是一種“外在的”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何以要利用資本?因為資本具有巨大的文明面或文明作用。在其暮年，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里奇的復信(初稿)》(1881年)中講：由于俄國“農業公社”與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存在”,這“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19]765。盡管馬克思對跨越資本主義的問題持謹慎態度，以致正式復信非常簡短，并略去了資本主義能否被跨越的問題，但強調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這一點則貫徹始終[19]774,775。對于這種文明成果，馬克思指出：“只有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才成為一個劃時代的剝削方式，這種剝削方式在它的歷史發展中，由于勞動過程的組織和技術的巨大成就，使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發生變革，并且不可比擬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時期。”[12]44這就表明，資本的文明成果主要指它在“技術”和“組織”兩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⑤。一方面，先進技術是現代化大生產的物質前提，資本主義通過推動現代科學的發展，創造出一系列劃時代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手段。另一方面，協調勞動關系和管理勞動過程是現代化大生產的重要保障，在這方面資本主義也多有創新，積累了豐富經驗⑥。要吸收和借鑒資本的文明成果，就需要在堅持公有制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資本私有制和各種非公經濟。可以說，這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大創舉。

同時，必須看到，在歷次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一些人都把攻堅目標對準公有制經濟，以效率低下、所有者缺位、管理者腐敗等為理由，想方設法要從根本上消滅公有制經濟。這說明，在與非公經濟特別是資本經濟的并存和競爭中，公有制經濟面臨嚴重挑戰和生死考驗，需要引起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警惕。如何在堅持公有制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吸收和借鑒資本的文明成果，切實理順公有制經濟與資本經濟和其他非公經濟的關系，這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實踐課題。無論如何，決不能把資本像器官移植般地“移植”到公有制經濟中來，把資本變性為“榮文”所說的公有資本或國有資本。

4.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規定究竟是什么？

“榮文”關于“勞動平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規定”[1]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來看，他們不可能在“是什么”的意義上對未來新社會的本質特征進行概括，否則，就是一種宗教預言而非科學預測。他們只能立足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是什么”,對未來新社會的“不是什么”進行預測。因為，對他們而言，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可以確定的;對人類而言，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問題，就必須揚棄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可以確定的。這就是馬克思早期思想中所強調的，“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22]64。換言之，新世界的本質特征就源自對資本主義舊制度本質特征的超越和否定，未來新社會只能是“不是什么”,而不可能是“是什么”⑦。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諸多“消滅……”來表述未來新社會的本質特征，如“消滅私有制”[24]50,64,116,122“消滅分工”[24]28,65,121“消滅勞動”[24]36,64,67,甚至是“消滅家庭”[24]63。在此意義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可以說就是“消滅私有制”,確切地講是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非“榮文”所說的“勞動平等”⑧。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同時強調：“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26]286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明確把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7]373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會存在經濟剝削⑨;只要存在剝削，就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只要存在兩極分化，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對于這些道理，鄧小平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多個場合一再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27]138,139、142、149因此，盡管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可以也必然會在世界范圍內長期并存，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可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長期并存;但是，它們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決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把資本嫁接到公有制經濟中。同樣，盡管如“榮文”所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同樣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這兩種公有制存在明顯差異……社會主義公有制有自身特殊的內在矛盾”[1];但是，無論這種內在矛盾是什么，也無論存在多大的差異，它們所涉及的都不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問題，而非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問題。

一些人會問，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在私營企業還是在公有企業，勞動者都要付出剩余勞動，何以在前者這種剩余勞動體現著資本家的剝削，而在后者就不是剝削了呢?這是因為，在公有制(包括原始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不具有對抗性，必要勞動是勞動者為滿足自己作為“個人”的需要(如食物)所付出的勞動，而剩余勞動則是勞動者為滿足自己作為“共同體成員”的需要(如道路等公共建筑)所付出的勞動。[4]523剩余勞動來自于勞動者，最后又回歸于勞動者，可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毛又用在羊身上”。在這里，在一切公有制條件下，并不存在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被非勞動者無償占有的情況，因而也就不存在剝削關系。與此不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勞動時間只是作為對立物，只是同必要勞動時間對立地存在著，因此，資本把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它的再生產和價值增殖的必要條件”。[4]542,543就是說，這種剩余勞動只是對資本的再生產即對資本的價值增殖來說，才是必要的;對工人而言，它不僅不是必要的，反而是有害的。換言之，勞動者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剩余勞動被資本家無償地據為己有，進而形成對勞動者單向度、不平等的經濟剝削關系。

