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徐景安為中國再出發(fā)而畫出的“路標”

　　楊思基

　　(作者為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怎么走、全面小康目標如何實現、如何解決我國改革發(fā)展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和矛盾、實現科學健康、和諧和平、民主法治、文明進步、公平公正、節(jié)約環(huán)保且有利于全國人民的發(fā)展問題，號稱中國改革元老的徐景安先生最近拋出了他的一篇3萬余字的長文：《中國十二個理論方針問題研究》(以下均簡稱“徐文”)，他在這篇文章中以改革理論家和方針政策設計師自居，對中國如何改革發(fā)展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提出了他全面的研究思路與理論建言。由于他號稱中國改革元老，參與了中國一系列改革決策文件的起草，又曾經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職，頭頂一大堆頭銜，所以他的文章自然引起我高度關注。但仔細拜讀他的文章，卻又令我對他的文章見解與主張不能不產生一些懷疑與擔憂，尤其是對他主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模式和道路”產生強烈懷疑。下面就我對該文的疑問和批評整理如下，以就教于徐先生。有不妥之處，也望能得到大家批評指正。

　　一、何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與全面小康？

　　徐景安這篇文章的前三部分，是回答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是“中國的現代化”和“全面小康”問題，它對于全文顯然有提綱攜領的重要意義。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把握“徐文”的理論基礎和立足點即理論視角究竟是什么。

　　縱觀“徐文”全文，徐先生大概很瞧不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他引用來說明問題的理論資源基本是西方思想家的說法，或者是鄧小平或某中央文件的說法。對于什么是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徐景安認為在資源無限情況下，無論在資源占有方面出現怎樣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人們也不會有什么不公的感受與反應，這樣因私有制私人占有的不平等就不會引起人們反對，實現現代化也不會受到資源有限的限制。但現在的問題是資源不僅有限，而且十分有限，根本滿足不了全世界目前70多億人口在現代化生產條件下現代化的生活需要和消費需求，所以才出現人們對私有制私人占有資源財富嚴重不均而產生的不滿，并由以形成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現代化的運動。照此邏輯，人們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兩極分化的弊病不滿，那絕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錯，而是上帝或自然界沒有給我們提供豐富資源和物產的錯，而若是在人口稀少人均資源富足的古代社會，那就不應該存在這類矛盾，不存在廣大勞動人民對私有制條件下人們占有資源極其不均所引起的不公感受和不滿了。他引用丹尼爾.貝爾在所著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的說法說，“當資源非常豐富，人們把嚴重的不平等當作正常或公正的現象時，這種消費是能夠維持的。可是當社會中所有人都一齊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同時又受到資源的限制，那么我們將面臨政治要求和經濟限度之間的緊張局勢”。所以，所謂的全球現代化，那當然“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貧困基礎上的，當著全球人都想實現現代化，現代文明就崩潰了”。

　　對于丹尼爾。貝爾的上述觀點，徐景安先生當然是贊成的了，所以他據此提出：“全球現代化之路不通，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國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要轉換價值目標、價值尺度、價值標準，從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財富最大化轉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為目標代替財富為目標，這樣就可以讓人類從物質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單單追求物質層面的幸福，還可追求情感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幸福，實現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職業(yè)、不同個性、不同愛好、不同興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他說：“人的終極目的是幸福，財富不是目的，只是為幸福提供基礎和條件。人類需要一場理念革命，探索人類的幸福之路。對于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中國來說，尤其是要探索中國的幸福之路。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的幸福之路可以為絕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提供示范和榜樣。”

　　于是他要人們不只是追求物質層面的幸福，還要追求情感和精神層面的幸福，根據各地各業(yè)各群體和個人不同的條件與愛好而追求不同的幸福生活，讓有條件的國家、地區(qū)、群體和個人即資產階級發(fā)達國家、發(fā)達地區(qū)和資本大鱷為所欲為，滿足他們一切欲望和需求，實現物質情感和精神的全面滿足，讓窮國、貧窮落后地區(qū)和個人當打工國家和雇傭工人，這樣在滿足不了他們物質需求時而只要求他們自娛自樂，滿足他們某些情感和精神的需求，且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示范和榜樣，這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選擇的現代化和發(fā)展出路!瞧，徐景安這樣的設計安排與理念轉換、價值與價值目標轉換是多么符合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需要!

　　至于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徐景安認為黨中央與習總書記的表述是堆砌了絕大多數人都不懂的一堆概念，他要把它通俗化為大家都懂而且能接受的界定和解釋。于是他說， 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公共利益至上，“為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領域實行公平分配，在社會領域健全公共服務，在政治領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領域倡導道德文明，在生態(tài)領域實施環(huán)境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集中表現為社會成員的幸福最大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最終要體現為民眾的幸福感受。這種幸福感受是不能代表的，只能去問民眾，你幸福嗎，滿意嗎，高興嗎，快樂嗎?一個絕大多數民眾不幸福、不滿意、不高興、不快樂的社會，一定不是社會主義。相反，絕大多數民眾幸福、滿意、高興、快樂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的前提。所謂中國特色，就是根據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國情創(chuàng)造中國模式的幸福社會，即經濟殷實、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環(huán)境清潔、物質低耗、精神愉悅。中國特色的本質含義，既區(qū)別于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也不同于高消費、高負債、高福利的歐美之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到底就是中國的幸福之路，既有現實意義，又有國際意義”。

　　很明顯，“徐文”在講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公有制經濟基礎他是不講不要的，計劃經濟是要轉換到市場經濟的，而“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他卻是始終不提的，鞏固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富強文明民主法治社會、和諧社會和現代化國家他也全都不講不顧了，只要什么多數民眾感覺幸福、滿意、高興、快樂、物質低耗、環(huán)境清潔、經濟殷實、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精神愉悅。試問，沒有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的完善與鞏固發(fā)展，不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砸碎了所謂“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一切枷鎖與教條禁錮”，能有中國特色或模式的社會主義幸福社會，達到和實現“經濟殷實、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環(huán)境清潔、物質低耗、精神愉悅”嗎?我們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了丟掉所謂“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一切枷鎖和教條的禁錮”就能實現徐景安所說的上述這些目標嗎?其實踐的結果難道不恰恰是與此南轅北轍、適得其反、事與愿違的嗎?

