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對自己前途命運的探索，大體有歷史進步論的“世界大同”思想，歷史循環論的“歷史囚籠”思想，歷史悲觀論的“人類原罪”說，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學說。歷史上不少進步思想家有“大同世界”實現人類解放的社會歷史進步理念，有人甚至還付諸實踐，但他們大都沒有將這種思想理念建立在對人類歷史的客觀全面地把握及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解基礎之上，沒有關于未來“大同世界”科學的客觀必然性的論述；而絕大多數剝削階級思想家對此則持懷疑與否定態度，他們中即便有人相信會有人因歷史的發展和個人的努力能獲得解放，但也不相信整個人類社會有能力和可能獲得徹底解放。唯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把握歷史與現實，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基礎上科學地論述了系統的人類解放學說。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世界大同；歷史囚籠；人類原罪；人類解放

　　人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和矛盾，以什么樣的歷史觀來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有沒有能力解決我們當下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這一直是歷史研究和哲學所關注和討論的重大問題，也是各種文化思潮所聚焦的焦點問題。這里僅就以下幾種歷史觀作一概要的分析討論。

　　一、歷史進步論的“世界大同”思想

　　人類對自己前途命運的探索，其中就有“世界大同思想”。世界大同思想源遠流長，幾乎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古希臘及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早一些時候。“大同”是古希臘對古代原始社會“黃金時代”的稱謂，也是中國古代對理想社會的一種稱謂，這種社會理想明確的文字表述出自孔子弟子以及戰國秦漢間儒家學者所撰寫的《禮記•禮運》。《禮記•禮運》里是這樣描述大同社會的：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但早在公元前611年以前《詩經》中的《碩鼠》篇，詩人就把貴族剝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發出了逃離這只大老鼠的“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呼聲。

　　中國古代“和”“合”文化與“大同”學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殷周之時，“和”與“合”為單一概念，還沒有聯用，但已包含著天下和諧、世界大同的思想。《易經》上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天道、王朝、人事不斷變化，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萬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諧，是普利萬物的首要因素，所有邦國都會因此得到穩定和安寧。《尚書》上說，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禮儀。百官族姓明理彰義，就能實現天下和諧。《詩經》不僅提出“既且和平，依我磬聲”，寄托了對社會和諧的向往，而且還蘊含和樂、和鸞、和旨、和奏、和鳴、和羹等美好理念。以上說法可以說是迄今保留下來的關于社會理想的最早的材料。

　　在春秋末到秦漢之際，由于當時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發生了劇烈變動，產生出很多人不適應的社會矛盾和動蕩，這時就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關于大同理想社會的設計，其中包括農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合”二字聯用而構成一個范疇用來表示世界的和諧生成，最早見于《國語·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說，商契能把“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國語·鄭語》還記述了史伯的“和”“同”言論：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異，矛盾多樣性的統一，不同的東西彼此和諧才能產生世間萬物，完全相同的東西則無所生。老子提出自發、自化和無為之“和”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順乎自然就能達到和諧狀態。孔子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制禮，守禮以“致中和”的思想。孟子繼承、弘揚孔子“和”的思想，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于是他將“人和”置于“天時”“地利”之上，基于“人和”觀念，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結論。管子將“和”與“合”并舉，予以高度重視，《管子·幼官圖》上說：“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養兵以道則人民和睦，養兵以德則人民團結。和睦團結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協調，普遍地協調相聚，這樣誰也不能傷害他們了。在先秦的思想家中，管子第一個對‘和合’概念作了表述，“民和”、“民合”，不僅僅是指民眾自身的“和合”，也是指君王和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和合”。在此基礎上，教育引導民眾和睦團結。只要民眾能夠‘和合’，就能產生‘莫之能傷’的強大力量。

　　中國不僅最早提出了大同思想，而且還有人嘗試實踐這種思想。如農家類型的大同理想，就主要通過組織農民起義的宗教團體的某些生活制度體現出來。東漢末期張魯的五斗米教就很典型。五斗米教張魯據有漢中后，廢除官吏，設“祭酒”分管部眾，各祭酒的轄區設義舍，放置義米、義肉，供行人無償取用。

　　伴隨歷史的發展，后來人們對世界大同又作了進一步闡釋。康有為的《大同書》，綜合吸收中西古代大同思想及近代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思想，對大同作了較為全面的歸納與提煉，他把歷史劃分為封建主義的亂世、資本主義的升平世和未來理想社會的太平世（大同世）三個階段，認為太平世有以下特征：

　　（1）消滅國家。康有為說：“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國締之。繼以公議會導之。”為消滅導致戰禍連連的國家，康有為提出消滅國家的三個步驟和辦法：第一步是建立各國的平等聯盟，使力量相當、利害相關的國家結成聯盟，以條約形式相互制約，和平共處；第二步，建立一個超于各國權力至上的公議政府，各國實行自治，大政統一于公議政府，公議政府負責制度大法，編制軍隊；第三步，取消在公議政府時期的各個國家的邦國稱號，最終取消國家。

　　（2）廢除家庭。康有為認為，家庭總是自私、狹隘、貪污賄賂、搶劫兇殺、奸詐等一切罪惡的根源，雖然它于人類的繁衍生息中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其消極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是亂世生平世進入太平世的最大障礙。為此他列舉了家族制度危害社會進步的14條公害，如他認為私妻私子，不好天下為公；養家之累，心術必私等等。康有為認為廢除家庭制度需要兩個步驟，第一個是實現男女平等，使女權得到獨立；第二個是當女權實現平等獨立時，婚姻由本人自愿選擇，以契約方式可以自由簽訂和續約，由此人們能夠擺脫家庭私有制的禁錮，真正實現博愛、自由、和諧的天下一家。

　　（3）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全部資本歸聯合起來的人民，但個人收入和消費仍有差別，人們根據自己的貢獻取得貨幣工資，以貨幣來購買消費品，貨幣僅具有如此的交換形式，不會成為資本。據此，康有為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思想更為明確具體，而且有著更切近現實的可行性，其主要內容有：土地國有，大企業國營，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國家舉辦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公共福利事業，供公民享用等等。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還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付諸實施。總的說，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思想繼承了前人大同思想的精華，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成果，擯棄了“小國寡民”以家庭為中心的封建糟粕，體現了中國人民追求國家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公天下、公民享有普遍福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抑制列強豪強、復興中華等追求，還部分地帶有共產主義思想追求，在當時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影響力。