另外，為了佐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榮文”在論述所謂的“公有資本”時還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余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余勞動，而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即一方面，需要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致超過必要勞動的剩余勞動本身成為普遍需要，成為從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東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勞，由于世世代代所經歷的資本的嚴格紀律，發展成為新的一代的普遍財產，最后，這種普遍的勤勞，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實現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地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4]286在此，馬克思明明講的是私有資本(即“榮文”所說的不夠抽象的資本一般概念)的歷史使命，與“榮文”所謂的“公有資本”、與公有制經濟并無本質性聯系。難道說，不把私有資本變性為公有資本，就不足以充分實現和發揮資本的歷史使命和歷史作用嗎?

三、如何看待公有制具體形式與資本的關系？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本質規定與其具體實現形式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以上，筆者立足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本質規定，就“榮文”對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之間關系問題的一些論述進行了分析。下面，筆者立足于公有制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就“榮文”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與資本之間關系問題的一些論述予以辨析。

1.如何看待國有經濟與資本的關系？

“榮文”認為，“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經濟是按照‘國家辛迪加’的思路構建的，全部生產資料被束縛在國家機器等級森嚴的行政框架內，沒有取得資本的自由形式，既不能參與自由競爭，也不能實現自我發展”;“‘計劃分配’和‘不得解雇’便是其顯著特點”,而“不得解雇”是一種“非市場規則”[1]。如何看待“榮文”的觀點?

其一，“榮文”所說的國有經濟就是“國家所有制”經濟。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6]293這表明，在其現實性上，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實現形式。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1850年3月)中再次做了強調，“把生產力、交通工具、工廠、鐵路等等由國家集中掌握”,這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28]395。其實，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的一定歷史時期內，面對復雜的內部環境和兇險的外部環境，把經濟權力集中在國家手里，盡快實現工業化，事關社會主義國家的存亡。因此，公有制經濟采取國家所有制這種形式無疑是一種必然選擇，也是國家所有制的歷史合理性所在。直至今日，國家所有制和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依然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依然是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⑩。

其二，當然，國家所有制是一種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形式，帶有各種弊端，致使企業活力不足，對此人們已多有論述?。但是，是否像“榮文”所說的，只有采用資本的形式，國有經濟才能參與“自由競爭”,才會實現“自我發展”呢?當然不是!因為，一方面，在歷史上，雖然說資本極大地推動了自由競爭的發展，但是，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中，自由競爭就已經存在。因此，沒有資本就沒有市場競爭的充分展開，但不能說沒有資本就沒有市場競爭。在沒有資本的情況下，各種非資本的經濟體(包括國有經濟)照樣可以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從現實情況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實現了工業化。如果說沒有資本就無法實現企業的自我發展，那么，將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呢?沒有各個企業的自我發展，哪里有社會主義經濟的整體發展呢?難道說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各個企業的自我發展是可以分離的嗎?

其三，“榮文”所說的自由資本，不僅指參與競爭的自由，而且指解雇工人的自由;要有解雇工人的自由，就必須有勞動力市場。由此，它又把解雇工人的自由與市場規則聯系起來。在它看來，資本只有掙脫“行政等級制的束縛”,才能“在勞動力市場作為資本與勞動力所有者相交換”,從而在資本市場上取得“自由運作的空間”[1]。筆者要問，第一，解雇工人是市場規則嗎?自由解雇工人，這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規則，是資本規則而非市場本身的規則。在基于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上，由于根本不存在資本，也不存在勞資“雇傭關系”,所以，也就不存在“不得解雇”的規則。第二，社會主義可以自由地“解雇”工人嗎?當然不能!“不得解雇”工人，才是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所在。如果可以自由解雇工人，那還是社會主義嗎?只有資本主義才可以自由解雇工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就建立在自由解雇工人的基礎上。第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迄今為止，有哪個國有企業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呢?如果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一樣可以自由解雇工人，高校畢業生就不會對國有企業趨之若鶩了。國有企業不僅不能自由解雇工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時期還必須保證工人的基本收入。

