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馬立誠的《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

奚兆永

因寫《交鋒》和《交鋒30年》兩書而臭名昭著的馬立誠前不久在7月7日的《南方經濟觀察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的文章，讀后感到其錯謬甚多，很有提出來加以辨正的必要。

一、    關于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歷史的想象性”。

馬立誠在文章一開頭就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是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的話，他提供了認識歷史的一種角度。”他解釋說，“歷史事件已經永遠逝去，絕無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復現。在文本和視像中復現的歷史，是歷史在學者心靈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稱之為‘歷史的想象性’。”

在我看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句話頂多只能說是具有一句名言的外殼，——它以一種極端的形式來表達某種思想，因而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但是卻絕對不能說是一個真理。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就歷史來說，人們首先要研究的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歷史，只有弄清楚這個歷史，才能對他們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歷史作出說明。因此，對于歷史學來說，它所研究的對象，首先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思想本身；只有在思想史領域研究的對象才是各種思想。而從科學研究的區分來說，毛澤東說，“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某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原因，或特殊的很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頁）顯然，科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是不科學的。

至于馬文的解釋——“歷史事件已經永遠逝去，絕無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復現。在文本和視像中復現的歷史，是歷史在學者心靈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稱之為‘歷史的想象性’”，在我們看來，歷史雖然已經逝去，但是，它總會留下痕跡，如遺址、遺物、文字以及人們耳口相傳的口碑等等。在今天，還有音像資料，可以記錄歷史事件發生時的種種情景。所有這些，構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史料。史料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當然，對于同一個史料，也會由于研究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結論，某些人為了達到其反動的政治目的還會偽造歷史，歷史會出現某些主觀想象的成分。比如我國過去的古代史，特別是文字出現以前的史前史，由于史料的缺乏，有許多就是根據傳說，如什么“盤古開天地”，還有什么“三皇五帝”，其實都是沒有史料根據的傳說，具有想象的成分。上世紀20年代，顧頡剛等人提出了“古史辨”，批評了這種按照傳說寫成的古代史。這顯然是一個進步。現在的情況當然不同了，一方面，隨著考古的發掘，有了許多新的發現，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指導，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是大大向前發展了。但是，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總要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所得出的結論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還不能認為就是絕對真理。但是，根據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辯證法，相對真理里也會包含著絕對真理的成分。人們雖然不能一下子就達到絕對真理，但是經過長期的努力，總是可以一步一步地接近絕對真理的。列寧說，“人類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夠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對小狐貍的總和說構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學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在給絕對真理增添新的一票，可是每一科學原理的照例對界限都是相對的，它隨著自殺的增加時而擴張，時而縮小。”（《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顯然，馬立誠追隨科林伍德，認為歷史只是是想象的，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和真理性，是完全錯誤的。

二、關于所謂“新銳歷史學者否定了王安石變法”說

馬立誠說，“歷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對象。比如，很長時間里，對王安石變法是贊頌的。改革開放以來，新銳歷史學者否定了王安石變法，指出他的路徑依賴和增長模式問題嚴重，連一個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須由官方銷售，對民間竭澤而漁。在新銳歷史學者的文本中，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呈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面貌。”

應該說，歷史事件是一個客觀存在，人們是研究歷史，并不只是用腦子來思想歷史。這里就涉及到一個是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還是從主觀的想象出發的問題。研究要從占有材料開始。馬克思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頁)

