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有機構成的唯物史觀深層景象　　

——  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二

　　內容提要  在一般意義上，唯物史觀的“有機構成”提示工作形態的通史原理即和“統治”有關的工作原理，如勞動原理、資本原理；《資本論》不限于此，其運用的有機構成范疇呈現階級統治原理的“深層景象”，揭示知行合一的階級－拜物教認識論原理。這促使規律的理解為范疇的“總開關”，乃至將唯物史觀與階級工作原理總合為“體用不二”。在統治理論生產上，有關階級與拜物教的檔案學知識是《資本論》實際所提供的東西，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也即“《資本論》知識原理”：從歷史走入現實，其綻放階級事格。然則這一原理需要再解作理論意識形態“對立規定”之落成，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名義在物質生產領域落實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路線斗爭，最終落實辯證法與科學工具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中汲取的啟示是：堅持從主體論出發的“歷史走出階級”的自覺行動，努力擺脫拜物教思想羈絆，致力于徹底消滅奴化和異化現象，實現“有機構成的人”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資本論》；唯物史觀；有機構成；階級

　　作者簡介：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璇，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該文為“《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的續篇

　　閱讀提示  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導論 - 烏有之鄉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2/01/448890.html　　

一、引言

　　《資本論》講述的歷史是“特殊類型的歷史”（統治史）——階級如何統治、如何被統治的歷史，這是《資本論》最大的“行”。從而，階級不僅作為“世界觀”，亦是“方法論”——作為檔案學工具對待。具體而言，階級是個事格；為此，應科學提出“唯物史觀的生產力決定論”，作為階級－拜物教認識論原理形成的中介，作為理解整個歷史世界的基礎，內在說明“歷史是生產方式形態全部綻放”命題。這導致在分析層次上，引入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概念）研究線索作為“統治史的總公式”，乃至作為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具象，是欲說明：設若聚焦階級區間，唯物史觀與階級工作原理便是一個東西，繼而還原為物的邏輯所遮蔽的人的本質，求取“解放的行動”[1]。在道路線索上，這個原理或曰道“無”→道“有”從而“德有”→可道和可名；個人必須被認定為“自主的主體”，這樣才能有效調動其反抗私有財產的對象化力量，改造資本（包括資本意識形態和政治功能）造成的災難后果，最終化解人的發展與私有制普遍化的矛盾。核心內容是彰顯勞動解放，在歷史原理上即是勞動社會發展史（勞動原理）→資本社會發展史（資本原理）→共產主義生產勞動原理。以之為地基，可凸顯生產一般——突出規律具體的歷史的生成（規定）從而把“階級對象”展示為一般關系構造的理論實踐過程，謂為“生產一般”——對本身以勞動過程為支撐的經濟活動“實踐總公式”（事的總公式形式）進行理論反映的工作性質，全面實現歷史世界的向內思考和向外觀察，展開二者之間深度的對話。

　　《資本論》是知行合一的理論作品，然則絕不像羅賓遜夫人認為的那樣，“似乎認為馬克思是一位提供了應該由實證標準來檢驗的某種模型的經驗主義者”，事實正好相反，“理論和歷史之間建立充分的聯系是社會科學的中心問題，但是經濟科學建構的方式，不僅未能對這個中心問題的解決有什么貢獻，而且還有惡化這個問題的趨勢。”[2]從統治史出發，唯物史觀的經濟知識具象之所以落腳于階級和拜物教的經濟學原理范疇，在于提示經濟范疇的兩重規定內涵：階級性與拜物性。由規律規定、導引范疇，由范疇領導知識概念（系統）的形成，一言以蔽之，這一研究在于突出通史道路“本質對現象的關系”，繼而突出《資本論》道路－系統理論規定，引出共產主義路向意義之重建行動現實價值，在道路理想與現實系統之間找尋恰當對接點。說到底，這是道路事格在命題上賦予新時代主題新的工作涵義與實踐意義所在?！　?/p>

二、有機構成的規律本位：理解范疇的“總開關”

　　《資本論》有機構成具有兩重規定：原理形態與工作范疇，原理形態向工作范疇的轉化定格在對社會有機系統“規律”的探究之中。經由政治經濟學批判，“經濟理論本質上使得遵循資本自我具體化邏輯并已深嵌于歷史的意義明晰化。”于是相反，“經濟理論并沒有通過約定定義的方式前行，這種約定定義的方式對在因數據收集而需要精確界定的經驗科學中則非常常見。”[3]規律是道路之成，是“知的道路”，亦是“行的道路”，但概念是無根的，可見必須以“規律（道名）”為大前提。價值形式作為考察道名原理意義的規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至于成為《資本論》考察事物聯系與發展的主線索。然一旦將異化勞動設為商品社會的歷史范疇，即可以認定：“私有財產的關系潛在地包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4]具象形式是有機構成。沿著這個路徑，商品轉化為資本意味著：一般的勞動異化發展為資本雇傭勞動，促成勞動變換性和人的單向度發展的社會合一。這樣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是價值理性統治一以貫之的社會形態，也是最終促使價值規律發展到頂峰規定的歷史生產制度形式[5]。價值理性之超出“質與量統一”規定在于：把價值理性局限于形式理論來理解和運用——忽略它的財產關系平等的生產內涵（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必然是對價值規律本身進行“超階級的”理性化，在認識上制造價值規律（作為“生產規律”規定[6]）和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規律的直接對立[7]。至于形式邏輯上，按照“一小時＝一小時”進行市民主體的商品生產，爾后按照“一元＝一元”對社會使用價值進行經濟核算，最終導致了“各種收入”的國民經濟核算（如GDP）的形成；繼而以之為依據，按照“各要素主體的貢獻”決定對等份額的階級的產品分配，純屬以價值理性對唯物史觀的勞動價值理論（原理）進行的數量仿真[8]。

　　“歷史領導矛盾”規定為“道路”，“矛盾領導規律”規定為“系統”，爾后有規律本身對范疇工作原理的規定及其實際組裝形態的領導。那種堅持說價值規律與剩余價值規律歷史同一的觀點，顯然是對歷史理性的過度抽象[9]；杜絕這種觀點，關鍵在于將唯物史觀作為歷史、作為矛盾看待，這樣才能從規定性上真正引出規律和它的范疇。有機構成定格為建立其間的“特別工具”，作為“實體與工具統一”之對象關系規定[10]。從生產方式歷史運動的內涵邏輯上看，資本積累規律是以“價值規律”與“剩余價值規律”對立統一的歷史面目出現[11]。由道路而系統，由歷史生產規律而經濟規律，由發展規律而運行規律：資本主義積累的規律說到底是資本主義總公式的規律；資本的規律——無論生產、分配抑或交換（流通），最終都匯總于資本的積累運動，這個運動規律于是可作為直接生產形式、流通形式及分配形式系列規律的總稱。從既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又堅持行動主義辯證法的工作特性來看，資本主義占有理性（資本生產剝削）和價值理性的對立之處在于：它在勞動生產環節時刻以“剝削的社會生產的抽象理性”（即致力于以勞動時間為唯一生產剝削手段和形式的雇傭勞動生產制度）和“非剝削的財產生產的理性”歷史對立；這意味著，“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的財產，它從來不屬于別人。”[12]以財產關系驅動的勞動的階級范疇而論，它是抽象理性，和本身由身份關系驅動的生產勞動具體理性有很大的不同。占有理性古已有之，正如“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經包含土地作為某種異已力量對人們的統治”[13]。進一步，這種占有理性是擴大了買賣關系的應用范圍，把抽象理性統治擴展到全部社會領域。這從商品生產的范圍印證了歷史矛盾以規律為工具的觀點[14]。