在“榮文”看來，即使經歷20世紀70年代末的“放權讓利”和后來“政企分開”的改革，國有企業依然既“沒有自己獨立的資本權力，也沒有表示資本意志的資本人格，在要素市場上并不能獨立行使自己的權力”;“資本還是在行政等級制的束縛中運轉，因此還不具有真正的資本性質”[1]。在此，“榮文”一方面把國有企業與資本聯系起來，而實際上，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權力由人權、財權、物權等經濟權力構成。其中，財權指的是“資金”權力而非“資本”權力，資金是作為“貨幣”的貨幣，而非作為“資本”的貨幣。“榮文”把資金與資本混淆了。另一方面，它把國有企業的“獨立性”與資本相聯系，一如上面把國有企業的自我發展和自由競爭與資本相聯系，似乎沒有資本或者說不是資本，國有企業就鮮有作為、寸步難行。照此邏輯，只要是非資性質的企業，就不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這顯然是偏頗的。

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榮文”看來，這是國企改革邁出的關鍵一步，因為“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由此拉開序幕”[1]。《決定》指出：“現代企業按照財產構成可以有多種組織形式。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自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此制度下，“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顯然，實行兩權(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旨在實現公有制經濟權力的下移，把更多的權力交給企業自身，而非“榮文”所說的讓國有資本獲得自由形式，或者說讓國有資本具有“真正的資本性質”,從而成為真正的資本。黨的《決定》講得很明確，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的是“國有資產”而非“國有資本”。

“榮文”認為：“九十年代后期，國有企業伴隨大規模‘減員增效’的用工制度變革，部分改變了國有企業‘不得解雇’的非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的雙向選擇被越來越普遍地運用，公有資本在實踐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承認。”[1]可見，“榮文”所說的“真正的資本”的要義，既不是參與自由競爭，也不是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而是自由地“解雇工人”。這的確是“真正的資本”!就是馬克思所剖析的資本主義的資本，而非社會主義的資本;是地地道道的私有資本，而非什么公有資本。“榮文”用心之深，昭然若揭!不過，它不僅嚴重歪曲了“減員增效”的改革舉措，也嚴重歪曲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改革的初衷。減員增效不等于建立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改革也不是要讓國有資產自由化為真正的資本。否則，公有制將不成其為公有制，社會主義將不成其為社會主義。

“榮文”認為，“國有資本是在公司制改革中形成的，它在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層面表現出復雜的資本組織關系”;“公司制改革解決了改革初期國有企業面臨的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不對稱的矛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造了最重要的微觀基礎”。[1]因此，沒有公司制改革或國有企業不實行公司制這種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就不會有真正的國有資本。具體而言，第一，隨著公司制改革的推進，“股份制逐步成為國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有資本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分開的產權基礎逐步形成”,[1]“國有經濟兩權分離的改革終于找到了適當的財產形式和法律形式”。第二，“通過公司制改革，大中型國有企業成為擁有完整法人財產權的公司法人，而國家則成為國有股份資本的所有者，即股東”。[1]第三，在對外關系上，“國有企業終于成為產權獨立的經濟主體，成為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公司法人”;[1]在其內部，“股東代表與公司高層經理人員在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等在內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相互制衡，共同分享公司權利，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基本的權責利平衡”。[1]如何看待“榮文”的上述觀點?