馬文說，“很長時間里，對王安石變法是贊頌的。”此說本身就不確。我們知道，王安石變法發生于11世紀初，距今已9個世紀有余。應該說，“在很長時間里”，即在大約8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王安石變法差不多都是被封建統治階級否定的，而并不是受到贊頌的。至于受到贊頌，那是20世紀以后的事。我們知道，在上世紀，先后有嚴復、孫中山、梁啟超、蔣介石、毛澤東和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包括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鄧廣銘、漆俠等的提倡和研究，肯定王安石變法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不過就整個歷史而言，一百年與八百年相比顯然還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何言“很長時間”？當然，如果從世界范圍來看，近代某些外國人贊頌王安石變法的時間似乎比中國人還要早一些。十九世紀時，俄國有一個名叫伊.伊.扎哈羅夫（1814-1885年）的漢學家，不僅通曉中國的語言文字，而且對于中國的經濟史也頗有研究。正是他，不僅使俄國人知道了王安石的變法，而且還使歐洲一些國家的人也知道了王安石的變法。法國一位名叫雷克呂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地理學家就是從扎哈羅夫那里知道王安石變法的，并且還把有關變法的內容寫進了自己的地理學著作。在扎哈羅夫和雷克呂看來，王安石的改革是廢除私有制，所實行的是一種共產主義，此說雖然不夠準確，但也絕不是毫無道理的。應該說，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通過扎哈羅夫和雷克呂而知道王安石變法的，不過他們兩人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卻并不相同：普列漢諾夫不那么肯定王安石變法，他在1906年寫的《論俄國的土地問題》一文中反對土地國有化，警告俄國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轍；而列寧則認為“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而“這種思想帶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這同樣也是沒有疑問的。”（《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6頁正文及其腳注2，第414頁編者注132）有人在網上撰文說，“列寧對于王安石到底是誰，他自己根本不甚了了”；“不僅列寧對王安石不甚了了，普列漢諾夫本人也不甚了了”；“無論列寧還是普列漢諾夫，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都是皮毛之見”。似乎他比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其實這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淺薄和無知。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飽學之士，他們的看法顯然都不是隨便說說的。關鍵在于，普列漢諾夫把王安石的土地國有和東方專制國家所特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混在了一起，而列寧則根據馬克思關于即使是資本主義的土地國有化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觀點肯定了它的積極意義。說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都是“皮毛之見”的人恐怕連這個皮毛還都沒有，就想跑出來訓斥這些大師級的思想家，豈不可笑？

寫到這里，有必要說說王安石變法是不是涉及土地關系的改變的問題。本來，王安石之所以要變法，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豪強地主、富商巨賈和高利貸者的兼并之風盛行，弄得國家積貧積弱，百姓無法生活，因而王安石為了富民和富國強兵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和“摧抑兼并，均濟貧乏”的變法主張。我們看王安石所變諸法，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用國家的力量來對付豪強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兼并行為。有人把王安石的辦法只是理解為財政方面的變革，其實，王安石變法所涉及的，遠不只是一個財政，它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金融、政治、治安、軍事、教育等許多方面。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它不僅關乎發展生產力，也直接關乎生產關系，特別是土地所有制關系。只是由于反對勢力的過于強大，當時當然不可能明確提出土地國有的口號，但是這不等于說他的改革并沒有涉及土地關系。在中國，土地國有是很早就存在一種經濟現象。《詩經》里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后來雖然由于分封，出現了土地私有，但是，受封者還是把國家當做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向朝廷繳納貢賦和提供徭役。到了宋代，由于豪強地主越來越處于強勢地位，國家的歲入也越來越不敷需要。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之所以要重新丈量土地，并且要根據土地的好壞劃分為五等，以此來確定不同的稅額，其實正是為了調整國家與豪強地主之間的土地關系，改變過去豪強地主“隱田逃稅”和所納過少的現象。馬克思曾說，“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是捐稅。工人存在的經濟體現是工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頁）關于地租，他說，“不論地租有什么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資本論》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4頁）而關于亞洲一些國家地租和賦稅的關系，他曾這樣說，“像在亞洲那樣，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么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里，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里，主權就是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那時就沒有私有的土地所有權，雖然存在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同上，第891頁）其實，按方田均稅法收的稅也就是一種地租，不僅包含絕對地租，而且包含級差地租。顯然，那種認為王安石變法“一絲一毫”沒有涉及土地關系的看法是一種十分表面的、不明就里的看法。實際上，也正因為此法涉及到了土地關系這個根本，觸犯了豪強地主的根本利益，因而引起了他們非常強烈的反對；由于反對勢力的強大，不僅此法起步較晚，而且只在京東路等幾路實行，沒有全面推開，所取得的成功也是有限的。