　　試問， “特色”如果是把社會主義的原則底線和本質特征全都特色掉了，剩下的只有所謂“幸福生活的感受和感覺”這類主觀主義的東西，那還能有社會主義嗎?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

　　至于什么是“小康”和“全面小康”?徐景安抱怨我們過去缺少量化的實際標準及實現手段，他認為只要是做到公平分配，我們也就能夠順利實現全面小康了。事實是這樣的嗎?什么叫公平公正的分配，拉薩爾那套“不折不扣的公平的分配”絲毫不觸動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不顛覆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不消滅根除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官僚國家官本位、私權利本位、權力和資本決定主宰一切的國家社會制度與官僚國家機器，能解決克服按資本和權力的大小多少來分配的分配不公現實問題嗎?任何個人收入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難道不都是在一定生產方式、一定所有制關系和權力決策與運行機制的基礎上形成與決定的嗎?沒有上述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與根本性變革，能有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分配關系嗎?按資分配與按權力分配對勞動人民來說不管是多么地不公不合理，但它們在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及國家社會制度下難道不是最適合這些關系和制度因而對于資本家和官僚們來說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制度嗎?使用這種虛偽形式的、抽象的公平公正和正義之字眼及主觀評價體系，靠資源權力把持壟斷者出于公平正義的良心、憐憫之心和施舍這類方法舉措能改變一切不公不合理的現實分配關系與分配結果嗎?

　　徐景安在提出并回答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怎么走、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什么是全面小康”這3個問題后，已經是違背了“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指出了一條資本家和官僚權貴壟斷占有一切資源，享受剩余價值支配權和分配權，只給勞動人民一些情感的或心理的“公平正義安慰”及所謂“生活滿意的幸福指數”——以為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及全面小康發(fā)展目標。但這仍然沒有回答人們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究竟是什么，所有制關系是不是劃分不同社會形態(tài)的基礎和根本標志等問題，沒有動搖他說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所以他在提出和回答他的第四個問題時就將矛頭直接對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說所有制形式僅僅是發(fā)展經濟的手段，不是社會主義的發(fā)展目標及本質特征。在他看來，不僅“姓社姓資”無所謂，“姓公姓私”也無所謂，能解放發(fā)展生產力，讓老百姓過上使他們感到滿意的“好日子”，能像動物一樣填飽了肚子就有幸福感感到快樂就行。

　　該文要害是以抽象的幸福感這一心理感受及所謂“全面小康”來取代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方向和目標，而且歸根到底就是為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現代化”、為資本利潤最大化服務，而且它還指出了這個“全球化現代化”是不可違背的世界發(fā)展潮流，是資產階級及其生產方式在全球取得牢固的統(tǒng)治和資產階級少數人的現代化生產和生活，而國家、地區(qū)及利益群體間的收入和財富占有差距或兩極分化——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全球范圍的分化對立也是必須的，是保證資本主義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前提，是保證極少數國家、地區(qū)和個人實現和享受現代化成果的前提，只要他們這些人現代化了，整個世界也就現代化了。至于共同富裕與所有人實現現代化，那則是絕對不可能的，是地球資源限制所無法承載的。所以徐景安這位“改革理論創(chuàng)新者”和“政策策劃設計師”是堅決要放棄馬克思主張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與目標，堅決主張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現代化”，他只要極少數國家、極少數地區(qū)和極少數人富與現代化。只要這些國家、地區(qū)和人們富和現代化，其他國家、地區(qū)和絕大多數人則生活能過得去，能感受到生活有保障、有幸福感和成就感，從而不造反革命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災難，那也就達到他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fā)展目標”而且能夠維持可持續(xù)發(fā)展了。因此，他是絕不承認會有什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會有共有共治共享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他認為那只能是人們的空想或幻想。他無意中暴露了他資產階級尤其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買辦奴才的丑惡嘴臉，暴露了他給中國人民所提供的所謂“小康幸福生活”及“自由民主地追求與實現幸福生活的權力”，實質不過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提出的“幸福快樂主義”，是資產階級社會自由平等地交易、自由地選擇資本家做資本家雇傭奴隸來維持勞動者生活——維持資本增殖所需要的勞動力生產再生產之基本生活需要或所謂“小康生活權力”，是通過資本主義道德說教及資產階級所謂抽象的形式公平正義來實現雇傭勞動者的自由平等權力與幸福感，使他們徹底且甘心地做資本家雇傭奴隸并自由地選擇雇主和國家社會管理統(tǒng)治者，徹底打消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念頭。而只要達到如此目標，他徐景安的“改革”也就徹底完成且實現其“改革目標”大功告成了。

　　我們認為，自然資源的貧乏有限恰恰不是多數人貧窮極少數人無限制占有和浪費資源并鼓吹資本貪婪的理由和借口，而是決定著必須限制并最終消滅資本、限制人的貪欲和奢侈、節(jié)約高效利用資源的根據。而要做到如此，則必須實行勞動人民集體當家作主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并實行按勞分配，反對不勞而獲奢侈浪費，反對與限制物欲主義、享樂主義及人類自私自利的貪婪和消費主義。毛主席為我們開啟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絕不是回到孫中山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義”那里去，而是要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人類解放。

　　極為有限的資源你不有計劃地節(jié)約使用(像毛澤東時代已發(fā)現的礦藏只是根據當時的生產和生活需要而開采使用，其他大多數礦藏都采取保護措施而未予開采)，卻任憑弱肉強食的市場經濟規(guī)則無限發(fā)揮作用，誰搶著就是誰的，誰搶到資源誰就為了賺錢而惡性掠奪式地開采利用，那怎能不造成環(huán)境污染、資源浪費與枯竭的現實?怎能不給人民群眾及其子孫后代帶來災難性后果?