其一，“榮文”把股份公司看作是國有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對于股份公司，馬克思認為，第一，“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9]495。就是說，股份公司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資本家完全退出勞動領域;盡管如此，所有權依然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第二，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9]494,495就是說，股份公司以社會資本的形式揚棄了私人資本并與私人資本相對立;盡管如此，它依然是一種資本，是以聯合形式存在的資本。第三，“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9]495。就是說，股份公司是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勞動者共同的生產資料的一個必經環節;盡管如此，要實現這種轉化，就必須剝奪剝奪者。因此，股份公司不僅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形式”。[4]527,528

其二，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發展在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產物。一方面，一些勞動過程例如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設，由于對資本的要求較高，是私人資本難以勝任的，所以，就需要把私人資本聯合起來，從而產生股份資本;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積累程度的不斷提高，一些生產部門的投資門檻也在不斷提高，中小資本要想在這些部門生存，就必須以股份資本的形式聯合起來。擺脫資本的私人形式，實現資本的社會聯合，這是股份公司的創新所在，也是資本主義的重要文明成果。既然說社會主義需要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自然也在其列。在此意義上，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采用股份公司的組織形式，雖然從認識到實踐都經歷了一番曲折與艱辛，但卻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黨和國家的重大創舉。因此，股份公司之于國有經濟，也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鑒，而非“榮文”所講的，是國有經濟資本化或國有資本自由化的產物。

其三，股份公司的精髓不僅在于實現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權等各項經濟權力的分割與制衡，還在于實現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聯合。這種“財力”如上所述，對資本主義而言，是作為“資本”的貨幣;對社會主義而言，它是作為“貨幣”的貨幣，即資金。既然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可以通過資本和資本的聯合形成股份公司，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為什么不可以通過資金與資金的聯合形成具有公有制性質的股份公司呢?為什么不可以通過資金與資本的聯合形成具有混合性質的股份公司呢?股份公司難道就一定是資本與資本的聯合嗎?難道就一定與資本相聯系并具有資本性質嗎?作為社會主義利用資本文明成果的創舉，國有企業采用股份制形式，決不是也不可能讓國有資產“成為”資本，成為一種新的資本，即“榮文”所說的“國有資本”。當然，如果出現“榮文”所說的情況，即實行股份制這種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就必須自由“解雇工人”,那就決不是資金聯合的問題了，而是變質為“資本”的聯合。不過，在此情況下，實行股份制的企業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嗎?國有企業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嗎?

2.如何看待集體經濟與資本的關系？

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其歷史合理性和現實作用不容置疑。但決不能把公有制等同于國家所有制。我們過去的一個認識誤區正在于，把國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唯一實現形式，也是最高實現形式，追求所謂的“一大、二公、三純”。囿于此，一些人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等同于“國家經濟”,甚至把社會主義等同于“國家社會主義”。例如，亨利·海勒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實際上是一個穩定的國家經濟”;[31]153尼克·迪爾-維斯福特把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叫做“國家社會主義”。[32]35、79

其實，在馬克思看來，如果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體私有制的否定，那么，“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1]874他還講：“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33]300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重建個體所有制思想。對這一思想的解讀雖有分歧，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力)上，它強調經濟權力的“下移”?,可以說是對不同于國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又一實現形式的探索。當然，如何落實，如何完成個體所有制(而非個體私有制)的重建，這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艱巨的實踐問題，關乎公有制經濟的具體操作和實踐路徑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創辦的合作工廠引起馬克思的高度重視，并給予高度評價：由于“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所以“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并且，如果說資本主義股份企業是一種“消極”揚棄，那么工人的合作工廠就是一種“積極”揚棄。因為“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就是說，盡管這里依然存在著監督勞動或管理勞動，但是，由于“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占有權相分離”[9]436;所以它不再具有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二重性，也不再包含經濟剝削關系，而是成為技術意義上的分工協作關系。這樣，“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樣”[9]499、435。就是說，合作工廠用一種全新的經濟關系取代了資本關系，從而徹底消除了物質生產與資本的聯系，使資本家從生產領域徹底消失。當然，合作工廠“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這表現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雖然已經被揚棄，但“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9]499就是說，增殖依然是合作工廠的生產目標，雖然這種增殖(表現為貨幣量的增加)是基于勞動而非基于資本所有權?。無論如何，合作工廠或合作經濟，可以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工人階級)重建個體所有制的一種初級嘗試和具體實踐。