　　追求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之分，人人完全平等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在西方最早出現于古希臘。生活于公元前七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赫希奧德在他的《工作與時令》詩篇中熱情歌頌神話傳說中的“黃金時代”，說那時候人們不會被“可恥的貪財好貨的欲念”所驅使，去奔走鉆營。因為那時候有豐富的物資供人人分享，各取所需，人類生活在永久的和平之世，不見兵革。古羅馬詩人奧維特（公元前70——公元前17年）也曾說，過去有一個時代“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籬笆、圍墻”，人們沒有財產所屬關系觀念，大家不分彼此，沒有“你的”還是“我的”這類觀念。這種思想，在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國》一書中得到理論性的闡述。柏拉圖認為：一切糾紛和戰亂的根源，都在于私有制。他說：世事紛爭不已，戰亂時起，究其原因，均來源于“這是我的”或“這不是我的”，“這是他的”或“這不是他的”之紛爭。……而在那個治理得最完善的國家里，對于事物，絕大多數人就不會用這樣的字眼，說什么“這是我的”或“這不是我的”，人們壓根就沒有這類觀念。

　　柏拉圖在其所著的《理想國》中，曾設想有一個這樣的社會，描述了在那里、一切東西均屬于公有，連婦女與兒童也歸為公有（第五卷）。不僅如此，在集體生活中甚至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地位，蘇格拉底曾把一個管理得好的國家比之于個人的身體，各部分苦樂同感、息息相關。由此大家視則同視，聽則同聽，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場合下，視形勢需要，大家必須同聲一起唱歌贊美，或同聲一起表示譴責。憂則同憂，樂則同樂。

　　然而在西方，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所言：“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直到17世紀，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在西方也僅限于虛幻的文學游記形式，不具有理論的表達形式。如16世紀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開山鼻祖的英國政治家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在他1516年出版的名著《烏托邦》一書中，虛構了一個航海家航行到一個奇鄉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根據莫爾的描述，烏托邦是個不閉關鎖國、樸質無文、紀律森嚴、從事著對外貿易而同時又防止外國不良習俗腐蝕的海外仙島。在那里，沒有剝削和壓迫，一切財產歸全民所有；主要公職人員由人民選舉產生，任何公事必須由集體討論決定，隨時撤換與嚴厲懲處玩弄陰謀實行暴政的公職人員；整個群體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實行普遍的義務勞動制度，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在內部交往中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在產品極大豐富和人們高度自覺的勞動基礎上實行消費品按需分配的原則。烏托邦社會提倡健康豐富的精神生活，追求科學文化知識和高尚的道德素養，每人每天勞動6小時后進行科學、藝術和體育活動，社會成員相互幫助，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不損害別人的利益，一切公民都穿同樣的衣服，住一式一樣的房屋，任何人不得允許均不能外出旅行。那里沒有私有財產，不需用貨幣進行內部的交換，金子銀子用來打造馬桶和溺器，個人在各方面都受群體的約束，社會安定，風景秀麗，人人都過著幸福的生活。另外，類似的著作還有托馬斯·康帕內拉（1568——1639年）1623年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太陽城》。《太陽城》可謂《烏托邦》的姐妹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深受《烏托邦》影響，與莫爾烏托邦的設想有許多共同之處。在太陽城，全部生產資料和一切生活資料都歸全民所有，由社會組織生產，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紀律嚴明，人人平等，在內部不存在商品和貨幣，且有著區別于烏托邦的更為先進的思想內容：第一，太陽城以經驗豐富、技能出眾的人來領導，以生產小組為基層生產組織，取代了烏托邦以家長來指揮、以家庭為生產和分配的基層單位，突破了血緣關系的束縛；第二，太陽城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來進行生產，勞動時間比烏托邦減少三分之一，剩余時間從事科學、文化和體育活動，精神生活更加豐富，而且主要領導人“必須是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物理學家”，以適應經濟社會管理和發展；第三，康帕內拉在《太陽城》還創造性地提出勞動光榮的思想，他天才地預見未來社會勞動性質和勞動態度將發生根本變化，任何工作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切為社會服務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會受到社會尊重；第四，與烏托邦還存在奴隸勞動不同，太陽城沒有奴隸和仆人，沒有奴役性的勞動；第五，太陽城提倡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注重對兒童進行自然科學、生產工藝和歷史知識的教育，而且主張智育、體育和生產勞動教育并重。

　　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那些偉大的啟蒙學者的啟蒙理性和所謂理性原則。對于這些啟蒙學者來說，“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從今以后，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但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真理和正義不過是資產階級法律和司法實踐中的所謂人生而平等權利不可剝奪，歸根到底主要的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不可剝奪。只不過資產階級在與封建貴族的斗爭中，在強調人生而平等的人權不可剝奪時，是打著所有人的旗號并認為他們代表當時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反映了所有人的呼聲。真正在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基礎上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進行理論描繪的，在當時還是無產階級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托馬斯·閔采爾（1489——1525年），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1760——1797年），還有18世紀法國的摩萊里（約1700——1780年）和馬布利（1709——1785年）等。摩萊里和馬布利是代表城鄉無產者利益的啟蒙思想家，他們將共產主義思想微光直接發展為共產主義理論，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他們那里，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僅限于政治權利，而是已經擴展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擴展到消滅階級特權和階級差別，包括消滅私有財產。他們在理論上論證了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的必然性，明確指出是私有制導致了社會的階級分化和不同階級間的利害沖突。而在私有制出現以前，曾經存在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原始社會，而在經歷過私有制社會的種種痛苦和罪惡之后，人類仍然會回到合乎理性的公有制社會。這就駁斥了資產階級學者關于私有制是自古已有且永恒存在的謬論。摩萊里和馬布利還以法典和法律條文的形式闡述了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綱領和最根本原則。如摩萊里在《自然法典》中提出共產主義法典，指出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生產資料公有、人人為社會各盡所能并從社會各取所需的社會，而且提出了基本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生活資料歸個人占有、每個公民都有勞動的權利的觀點。但他們那里的共產主義也還僅僅是平均主義、禁欲主義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恩格斯稱這種共產主義學說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