　　勞動過程的構成要素明顯隨著勞動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分離而趨于二分：對工藝學合過程性的主體美學撕裂[15]。這就有了特殊生產積累體制：主客二分的財產形式（或財產關系）的積累和與之同步的技術特征形式的積累。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必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積累”，資本主義的積累進程又必須分解為“（a）簡單再生產、（b）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c）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蓋因（a）和（b）內生了資本有機構成的認識形式，其中“（a）簡單再生產”是聯系狀態的有機構成（規定），“（b）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是本身處在發展狀態的有機構成（規定），——這些認識從馬克思對“資本的流通過程”的進一步探究中得到了確證。德文第三版特別地在（a）和（b）之后即（c）的開頭增加了三段話，在法文版中又復于三段話之后加上一個插入語：“在做出這些預備性的說明以后，讓我們再回到資本主義積累。”[16]歸根結底，《資本論》有機構成說明的是客觀規律，揭示商品－貨幣－資本道路條件，屬于生產方式規律的工作范圍。其指明：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中，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是資本私有制生產規律發揮作用的一般結果，但系統內不排斥一定條件的經濟運動形式規律起作用[17]。生產價格作為商品價值的轉化形式，具有了新的發展形態，總循環過程內部的工作形態據此要轉化為外部獨立的社會工作形態，也便有了商人（資本）、貨幣→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所有權資本的認識總體。這自然是由價值形式探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聚合起來的特殊規定，表現為總規律的認識形式[18]?！　?/p>

三、有機構成的范疇本位：階級范疇向拜物教范疇的轉化

　　范疇是規律展開自身的維度，必然也是進一步形成知識概念系統的根據。商品和共同體本位的生產在道路上歷史對立，在于統治類型不同，——這是發展規律和階級關系“深層對話”的結果。商品生產方式采取抽象關系的實體統治類型，這意味著，伴隨宗教意識向階級意識的社會轉化，階級范疇同樣實現自身向拜物教范疇的轉化。而就認識的形成來看，拜物教范疇看似“無論在價值性質發現以前或以后，都是不變的和自然的，就像空氣的氣態在空氣的化學元素發現以前或以后沒有變化一樣。”其實，“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只是在它們確定為價值量時才表現出來的。這些價值量不以生產者的意志和設想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只不過“這一事實在受商品生產的機制和關系束縛的人們看來”，從而，“在這些生產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19]起步是和交換價值相對的自然的使用價值（起初是自然地發生），工作結局是和價值相對的社會的使用價值（社會有用性），中介則是“社會地發生”；這深刻揭示了拜物教（宗教）落實為經濟的拜物教意識的一般理論和實踐。

　　對商品生產方式而言，價值規律愈是充分展開，拜物教統治愈能夠一以貫之；所以實現對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在辯證法意義上的把握，勢必解剖范疇運動史，說明全體運動規定：歷史存在（范疇）→社會存在（范疇）→歷史本質（范疇）→社會本質（范疇）。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本經濟形態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由于“真”“假”同體、共相，使之獲得“歷史的性質”，乃至成為現實生產方式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以至于“商品形式被看作是一種合乎邏輯發展的全面的資本主義商品……馬克思的理論聚焦于在沒有額外的經濟力量或者政治意識形態的干預下，資本經濟類型內在聯系的必要性。”[20]這必然是價值形式前置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根據和理由，它揭示了階級規定的發生和如何實現統治?？偣降臍v史研究啟動生產一般，由價值一般的歷史概述所得到的規定進一步提升對總公式的理解，實現“知”“行”統一。一句話，價值形式提供范疇的發生史，說明商品生產方式本身體現為認識矛盾體，乃是“人的生產關系”“物的生產關系”對立統一。如果缺少這項研究，那么商品生產方式的特征性意識形態便不能被披露[21]。階級源自總公式之事，拜物教是關于生產一般的欺騙術和美學想象，它們的社會結盟規定形成生產關系范疇的“體用不二”（如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22]。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范疇必須確定為生產關系。在敘述上，則要遵循“階級（運動生成）——拜物教意識——階級（關系結構化）”這樣的體式，乃至于拜物教范疇也必須實現為商品生產當事人的出發規定。這是馬克思一再強調資產階級經濟學“各種范疇”在理論形式上具有客觀真實性的理由。而在價值形式成為社會生產方式的這個一定歷史區間內，商品生產方式說到底是統一階級生產方式和拜物教生產方式的規定的總范疇，這便是價值形式的發展和它的社會斗爭表現得以統一的總根由（如圖1所示）。

圖1  資本意識形態的工作原理

　　由此推定：拜物教落成于自然的使用價值→社會的使用價值，其發展為拜物教統治借助的中介是階級關系的客觀發展——包括階級斗爭形成與統治策略理論的發展；在這當中，價值形式即貨幣到資本的發展，起了極為關鍵的歷史性作用。是故立足資本意識形態，可以達成這樣的認識：商品生產統治由財產形式的階級統治與拜物教統治所合成，——倒過來看，這成為了價值形式是歷史商品生產聯系與發展的總線的理由。然則了解反映著現實本質的本相或假象，“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會得出資產階級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1]現在可以回看范疇總的運動歷程：（1）范疇作為“歷史”，化出商品兩因素——范疇的歷史根據；（2）范疇作為“矛盾”，化出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范疇的矛盾根據；（3）范疇作為“規律”，化出價值形式的歷史發展——范疇運動和發生史；（4）范疇作為“概念”，化出自己的現實本質即商品拜物教。此后這個歷程沿著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運動，在規定性上漸次講清了商品拜物教的從無到有→拜物教的資本剝削生產形式→拜物教的資本流通形式→資本主義拜物教分配形式→拜物教的資本主義經濟認識；這個運動歷程絕非旨在說明有機構成的范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范疇的不同，相反恰恰說明它們高度一致。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實際工作原理看，資本主義生產既有客觀規律的蘊含，又有主觀意識形態的統治；既是自然性，又是社會性。由于依據階級的拜物教的方式進行現實統治，其突出的表現方式就既是“階級”，也是“拜物教”。資產階級統治工具同樣遵循“個別上升到一般”規律，于是有“階級－拜物教”與流通、分配的運動環節乃至經濟認識的系統并存。從原則上說，這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出場的本真涵義[2]。這也意味著：拜物教批判是同樣包含在主體論規定性當中了，——或者說，是促成主體論與階級論的工作統一。

　　為此，如果重建范疇的真理工具規定，只有重建勞動一般；也唯有如此，才能徹底重建生產一般，實現對資本有機構成道路與系統的歷史消解。這是重建命題的實踐涵義：作為“主體辯證法”工作規定，是通往共產主義道路“入口”，從而在實質性上，這個命題表征公有制的生產規律的實踐形式。亦是說，由這個工作命題所支援的生活資料安排的道路意義只能是“有機構成的人”的實踐發展，是立足了“人的解放”領域。幽靈般的從抽象到具體背后立著階級與拜物的意識結合體（規定）；馬克思堅持由歷史道路而生和由社會系統而長“雙重語境”解析生產方式范疇，是為了剖解范疇形成的內在生理奧秘。代替“理性同一的主客體”的是社會主義目的理性的實踐之路——以主體格消解階級格，重建主客體的有機聯系與發展關系；然則，重建命題所瓦解的是本身以“同一的主客體”為內容和工作形式的資本抽象統治，繼而實現向勞動者自由理性的歷史跨越[1]?！　?/p>

四、生產關系的道名統一：有機構成何以成為“總裝置”

　　從超越“資本理論”，促使勞動者成為主人意義的歷史主體的路徑上，恩格斯給政治經濟學下了主體格的定義：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以支持勞動發展和解放。交換，俗指“商道”，又意指勞動者逐漸失去生活資料權的歷史過程。這意味著商品生產方式達成社會統治之日，就是資本獲得“道名”統一之時。于是資本何以名？首先是明道——所謂商道資本路，其次在于明確：資本通過“資本有機構成”而名。資本名于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是明確歷史矛盾規定性；資本名于三：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這是明確規律和研究對象；資本名于四：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是明確現象和概念；資本名于五：生產方式、階級關系、生產關系、拜物教關系、交換關系，——這是明確范疇和資本系統。即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范疇是階級范疇和拜物教范疇的統一體：一面是階級、一面是拜物教，一面是生產關系、一面是資源配置；是以說到底資本名于一：生產關系，——由其最終統一對象和歷史、矛盾機理和規律（范疇），實現對資本道路、系統的形成和發展的總說明。