“榮文”是如何看待合作經濟的呢?一方面，“榮文”認為：“合作社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市場經濟下發展和創新各種類型的合作經濟組織，是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的又一途徑。”[1]把合作經濟與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相聯系，進而與公有制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相聯系，這是非常正確的。另一方面，“榮文”又認為，“市場經濟實踐中，合作社發展的困難主要不是人力不足，而是資本短缺”。因為，“合作社一般實行社員帶資入社，但數量有限，而且考慮到維護勞動主權的制度要求，一般還會規定每個社員的帶資數額，以防出資額差距過大帶來社員間權利的不平等”。顯然，“合作社對資本數額和資本回報的限制加大了合作社融資成本，成為發展的瓶頸”。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者合作經濟運營的主要目的不是自救圖存，而是發展致富，因此資本問題更加突出”。如何“解決資本短缺問題”,“這是各國合作社發展面對的共同問題”。為此，“合作社不得不從制度上放寬對資本的限制”。[1]這樣，它就把合作社和集體經濟與資本聯系起來。

問題是，第一，既然說合作社是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而集體經濟又是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那么，其成員為什么是“帶資(本)入社”而不是“帶資(金)入社”呢?其困難為什么是“資本短缺”而不是“資金短缺”呢?其生產資料或勞動條件為什么以“資本”形式(即作為資本的貨幣)而不是以“資金”形式(即作為貨幣的貨幣)存在呢?第二，“榮文”把資金混同為資本，或許是因為在合作社中，其成員的收入不僅基于勞動貢獻而且基于所帶入的貨幣份額。但是，在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條件下，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按貨幣“分紅”,都不過是勞動者取得自己收入的不同形式，一如銀行存款的利息是勞動者取得自己收入的一種形式，與貨幣資本和資本利息有著本質的區別。[37]第三，當然，由于每個合作社成員帶入的資金數額存在差異，勢必會造成勞動者收入和權利的不平等。但是，這種不平等在本質上是勞動之間的“不對等”交換，與資本剝削也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38]。在此意義上，限制合作社成員帶入資金的數額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可以防止合作社成員蛻變為“可以”不勞動的剝削者，從而走向勞動者的反面。第四，即使說勞動者組成合作社的目的是“發展致富”,由此也斷然推不出“資本問題更加突出”的結論來。因為，對于合作社中的勞動者而言，其生產的無論是產品還是商品，都是為了直接或間接地獲得使用價值以滿足自己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實現資本的價值增殖。“榮文”顯然忽視了由生產關系不同性質所決定的生產目的的本質區別。

“榮文”還認為：“集體經濟可以少量地利用外部資本發展生產經營，但這些資本盡管為集體經濟利用，卻仍然歸屬于外部資本所有者。集體資本不可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產生，而只能產生在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銜接處。”[1]這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單個集體經濟組織的持續發展會導致勞動力短缺，大規模引進外部勞動者參加合作社，會遇到‘老社員權益高門檻’與‘新社員帶資入社能力有限’的制約，從保障社員利益的要求出發，集體經濟組織往往采取雙重勞動用工制度，在保持老人老辦法的前提下，從勞動力市場招聘外來打工者。外來打工者與集體經濟之間形成勞動力商品買賣關系;集體經濟的社員與打工者之間的身份和待遇出現差距，外來打工者從企業獲取工資薪酬，而不能享受集體所有制成員的福利待遇。對這些打工者來說，集體經濟的資產具有集體資本的性質”;另一種情況則是：“運營良好的集體經濟組織將一部分盈余用于對外投資，投資到各種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股份公司，從而使自己的一部分生產要素轉化為公司股份資本。顯然，這部分股份資本的所有權仍然屬于投資者，仍然為集體經濟所有，故而具有集體資本的性質。”[1]