　　巴貝夫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他在《平民宣言》、《在高等法院的終審辯護詞》和一些書信中表達了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巴貝夫嚴厲斥責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法國社會中的貧富對立更趨尖銳，他說革命后的法國事實上存在著兩個對立的集團，一個是由一百萬富人組成的剝削者壓迫者集團，另一個是由2400萬窮人組成的被剝削者被壓迫者集團；法蘭西共和國是支持剝削者的殘暴專制的政府，殘酷地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雇傭勞動制度是用饑餓迫使工人出賣勞動，忍受剝削；資本主義不擇手段的競爭將導致無政府狀態和生產過剩；法國大革命發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是對人民的欺騙；人類歷史就是貴族和平民、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階級斗爭史，少數人霸占一切財富使大多數人無法忍受時，財產關系的變革就不可避免，“那時窮人奮起革命反對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的必然性”。他認為只有這種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為此他號召人民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摧毀資產階級政府，以實現財產關系的變革。他認為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后，必須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專制，以鎮壓敵人的反抗、保證人民所需要和所得到的一切；人民政權不僅要消滅私有制，而且要鏟除使私有制由此產生的一切罪惡現象復活的根源。根據巴貝夫的思想，法國平等派密謀組織制定了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和鎮壓敵人的法令，并規劃了逐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過渡性措施和建立共產主義國民公社的方案，主張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使用機器生產減輕勞動強度和節約勞動時間，無條件地解決勞動群眾的生活就業問題。這對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包括巴黎公社革命無疑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積極影響。但巴貝夫無差別地絕對平均分配思想在實踐中也必然地帶有平均主義、禁欲主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局限，與無產階級消滅階級差別的平等觀仍然是有原則差別的。

　　后來，西歐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即圣西門（1760——1825）、傅立葉（1772——1837）和歐文（1771——1858）。這三個人雖然都不是自覺地作為當時已經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而出現，而是和其他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但他們的理性王國與啟蒙學者的理性王國有著天壤之別。因為在他們看來，按照啟蒙學者的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和非正義的，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英法兩國尚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向已經取得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愿望和要求。

　　按說，理性的國家和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與永恒理性、與人生而平等相矛盾的東西，但當法國大革命把這個理性的國家和社會實現了的時候，人們卻看到對自己喪失信心的資產階級最后竟托庇于拿破侖的專制統治，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無休止的掠奪戰爭，富有和貧窮的對立非但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封建特權的廢除及財產自由的實現，變成大資本和大地產主借助自由競爭對小資產者和小農瘋狂地掠奪，自由成了競爭失敗者的小資產者和小農不得不變賣財產失去財產的自由，勞動群眾的貧困成了這個所謂資產階級理性社會的生存條件，赤裸裸的現金交易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初夜權從封建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里，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犯罪的次數一年勝過一年，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竟然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無一不對資產階級建立的這個理性王國進行了辛辣地諷刺和批判。1803年，圣西門在巴黎出版了《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8年傅立葉在萊比錫出版了《關于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開啟了對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理性王國的批判，并在他們的批判中提出了他們關于未來理想社會的設想。圣西門率先對資本主義制度永恒存在的論調進行了批駁，他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有規律向前發展的過程，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出現都是過去全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每個社會又都存在著完全對立的兩種力量，即衰亡著的力量和新生的力量，由于它們的斗爭，新生的力量總是戰勝衰亡的力量。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是歷史的進步，但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舊的封建制度和未來社會制度之間的一個“中間的和過渡的體系”。傅立葉不僅認為整個社會運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而且認為每個社會制度上升發展到極點時就會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倒退，而是要轉向更高級的社會，新社會將在舊社會的衰落中取勝。而且每個社會都包含著前一社會制度的殘余和未來社會的萌芽，都要被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暫時的階段。他指出，與資產階級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在資本主義商業領域充滿了欺詐和小商販習氣，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成了可以買賣的商品，但“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歐文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與新的生產力不相適應，指出這種新的生產力“是要求迅速改造社會的時代即將到來的另一個意義特別重要的標志”，強大的生產力是改造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這便從生產力發展趨勢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他還首次運用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工人在生產過程除了生產自己賴以生活的生活資料還生產出“剩余產品”，但剩余產品卻被企業主以利潤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的貧困，主要原因是資本家作為“主人掌握了權力和資本”，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揭露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是新的剝削壓迫制度，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根本缺陷，雇傭勞動制度造成了工廠主階級和雇傭工人的階級對立，貧富分化是其必然產物，工人階級的貧困是由資產階級占有一切的富裕造成的，因工人貧困而形成的生產過剩是引起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冷酷的利己主義，資產階級的道德說教是騙人的，資產階級的人權是虛偽的，是對勞動人民天賦人權的否定。要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圣西門提出未來社會要把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改善無產者的身心生活當作“唯一而長遠的目的”，把盡善盡美的運用科學、藝術和工業作為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要促使每個人提高生產的積極性和尊重別人的生產”，并充分發揮知識和知識分子在“實業制度”里的重要作用。圣西門和傅立葉都認為，未來社會消滅了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現象，國家政權機關的性質和作用將隨之而改變，社會權力將由對人的統治變為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整個社會將按照最有利于生產的方式組織起來，在大工業的基礎上有計劃地組織與進行協作化生產，有組織地進行合理化分工，以實現工、農、商、科學、教育、藝術和家務勞動的全面協作，節約勞動力和時間，發展生產，滿足需要。歐文克服了圣西門和傅立葉主張理想社會保留私有制的重大局限，堅決主張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認為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大生產，才能真正實現協作和計劃經濟，極大地發展生產力。

　　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還反對不勞而獲，提出未來社會要人人勞動，各盡所能，按貢獻分配個人消費品，而待生產力高度發展，產品極為豐富，人們的覺悟也相應提高時，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傅立葉還提出勞動權是最主要的天賦人權、平均主義是“政治毒藥”的思想。