　　資產階級精英們所宣揚的幸福主義消費主義，實際就是資產階級壟斷獨享的幸福主義和消費主義，是他們壟斷資源與權力無償占有工人階級剩余勞動成果想要什么有什么、想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反正他們有錢有資本可以迫使一無所有的人不得不為了生存向他們提供他們任意需要的任何服務。因此，資產階級這種類似動物式的欲望滿足、及時行樂的幸福快樂主義也就絕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目標與人生價值追求。

　　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是生產力低下貧窮落后的代名詞？

　　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敵對勢力要想顛覆否定社會主義，不顛覆否定這個社會基礎，而選擇剝削階級傳統(tǒng)的私有制經濟基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從改造經濟基礎開始來改造社會，不僅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明白這個道理，根源于其私有制經濟基礎而成為剝削階級統(tǒng)治階級的社會主義敵對勢力更明白這個歷史規(guī)律和道理。

　　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剝削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相比，究竟誰優(yōu)誰劣，它們對勞動者階級和剝削階級這兩大利益關系不同甚至利益需要尖銳對立的階級而言，顯然有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勞動者階級與剝削階級對上面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是截然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合作勞動、共同占有他們集體勞動成果的公有制經濟，體現著勞動者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需要，也是他們個人勞動所有權或個人利益得以實現和保障的經濟基礎與經濟制度保障，所以在勞動人民看來，這個公有制經濟基礎絕對不能削弱與丟棄，他們的公共財產更不能被瓜分和私吞，不能像冰棍那樣被極少數人含在嘴里而慢慢地被溶化掉。但對掌握一些公權力自私自利一直想公權私用化公為私的人譬如資改派或走資派來說，公有制就絕不是什么好東西。社會主義法律與制度規(guī)范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神圣不可侵犯，保護公有財產不被任何人侵吞與私用，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勞動權益不受侵犯，就嚴重妨礙了官僚走資派的私利最大化及他們損公肥私貪污盜竊的行為。所以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一無是處，要讓他們做公仆為人民服務，帶領群眾發(fā)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卻不準他們多吃多占貪污腐敗，他們就一百個不樂意、不情愿，甚至以怠工并大搞官僚主義瞎指揮來抵制和反對。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遠離生產一線，認為讓誰去勞動就等于讓誰去接受勞動者教育和改造，并總以剝削階級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思想來看待與衡量所有的勞動者，由此而得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效率，公有制實際是生產力低下與貧窮落后的代名詞之錯誤結論，那就再自然不過了。徐景安就是這樣一種人的利益代言人和思想輿論制造者之一。他說，所有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及實驗都失敗了，再繼續(xù)堅持這種“僵化封閉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論"，等于是固守一種僵化的錯誤教條，走向貧窮落后直至被滅亡的死路是必然的。

　　“徐文”說：“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理論上解釋不了現象，邏輯上經不起追問。第一、所有實行公有制的社主義國家，不是解體，就是貧窮。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都是失敗的。第二、在邏輯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把非公經濟排除在外，導致非公經濟的發(fā)展必然削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結論。第三、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當非公經濟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就背離了社會主義。第四、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是否再回到‘一大二公??”“為了發(fā)展經濟的需要，我們一直采取鼓勵非公經濟的政策，現在又提出混合所有制。實踐證明，在公有經濟比重大幅下滑，非公制經濟比重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中國綜合國力增強，這是強化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企業(yè)無論是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提供就業(yè)、稅收，就是為國家奠定了經濟基礎。”所以在徐景安眼里，是公有制遠不如私有制，只有大力發(fā)展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私有制，那才能發(fā)展經濟，才能使綜合國力增強。所以，“徐文”認為發(fā)展私有制經濟，學習利用和發(fā)展資本主義，就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只要能提供就業(yè)并給國家?guī)矶愂眨茏尷习傩沼酗埑裕ＷC勞動人民不造反革命，無論企業(yè)屬于誰，無論你怎么干，那都是在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憲法里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體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基本經濟制度”，這在徐景安看來不過是因為私有化市場經濟改革阻力重重而不得不說的一種策略說法，是共產黨寫進法律和文件“打左燈向右轉”的一種策略說法。但說歸說，做歸做，我們做的就是要大力發(fā)展私有制經濟，就是要將一切都私有化和市場化，使一切東西都成為商品并按照市場經濟的市場規(guī)則來進行交易和配置。他口口聲聲要建設民主法治國家，但即便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大法——憲法顯然也根本不在他的眼里，而只是他忽悠人的一種說法和手段，為了把一切都私有化市場化到他們中外資本家及官僚權貴的手中，一切法律法規(guī)和社會規(guī)范他們都要打破和突破。共產黨說得到做得到、理論和實踐相統(tǒng)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取信于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在徐景安眼里竟然一文不值，毫不足惜，可見他利益至上見利忘義——為了利益沒有什么東西不可丟棄的。

　　但公有制真的是不如私有制有效率，真的是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并凡是搞公有制的都失敗了嗎?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和億萬勞動人民來說，真的是只要有就業(yè)和稅收，能讓勞動者吃上飯，讓政府有稅收來源，有錢花，就不需要其他東西了嗎?“社會主義”如果是這樣，共產黨這樣來搞“社會主義”，來共大家的產去搞自家的私產，僅僅滿足于老百姓有飯吃、政府有稅收有錢花，滿足于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大化，這還要你共產黨干什么，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哪個不會，哪個不是這么干的，而且人家還不是并不比你們干的差。你既然是這樣自私自利地來對待“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建設“社會主義”，是只要你自己說了算，一切歸你自己所有和支配，大家的也都被你認為是你自己的，別人的在你強盜眼中還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當然還是僅僅屬于你自己，一切都是從你自己的私利和需要出發(fā)，什么樣的公有制經濟還不都被你們所官有化私有化，還不都有可能被你們吃光貪光而毫無效率和生機?當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企業(yè)屬于勞動人民公共所有，實行民主科學的管理經營與分配，由勞動者自己選擇他們公認的為人民服務社會公仆并使他們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監(jiān)督制約來進行企業(yè)的經營管理與決策時，這些公有制企業(yè)公有制經濟還是沒有效率而不如私有制經濟能發(fā)展生產力嗎?如果是那樣，何有社會主義國家在短短20年左右時間就完成實現了私有制國家往往需要經過上百年的血腥掠奪和積累才能實現的國家工業(yè)化，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何以能夠積累起數量巨大的社會公共財富，興辦那么多發(fā)展迅速的工商業(yè)、交通運輸業(yè)、社會公共事業(yè)、國防及人民社會福利事業(yè)，并建立起龐大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且剛剛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前蘇聯何以能夠依靠自己初步的工業(yè)化基礎及組織武裝起來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打敗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公有制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不強大，世界上有哪個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是被打敗而不是因自身出現了新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并且讓他們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經過和平演變而失敗的?共產黨不搞公有制走共同富裕道路，能得到人民群眾支持打倒剝削階級統(tǒng)治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并打敗強大的國內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嗎?我們能在一窮二白的建國初期打敗以美帝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取得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嗎?