“榮文”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其在邏輯上前后矛盾，難以自洽。既然說集體資本不可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產生，何以出現合作社成員“帶資(本)入社”現象呢?如果說這是一種私人資本的聯合，合作社經濟何以是一種集體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呢?第二，既然說合作社與資本是一種外在的“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何以出現集體資本?集體經濟何以就變成資本經濟了呢?如前所述，公有制經濟可以利用資本，即可以也必須吸收和借鑒資本的文明成果，但決不能把自身變質為資本經濟;否則，就不是一種利用的關系，而是被資本“同質化”了。既然是“利用關系”,既然是一種“外在關系”,集體經濟就不是資本經濟，也就不存在什么“集體資本”。第三，集體經濟即使與外部私人資本聯合起來，形成股份制企業，如前所述，這也是“資金”與“資本”之間的聯合，而非“資本”與“資本”之間的聯合，何來“集體資本”呢?與國有經濟一樣，集體經濟既可以利用市場機制，采取商品生產形式;也可以利用資本，與資本形成聯合。但集體本身所擁有的是資金而不是資本，是作為貨幣的貨幣，而不是作為資本的貨幣。第四，即使在合作社中出現“外來打工者”,并且，由于采用不同的勞動用工制度而出現收入與權利的不平等，這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也有本質的區別。因為，雇傭勞動制本質上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合作社的基礎則是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價值增殖、雇傭勞動與資本剝削三位一體，不可分割，而在合作社成員之間存在的則是勞動與勞動的合作關系，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勞動交換的不對等和權利的不平等。

四、結語

近年來，有國外學者如此評價國內理論和政策動向：一方面，“隨著公共部門的削弱和市場個人主義的傳播，中國通過不斷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合理化當前的經濟自由化現象，并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適應”;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反而推動了中國向社會主義思想的回歸，中國再度重視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共部門，發展計劃性生態經濟”[31]171。這些判斷是否恰當，可以討論，但一些人拿著手術刀在一步一步肆意歪曲和篡改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第一步，“資本二重性”理論把資本的增殖屬性與剝削屬性一分為二，這是他們給資本施行的第一次“變性手術”;第二步，他們把資本“移植”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肌體中，提出“公有資本”或“國有資本”概念;第三步，在第二步基礎上把資本與生產要素“縫合”在一起，試圖確定資本的生產要素地位，從而完成對資本的第二次“變性手術”,最終把資本自然化、永恒化、絕對化。

如果撇開利益勾連不談，單就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而言，上述局面提示我們，要把政策語言與學理語言區別開來，這是由政策和理論的不同性質和功能所決定的。我們黨和國家既創造了邏輯嚴密、解釋有力的理論，也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都是創新，都是極為重要也極其艱難的，但決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我們既要捍衛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又要擁護黨和國家制定的政策措施，但決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馬克思指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6]9因此，理論的特點在于“徹底”,在于透過事物的表面現象，揭示和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與此不同，政策的特點在于“調和”,一項好的政策必須找到各方面利益的“對接點”,把一切積極因素都充分調動起來，形成推動國家發展和維系社會穩定的合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用資本建設社會主義，無論勞動者還是資本家，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這就是一項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政策語言。但是，如果非要把這種政策語言變為學理語言，在理論上論證資本家并非剝削者，資本可以增殖而不剝削勞動，勢必會使理論和政策兩方面都陷入極其尷尬的境地，理論不成其為理論，政策不成其為政策。

此外，要把日常用語與科學概念區別開來。有國內教授批評馬克思，認為其理論(比如勞動價值論)不合常識，或者說與常識不一致。其實，理論與常識不一致才是“常識”,二者如果一致，反而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9]925如果理論就是常識，還要科學做什么?如果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皆為真理，還要科學家干什么?如果每一個具備常識的人都是科學家，也就沒有科學家了。庸俗經濟學家之所以“庸俗”,就在于他們以為，“政治經濟學科學與其他一切科學的特征差別在于，后者力圖揭示被掩蓋在日常現象后面的，因而按其形式通常與日常現象……相矛盾的本質，而前者則宣稱日常現象單純轉化為同樣日常的觀念是科學的真正事業”。[33]267結果是，一方面，他們實際上“把毫無規律性的現象說成是規律本身”[2]447;另一方面，他們完全無視經濟規律的作用，“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11]356