　　生產關系蔚為大觀在于道，生產關系深層景象在于名；生產關系經由有機構成而得名，是為“勞動原理”和“資本原理”即有關于勞動生產和階級斗爭的階級知識之成。“道，是生成規定和運動規定的實存”；“名的產生和變化方式賦以名的‘特殊表達’。”“因而從范疇規定上看，《資本論》界定的狹義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1）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道）——資本主義的歷史財產（名）；（2）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可道）——資本財產（可名）；以及（3）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全部生產關系的實現形態和生活形態即資本交換關系（非恒道）——不斷積累和形態變化的資本的社會財產形式（非恒名）。”[1]市場論無疑是對“資本論”的理論仿真，“私有財產作為私有財產，作為財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的存在。”[2]一切都在“關系”中獲得理解，這迫使我們重回真理：“從歷史上的各種‘以太’，到存在比重、關系比重，再到物質關系比重和社會關系比重，最后到階級關系比重及其各種表現形式，然則，《資本論》有機構成指示‘走向歷史世界的偉大工具’意義。”[3]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一切關系規定落成于有機構成，乃至成為它的工具載體——如關系的對象形式、運動形式以及研究對象上的構造形式等等。有機構成規定的范疇關涉事的對象、事的關系、事的運動、事的構造，故唯有通過生產方式，以之為通史道路認識范疇，才能把握歷史的道路理性→系統理性→規律理性→目的理性，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個性化特征：為價值而交換、為剩余價值而生產的暫時歷史生產形態。其突出《資本論》乃是“全面展示‘歷史－矛盾－規律－范疇’路徑的科學原理探究，而決不是什么‘理論詮釋學’。”[4]

　　對于重建命題的規劃同樣如此，其突出個體勞動與雇傭勞動在財產私有制上的道路差異，強調“后者不僅是前者的對立物，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從而，“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勞動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協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5]這也就意味著，“《資本論》是兩條線索齊頭并進的（以彼此聯合的方式），即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分別按照辯證法的發展以及它們的相互結合。”亦即，“資本的生產過程作為資本主義協作（形式）的‘個別到一般’、資本的流通過程作為資本運動結構（形式）的‘個別到一般’、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作為生產價格（形式）的‘個別到一般’，以及剩余價值理論作為資本認識（形式）的‘個別到一般’，而總領它們的是‘價值形式（勞動過程）’。”[6]簡言之，這里可提煉出資本有機構成I（道路本位）、資本有機構成II（系統本位）、資本有機構成III（規律本位）以及資本有機構成IV（范疇本位）[7]。由于將主體人（勞動者）降格為與物等同的財產形式的衡量對象（即勞動力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性地發展了以雇傭勞動為載體的特殊財產的歷史剝削形式，這迫使社會僅通過“資本一般”來識別自己，——深層次看，這亦是馬克思堅持將資本在經濟內容歸結為價值一般的理由[8]。如此看來，對象關系的體用兩因素決不是事實預設，相反，它是事實上的歷史有機構成概念[9]。有機構成I→II→III→IV揭明一個工作真理：研究（從后歷史思索的工作邏輯）→敘述（向后言說的歷史知識）乃是澆灌了通常所說的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辯證法內涵規定。總之，有機構成之于總公式（實踐規定性）乃至必然隨之而來的生產一般（理論規定性）的蘊含，導致自身定格為唯物史觀意義的認識工具以及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工具。盡管如此，必須注意經濟總公式不是工具，它的思考形式是歷史道路工具——陰陽（《資本論》以商品生產具名之）；同樣，生產方式當然也不是工具[10]，它的思考形式乃是系統五行（《資本論》以總循環具名之）。進一步，陰陽作為經濟總公式工具、五行作為生產方式工具是說明了：任何歷史世界都有對象思維學的工具與之對應，——這是總工具。任何世界系統相應生產有自己理論上的客觀工具（陰陽），與總工具規定性的結合則促成系統工具形式（五行）[11]。根據這一綜述，有機構成的落成區間大致可界定為：生長總公式→經濟總公式（如圖2所示），即從事物生長順序始，終于經濟形式轉化運動，又復始于這個轉化運動的規定本身，形成對自身的不斷歷史反思。說到底，有機構成是直接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形式的唯物辯證法[12]。

　　圖2  《資本論》生產關系“具名于一”知識原理

　　以上構圖是對“具名于一”的具象和形式化，目的是從唯物史觀有機構成工作原理中提取生產關系規定，促成商品生產關系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意義轉化。該圖顯示：“生產總行處——商道資本路”在定義域上是W（L）→m（L）。首先，作為《資本論》總出發的商品生產即W（L），是完整的“經濟總陰陽”規定；這意味著，商品條目1—2節也必須作為一個統一的寫作單元看待。第一節指示商品構成即“使用價值和價值”，第二節將之推進到本身以勞動二重性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構成即“使用價值的生產”（勞動的變換過程與發展）和“價值的生產”（價值的形成與自我繁殖）；由此推進，循環“總過程”（資本循環的總運動）是商品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整全意義的“五行”。其次，就有機構成同時提供內部思維世界的工具統一和外部歷史世界的關系統一，并作為兩種統一性總的工作具象而言，這一工作范疇乃是從認識論方面統一著存在與思維，并最終將同一性命題推進和貫徹到邏輯和歷史具有“工作一致性”的理論實踐命題之上。一言以蔽之，作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工具，有機構成統一通史和范疇。最后，依據上述提示，可給出工作原理的意義小結：（1）《資本論》從清理黑格爾概念的神秘性規定入手，將以絕對精神或知識對象為依傍的概念還原為事物對象的范疇，并以有機構成的范疇為政治經濟學理論范疇的依據，最終形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范疇，——這是有機構成論的意義所在。（2）《資本論》由此形成自己的工作內容布局：由理論部分進到歷史部分。“資本的生產過程”布局于商品、貨幣與來自流通的資本生產；“資本的流通過程”布局于資本轉向生產與流通統一形態的資本主義循環；“總過程的各種形式”（資本作為結果實的東西）布局于循環運動（循環過程與循環系統）對它的分配生活（果實形式）的進一步轉化；“理論史”布局于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所體現的生產關系范疇（即認識）二重性的講述，即歷史概述經濟認識的兩面性。（3）于是，《資本論》所規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質涵義在于：主體論并入“階級論”，促使主體規定在有機體中的“意義釋放”；在實踐命題上，由于重建個人所有制指向主體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有了革命直接內容，自此開始告別物形式羈絆，宣告“有機構成自由人”時代的到來！　　

五、“資本的市場經濟學”批判：一個唯物史觀工作模型

　　勞動名于一，則為主體格的生產關系——勞動關系和主體關系；資本名于一，則為階級格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資本關系。這意味著一旦進入階級社會區間，生產關系就變身為徹頭徹尾的階級事格；所謂存在“一般生產關系”，不過是對主體格的道路肯定。然則將資本確定為事格范疇，這是資本經濟學成立的緣由。由于具有工作形態的辯護性質，“資本的市場經濟學”得以應運而生。從資本的歷史使命看，作為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必須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從維護意識形態的現行秩序和否認乃至宰殺這個生產制度的內在矛盾規定的要求出發，作為意識形態的市場經濟學（進行系統性辯護的理論“拜物教經濟學”）是必須的工具，用以階級統治的理論辯護和進行日常意識形態的灌輸[1]。