　　徐景安兩眼無視歷史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生編硬造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能發(fā)展經濟的瞎話，他除了自欺欺人還能繼續(xù)忽悠欺騙人民群眾嗎?小崗村走了幾十年的私有化單干路，舊中國走了兩千多年的私有制經濟道路，勞動人民獲得多少發(fā)展和實惠，他們都有哪些幸福生活感受和心理滿足，那時國家綜合實力是很強大的嗎?舊中國作為很強大的一個泱泱大國為何屢屢受人家落后的小國侵擾和欺負，甚至幾次被人家打敗而成為人家的臣民，到了滿清晚期以后又幾乎被人家洋人亡國滅族?

　　說公有制導致勞動者沒有生產積極性，導致生產力低下，而且說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實踐均已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一胡說八道不僅違背了歷史基本事實，也違背了最起碼的生活常識和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批駁過資產階級說“消滅了私有制人類就會因為沒有私利的驅動而懶惰、而滅亡”的歪理邪說。如果說公有制按勞分配養(yǎng)懶漢，會使人越來越懶惰，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私有制和按資分配則使勞動者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不斷處于破產境地，使勞動者無償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受到殘酷的剝奪與勞動摧殘，使資本家不勞而獲奢侈消費白白浪費大量勞動成果，更因為資本主義的唯剩余價值生產而生產使生產和消費嚴重脫節(jié)不斷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使雇傭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可供出賣而換取勉強能夠維持資本主義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的生產再生產以外一無所有，使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利益嚴重矛盾和對立的階級，勞動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只是為資本家創(chuàng)造財富，而只能給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貧困，這樣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不是早該因勞動者勞而不獲、資本家不勞而獲而滅亡了嗎?究竟是公有制養(yǎng)懶漢還是剝削階級私有制養(yǎng)懶漢——養(yǎng)不勞而獲的寄生蟲，我們也請徐景安先生及堅持認為“公有制養(yǎng)懶漢”的經濟學家們好好地看一下歷史的事實以及《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

　　“徐文”污蔑造謠說把所有制作為不同社會形態(tài)區(qū)別的經濟基礎與根本標志，消滅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私有制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來取而代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嚴重誤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已明確地指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在消滅剝削階級私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徐文”把這解釋為共產主義社會是重建勞動者的個人私有制)。其實真正誤解歪解馬克思思想的正是徐景安，馬克思在那里講的勞動者人人平等的個人所有制如果被理解為就是勞動者各自私有的那種私有制，他們如何能夠避免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競爭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的劇烈競爭，如何能夠避免在競爭中陷于失敗破產而失去其財產所有權，如何能夠在千變萬化的市場動蕩風浪中始終保持其人人平等的個人財產所有權和勞動所有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嘛!其實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了所有制性質是決定社會形態(tài)性質的經濟基礎和根本標志，而且要保證勞動者的個人勞動所有權及財產權利，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尤其是要消滅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私有制。蒲魯東幻想保留私有制而消除社會兩極分化與剝削，以避免資產階級剝奪勞動者，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那是十足的拉歷史倒車，是試圖回到以小私有制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那里去，而在以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為基礎的浩浩蕩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及歷史發(fā)展潮流沖擊下，這注定是要失敗的。馬克思在《資本論》、《法蘭西內戰(zhàn)》、《哥達綱領批判》等其他著作中也始終是堅持并不斷對他的上述思想觀點予以進一步論證，怎么能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是主張重建勞動者的私有制呢?試問在私有制剝削階級社會勞動者有不受剝奪而且能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他們的勞動成果嗎?有真正完全屬于勞動者自己的私有制嗎?即便在自給自足的小私有制自然經濟占經濟基礎主體的封建社會，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民”那是什么概念，是勞動者自己占有自己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不受剝削剝奪的歷史現實嗎?關于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拙作《論勞動所有權、個人所有權與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證(見《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1期及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15年第1期)，不妨請大家——尤其是請徐景安先生抽點時間再去讀一讀這篇文章，所以我在這里也就不打算再與徐景安先生長篇大論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講“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那是在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革命基礎上實現的，什么叫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聯合起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自由合作勞動、共同占有與支配勞動成果，那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還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嗎?難道你徐景安竟連這樣清楚明白的話也讀不懂而為了主張化公為私的私有制非要把這歪解為馬克思并不主張消滅私有制嗎?

　　動物是只要有吃喝能滿足本能欲望和生命需要就行，徐景安和某些主流經濟學家們是只要有滿足資本利潤的就業(yè)與滿足官僚權貴花費的稅收就行，原來他們的假社會主義真官僚資本主義與動物的低級需求和欲望滿足高級不到哪里去!

　　一個分裂、矛盾、動蕩的國家和社會，必然會使綜合國力大為下降，不管你有多少GDP，都敵不了因私有制基礎上而出現的利益分化、貧富兩極分化、階級分化、道德滑坡、社會走向腐朽墮落所帶來的國家社會分裂與內耗給綜合國力所造成的巨大破壞。而徐景安先生竟然完全看不到這一點，把綜合國力與社會發(fā)展進步居然完全等同于由物質利益至上唯利是圖而刺激起來的、暫時而無法持續(xù)的、畸形病態(tài)且是注入了大量水分的生產力擴張與經濟增長，并因為目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還暫時領先于原本就遠比他們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認為只有搞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才能使綜合國力和實力大大增強，他這不是唯生產力論和庸俗經濟決定論、歷史宿命論這些老修正主義理論在現在中國的翻版嗎?再說，你私有制經濟發(fā)展既然能促進綜合國力和實力大大增強，那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就不是使國家綜合國力和實力更加增強嗎?如果是私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到主體主導地位就可使國家綜合實力大大增強，那為何還有那么多的私有制弱小國家甚至大國還要受到敵國的圍剿、打擊和欺負呢?對這種歷史現象徐景安能給我們一個合理合乎他邏輯的解釋嗎?