　　根據人人平等的和諧社會建設需要，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提出了未來社會要充分體現民主管理的原則，主張人民領袖由人民選舉產生，領導管理人員不享受任何特權，實行集體領導。歐文設想公社的最高權力屬于全體社員大會，一切重大問題由社員大會討論決定；公社的領導者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一律不得終生任職。公社的常設機構總理事會必須向全體社員大會匯報工作，接受審查。每個社員“對一切事情有發表自己意見的充分自由”。圣西門主張未來社會要盡可能地把“經常對立的一切力量結合成為一個唯一的整體，要想盡可能把這些力量引導到改善人類命運的唯一道路上來”。為此，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要通過城鄉結合、工農結合、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實現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設想；通過樹立新的高尚的道德風尚與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培養誠實、勤勞、具有集體主義精神、聰明才智而全面發展的人；最終是要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解放婦女、戀愛結婚自由、兒童養育由社會承擔、統一和諧、團結互助、長久和平、對外實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和諧社會。

　　歐文不僅是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家，系統地制定了他的消滅階級差別的方案，而且是杰出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家，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將自己的理論付諸于實踐，從19世紀30年代初期就在英國建立工人合作社，到1833年10月創建了“全國生產部門大聯盟”，并在短短數月中使聯盟成員發展到幾十萬人，使合作工廠和合作社遍及英國各地。早在19世紀20年代中期，歐文和他的學生就在美洲創辦財產公有、每個人享有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共產主義和諧公社。至30年代末期，他又在英國建立了一個示范性的共產主義公社。雖然這些活動在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但也證明了沒有資本家的生產及勞動者集體經營的大規模生產是能夠進行的。

　　古今中外，人們關于大同世界的探索和實踐證明，人類對自由平等和和諧社會的向往與追求，是一直也沒有間斷的，而且有不少仁人志士相信歷史在不斷進步，人類終將會逐步地邁入一個沒有剝削奴役、沒有壓迫、人人自由平等、和諧互助的和諧社會。

　　二、歷史循環論的“歷史囚籠”思想

　　歷史循環論是一種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觀。歷史循環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周而復始地循環。在中國，戰國末期的鄒衍以“五德終始”說(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繼更替)來證明朝代的更替，由此而提出了金木水火土終而復始的歷史循環論。在西方，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維柯（1668——1744年）認為歷史的變化經過三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凡人時代。神的時代是原始時代，是人類的童年時期；英雄時代是貴族統治的時代，是人類的青年時期；凡人統治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時代，是人類的成年時期。凡人時代是歷史發展的頂峰，歷史變化經歷了這個階段以后，就會重新回復到原始時代，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19世紀末德國著名的唯意志論哲學家尼采（1844——1900年）提出了“永恒輪回”論，認為世界從簡單到復雜，從靜到動，從單一到矛盾，然后便從復雜復歸到簡單，從動到靜，從矛盾到單一，如此循環不已。后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大都熱衷宣傳“歷史循環論”，鼓吹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認為當資本主義獲得充分發展后便將回復到原始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年），是持歷史循環論、囚籠論的典型。他經常使用合理性和合理化概念來描述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歷史發展境況。他認為資本主義古已有之，它經歷了從非理性向合理性的發展過程，經歷了掠奪型的資本主義、奴隸型的資本主義、官僚制政治資本主義、完全市場化并按市場規則來運行的合理性資本主義幾個發展階段。除了完全市場化的合理性資本主義是屬于現代合理化資本主義外，資本主義的其他幾個階段都屬于傳統資本主義，是非理性的資本主義。但從傳統的非理性資本主義向合理的理性資本主義的轉化，有一個合理性不斷增強的過程。如官僚制就是合理性管理的最有效形式，官僚制的機構是依等級原則合理設置，嚴格按照書寫的法律和程序辦事，遵循非個人化原則處理事務，官員按照功績晉升，等等，這些都是政治合理性的表現。現代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大企業基礎之上、按照嚴格的會計核算和市場規則來運作的合理性資本主義。在管理上，在古代和中世紀，政治管理和運作是通過傳統世襲的官僚制進行的，是非合理的管理形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一種遵循市場規則和民主自由規則并講求效率的合理的官僚管理形式便取代了舊的官僚制管理形式，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和辦事效率。

　　在韋伯看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向著合理化的方向前進，但合理性或合理化并不總意味著社會進步。在某些方面，向合理化的方向的發展也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例如，經濟生活的合理化，不僅是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發展，還帶來了道德的滑坡，精神的頹廢和理性的窒息，科層制管理帶來了官僚主義，新教禁欲主義倫理在促進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使人們喪失了創造力和進取精神，人們追求世俗享受的欲望囚禁束縛了人類對理性的追求，人類社會向合理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中不僅內在著非人性非人道的人的異化，而且內在著非理性的南轅北轍二律背反趨向，等等。總之是合理化發展的前景并不能讓人樂觀，反而是讓人極為悲觀。

　　韋伯對自由民主問題極其關注，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民主的實現卻極度悲觀。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最后一些段落里，韋伯闡述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進步將引起資本主義精神萎縮退化。資本主義物質進步將把人們的思想禁錮在物欲主義的鐵籠之中，人類最終也將被鎖進這個物質的鐵籠而失去自己。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人類將越來越陷入不自由的境地。在《俄國憲政民主狀況研究》一文中，韋伯指出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自由民主要依賴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產生于資本主義誕生的過程中，在西方促進自由民主實現的條件、如海外擴張、早期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社會結構、科學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征服、及西方獨特的倫理性格和價值觀念，不是在每個民族每個發展時期都出現的。因此不是在每個民族資本主義的特定發展時期都會發生社會生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里，上述條件不僅正在消失，而且資本主義生活越來越受制于生產的卡特爾化、標準化和科層化管理，因而在管理合理化并不斷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時也不斷地趨于一致化。在這種條件下，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念就越來越失去了土壤和市場，而集權專制和權威主義卻將應運而生，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生成和成長。這在沒有自由民主傳統的國家，自由民主的條件本來就缺乏，要實現自由民主就極其困難。要維護自由民主，需要城市資產階級尤其是大企業家們對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和支持，需要建立有力的議會政治，但現代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對自由民主運動越來越缺少興趣，對議會政治也是僅僅從他們的物質利益需要去考慮和參與。這樣，自由民主運動也就只能限于思想運動，其影響力也就極其有限了。基于這種認識，韋伯實際已隱約看到了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將走向集權專制的官僚資本主義，而且很難走出極權專制這一歷史的鐵籠。