　　然則必須認定資本是生產關系與意識形態規定之統一，繼而在理論形態上，資本經濟學必然作為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它的理論辯護形態，即資本的市場經濟學的統一，二者始終結伴而行（機理示意在圖3中）。唯物史觀化為“階級工作原理”事實上經由這一過程：（1）總公式→生產一般，復又生產一般→總公式，形成知行合一工作規定。歷史世界由此既作為實踐中軸，又作為理解中軸[1]。以此審視，堅持總公式與生產一般的統一乃是堅持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統一所需，從中產生歷史與實踐批判規定的唯物史觀統一認識論范疇：生產方式。以商品條目的獨立構造為例：其以階級總公式為總設，以拜物教總公式為總落腳，其間以生產一般為承接和中介；生產關系道名規定的統一完成于茲[2]。（2）對自足的現象工作領域而言，它仿佛是歷史世界的一個自動的無聲展開：其實是“認知倒影”，而這方便了將分工和交換的互動作用完全看成是生產方式矛盾的一個直接的外在表現[3]。所以，拜物教形式必須被規定為社會內部的分工形式和交換形式共同推動的結果，是“強迫式”“等級制”勞動社會分工的產物表現。同時必須認識到，“只是由于在與自然進行新陳代謝交換的資本主義形態下，人的力量的對象化必然假定異化的形式——使生產活動自身從屬于物化的客觀性的權力，資本——‘交換’才可能、并且必然簡化為其拜物教的物質層面，并被規定為等同于永恒化的商品形式。”[4]此外，“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5]（3）拜物教的實質規定是階級意識的外化直至認識扭曲化，它甚至使得財產形式的階級規定要曲折地由價值形式來迂回表現，這樣也就有了前述的生產一般“不斷自我修改”的過程[6]。以前述的勞動分工現象為例，分工被建立在商品本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分工和勞動之間出現了“關系分裂”。勞動的投入和產出被作為“財產關系鏈條”聯系起來，勞動分工本身由有目的、豐富性的自身活動被簡化為機械式的活動，勞動者執行著簡單、重復的功能，物的形式最終抽空了勞動本身的內容。（4）從實現“理論的知”統治出發，“資本的市場經濟學”于是斷然以直面現象為由，拒絕現象界與本質界的溝通。在“實踐的行”上，其要求從虛構的市場規律出發，拒絕對商品總公式作進一步的范疇引申，特別是理論拒絕“商品的生產一般”“資本的生產一般”的統一，——因為那樣的話，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理論的構圖會暴露無遺！

　　圖3  有機構成“唯物史觀原理”具象模型

　　資本拜物教其實就定格在資本物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當中，如果這一點得不到認識澄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私有資本的剝削現象就無從解釋，就可能把“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來做宣傳。其混淆階級規定與拜物教表現——鼓吹民營經濟的“56789現象”，導致把“非公有制經濟”（本身包括個體、私有、外資、混合等多種經濟成分和經濟形式）與“私有資本經濟”混為一談。由此而論，小康人或共富人主體目標追求不過是道路進程的若干行動路標和不同政策取向的工作支撐點罷了[1]。在此境遇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別無選擇，唯有以實踐品格實現主體格的深層意義綻放，求取唯物史觀意蘊之主體解放規定；它預示著在非公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唯有堅持消滅奴化與異化的主體人的全面發展道路方向不動搖，攻堅克難、砥礪奮進，方能取得社會主義事業的最終勝利。

　　歸根結底，所謂拜物教經濟學，是滿足于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認識構圖，將全部的理論思維乃至于內部世界的工具作為“理性的簡化”處置，作為一種“理性的懸置”來對待；可見對其而言，真理知識只能由拜物教本身引出，于是有了理性對生產一般的認識偽裝，乃至有了“經濟拜物人”對全部市場活動個別到一般路線的理性偽裝。一句話，市場經濟學只有證明自己是拜物教經濟學，才能完成對階級經濟學的理論仿真。這導致批判的分析須由完成形態開始：通過將理論辯護結束形式設置為“開端”，對拜物教經濟學形成原理實施解析，則可達到理解上的澄明。而一旦將行程重新顛倒過來，那么，出發點規定就不是“恒道”“恒名”，在思考形式上只能是“偉大思維學工具”——陰陽和五行。資本的市場經濟學由公式向“公理”進軍，目的是說明資本理性假設的自足永恒性，究其實質，“不過是企圖從資產階級假設上以一階級之私綁縛全體階級人的行動意志。”[2]復從概念向模型的煉金術進發，則是為了去規律，使“被仿真的思維世界＝現象世界”。“這是所謂的‘公理假設’和‘理論普適’。然而其不是從實際出發的以母作設、以子施用，而相反以母設假、以子設用，結果是造成背離人本位的‘以物為本’。這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當然不是個人主義；其實效用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從學理上看，也僅僅是資本主義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識形態偽裝的道具。”[3]是以在實踐上必須看到，資本的市場經濟使得生產過程的社會分工日益普遍化、強制化：“這種分工一方面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卻‘把工人變成畸形物’，成為‘局部工人’，漸漸喪失了生產整個產品的獨立操作能力”；進而導致勞動者“無法滿足機器和大工業時代需要工人全面發展以適應勞動的變換的要求。”[4]拜物教的資本生產日益發展著“資本化的分工形式”，終于使勞動的變換形式和單向度的發展內容合而為一，勞動者被社會奴化，繼而加深其在直接生產場域的勞動異化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經濟人理性，實則是“無人身的理性”，“人成為經濟活動的物的奴隸”，“作為一種工具、一種物而存在：這是奴役狀態的純粹形式。”[5]其道出市場經濟學通常詆毀勞動、漠視奴化與異化，把對勞動的強制剝奪和對剝奪手段的技術加強在內容和形式上混為一談的實質，是從否認剝削的角度試圖繼而否認“歷史世界”的客觀存在[6]。

　　抽象統治在實質上是通過強化“比重”實現統治：既穩固化比重——如階級比重和權力比重，又永恒化比重——如關系比重和思想比重，于是實現一種理論目標追求意義的“統治比重”。對“比重”進行同一理性策略仿真，是拜物教經濟學的實質要義；它也并非純粹的認識或理論意涵，委實具有十足的實踐感和現實策略的針對意味，如中國私有資本領域普遍存在的謀求脫離公有制基礎的發展（其擺脫公有制“體系羈絆”的深刻動機和發展特征在改革開放初期即已具有）。正是借助市場的一系列拜物工具，圍繞現象鏈條展開的資源配置與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拜物教關系—交換關系”工作鏈條（所謂“市場經濟學規律”）開始進入系統組裝階段，并試圖以“技術中性論”“所有制中性論”等超階級的理論名義掩蓋其階級生成屬性[7]。借助市民主體偽裝，其以提出、解決問題的理論應用姿態出現，一再宣稱自己的“歷史合理性”“社會有用性”，得以鼓吹所謂：“‘中性、理性、包容性’應作為經濟理論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商品經濟中性論’成為破解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水火不容’關系的‘鑰匙’；在當前‘新變局’的背景下，‘中性論’有著更廣闊的應用空間……包容性改革是基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探求‘文明交融、特共一體’新境界的‘鑰匙’。”[8]須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絕非“特共一體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一體說提出用中立態度對待不同經濟所有制，繼而謀求“政府中立論”，是暴露出了市場宗教的“拜物本心”[9]。真正的市場經濟學當然是由歷史規定的市民主體的經濟學，這個事件使得從歷史上看，“政治經濟學是隨資本的發展而形成、演進的。”[10]在實踐上，“從商業資本到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到虛擬資本，從個體自由資本到壟斷資本到國家壟斷資本到國際壟斷資本，資本已達到其最高形式。”[11]全部的經濟邏輯于是在現階段不得不按照庸俗經濟學的觀點來理解、詮釋，并以主流的名義加以布道、宣介；按照這種學術，“資本是靜態的秩序建構，現存狀況被理解為理想秩序，結果導致與這一虛幻狀況相適應的再生產中介——物質中介和制度中介——成為完全與社會無關的東西。”[12]說到底，資本的市場經濟學是背離了初衷，轉而追求以市民主體性的喪失換取效率，滿足于自我邏輯構圖，內在目的是阻遏、直至取消與公有制的理性結盟，跪拜于拜物教統治[13]。

　　新時代的生產方式變革呼吁“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其以實踐姿態走出“財產的抽象統治”——拒絕“以資為本”“以官為本”的非勞動者主體意識，是以有了共同富裕這一歷史性課題。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發展鎖定的道路是“主體的實現”，——殊不知，一切異己主體性的生產“作為勞動的人的活動的生產，即作為對自身、對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對意識和生命表現來說完全異己的活動的生產，是人作為單純的勞動人的抽象存在，因而這種勞動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實的無淪為絕對的無，淪為他的社會的從而也是現實的非存在。”[14]這意味著，揚棄中必然包含重建行動規定性，人民主體性則必須在行動上實現對異己主體性的徹底超越。這需要我們更加堅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步伐，把道路自信源源不斷地轉化為理論自信，樹立歷史思維與理論思維的世界統一觀。