　　三、中國目前出現的問題和矛盾根源在哪？該如何解決？

　　應當說，經過我們這些年的反思和批評，“徐文”在后面的理論方針問題研究中多少還是吸收了我們的部分批評意見，而且試圖在發(fā)展觀念、路徑、手段及收入分配上做些文章，解決一些民生問題，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最終為改善人民生活、避免陷入嚴重兩極分化、激化社會矛盾——引發(fā)新的社會動蕩和革命做了一些探討及思考，他文章的第五、六、七部分就主要是圍繞這幾方面來做文章的。但即便“徐文”對一些理論和方針有所反思，并肯定了政府在接受群眾批評后采取了一些觀念和政策的調整，而由于我們前面所說“徐文”理論和認識前提的錯誤，徐景安在這些方面有些認識和說法也仍然是有偏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

　　首先讓我們先把他文章中的第五、六、七三個方面綜合起來，談談我們的見解和看法，以與他進行進一步討論。

　　先談談發(fā)展問題。幾十年我們大講特講“發(fā)展是硬道理”，“發(fā)展是第一要務”，不問發(fā)展為了誰，依靠誰，是誰的發(fā)展和發(fā)展什么，以什么方式方法和手段來發(fā)展，在實踐上實際又把“一切向錢看”、把GDP作為考核地方和單位領導干部的唯一衡量指標，并把資本積累、擴大投資、招商引資、擴大出口作為最有效發(fā)展手段，把唯利是圖追逐利潤的資本當作發(fā)展動力及最有力杠桿，這就造成了眾所周知的一系列嚴重后果。而且在投資、出口、消費都受到瓶頸制約，環(huán)境污染，資源枯竭，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他們的工作與正常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從而越來越不滿的情況下，即便決策者頭腦再頑固，也不能不低下他們無視現實矛盾那高傲的頭顱對這種不顧一切的發(fā)展方式、發(fā)展道路進行反思和政策的調整。但如果認識不到這種發(fā)展方式實質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和唯利是圖掠奪式發(fā)展模式和道路，不在生產方式變革和生產關系上進行社會主義的變革與調整，不讓廣大勞動人民成為發(fā)展的主體和依靠力量，而僅在發(fā)展理念及衡量標準和分配方式上做文章，那實際就是舍本逐末走向了治標不治本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歧途，不可能真正解決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只考慮資本增值和資本家利益滿足不顧及勞動人民利益需要等一系列問題和矛盾，不可能讓勞動者真正成為發(fā)展成果的享有者和受益者，而且往往出現說歸說、做歸做、說做分家、按下葫蘆起來瓢卻不解決根本問題的局面。這樣，所謂的轉變發(fā)展方式和理念，轉變分配方式和消費觀念，實現公平合理的分配，增加勞動者收入促進消費等，也就勢必流于形式甚至是流于虛情假意的說教與宣傳。徐景安否定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不講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勞動人民在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過程喪失一切資源和所有權力，使資產階級掌握把持了一切資源，壟斷控制了市場和生產關系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在這種局面下連政府稅收、勞動者就業(yè)及各項政府決策和公共事業(yè)都被資產階級控制與操縱綁架，徐景安所講的那一切方針政策及觀念的調整轉變就不可能不流于形式及虛情假意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所謂的“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及個人收入再分配的政府調節(jié)不僅會在資產階級干預下流于形式，而且很可能會像北歐那樣帶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我們對這些所謂的觀念理念轉變及政策調整決不可抱有過高期望，期望越高未來可能就越是失望。畢竟生產力的性質和發(fā)展狀況、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性質才是最為根本的決定因素，國家社會主人及所有者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觀念和管理方針與政策，主人為維護其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緩解社會各種矛盾而不得不調整轉變的觀念與方針政策當然也不能不受到他們根本利益需要與階級局限的影響和制約。 國家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及產業(yè)政策、市場政策調整就長期受一些利益集團綁架，而且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這里我們應當明確的是， 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發(fā)展是接著毛主席為我們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往前走，而絕不是退回到以往實踐已經證明走不通的那條舊民主主義“三民主義”道路上去，更不能退回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洋務運動那里去!這就決定著我們的改革發(fā)展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和原則指導，必須有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正確領導和全國億萬人民群眾的群策群力，充分發(fā)揮調動廣大勞動人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讓他們成為國家社會的真正主人同心同德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變革和經濟建設，這樣我們才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道路，并使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模式真正具有中國的獨特風格和特色。即便是經濟管理、企業(yè)管理及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計劃管理，勞動者個人的收入分配模式和社會財富分配制度，同樣也不能照搬別國——更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些做法，而必須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發(fā)揮運用勞動人民集體的智慧，根據實際情況和社會主義發(fā)展需要、人民需要，進行民主和科學的全盤協(xié)調與平衡，并真正貫徹落實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和要求。但我們這些主張卻被徐景安和資產階級右翼學者精英們污蔑為是企圖“回到封閉僵化的毛澤東時代”，“回到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教條”。

　　但他們這種說法實際是個不可能成立的虛假命題和偽問題，因為現實生活中實際是沒有人能回到過去。眾所周知，時間具有“一維性”——即只具有由往到今、由今往后的屬性，而不可能往回回轉和倒流，這就決定著歷史只具有相似性而不具有絕對的重復性，人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俗話說，“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時不我待”。已經過去的歷史絕無可能再重復，能夠重復的只有歷史的相似性，只有能夠繼承與使用的各種社會歷史條件、物質、技術、做法、智慧和文化，能夠繼承而不斷發(fā)展的生產力，以及能夠適應生產力發(fā)展可以變革完善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政治制度、實踐認識的辦法、手段與思想文化，而且它們是人們能夠重復使用、繼續(xù)使用且能夠越來越智慧、越來越嫻熟地使用利用的東西，哪里會有再回到過去某個時代、完全回到以往生活狀態(tài)的可能。連人都不是原來過去的人了，誰還能再返身回到過去?即便是反動派的復辟倒退這類歷史反復，那也不可能使人完全再回到過去的時代而停滯不前。