　　歷史循環論者承認歷史按一定秩序變化，但他們曲解了歷史變化的客觀規律，往往把歷史曲折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誤解為歷史周而復始的閉環循環。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并不是簡單的“循環”，更不是以資本主義為終點的封閉的“同心圓圓圈運動”，而是基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不斷發展和上升的過程。但古代思想家不能從歷史本身去尋找歷史變化的原因，資產階級思想家不相信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他們迷戀資本主義卻又無法擺脫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尖銳矛盾和絕望情緒的氛圍，而且所有歷史循環論者都不認識社會基本矛盾、階級矛盾以及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因而也就不能正確理解社會發展規律，于是便使他們陷入歷史循環論的怪圈。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訪問革命根據地延安。在參觀訪問幾天之后，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的訪問觀感，黃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滿懷信心地作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毛澤東主席和黃炎培先生關于“周期率”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討論的不是歷史規律層面的問題，而是討論了歷代統治者歷史興亡這一反復出現的一種歷史現象，討論的是在既定客觀規律條件下人的努力程度以及有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與政權周期興衰的關系。黃炎培說政權的“興”，是因為人們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政權的“ 衰”，是因為環境漸漸穩定后，統治者的精神也懈怠了，大家各懷心思，“政怠宦成”，最終便導致人亡政息，沒有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說起來，這也是一種惡性歷史循環。但毛澤東相信共產黨已經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律惡性歷史循環的根本出路，那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讓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監督執政黨和政府。

　　三、歷史悲觀論的“人類原罪”說

　　《圣經》里講人有兩種罪——即“原罪”和“本罪”。“原罪”是人類始祖亞當源自本能而犯下的罪性與惡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原罪”的基督教基礎教義告訴人們，人生來就是有罪的，因為人性本惡，它有著天然的犯罪的本能欲望和根源，引導著人們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上都走向犯罪的深淵且難以自拔，所以人只有借助上帝的救贖及終生的懺悔改過才能脫離犯罪深淵。但基督教認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由于人本身就帶著原罪來到人間，魔鬼又時時糾纏著人類，人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永遠無法實現自身的救贖，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贖才能洗去生時的罪孽讓人在生命終結后其靈魂可以升入天堂。

　　佛教雖然也認為人是帶著原罪來到人間，人的自私、肉欲、物欲、色欲、貪婪、貪圖享受、本性難移，但人可以通過修身養性達到人性提升的目標，最終能達到“四大皆空——無我”的境界，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關鍵在于個人修行。

　　中國的儒家學說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是后天的生活環境與習俗使人性變得丑惡且差別巨大起來。但儒家同時也認為人作為“食之性也”的飲食男女，同樣也有著難以改變的人之罪惡本性，即便怎么修行，也難以成仙成圣。于是就有人“天性如此”，“天不變道也不變”——人始終要靠上下有別的“禮制”、靠“三綱五常”來約束管理才符合天道自然的說法。這實際上是“綱常倫理社會制度不可改變”的說法，與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主奴性作為人之本性，認為奴隸社會制度符合人的“主奴本性”而不可改變之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叔本華（1788——1860）是德國唯意志主義唯我論生命哲學的創始人，他把人的絕對自由、自發性、隨意性的能動性、本能欲望、非理性的直覺與頓悟作為人的生命生存意志或自然本我的實在性，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自由和人生意義等倫理社會問題當作他關注的核心問題。他認為，如果排除或者忽視了人的自由，就根本談不上人的真正的存在和人的道德行為。但他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以及人的現實的認識和實踐活動都排除在了他所說的自由和道德領域之外。因為在他看來，現實的社會和歷史領域都屬于現象世界，各種各樣的社會理想和目標也只是理性派思想家所杜撰出來的虛構的世界理想和目標，現實生活的人都必然要受自然和歷史必然性的支配，而不是本然的真實的存在，不是世界真正本質的展現。現實社會中的人不了解自己和世界均是盲目的意志的表現，不了解自發的、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才是必然性、因果性和目的性等等的基礎，而且是決定社會制度和結構以及社會理想的決定因素，他們企圖給自己去設定某種目的和理想，并試圖通過認識和行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和理想，然而這一切卻注定了他們要成為意志客觀化之奴隸，注定了他們必然成為社會的傀儡和工具，這就注定了他們不自由、不道德，而且因個人行動的結果總是與其目的和理想背道而馳而給他們帶來痛苦。因為生命意志在支配著一切，而生命意志的本質就是盲目的欲望和永不疲倦的沖動。人的本能欲望和沖動都是無窮無盡的，它們絕對自由自發地發揮作用，且具有非理性的隨意性，當一種欲望得到滿足的時候，新的欲望就會產生，這樣欲望就永遠無法滿足，而無法滿足欲望就只能給人們帶來痛苦。叔本華說，即使欲望得到了完全滿足，人們也不能擺脫痛苦。因為一個人如果一切都滿足了，他就會感到孤寂、空虛、厭倦，同樣還是痛苦。總之，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悲劇，他們越是抱著某種理想和目的，越是為實現這種理想和目的去認識和行動，越是在自己的行動中取得成功，那就意味著他們那盲目自發的意志越是強烈，從而也意味著更大的痛苦。同時，從道德的本質是自由來說，這種受盲目的意志支配的人必然也是沒有自由、沒有道德的人。叔本華由此斷定那些最活躍的人必是最痛苦也是最無道德的人。這實際上是把人的本能欲望及其生命意志作為人先天就有的原罪來看待了。