六、《資本論》知識原理：從歷史走入現實的認識論

　　《資本論》沒有謀求一般意義的科學知識論——如像自然科學教科書那樣處處靠概念和定義進行知識界定與體系組裝，而旨在實現知行合一路徑的知識生產，謀求巨型理論工作系統“從歷史到現實”的知識呈現：（1）所謂階級關系“客觀”（知識產物是階級經濟學）：從質到量、從內容到形式、從事物到規律，沿著道路→系統路徑尋找客觀存在，通過揭示客觀關系，把握客觀聯系與發展的方式，即“統之”；（2）所謂階級關系“主觀”（知識產物是拜物教經濟學）：尋找階級關系生長的具象方式、結構化的方式以及社會表現的方式，尋求“引出階級統治的認識裝置（階級范疇）”向“引出拜物教統治的認識裝置（拜物教范疇）”轉化的機理，即“治之”；（3）所謂唯物史觀的階級原理即階級關系的統一原理，是實現上述二者亦即階級工作的客觀原理與主觀原理的統一。從實際內容看，“階級（知識）原理”是圍繞階級－拜物教的知行合一關系的形成，又在于實現多重關系的批判性結合，例如客觀對于主觀、本質對于現象、實體對于形式和工具，等等。政治經濟學批判原理定格于茲：作為歷史批判的領域鎖定，工作中介顯然是階級－拜物教本身；相比之下，階級經濟學是針對拜物教經濟學的歷史理論“客觀”，拜物教經濟學是針對階級經濟學的社會理論“主觀”。鑒于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掩蓋，《資本論》謀求階級社會工作邏輯展開的方式是講述“歷史世界”，由此獲得階級－拜物教認識論原理。通過堅持“認識論第一性、知識論第二性”，其構造歷史認識的基本形式實現了對形式邏輯“下定義”方式內在缺陷的克服[15]。一般而言，理科知識注重“下定義”“說概念”，社會科學（包括文科知識邏輯）和階級知識方法論則要超越這一點，以此彰顯其獨特的歷史認識論的工作蘊含。總之，以“統治史”與“統治論”為對接，階級工作的對象講述體式能夠有效促成認識向知識的“原理”轉化，直至實現對“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的知識總結和關系俯瞰。

　　此外，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所以需要進一步解作理論意識形態之“知識對立”，乃是階級原理本身對拜物教統治關系形成“內部工作關系”的需要。這表明，拜物教統治關系就實質性的社會內容而言不過是“階級統治工具”及階級統治的“知識”拱衛形態。這種階級社會“知識規定”形成的特殊樣態是導致《資本論》理論部分結束的一章被命名為“階級”的緣由。鑒于此，《資本論》的終篇在整體上是“第四卷”的寫作入口。換言之，從客觀過渡到“主觀”即《剩余價值理論》，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對資本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自我認識。于是倒過來看，尤其從剝削關系的發生角度看，階級統治的出發點必須確定為“工資形式”；從統治關系的社會形成看，“工資統治形式”是維護社會再生產的基本條件，同時又是資本著手系統拜物教統治的開端。一般而言，工資的計時形態（日工資、周工資等）只表示統治的不穩固性、初步性，但是確立了拜物教統治形態，工資的計件形態則啟動和加快階級統治向拜物教統治轉化的步伐。之后，v和m拜物教的經濟形式和規定如雨后春筍般的成長，又在利潤統治的領導下，經歷“利息秘域”“地租秘史”的無數運動循環；在這一切完成之后，拜物教統治無論在技術層面（如計件工資），還是在意識形態中都無一例外地扎牢統治地基了。歸根結底，資本主義工資必須視為“拜物教工資”的規定，“‘勞動的價值和價格’或工資這種形式與這種形式所包含的本質關系即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一切現象形態與它們的實體之間的關系一樣。前者是自發地直接地在知性中反映出來，而后者只有通過科學才能揭示出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從來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只要古典政治經濟學不蛻掉它的資產階級的舊皮，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1]

　　在知識統治形態上的“《資本論》原理”定格在圖4中。蓋因拜物教意識形態表現為頭腦的產物，而頭腦似乎是統治著人的東西，這樣就自發地產生可用于作為統治工具的拜物教形式，造成主觀對客觀以虛假、虛擬為手段和中介形態的表象統治。所謂技術決定論——拜物教經濟學的認識論基礎，不限于制造系列的要素物象，更主要的是“國民經濟學家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工人，不把工人作為人來考察。”[2]一味地把生產力說成“物質或技術要素”，進行語義獨立化的理解，是造成一種排階級格的數量追求，仿佛就是要陷入沒有生產方式歷史規定扎根其內的表象追求[3]。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是將勞動二重性“樞紐”擴展為“有機構成”，以此走入歷史深處[4]。就勞動二重性與有機構成的關系而論：在認識論上，有機構成是勞動二重性的工作轉化形式；在邏輯形成上，勞動二重性是有機構成的矛盾運動根據。它內在說明了：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向主體格，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向階級格，但二者無論在道路或系統方面均是內在連通的，——而這就徹底破除了拜物教的技術決定論[5]。是以必須認識到，在階級社會歷史區間內，拜物教現象既是客觀的關系發生，也是階級社會中用以統治的現象關系“紐結物”。例如價格當然是個階級范疇，而衍生出拜物教的社會形式；它的階級格是價值，價格形式是價格的拜物教形式。就統治原理的生產力發展觀而論，唯物史觀乃是走出拜物教的“階級論”；然而純粹統治工具意義的“生產力決定論”具有脫離階級分析視野的傾向，并且在階級－拜物教路徑上有向“庸俗的技術決定論”（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理論）極速滑落的工作企圖。毋庸置疑，這是理論意識形態的一個客觀趨勢。蓋因資產階級學者巧妙利用了人們主觀上具有的拜物教認識，為此進行了精心理論謀劃。以至于好像是工藝勞動的發展——如社會發展起來的勞動變換性——本身直接助長了人類主體性的喪失：其以主體自由的名義不斷打破舊的生活方式，宣布資本意識是終結的社會形態。這當然是階級社會特有的“工藝幻覺”。

　　圖4  各種收入：由階級統治到拜物教統治

　　——伴隨著社會再生產形式的發展，價值的直接統治似乎越來越讓位于“價格形式的統治”，乃至讓位于“各種收入形式的統治”。按統治的關系形成而論，以上歸納的可謂是全部拜物教經濟學的知識藍圖和理論之擘畫，按性質而論，則不過是“階級的社會主觀原理”。深層次看，在階級斗爭趨于激烈態勢下，政治經濟學批判“應運而生”的由來和根據皆歸因于此?？梢姡瑲v史批判決不限于拜物教批判；它所針對的是階級關系的客觀發展，從中找到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發展的矛盾動因和物質動因，是實現這種批判條件下對階級關系歷史狀況的科學評估，繼而確定階級斗爭策略。然則，階級論與生產力決定論必須視為從階級的社會客觀原理方面來看的一體兩面[①]。這種特殊的工作現象根本取決于階級對拜物教的內部關系原理，而要追索下去，即涉及階級社會領域內歷史世界的“特殊展開方式”，乃至認定其是立足人類發展史的一個“自我否定”。

　　——對資本的“歷史瓦解”必須同樣視為歷史世界自我展開的一個內在結果，說到底，這是共同體生產道路對其系統規定的歷史關系。其意味著過去、現在、未來不應作為唯物史觀的三種邏輯，而是同一個批判行動的前后相繼的偉大過程。在這里，公有制社會主義道路以更寬廣的姿態向歷史世界開放：遵循著客觀的歷史自然規律，從主體美學向勞動美學推進，尋求人的自由自覺本質的“歷史綻放”；在這個綻放過程中，主體不斷獲得解放的實現條件，從而向現實綻放的“深層景象”即是在這個理論品格上具有的深層斗爭景觀。從中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不是使生產關系在某點或某段歷史區間上成為科學理論的對象，而是使其成為全局意義上的科學理論的對象。這迫使馬克思宣稱：“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②]