　　“徐文”在第五、六、七部分分析改革發(fā)展所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及其原因時，主要講了三條，一是發(fā)展理念不科學的問題始終沒有真正解決，基本是利益驅動型和投資與出口拉動式、掠奪式畸形病態(tài)發(fā)展;二是勞動者勞動收入過低因而購買力不足，使發(fā)展缺少內需不足的困擾;三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分配改革始終因難以打破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利益格局而落不到實處。徐景安說的這些問題和原因雖說是不無道理與根據，但他實際上都是講的現象，而并沒有抓到更為根本的本質層面的根源，沒有抓住我們前面所述究竟應該怎樣走出有別于別人尤其是有別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這個根本，由此也就只能導致他陷入舍本逐末看到現象而忘記根本的錯誤，在實踐上也就必然導致“按下葫蘆起來飄”——始終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誤區(qū)和局面。

　　目前，我國經濟發(fā)展長期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來推動，而不是依靠產銷關系協(xié)調、生產消費緊密銜接、滿足勞動者需要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來推動，導致各級政府和企業(yè)負債累累，有許多地方和單位資不抵債，有的連貸款利息都掙不出來，經營越來越困難，而且有不少行業(yè)被外資控制和壟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都已面臨嚴重威脅。上述問題歸根到底原因在哪里?不在于片面追求財富與GDP的發(fā)展觀和政績觀，而在于唯利是圖追逐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了以滿足勞動人民生活需要為生產目的——勞動者集體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所以才導致原來供不應求、國民經濟整體效益良好、絕大多數企業(yè)蒸蒸日上的經濟發(fā)展歷史不再，而出現因國內需求不足而造成生產過剩、企業(yè)資本周轉困難、為拉動經濟增長不得不依賴招商引資、舉債投資經營而且越來越依賴出口為產品找出路這種經濟困難局面。我們要解決因內需嚴重不足而形成的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之經濟增長方式為廣大人民群眾需求拉動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克服由此引起的舉債經營、成本不斷提高而市場越來越顯得狹小的惡性經濟循環(huán)問題，不進行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革命變革和基礎性轉變——即改造轉變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僅僅靠發(fā)展觀念理念的轉變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遠不是發(fā)展理念觀念科學不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所有制關系決定生產方式生產的性質和生產目的、所有者利益需要利益驅動以及所有者在生產關系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決定利益關系格局和生產經營關系與理念、決定經濟增長方式這類問題。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一切都是資本家階級當家作主，唯剩余價值或唯利潤的生產而生產，絕不會為了全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及勞動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而且勞動人民如果都生活自由與幸福，可以不被迫出賣勞動力就能滿足其生活需要，那絕難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生產方式的立足之地。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生產方式存在的前提就是必須把勞動者剝奪得一貧如洗、一無所有，要是讓他們自由幸福，哪里會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作為資本和企業(yè)主的資本家自然不會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不會接受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科學理論和發(fā)展理念，他們自然自發(fā)地傾向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傾向于接受與實踐為資本牟利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和增長發(fā)展理念;當然他們也不會接受徐景安先生提出的由追求財富金錢資本不講公平道德的增長方式和發(fā)展觀念轉變到追求自由幸福、講究公平正義的增長方式和發(fā)展觀念，不會放棄剝奪勞動者與掠奪式廉價利用各種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及所謂“比較優(yōu)勢理論”，放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現代化發(fā)展之路。因為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本質、資本家的資本掠奪本性、貪婪本性、利益關系需要、以及資本主義競爭的規(guī)律所決定的，是由剩余價值規(guī)律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和資本主義生存發(fā)展規(guī)律所決定的。不是上述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和規(guī)律必須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人們的認識和觀念必須服從服務于這些社會的基礎性存在和規(guī)律性的東西，任何人都難以主觀人為地改變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這樣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關系。十多年來，我們天天講科學發(fā)展、和諧發(fā)展、公平發(fā)展、綠色環(huán)保發(fā)展、以人民為本的發(fā)展，為改善人民生活追求有價值的幸福生活而發(fā)展，講破了嘴皮子也不頂用，實現不了上面這些理念的發(fā)展，使不少理念觀念全成了空談，根本原因在哪里，就在沒有解決社會的基礎性社會主義革命改造，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真理，沒有把人的改造和觀念的變革與客觀現實世界的革命變革有機地統(tǒng)一結合起來。反腐敗解決腐敗問題也同樣存在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問題，只要產生腐敗的社會基礎社會大環(huán)境依然存在，迫使人們都在追求個人私利最大化及資本利潤最大化，實踐上又要求一切生產要素和資源都商品化、私有化、市場化和資本化并實現資本的自由擴張和流動，這哪里還反得了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以及權力和社會的腐朽腐敗問題——那不是舍本逐末異想天開嗎?

　　“徐文”的第八、九、十、十一、十二部分，是試圖進一步分析改革發(fā)展所遇到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試圖從改革的頂層設計以及中國的文化、價值、教育和人生意義等方面說明造成改革發(fā)展停滯認識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解決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需要有一系列觀念的轉變和變革。但由于他依然故我地回避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及社會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道路問題，試圖顛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人們的階級地位與屬性同他們的思想觀念與人生態(tài)度之間的真實關系，且依然遵循了“改革發(fā)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改革發(fā)展及觀念的轉變來解決”這一思路，所以也就只能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老生常談。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觀念，顯然是無情的現實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形成與決定的。資本家追逐資本利潤最大化，盡可能榨取雇傭工人的血汗勞動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本質和剩余價值規(guī)律決定的，也是資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無償無盡地占有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成果所決定的，因為它一停止這種運動就會立即變成死物一堆，而資本家也要在資本主義競爭中破產倒閉。這些都不是什么歷史意識、發(fā)展觀念理念和價值觀念的改變能夠決定的。意識、觀念、文化、價值觀念或人的意志與自我意識作用再大，也不可能在不改變歷史條件的情況下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存在的客觀性質及社會規(guī)律的巨大決定作用。這個道理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最為基本的道理。國家社會的管理治理同樣也是服從服務于國家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起決定作用的統(tǒng)治階級、以及國家社會根本社會實踐、社會制度的需要，絕不可能有任何例外。離開這些關系和占基礎地位的東西，抽象地講國家社會的民主法治現代化治理，這本身不僅不科學，是歷史唯心主義，也是往往要淪為抽象空洞的空談，是不可能真正解決任何現實實際問題與矛盾的。

　　“徐文”所指出的“頂層設計”、發(fā)展理念和觀念、價值觀、文化、教育及人生價值和意義的理解，諸多疑難問題其實都與我上面指出的根本問題有關。根本基礎性問題、方向道路問題不講不抓，講其他都是瞎扯。“徐文”連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基本制度及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和道路都不講，連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都恐懼害怕，這就決定著他講任何東西都與社會主義特色特質的理論無關，都只能是盜用“特色社會主義”旗號而瞎講胡扯。“徐文”既然在根本問題大問題上完全失盲，它怎能抓住總綱提綱攜領綱舉目張地搞出科學的“頂層設計”，怎能科學認識解決人的觀念、文化、教育和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與人生觀問題，并使之符合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需要呢?