　　叔本華把意志比喻為一個勇猛剛強的瞎子，把理性比喻為這個瞎子所背負著的給他指路的瘸子，但理性的目的不是其本身，而是作為滿足欲望的手段，理性知識無論從起源和其本質而言，都是來源并服從于意志并由意志所決定的，而且人的一切心理意識現象包括人的記憶力、性格、知識、智慧等等，概莫能外，它們都是意志的產物。叔本華甚至認為人在他的娘胎里就已經是由意志所決定的了，胎兒有頭腦是由于他有思想的意志，他之有循環器官是由于他有血液流通的意志，他之有嘴、有腸胃，是由于他有吃東西和消化的生存意志。總之他身上的每一部分，他肉體的全部活動都是由他先天就有的意志所決定的。叔本華由此認為，只有意志才能解釋人的存在、人的行動、人的運動的意義和內在結構。而這都不是靠何時何地為何目的以通常觀察事物的方式來觀察事物，而是靠自由自發的能動的直覺所領悟到的。在拋棄了抽象思維和理性概念對意識的支配，拋棄了主客體的分立對立而完全沉浸在對自然客體的直覺和領悟中，人們才會發現，被直覺和領悟的客體已不復是具體的事物，而是理念、意志之類永恒存在的形式在直覺中的直接的客觀化，是主體客體的合二為一，由此才達到我們對于事物的本質、對于自在之物、對于真理的認識。但這種非理性主義的生存意志的直覺卻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說的一種東西，一種對生存意志本身的領悟。這便把生存意志和直覺導向先驗而自發且隨意而任性的神秘主義的方向去了。

　　正是基于上述這樣的認識，叔本華對一切促使人們面向自然和社會而進行的革命變革以及鼓勵人們積極向上的哲學，對一切謳歌進步、理想和幸福的哲學，對堅持歷史進步論的一切歷史樂觀主義，都極力加以攻擊，而由此走向了極端的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突出地表現在他的人生哲學上。

　　怎樣才能減輕和避免人生的痛苦、成為有自由、有道德的人呢？叔本華提出的根本辦法就是抑制人的欲望，否定人的生命意志，擺脫一切世俗的利益和要求，去除一切現實的生活、現實的理想和目的，拋棄一切理性和科學的觀念以及以理性為基礎的一切道德規范，而進入無我境界的涅槃境地。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超脫現象世界而進入自在之物的世界，即意志世界。而自由和道德正是屬于意志世界。叔本華認為只有作為自在之物的意志之自發隨意的行動才是自由的，而直覺到自己作為意志本身的唯一的行動就是否定一切、否定生命生存意志的行動。但由此又會導致漫無目標的瞎闖與盲目地否定一切，又需要借助理性來為意志指明方向和道路，以保證生存意志“恰當地客觀化”。于是叔本華就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既要沉浸于自我生存意志又要走出自我生存意志盲目性的的哲學邏輯循環，陷入對世界發展前景悲觀絕望的境地。

　　尼采（1844——1900）是19世紀下半期唯意志主義、唯我論人本主義的主要代表，非理性主義在尼采那里也表現得更為徹底和極端。他對打著理性主義旗號批判與打倒資產階級的巴黎公社革命十分敵視，認為這一革命是對他所鼓吹的個人的生命力和個性自由的極大威脅。他主張人要徹底地回到生命意志、個性自由、直覺和本能那里去，以否定一切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姿態重新評估一切價值與善惡觀念，“用鐵錘從事哲學”，推翻以往的一切價值和權威，并且把推翻這些價值和權威當作人之存在的最高目的和價值，當作人的最高的自我肯定。對于自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和權威，他自稱是“炸藥”，是“真正的破壞者”。他認為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文化限制扼殺了每一個人所獨有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質，使人奴隸般地服從普遍的、純粹的理性及作為體現理性的世界，遵循著狹隘的實用主義和奴隸道德，不敢去創造新的東西，從而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前景和價值。他認為越是被認為經過理性的嚴格訓練的人就越是成為理性和知識的奴隸，越是成為因循守舊、感情貧乏、思想遲鈍的人，從而就越是缺乏激情和創造性，變成一臺任人擺弄的機器，而失去人的生存本能和價值。因此，為了使人的生活和道德行為具有真正的價值，便必須摧毀理性派思想家所制定和神圣化的一切觀念和價值，掙脫這些傳統的束縛，而代之以突出人的生命力和本能沖動。他要把生命意志和本能沖動徹底解放出來，使它像脫韁的野馬一樣任由其奔馳。為此他自稱他寧肯作一個非理性主義的、癲狂的酒色之徒，而不愿作一個圣者，他要使人一切最原始的本能沖動都獲得充分的釋放和表達，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狄俄尼索斯的狂醉的世界，使個人的生命與世界的生命融為一體，富有激情和無限的創造力。尼采認為如此一來真實存在的只能是傾向、活動、沖動、激情、過程，是永無止境地在流動，是不具有任何固定特性和特征的非實體的東西。至于世界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將走向何方，則既無從考究，也不能言明，不能用理性派哲學家們所使用的各種實體性基質性概念去把握和說明。