　　——歷史啟動“偉大的行”，然則人們不應忘記歷史；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黨的百年奮斗得來的寶貴歷史經驗再一次印證了生產方式形態綻放的自然歷史過程原理。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人，不是物。在市場經濟域內，生產關系與本身要求進步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生沖突，引發階級－拜物教雙重“社會行動”。然而人們也不應忘記：現實歷史是“復調的合奏”，從生成論意義上看，勞動作為“類的行動”，不是先驗設定，而是在行程上主觀斗爭始終服從于客觀歷史世界的發展，最終系于階級關系圖景的現實結果。階級斗爭——由生產斗爭啟動的經濟斗爭、政治斗爭、社會斗爭、文化斗爭，廣義地也包括意識形態斗爭——在行動上反映著勞動解放的內在訴求。社會主義主體性規定向公有制的內涵邏輯復歸正是主體褪去拜物教外殼的過程，因而成為“公有制人”正是謀求勞動主人資格重建的“行動”，是消滅階級格（包括必然性身份規定）的歷史過程。一句話，在獲得勞動解放行程中公有制的社會勞動人不會成為別的什么人，而只能是擺脫拜物性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①] 如上指出，生產力決不是要素堆積物，而是主體抑或關涉階級的事的規定；唯物史觀“生產力范疇”的意義域則是階級關系發展視野的生產方式變革力量，這是決定論所以成立的根由。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頁。

　　[1]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561-562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 對宣傳拜物教的人而言，“‘生產力’恰好不是被規定為那些為生產所必需的東西（因為許多東西，像法律或士兵，也可以成為保證生產順利持續進行的必需因素），而是被規定為那些成為實際勞動過程基本要素的東西，那些在這種過程中被使用的因素。”為抵消這種認識，“馬克思明顯地把勞動生產力與社會的發展了的勞動的特定形式區別開來，例如協作、工場手工業（作為分工的形式）、工廠（作為以機器體系為自己的物質基礎的社會勞動形式）。這些社會勞動形式是完全不以單個工人為轉移而形成的關系，但這些關系并不等同于它們所含有的生產力。生產力與其技術的、社會的組織之間區別的可能性，對馬克思的理論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參見〔美〕威廉姆·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阮仁慧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20、29頁。

　　[4] 從社會主體走出階級－拜物教困境的成長之路訴求看，即是如此?！顿Y本論》有機構成所呈現的景象正是借由這一路線，一步步深層地觸及唯物史觀原理的內核規定。

　　[5] 例如說，在一個純粹的社會形態中，主體范疇可以將自身構造為“主體－對象”統一體，但在瓦解的道路行程尤其瀕臨崩潰時，它不間斷地重建自身。這似乎給了“階級－拜物教”科學詮釋自身統一的一個直觀理由?？墒?，《資本論》謀求的是階級社會“歷史世界”的工作邏輯展開（圖2至圖3的線索表明了這一點）。又則，“在克拉克的系統下，資本的定價是一個自我循環，是自己解釋自己的‘套套邏輯’……將資本回報率解釋為資本投入的邊際貢獻根本就是錯誤的，而克拉克的收入分配理論也就失去了根基。實際上，資本回報和勞動力回報（二者決定了所有商品的價格）都不能簡單地基于邊際貢獻的供需理論來解釋。”在科學上，這要求由商品而拜物教分析，從中引出歷史經濟活動的總公式；復由勞動二重性系統而階級，從中決定生產一般。兩者的相互激蕩、行動合流是形成歷史世界的統一“運動中軸”，最終產生這一工作效果：知行合一，實踐與它的理論統一（這個工作原理其實就是馬克思反復審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的總布局）。畢竟，“生產不僅把人當做商品、當做商品人、當做具有商品的規定的人生產出來；它依照這個規定把人當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體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產出來。”參見郎咸平：《馬克思中觀經濟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9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頁。

　　[1] 以按勞分配為例，小康人尚且受限于“要素供給者”的身份參與，而共富人則完全以單一發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前提，在主體性上，二者故而性質殊異。

　　[2]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3]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4] 李增軍、盧嘉瑞：《馬克思的勞動的變換理論及其當代意義》，《海派經濟學》2021年第1期。

　　[5]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30頁。

　　[6] 對馬克思來說，解決拜物教統治的不二門徑是堅持走向理論與實踐深處，堅持生產一般和總公式的“知行互譯”。西方資本主義以“主客二分”為勞動發展的模式，形成人與自然相對立的主體人是貨幣數字化的理性觀，進而強調對勞動、對自然事物進行社會物質化的控制、奴化意義的經濟計算和塑造，以此推崇“機器模式”。然則在剩余價值的歷史世界中，所以要區分“絕對”“相對”認識維度，在于說明面對“絕對矛盾”，面對勞動的變換性這一不可克服的“相對自然規律”，工人階級勞動者通常遭受著雙重的災難，從而面臨著“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0頁。

　　[7] 在這個鏈條當中，“特共一體”的思想實行尤為顯著，并逐漸被打造為遵循市場規律的“普世價值的認知原理”，乃至財產僅僅是“中性論”的衍生范疇。

　　[8] 常修澤：《中性、理性、包容性——經濟理論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探討》，《學術界》2020年第1期。

　　[9] 東方社會的對象美學是“勞動的共同體合類性”（弱變換性＋多向度發展）；與之殊異，資本社會發展起來的以占有勞動工具為基礎的勞動異化是“勞動的分工合類性”（強變換性＋單向度發展）。東西方據此走向相對異質的勞動發展道路，分別演繹不同的階級圖景。因而在批判異化勞動之后，既要肯定人類勞動發展符合美的規律，復歸于主體美學，又要依據共產主義文明規劃重建勞動美學。歷史本身具體展現了勞動美學的歷程：作為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其是合規律的“行”和合目的“知”的統一，從其作為人類歷史的偉大成果看，“知行合一”更是指向未來的方向路標。但是，上述本心決沒有體現這一點，甚至也沒有體現對勞動者主體意識的社會維護。根據中性論，公有制領域按勞分配、非公有制領域按要素分配，于是有了所謂統一的實現形式：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這樣的拜物教做法當然持有的是非中立的態度，在認識上拒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應作為一個“制度整體”理解，繼而不承認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領域都應當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分配制度。

　　[10] 劉永佶：《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5頁。

　　[11] 劉永佶：《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3頁。

　　[12] 許光偉：《生產要素理論的比較、批判與建構》，《經濟縱橫》2012年第11期。

　　[13] 所謂物質的運行是資源配置的說法，其實是說經濟中只存在數量貨幣關系，又在于隱藏等價交換背后的權力關系。這種過于簡單化的演繹主義和歸納主義引導人的認知：“經濟中的人都是貨幣化、數字化的，是受‘數學理性’制約的”，乃至“經濟的主體是物，是物質的財富”；事實與之剛好相反，一旦走出拜物教，則可以斷定：“人的勞動在物中的對象化，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人對物質的文化。”于是，“當我們從人，從勞動者的主體性出發，將經濟視為人的生存活動和社會關系時，那么，文化在經濟中的存在和作用，恰恰是實在的，它不僅存在于人的觀念，作用于人的經濟行為，而且存在于人以勞動將自己對象化了的物質財富中。”參見劉永佶：《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25-126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頁。

　　[15] 這一基本形式源自中國傳統定義方式——對對子、起名字，資產階級知識論沿著康德路線把形式邏輯提升到“為理性制義”高度，把活生生的認識活動限制于知識對象自我“講一”的范圍，結果是直接同一化認識對象和知識對象，取消了認識主體的實踐功能與反思活動。正確的方式是“講二”，超越黑格爾邏輯學的“正、反、合”推理，尋求事物聯系、發展的歷史方式和歷史形式。順著這個路徑，基本邏輯形式也可以說是“講三”，基本發展形式是“講四”，系統形式是“講五”，——這樣，“講二”至“講五”實際是從陰陽到五行的邏輯展開。然則，《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理論歷史的文科教科書？！從“對對子”出發，實現在對對子中下定義及在規定范疇中“起名字”。唯如此，方能解決“有機構成的人”“有機構成的道路”“有機構成的系統”理解問題，如對商品的規定：只能是由勞動產品向商品轉化→生活資料作為商品→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才可獲得全域認識，把握矛盾變遷與歷史規律。