　　一切科學真理與人道或道德的價值觀念在尖銳的利益矛盾和利害關系的斤斤計較面前，它們都會被擠出人們的視野與選擇。這在資產階級人性歸根到底是資本本性的資產階級社會尤其是如此。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實踐已經使它的一切矛盾都充分暴露，更加證明了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制度，任何人都休想避免或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及各種尖銳對抗性矛盾。有人既想借助并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剩余價值規(guī)律來發(fā)展自己，又想避免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矛盾與危機而逃避資本主義危機的打擊，這本來就是根本不符合實際的幻想與奢望。

　　按徐景安說法，中國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資源有限，又不可能像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去搶占地盤掠奪人家，永遠不能讓中國老百姓達到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富裕程度，這豈不是就只能讓一部分人富，多數人受窮為別人打工、為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打工嗎?按照徐景安的“社會主義幸福與公平競爭標準、民主法治規(guī)范”及所謂“普世價值標準”，那豈不是人家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倒更像是他所說的“社會主義”，而我們則不倫不類且沒有文化將永遠落后于他們，永遠要跟在他們后邊打工并學習他們來搞所謂“特色社會主義”啦?他這樣的邏輯能成立嗎?

　　“徐文”舉例說，一個弱小國家不丹，人均只有1500美元，但他們照樣感覺很幸福并提出了所謂“幸福指數概念”，而且居然還幸福指數很高(據說居民幸福指數調查是亞洲第一)，在世界上擁有聯合國承認的很強的話語權。徐景安說這話恐怕也就是利用聯合國名義而再制造一個國際大忽悠，沒有多少人會真信。你實際經濟政治發(fā)展程度都很落后，也并不自由和幸福，光主觀主義地制造一個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和什么“幸福指數”就能忽悠欺騙人們真以為你很自由和幸福嗎?一個封建專制的貧窮落后國家能是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的世界強國并是自由幸福國家嗎?不丹連自己的軍隊都養(yǎng)不起，要靠印度軍隊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誰能相信他們國民生活很自由、很幸福?這與精英們過去宣傳的“落后就要挨打”不是自相矛盾嗎?再說，幸福不幸福， 客觀評價的標準就是聯合國制定和承認的“普世價值標準”嗎?聯合國過去經常為極少數霸權國家操縱，當年組織十幾個國家干涉朝鮮半島內政，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入侵人家國家，那也是正確的嗎?

　　四、我們的自信在哪？中國該不該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所謂“普世價值觀”的關系，徐景安有這樣幾段話，現照錄如下：2008年7月15日徐景安先生在“創(chuàng)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第八次研討會”以《普世價值是中國走向光明未來之必須》為題作了個報告，在這個報告里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由國家政權認可、廣大民眾接受的主流價值觀。由此形成道德規(guī)范、制度安排、法律規(guī)定作為社會的行為準則。靠國家政權的強制與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來維系。那么，核心價值觀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二是借鑒外國、外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三是根據現時的國情構建創(chuàng)造。歷史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拿來今天用，外國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拿來本國用，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階級、民族、時代、國界具有了普世價值。而我們現在構建的價值觀也可以對外國、對未來具有借鑒意義，也就是對人類文明作出貢獻。從這個意義講，一個先進的國家和民族都不會拒絕普世價值，一個起碼的前提是不會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普世價值觀實際上是全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是人類精神成熟的標志。”

　　按照徐景安說法，每個國家民族要建構自己的核心價值觀，都要吸收借鑒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要借鑒外國、外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要把前人、別人的都拿來為我所用，從而形成“超越階級、民族、時代、國界的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為“人類普世文明、普世價值”作出貢獻;馬克思主義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也是普世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是中國特色的幸福之路，當然也要吸收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公平、正義、和諧互助、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力”等等價值觀念，而這就是適合全世界的普世價值。他說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這些“普世價值的要素，才有自信，否則則沒有自信”。

　　從徐景安上面的邏輯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并不在我們有社會主義的本質規(guī)定和特有的優(yōu)勢與優(yōu)越性，而是在我們要有超越階級、民族、時代、國界的與別人接軌的東西。不管工人階級、人民大眾歡迎不歡迎，對他們有利還是不利，也不管是不是適應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生產力發(fā)展需要，只要我們有了那些所謂超越了一切具體的階級、民族、時代和國界的東西，提出一些美麗動聽的誰都喜愛與向往的富有魅力的詞匯，而且是旨在讓每個人都有權力自由選擇自己的幸福生活，追求他們的幸福，我們就有了吸引力和強大的自信。他說“追求物欲幸福的西方文明開啟了全球現代化的道路，推進了經濟發(fā)展、科技進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但經濟增長并沒有與幸福成正比，違背了西方自文藝復興始理性啟蒙所揭示的人生哲理即追求幸福之目標和宗旨，而現在則有必要正本清源把追求幸福生活、提高幸福指數作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為根本的價值目標(好像西方資產階級不能做到的，他徐景安就不需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與經濟社會制度卻一定能夠做到既保證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又能保證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他只要有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號和名稱就行)。

　　從徐景安上面這些思想邏輯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究竟有沒有客觀普遍的真理性，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究竟有沒有與資本主義相比而言的優(yōu)越性，這在徐景安那里根本沒有自信，也非常不重要，只有與西方資產階級鼓吹宣揚的“普世價值”或“普世價值觀”接軌，與他們在思想和價值觀上保持一致一脈相承，那才有自信，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和美好前景。