　　尼采認為，人的思想意識以及道德價值觀念都來自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就是一種沖動、沖力、創造力，或者說是一個不斷自我表現、自我創造、自我擴張、自因自果的活動過程。他同叔本華一樣把生命的這種過程叫做生命意志，但他不同意叔本華把生命意志當作現象世界之后的自在之物，也不同意把生命意志歸結為單純地追求生存的意志。他認為生命的本質并不單是追求生存，因為不處于生存中的東西沒有愿望，而處于生存之中的東西所追求的不單是生存，而是發揮其生命力，是釋放、改善、擴大和增長自在的生命力的意志，即權力意志。所以生命意志的本質即權力意志，它是決定了各種肉體的過程直到最高級的精神活動——人的一切生命活動的最為根本的生命本能與基礎。他說，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釋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權力意志。生物有機體攝取營養就是作為權力意志去占有和吞噬環境。不僅如此，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過程的本質也都是權力意志，都是權力意志的矛盾、爭奪和斗爭。受求生意志支配而消極被動的人是遵從奴隸道德的下等人，是畜群似的普通人，他們心甘情愿地聽從主人階級的宰割，卻又要求主人同情憐憫與關愛自己，寬恕自己的過錯。這些人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沒有奮發有為的生活理想與自我創造欲望，把獲得功利當做生活行為的準則，把強者和具有獨立個性的人視為危險人物，害怕、嫉妒與仇視強者，是墮落頹廢的、喪失了人的本真和自我甚至不配為人的個人。而那些生命意志權力意志旺盛、奮發有為、富有創造力的人，則是將自己的生命本能充分發揮表現的上等人或貴族。他們遵從上等人的“主人道德”，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不受任何確定的、被常人認為是普遍的道德原則的約束，完全以自己的意志為尺度創造價值，制定道德觀念，把一切能發揮個人內在生命力和本能、發揮個人創造性能動性的東西當作善，把一切卑劣的、柔弱平等、循規蹈矩、祈求憐憫同情而缺乏自我創造精神而且對自己有害的東西當作惡，他們知道只有他自己才能賦予一切以價值和意義。上等人知道整個社會不是為了其本身而是為了他們才存在，才有價值，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大群大群人為了他們而犧牲。“如果貴族……以使人發嘔的崇高而放棄了自己的特權，使自己成了道德感情的犧牲品，那就是墮落。”因而尼采公然鼓吹弱肉強食的社會秩序是人類社會有創造力有活力的表現，鼓吹人對人的剝削壓迫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墮落的行為，而是合乎人的生命的本質、合乎權力意志的本質的行為。根據這個原則，尼采主張“超人”（“超人”在尼采那里是無所不能的理想化的人，是有別于上帝的上帝的人格化）、“強人”必須使用殘酷的暴力來維護這種弱肉強食秩序，使用暴力、掠奪、征服和踐踏手段來對付異己者，把弱者當作自己生長、獲得優越地位和條件的工具，以彰顯生命意志和權力意志。這就充分暴露了尼采哲學的唯心主義本質及他頑固站在剝削壓迫者階級立場以人民大眾為敵的反動立場和本質。

　　總之，叔本華和尼采看到了以蘇格拉底、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派哲學家把人的意識和理性作用無限夸大、把世界當作是意識和理性化的世界、把人當作是意識和理性化的人、把意識和理性的本質當作人的本質的認識局限，看到了資產階級理性啟蒙與革命的歷史局限，反映了資產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后由一個革命的階級逐漸走向保守甚至反革命的階級之歷史局限，而由此走向了看不到人類未來光明前景和希望的個人唯我主義、非理性主義、人本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錯誤極端。從資產階級現代、后現代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叔本華和尼采的這種哲學傾向無疑是給后來的資產階級哲學帶來了極大的深遠影響。

　　四、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人類解放學說

　　從上述人們對人類前途命運的不同探索來看，盡管有不少進步思想家肯定了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而且最終要邁向“大同世界”實現人類解放的社會歷史進步理念，有些人甚至還實踐了這一思想理念，但他們大都沒有將這種思想理念建立在對人類歷史的客觀全面地把握及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解基礎之上，沒有關于未來“大同世界”科學的客觀必然性的論述；而絕大多數剝削階級思想家對此則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他們中即便有一些人相信會有部分人因歷史的發展和個人的努力能獲得解放，但也不相信整個人類社會有能力和可能獲得徹底解放。

　　黑格爾（1770——1831）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早對全部歷史進行辯證思考的第一人。他指出規律是現象的靜止的穩定的方面，是現象內在的本質的關系，規律和現象既有差別和對立，又內在地統一，而且相互轉化。在現象中，那些具有持續性的、靜止的、穩定的東西，就是反映和體現事物規律性的現象。人們可以透過這樣的現象認識和把握規律，從非理性的人逐步上升到一個理性的人，并最終通過認識利用規律、駕馭規律而與上帝相通，而獲得真理性的認識并掌握絕對理性，理性地改造世界，獲得人的自由解放。但黑格爾把這一歷史發展演變過程說成是類似上帝一樣的絕對精神、絕對觀念或絕對理性按照自身內在的現象和本質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不斷地感性對象化、實體化，最終又返歸自身的自我生成演變過程。這就把客觀發展的真實歷史過程最終歸結到絕對精神或絕對觀念自因自果的自我生成演變、自我認識過程了，從而徹底地滑向神秘主義的唯心主義和神創論那里去了。

　　恩格斯說，黑格爾哲學的偉大功績是：“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思維的任務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并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但黑格爾受其認識局限、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他雖然提出了這一任務，卻沒有完成實現這一任務。他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在他那里，“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青年學生時代在政治上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世界觀上是唯心主義者，屬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們幾乎在相同的時間內各自經過艱苦的理論探索和階級斗爭革命實踐，不約而同地逐步完成了從唯心主義者到唯物主義者、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轉變，經過他們的終生努力和奮斗，使他們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理論基礎上，最終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學說，也使“大同世界”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發展為科學社會主義或科學共產主義學說。

　　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鑒》上，馬克思發表了《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恩格斯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在這些文章中，他們明確指出物質力量對精神生活具有決定作用，主張通過社會革命消滅私有制，實現人類解放，并把無產階級作為完成實現這一任務的物質力量。在1844年8月至1846年底，他們又合作撰寫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并分別寫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人本主義以及唯心史觀進行了徹底清算，從現實的個人和人的實踐出發，闡述了他們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嶄新的哲學世界觀。此后，他們又陸續寫出并發表了《雇傭勞動與資本》《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反杜林論》《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結合無產階級生活實踐革命實踐，全面系統、科學實證地總結了人類歷史經驗及思想成果，系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和人類解放學說，為無產階級認識改造世界，解放全人類，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及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的解放”的含義：它不是單純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而是包括從人的一切關系束縛下解放出來，是一個以解放發展生產力為基礎的勞動解放、經濟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的總體性的社會解放，是一個不斷解放的歷史過程。人的自由也是這樣一個不斷超越一切既定關系束縛的歷史過程。共產主義者的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而其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不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總是以一定時代的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主體——工人階級及其運動也不例外。人類的不平等和各種矛盾是由分工和生產力有所發展但又不夠充分發展而產生的私有制所造成的。階級分化、貧富兩極分化的消除，有賴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人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以及普遍經驗的個人取代地域性的個人，消滅舊式的固定分工，而且有賴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自覺和世界性聯合。真正的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在組織聯合為革命的階級基礎上，才能作為一個自覺自為的革命階級、作為創造歷史的主人而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在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爭以及人們的生產和經濟關系中去尋找。人們要創造歷史，首先必須能夠生活，而為了生活，就要解決人們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就要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而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中，存在著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人和社會之間的歷史的相互關系，也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歷史的相互關系。社會生產力以及與一定的生產力相聯系的生產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全部歷史的基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一切社會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及其作用，是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和根本動力，生產方式的變革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人類一切歷史的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人們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最終總是要引發革命，引發和表現為各種沖突的總和，表現為各個階級的沖突，表現為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等等。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和法律等觀念上層建筑的基礎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基礎是以財產關系所有制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國家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有賴經濟基礎的變革，而經濟基礎的變革則受生產力及生產力的交往形式的制約。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以這種觀念范疇來解釋實踐和歷史，“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是對既有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整個社會的基礎與社會制度——一言以蔽之對人們的整個社會存在進行革命性的變革。否則，既不可能改變人的現實，也不可能改變人的思想觀念，不可能實現人的解放。這也就是說，人類的解放和人類改造世界的實踐緊密關聯，而無論是對自然的改造還是人自身的改造都需要相應的客觀物質條件，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沖突以及階級的分化與對立達到嚴重激化的程度，社會大多數成員無力承擔壓在他們肩上的重負而且具有了徹底革命的共產主義意識之時，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才會到來。