　　[1] 一言以蔽之，“有機構成凸顯道路原理：道路的實踐總公式和道路的生產一般。”繼而，“有機構成是歷史的具象，這樣可以將總公式和生產一般視為歷史過程展開自身的兩個維度。”參見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2] 沒有生產一般，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然則，“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是行，“個別的統治形式→擴大的統治形式→一般的統治形式→轉化的統治形式”是知；其表明：只是經由階級－拜物教路線的總公式引領，生產一般由“道路生產一般”（本身是系統形成基礎）提升為“階級生產一般”，全面推進與展開“商品→商品生產關系→商品交換關系→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經濟認識。

　　[3] 須知，“分工是關于異化范圍內的勞動社會性的國民經濟學用語。”“因為勞動只是人的活動在外化范圍內的表現，只是作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現，所以分工也無非是人的活動作為真正類活動或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活動的異化的、外化的設定。”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

　　[4] 〔英〕I.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16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頁。

　　[6] 引導者始終是總公式本身，但是，這個總公式規定是指向了拜物教的總形式。結局是，從階級統治的總公式關系中直接析出5個理論范疇：使用價值、價值、商品生產勞動、價值形式（交換價值）、商品物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商品拜物教），用作詮釋“統治史”的生產一般，——是為關于商品生產方式基本理論及其歷史概述的“商品生產一般”。

　　[1] 這么做在目的理性上似乎是“客觀的”。其實不然，須知階級工作原理始終是背后推手，是立于“資本的政治經濟學”身后的東西，乃至在規定上，拜物教經濟學必然也是立于“資本的市場經濟學”身后的東西。

　　[1] 許光偉：《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10期。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頁。

　　[3]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4] 許光偉：《論<資本論>矛盾規定發展的辯證法道路——以唯物史觀何以“唯物”何以“唯實踐”為線索》，《經濟縱橫》2020年第8期。

　　[5]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826-828頁。

　　[6]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7] 作為拜物教生產方式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其說明：階級與拜物教決兩個互不相干的對立面，而是不斷地互相斗爭又互相推進的。由運動而構造，有機構成I→IV的序列體現生產方式作為總范疇規定的全程統領作用。其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從財產的生長關系的規定上看，其實是‘一分為三’，即財產關系I（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方式）、財產關系II（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以及財產關系III（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關系）”，“其本質上乃是具有層層疊加規定的生長意蘊的系統，即財產關系I→財產關系II→財產關系III……這同時是財產關系自我形塑的運動區間和生長的定位。”參見許光偉：《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10期。

　　[8] 以上表明：《資本論》是按經濟事物自然歷史過程的生長順序來進行布局的。由于機器從客觀方面排斥勞動，導致人的生命活動在自己的異化本質上變成僅僅維持生存的手段，為此資本的技術構成成了自然史賦予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成了“客觀規律”。除此之外，資本有機構成還具有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是資本社會史所特有的所有制規律和經濟規律。如果不理解有機構成論的規律與范疇統一，則容易陷入“順序的迷思”。例如，借口歷史和邏輯工作順序剛好相反，就武斷地認為二者之間難以形成一致性關系，表現出對《資本論》唯物辯證法的極大誤解，并主動背離唯物史觀原理。任何事物的生長順序其實都是“內容－形式－內容”：前一環節是出發運動，后一環節是回歸運動。經濟事物的生長順序是歷史內容→經濟形式→歷史內容（《資本論》理論部分總體是這個順序：第一卷開篇從商品生產的內容出發，第三卷終篇最終回到階級關系的內容，橫亙于二者之間的是連續的經濟形式運動及其轉化過程）；歷史內容本身表現為“物質內容對社會內容的關系”，以至于這一關系的不斷更新運動導致經濟形式的不斷更新運動，產生“經濟形式轉化運動”即結果－發生－發生－結果（如馬克思對“工廠總公式”的闡述思路：貨幣轉化為資本－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工資）。是故無論邏輯或研究的順序（結果——發生）還是歷史或敘述的順序（發生——結果），都內在于這個形式轉化運動中了；作為組成同一運動的有機環節，它們是統一的，具有工作一致性。從而應注意到：正是借由研究和敘述中介，恩格斯得以實現將“歷史、邏輯一致性原理”表述為范疇的工作意涵——范疇是邏輯的、也是歷史的。于是有這一大段話的經典闡述：“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頁。

　　[9] 使用價值特別地指示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有用性，不是一切有用性。由其支撐的效用——作為使用價值的自我認識形式即物質效用和社會效用——是個歷史范疇，它強調：客體作為生產方式的組成要素而被納入考察，一句話，客體是中介規定，是作為主體本質力量發揮的載體工具而出現，是主體的經濟實現和社會實現。就經濟形式的轉化運動而言，馬克思事實上是用主體的實踐式即經濟總公式予以表達的，——這是寫作思路上《資本論》經濟的形式規定的“具名于一”。所謂：《資本論》的陰陽具名于商品生產，《資本論》的五行具名于總循環。同樣，生產一般不過是生產有機體的一般道路，這促使馬克思后來在“商品生產方式”的意義上使用它；總公式是生產有機體的總形式，馬克思便可以用W－G－W和G－W－G′來對比兩種內在聯系著的不同歷史商品生產形態，使得經濟總公式（經濟形式或經濟形態的社會總公式）成了總公式本身的“具名于一”。一以貫之的道路是有機構成的商品生產，這決定歷史商品的生產方式在理論生產上必須建立為前提，然而同時需要執行“前提批判”，蓋因“這種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換價值這種支配著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總和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上的。”這樣，即有了以“價值形式”的名義對價值規律實質內容的探討，并從揭示“價值形式的本質”角度展開對商品拜物教的認識批判；于是有機構成統一了生產一般，其統一方式的特別之處即在于，以生產一般為對象思維學的規定納入自己的體系內。由于這種統一和攝入，拜物教認識批判的根據必然被歸結為價值形式的本質，它的歷史解決繼而被歸結為價值形式的歷史發展，導致對價值規律的探求最終要追溯到商品歷史關系對象的性質；同時，價值規律本身是作為了有機構成范疇的方法論的中心環節，以至于“科學的任務正是在于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9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頁。

　　[10] 在馬克思的術語運用中，生產一般是將工具規定的意義涵容進來了，即作為歷史生產理論的關系實體與對象工具的統一。

　　[11] 在《1867年8月24日馬克思致恩格斯》和《1868年1月8日馬克思致恩格斯》兩封信中，馬克思都表達了類似以“陰陽五行”的內部思考法促使科學上“向外觀察”的基本方法論思想觀點，并作為對剛殺青的《資本論》原理的“總說明”。就馬克思所提示的“二重性”“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對它的特殊形態的關系”“工資的兩種形式”等原理要點看，階級－拜物教觀察委實依據于陰陽和五行的聯系——深一步看，這是在對象思維學意義上成立的辯證法工作原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8-270、275-276頁。

　　[12] 可見，資本如何治理是由資本如何統治的道路形態決定的。在某種意義上，總公式承擔了對生產方式進行直接邏輯具象的歷史任務；如W－G－G－W應作為歷史上商人的經濟表達形式，而G－W－W－G′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初資本（作為流通資本）實踐活動的經濟表達式，以后才成為產業資本家的實踐式；這樣看來，對資本總公式矛盾的解決則要求回到內容本身。是以必須看到，一切生長、運動關系的紐結是有機構成。有機構成始源于物質關系本身對社會內容和社會形式的普遍聯系的關系發生，后來作為“結果”定格于物質內容對社會內容轉化關系的形成。很明顯，從關系之初到關系之成反映有機構成的一般成長道路活動，總公式在機理聯系上從而必然作為它的中介規定。一言以蔽之，作為工作具象形態，生產方式必須將自身實現為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統一——統一各種經濟形態的總公式的認識形式。

　　[1] 這將意味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系統對立狀況的逐漸被終止，異化問題的歷史解決并且迫使“身份奴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讓位于一種自主勞動的“自由發展狀況”即實現自由聯合體的人的發展。“由此看來，《資本論》不過是為了調查‘歷史生產一般’而落實的理論實踐研究……中心線索是階級（斗爭）關系由簡單到復雜、斗爭形式由低級到高級，這決定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實踐范型必然是歷史與階級、系統和范疇。”參見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2] 一言以蔽之，就是針對形而上學的知行分裂路線進行“批判的知識理論”生產。