參考文獻：

[1]榮兆梓.論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資本形態：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J].人文雜志，2023(6)：10-2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牛變秀，王峰明.“資本”究竟是什么?——基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闡釋[J].學習與探索，2014(7)：16-23.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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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峰明.經濟范疇與“形式規定”——馬克思經濟學本質觀的哲學基礎和當代價值[J].天津社會科學，2014(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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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洛克.政府論——論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圍和目的：下篇[M].葉啟芳，翟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注釋：

①“榮文”把其中“彼此當做獨立的人”譯為“彼此當作外人看待”[1],這顯然值得商榷。

②在這一問題上，波蘭尼關于兩種市場的區分值得重視，一種是脫域于社會之外的市場即“自律性的市場”,另一種是內嵌于社會中的市場即“有外力節制的市場”[14]128-157。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市場自然屬于后一種市場。

③人們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發展程度較高的商品經濟。既然如此，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就僅有發展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性區別。

④在學界，一些人總是把市場經濟乃至市場機制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規定。例如拉里·尼爾就認為，資本主義由四種要素構成，即私有產權、第三方可強制執行的契約、價格靈活變動的市場和支持型政府。[16]3其實，基于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與基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個性，決不能混為一談。[17]

⑤對此，大衛·哈維明確指出，“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出現了推動技術和組織持續創新的動力”,并且，“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過程中都有技術和組織創新擴散的沖動”。[20]168,192

⑥關于資本主義的管理手段，學界多有闡釋。例如，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將之概括為“趕工游戲”,它包括崗位競爭機制、權利和義務申訴機制以及福利談判和保障機制等。[21]4

⑦一如奧爾曼所說的，共產主義“新世界以一種巨大而又尚未被開發的潛在形式存在于舊世界之中”。[23]205

⑧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確反對用“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等“陳詞濫調”來概括未來新社會的本質特征。[25]

⑨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高利貸和商業一樣，是剝削已有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創造這種生產方式，它是從外部同這種生產方式發生關系”。在這里，雖然“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但卻“具有資本的剝削方式”。[9]689,676可見，只要是資本，無論哪一種形式，也無論存在于哪一種社會形態中，都具有剝削性質。

⑩關于國有經濟對社會主義的重要性，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和各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都有論述，在此從略。并且，加強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控制，這也是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做法。即使是高舉經濟自由主義大旗的美國也不例外，以致有人把其經濟判定為國家深度介入的“軍事經濟”。[29]352-354

?對國家所有制的弊端，可參考科爾奈所做的專業剖析。[30]31-360問題是，他把國家所有制這種公有制的具體形式或模式混同于公有制經濟本身，不僅無視前者的歷史合理性，而且以前者的種種弊端為由否定公有制經濟本身，蘇東劇變的思想根源由此可見一斑。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全部生產的聯系是作為盲目的規律強加于生產當事人，而不是作為由他們的集體的理性所把握、從而受這種理性支配的規律來使生產過程服從于他們的共同的控制”。[9]286在此，馬克思“集體的理性”概念所強調的，就是不同于國家理性(或計劃)的“社會”理性(或計劃)。

?在這個問題上，卡利尼科斯對“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在精神上與馬克思的集體理性是一致的。[34]89-97

?其中，“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的德語原文是：“die Produktionsmittel zur Verwertung ihrer eignen Arbeit verwenden”[35]456。或許，“榮文”正是基于此，才把資本的增殖屬性和剝削屬性一分為二，提出只增殖而不剝削的“公有資本”概念。問題是，馬克思在此把增殖與勞動(而非資本)相聯系，增殖恰恰是排除資本后的一種勞動效應;并且，勞動增殖是資本主義制度缺陷在合作工廠中的殘存和再現。也或許，正是為了避免出現“榮文”這樣的誤解，英譯者將這句德文翻譯為：“by enabling them to us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for the employment of their own labour”[36]440,即：“使他們能夠利用生產資料雇傭自己的勞動力。”英譯者可謂用心良苦!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24年第2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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