　　馬克思主義認為，創造歷史的歷史主人是先進的革命階級及其領導下的人民群眾。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及其領導的人民群眾。工人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必須擁有足夠發達的社會化生產力，而且需要與以往不觸動人們生活基礎的單純政治革命劃清界限，消滅私有制條件下的一切剝削和壓迫，使勞動者真正獲得徹底解放。這就要求工人階級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從現實實際可能出發設計與選擇共產主義革命變革的道路、方針和策略，根據實際可能推翻剝削階級統治，以漸進的方式逐步消滅剝削階級賴以存在的土壤和條件。工人階級惟有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才能使自己獲得解放，而且他們只有在革命中拋掉自己身上一切受私有制和剝削階級影響而形成的那些陳舊骯臟的東西，才能實現對自然和人的徹底而有效的雙重改造，成為推動共產主義運動不斷勝利前進的歷史主體。

　　至于無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階級）為什么要革命，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裝，而且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學說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所要論證的問題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哪里有剝削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和革命。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剝削壓迫無產階級的根源和秘密，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幸福的樂園，而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工人階級的生活地獄，說明了工人階級為什么要革命的經濟根源。資產階級借助生產力的近現代化、工業化和社會化發展，借助資本主義競爭、“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及血腥的殖民掠奪，完成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消滅了大量小私有者和小生產者，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成為一無所有的人，成為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工人。資本家以支付工資的形式按照工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或價格購買勞動力，取得對雇傭工人勞動力的支配使用權，迫使雇傭工人在生產勞動過程不僅通過具體勞動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到新的商品中去，而且通過活勞動和一般的人類勞動耗費再生產出大大超過勞動力價值的新價值，于是資本家便通過出賣商品以企業利潤的形式無償占有雇傭工人所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這便是支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經營活動的資本主義占有規律或剩余價值規律。追求剩余價值、無償占有雇傭工人活勞動、剩余勞動創造的勞動成果，進行資本的積累，以不斷擴大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是資本家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但由此一來，也就造成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和資產階級的富有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奴役和壓迫日甚一日，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脫節以及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的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一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日益尖銳，最終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和危機，導致工人階級的激烈反抗和革命，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的發展要求和必然。

　　剩余價值學說還闡明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歷史地位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雖然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但由于資產階級占有一切，無產階級一無所有，這就決定了無產者雖然有選擇資本家而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卻沒有不選擇資本家不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且每次出賣勞動力所得到的都只是養家糊口為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那點工資，他們不僅要終生受雇于資本家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奴役，還要世世代代成為隸屬于資本家及其資本的奴隸。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的這種悲慘的歷史地位和命運，在不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不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是永遠無法改變的。這就決定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他們只有聯合組織起來，整個階級行動起來，共同戰斗，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消滅產生兩極分化和雇傭勞動制度的私有制，解放全人類，才能獲得自己和整個階級的真正解放。正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發展的特殊規律，揭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階級矛盾和斗爭的經濟根源，才揭示說明了無產階級是推翻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社會力量，科學說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歷史使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那么，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擔當消滅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而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和使命呢？這不僅是由于無產階級的社會歷史地位及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所決定的，而且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以往歷史革命經驗所得出的科學結論。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私有者階級領導的革命，他們受階級局限歷史局限，很難領導革命取得勝利，而即便奪取了國家政權，爭得了統治地位，能夠上升為統治階級掌握政權和生產資源的也只是極少數人，實際也只是極少數人的勝利。而這些人受其私有者階級的局限，總是利用手中權力使整個社會服從于他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他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說：“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只有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處于社會的最下層，不占有生產資料，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廢除全部現存的私有制占有方式，這樣才能以整個階級和集體的名義掌握一切生產資源和權力，取得社會生產力，抬起頭挺起胸來。所以，無產階級在反對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也就成為革命最徹底、戰斗力最強的階級。另外，無產階級與機器大生產和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與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聯系，在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又培養造就了他們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使得他們具有歷史的先進性和組織紀律性，加上資產階級的教育，工業的進步，資本主義劇烈的競爭，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分裂和瓦解，不斷地將成批的資產階級先進知識分子拋進工人階級隊伍，擔負起教育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還有工人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實際鍛煉，使他們在斗爭中不斷地成熟壯大和發展，這便使無產階級最有希望也最有可能和能力擔負起消滅一切剝削壓迫制度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精神生產伴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人們的思想的改造和解放始終是與人們的社會存在、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的基礎的變革緊密聯系的，“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又具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是什么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無產階級砸碎舊世界，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伴隨舊世界的滅亡，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各種舊的思想觀念也將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而逐漸消失。無產階級要完成實現其歷史使命，就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而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己整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而在無產階級消滅了一切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之時，它也就消滅了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使政治國家走向消亡。所以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即為了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并使人從一切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階級統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階級并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必不可少的過渡手段政治手段。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