　　我們先不說徐景安這種“全盤西化”的邏輯在中國有沒有現實可能性和能否行得通，我們就看西方資產階級所追求實現的幸福生活、所追求實現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公平、正義、合作互助、互利共贏”是不是真的超越了階級、民族、時代和國界的限制，已經具有了什么全人類“普世的價值”且成為全人類普遍的價值追求，而且已經真的對所有人都是毫無區(qū)別地具有了同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資產階級追求實現的上述那些東西歸根到底對他們來說無非就是自由平等、自主自愿地買賣商品、買賣勞動力、買賣各種有價證券和金融產品，自由地根據哪里利潤高就把他們的資本投向哪里而不受任何限制，歸根到底即自由地追逐超額利潤和超額剩余價值，自由地追逐實現不勞而獲而擁有大量的金錢資本和物質財富。因為這個自由平等的市場只認錢不認人，盛行大魚吃小魚的弱肉強食市場規(guī)則和叢林法則，所以市場越是自由，就越是有利于壟斷控制資源和市場的資本家、尤其是壟斷資本家弱肉強食鯨吞大量中小生產者、無償剝奪和占有勞動者階級大量剩余勞動成果及他們創(chuàng)造的社會財富。在存在階級和階級差別的社會，尤其是在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確是享受與感受到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了，而且只要你有錢任何人都有權一樣地享受博愛和人權，享受無微不至的尊貴服務和尊重，享受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生活幸福與快感，但這些對普通勞動人民、對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來說也是如此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能與資產階級一樣享受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而且有公平公正和正義的感受與尊嚴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合作互助互利共贏平等地享受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嗎?

　　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有沒有超越一切階級、一切民族、一切時代、一切國界的普遍的那樣一種所謂“普世價值”，有沒有這種只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卻與具體的人類及其具體實踐毫無聯系而完全超越它們的“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雖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普遍的真理，它所主張的消滅一切階級差別解放全人類也是最值得我們追求的普世價值，但資產階級現在能接受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嗎?徐景安打算堅持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真理嗎?他頑固地要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要用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來改造并取代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共有、共治、共享、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要用資產階級自打文藝復興時期就提出且追求的“人人都有自由平等地追求和實現幸福生活的權力”來取代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消滅階級、消滅一切剝削和奴役、為實現全人類解放、共同富裕、為每個人自由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和提供一切條件而奮斗的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他這種“普世價值”能夠為所有人所接受而具有“普世性”嗎?不消滅階級和剝削階級私有制，不消滅一切剝削和奴役，哪里會有真正的所有人都一樣的民主自由平等與博愛人權，哪里會有所有人都感受一樣的真正的“公平公正”、“普世價值”與“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既然資源有限，你只讓一部分人能感受到富足而享受幸福生活，其他絕大多數人都排除到這部分人之外只能享受你心理誤導的精神自慰、自娛自樂“幸福生活”，這能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可以接受而且能夠向全世界推廣的“普世價值”嗎?現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了和平演變顛覆否定他們不認可的國家和社會制度，不就是在向全世界推廣與傳播他們這種“普世價值”而且依靠霸權主義手段強迫其他國家都照搬他們的做法和價值觀嗎?

　　徐景安雖然在他的文章中沒有提西方資產階級對我們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社會轉型”概念，但他通篇文章講的都是“共產黨要從革命黨的理念轉向執(zhí)政黨的理念”，“要從政治統(tǒng)帥(或第一)經濟的發(fā)展觀念轉變到發(fā)展經濟——即經濟是第一發(fā)展要務的觀念”，“從公有制計劃經濟轉變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從追求物欲滿足的發(fā)展轉變到追求精神滿足的發(fā)展”，“從投資出口拉動型發(fā)展轉向內需拉動型發(fā)展”，“從兩極分化的掠奪式畸形病態(tài)發(fā)展轉向公平公正、道德、環(huán)保、健康、和諧、生態(tài)的發(fā)展”、“從階級意識形態(tài)或某種主義的文化、應試教育轉向超越一切階級、民族、時代和國家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普世的價值和文化，轉向素質教育、人格人文的教育”等等，但他說的這些轉變和轉向實際無一不是陷于抽象的觀念轉變，陷于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羨慕和向往(實質是主張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轉變轉型到資本主義世界那里去)，這無疑就是美輪美奐卻毫無實際意義的新詞新概念堆積與杜撰。如此荒唐荒謬的理論，竟然被不少人吹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與實踐的頂層理論設計和創(chuàng)新”，并讓他這樣的理論家具體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具體政策的制定和設計，這是非常可笑的荒唐與悲哀?!

　　其實，搞弱肉強食市場經濟叢林法則的資產階級最沒有博愛或愛別人之心，他們自私自利只愛他們自己，而且是損人利己靠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成果而發(fā)財致富，要他們先富的人幫別人后富而不去剝削雇傭工人，或將他們無償占有的他人剩余勞動成果拿出來幫助別人，那就不會有資產階級存在的基礎與條件——不會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生產方式了。因為沒有了一無所有不能自立的無產者，沒有了窮人和富人的兩極分化和巨大差別，也就不會有出賣勞動力謀生的雇傭工人和無產階級，不會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所以，要資產階級先富幫后富，使每一個人都當資本家而不當雇傭工人，這無論在實踐的事實上和理論的邏輯上都是毫無可能的。

　　因此，說追求個人利益和企業(yè)利潤最大化的資產階級有博愛之心或大愛，說化公為私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路的走資派有博愛之心或大愛，相信他們會先富幫后富，帶領幫助大家實現共同富裕，那簡直是如同提著自己頭發(fā)升到天上的神話一般讓人無法相信。試想，沒有雇傭工人勞動者，資本家到哪里去當資本家，他還能當誰的資本家，難不成是當他自己為自己打工的資本家嗎?而自己當自己的資本家，除了在勞動者自己集體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才有可能外，哪里還有這種可能?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有這種可能嗎?

　　毛主席在50年以前的1967年深刻地指出：“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很低，不能發(fā)展社會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么道路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五十年，仍是這個問題。”

　　在50年以后的今天，當我們重溫毛主席的這一論斷，不無感慨地深感他的這一論斷是何等的深刻啊!在中國改革開放整個過程，始終存在著堅持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與走資本主義歪路邪路的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我們與徐景安的爭論也許就是這種斗爭的反映與體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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