　　[1] 唯物史觀首先意味著主體的自我解放，其次是個道路格的規定。不明唯物史觀原理真相的人們認為階級是歷史決定論，拜物教是技術決定論，這完全混淆了階級的客觀原理與主觀原理。

　　[2] 〔英〕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李國亮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第6頁。

　　[3] 〔英〕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李國亮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第7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頁。

　　[5] 勞動發展史是一部克服歷史道路對勞動本身所施加的“非變換性”“單向度性”（相對工藝勞動的實質主體性規定的發展而言）以及“奴化現象”“異化現象”（相對人類勞動的形式主體性規定的發展而言）的必然性限制，在勞動主體和勞動條件兩方面均求得徹底解放的歷史。

　　[6] 生產規律當然蘊含著自然規律的規定性。須知有機構成論擊破了物質規律的單軌認識，創造性提出“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綜合概念。

　　[7] 勞動價值論是唯物史觀始基（勞動原理）與階級斗爭原理的統一。然則，勞動解放必須沿著勞動道路范疇即工藝勞動和人類勞動的必然性矛盾前行，必須經歷“地獄之火”。價值理性當然不是什么“勞動正義對交換正義的關系”問題。即便是按照“財產就是盜竊”推論的財產理性，它也仍然屬于以邏輯推理為支撐的理性生產知識，但不可否認，蒲魯東經由對自然主義的財產狀況研判，將之和剝削方式聯系起來，是一認識進步。

　　[8] 可事實是，“盡管這種發財致富的方式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十分矛盾，但必須清楚懂得，它的產生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為了證實這一點，只要略微回顧一下導致積累的那個運動的依次發生的各個階段就夠了。”在資本經濟學中，勞動產物以財產工資的形式與勞動主體對立，所以單就工資的變化而論，實際上，“在國民經濟學看來，工人的需要不過是維持工人在勞動期間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絕……可見，工資是資本和資本家的必要費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這個必要的需要。”是以資本主義生產表現出它的巨大特殊性：“作為資本的人的活動對象的生產，在這里，對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規定性都消失了，在這里，私有財產喪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特質（因而喪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幻象，而且沒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關系混合在一起），在這里，同一個資本在各種極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存在中始終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現實內容如何。”勞動價值論原則意指勞動解放→價值批判→價格批判，“結果是商品生產，發生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實體＋價值量，于是產生最終的結果：商品＝社會使用價值＋價值”；這導致為了充分揭示批判行動，必須說明階級－拜物教“雙重發生機理”，說明拜物教同樣是階級的必然表現形式，“其表明抽象歷史向具體歷史的轉化是通過事落實于物的具象行動完成的。”參見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613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頁；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9] 這表現在對待“奴隸論－市民論”與“資本論－市場論”理論繼承關系上，是過度相信理性的無差別了，把規律本位上的范疇轉換識別為純粹的思維邏輯，并同仿真態的理論邏輯相混淆，正如這一認識：“在《資本論》中，‘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是一種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因此，歷史上的市民社會與‘現代市民社會’構成一種反思性聯系，表現為‘猴體’與‘人體’的關系。”參見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第111-112頁。

　　[10] 有機構成說到底是辯證法意義的科學認識工具，乃至是由主體和政治經濟學對象共同規定的唯物辯證法工具形式。一方面歷史是實體，矛盾是工具；一方面矛盾是實體，規律是工具，由此產生“歷史矛盾”和“生產規律”是歷史關系對象的工作規定性。

　　[11] 其包括兩層意義：第一，“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第二，就統一的結果看，“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為此，“蒲魯東提出永恒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相對立，想以此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3、677-678頁。

　　[1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6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14]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制生產規律的內容是剩余價值規律，價值形式的經濟運動規律是其形式層面意義的規定，——這顛倒了商品生產所有權內容與形式的固有聯系。鑒于此，《資本論》事實上是強調了剩余價值規律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而同時資本積累是這個生產方式總的形式規定，以后經由流通環節的社會中介，發展出特殊的價值形式運動（生產價格形式），使得資本社會利潤率下降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規律的運動總表現。質（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規律）——量（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規律）——形式（價值規律及其轉化形式）——規律（資本積累規律）：資本生產規律必然歸結為內容、形式統一，甚或資本積累規律就本身的規定來源而論，仍舊屬于這一意義的對立統一。

　　[15] 依照馬克思的說法，它使得“實踐的人的活動即勞動的異化行為”，以至于工人創造的世界成為“異己的與他敵對的世界”，“在勞動過程中勞動對生產行為的關系”同樣如此，“工人對他自己的活動”逐漸淪為“一種異己的、不屬于他的活動”；“在這里，活動是受動；力量是無力；生殖是去勢……這是自我異化……是物的異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頁。

　　[16]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54頁。

　　[17] 須知，以通史視角的生產規律高度看待《資本論》對規律的認識生產，則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指示的意義是：資本有機構成所發揮作用的歷史過程，作為了這個社會本身運動的必然性規律，有機構成論從而托出了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總路徑、總內涵、總形式和總認識。一般利潤率規律是從系統內部和資本積累總規律接應的經濟認識形式。

　　[18] 由于堅持將資本看作社會發展關系上的對象化的道路與系統規定，促使馬克思下決心這樣來命名資本的有機構成：“一種資本構成是價值構成……一種資本構成是技術構成……為了表明二者之間的密切的相互關系，我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因而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凡是一般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總是指資本的有機構成。”這個定義橫跨了“商品的兩個因素”至“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敘述空間，從中發掘出對象關系（所謂“社會客體的物質性”）和它的必然發展之間的客觀聯系，最終階級關系得以定格。所謂“主體格→階級格”：一方面，是強調“勞動到處都處于中心范疇，在勞動中所有其它規定都已經概括地表現出來。”另一方面，“馬克思以諷刺的口吻概括為三個‘美妙的結果’：一是把工人階級的相當一部分，婦女和男人，變成了被奴役的仆人；二是工人階級必須忍受失業和跨域轉移的痛苦；三是加深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鴻溝。”參見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648頁；〔匈〕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白錫堃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642頁；李增軍、盧嘉瑞：《馬克思的勞動的變換理論及其當代意義》，《海派經濟學》2021年第1期。

　　[19]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649頁。

　　[20] 〔英〕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李國亮等譯，新華出版社，2013年，第42-43頁。

　　[21] 理性假設的經濟學是利用了這一點，通過宗教意識的獨立化——這是仿真路線“理論教科書”之根據，一味地促使主體向經濟拜物教意識轉化，終于造成“合法的”抽象理性統治。言下之意，“商品世界的這個已經獲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貨幣形式，只是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生產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參見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55頁。

　　[22] “這就是為何黑格爾——步著亞當·斯密的后塵——不得不甚至將‘世界歷史的個人’描述為神秘的‘世界精神’所控制的純粹工具：一種惟一具有在意識和行動之間不進行自我欺騙的關系的存在……以致對拜物教的再生產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強加的工具性來說，它的意圖（好像）都不是一種邪惡的和自我欺騙的掩飾……（盡管如此）這種‘看不見的手’還是不能滿足各種期望。”參見〔英〕I.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3-114頁。

　　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1期

　　本文是《<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4期）的續篇，屬于《資本論》有機構成“唯物史觀原理”及其工具屬性研究。該系列探究受啟發于前期成果《程恩富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體系探尋與學習札記》（載《程恩富學術思想研究》第2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14-133頁）一文蘊含，是其整理的線索——“歷史（無）－矛盾（有）－規律（道）－范疇（名）”的理論研究繼續。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JJ21119）的階段性成果?！　?/p>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3] 蘭玲、程恩富：《構建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思考》，《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7期。

　　[4] 李炳炎：《略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創新》，《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1期。

　　[5] 劉永佶：《資本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經濟意識的學理表述》，《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3期。

　　[6] 吳文新：《恩格斯論人的發展的前提、狀態和條件——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海派經濟學》2020年第4期。

　　[7]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　　

　　轉自   探索｜許光偉 等：《資本論》有機構成的唯物史觀深層景象

　　https://mp.weixin.qq.com/s/bWDMGty6onpBTmysvlW51Q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