在我國，總有一些官員和學者，他們為了“往上爬”，成為“人上人”，總是喜歡察言觀色，揣摩領導意圖，以便捷足先登，拔得頭籌。一些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學者（即馬文所說的“新銳歷史學者”）也根據他們的“嗅覺”，“敏銳地”地感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在他們看來，改革就是搞西化——私有化、市場化或自由化，就是否定公有制、國家干預和計劃經濟，研究歷史也應從這個“現實”出發進行考量，于是感到繼續宣揚王安石變法是不合時宜了。這樣，他們對王安石變法就來了一個180°的大轉變，由肯定的態度轉而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他們把那個保守派的司馬光又抬了出來，對其大加贊揚和肯定，演出了一場由“揚王抑司馬”到“抑王揚司馬”的戲劇性的變化。馬文吹噓他們是“新銳”，其實，他們這樣做，一點也不談不上什么“新銳”。實際上，他們現在對王安石變法的攻擊，不過是重復自11世紀司馬光以來到19世紀末這近900年時間里封建統治者和一切保守派文人對王安石攻擊的陳詞濫調而已，不僅沒有什么新意可言，而且比之20世紀以來的嚴復、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政治人物，和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鄧廣銘、漆俠等歷史學家，都是大大地倒退的，又何足道哉？！

馬文說“改革開放以來，新銳歷史學者否定了王安石變法，指出他的路徑依賴和增長模式問題嚴重，連一個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須由官方銷售，對民間竭澤而漁。在新銳歷史學者的文本中，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呈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馬文和所謂“新銳歷史學者”搬出來的“與民爭利”、“竭澤而漁”這類貨色，早已老掉了牙，被近百年來真正的新銳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再拿出來還能有什么戰斗力？說穿了，他們提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那些理由，實際上是用來反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但是，常識告訴我們，并不是任何國家所有或國家經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曾經有過國有國營的經濟，而且它們還曾起過某種進步的作用，但是，它們顯然都不是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講到，“在資本主義生產不太發達的階段，那些需要很長勞動期間，因而需要在較長時間內大量投資的企業，特別是只能大規模經營的企業，例如筑路，開鑿運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而由公共團體和國家出資興辦(至于勞動力,在較早的時期,多半實行半強制勞動)。”（《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0頁）而到了資本主義發達階段以后，由于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出現了股份公司，而恰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在一定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頁）這些都是社會的進步，即使在今天，當經濟危機來臨之時，資本主義國家還不是繼續在運用一家的力量進行干預，以減少危機所造成的損失？但是，無論是國有國營還是國家干預，都說不上是什么社會主義。馬文及所謂“新銳歷史學者”們由于害怕社會主義，連不是社會主義的國有國營和國家干預也怕得要命，即使是封建社會的國有國營和國家干預也要將其否定得干干凈凈。但是，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就憑馬文和幾個“新銳歷史學者”的陳詞濫調就能夠把“王安石變法”給“否定了”嗎？顯然沒有那么簡單。李華瑞是一位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進行王安石變法研究并且已經取得不少成就的宋史專家，他在《王安石辦法研究史》一書中是這樣評價上世紀最后20年有關肯定和否定王安石變法的兩種觀點的：“20世紀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見在20世紀后20年的評議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見。”（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我認為李華瑞的這一說法是比較客觀的，而馬文所說的“新銳歷史學者否定了王安石變法”之說顯然是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

馬文為了說明科林伍德的“歷史的想象性”，不僅講了王安石變法的例子，還講了蔣介石抗日的例子。由于后一個說法早已受到臺灣學者李敖的批判，最近網上也有不少批駁文章，這里就不贅述了。不過說到科林伍德的高論，人們會很自然地聯想想起胡適在五四時期講的一句“名言”來：“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胡適文存》一集，會昂三書社1996年版，第228頁）可是，胡適的這句名言在前幾年卻被一個自由派學者謝泳（此人今年還“榮獲”美國媒體“冊封”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跑出來否定過。謝在2003年第51期的《新民周刊》上撰文說，“胡適從來就沒有說過那樣的話。那句話是由另外的話變化過來的，而且與胡適的原意恰好相反。這句話出自胡適的名文《實驗主義》，是胡適當時的一個演講稿，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適介紹詹姆士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謝泳一會兒說“胡適從來就沒有說過那樣的話”，一會兒又說“是胡適介紹詹姆士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對于謝泳為胡適所作的這個辯護，我想指出以下幾點：第一，胡適是杜威的門徒，本身就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第二，胡適寫《實驗主義》一文，介紹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觀點，是為了宣傳他們的觀點，而絕不是為了批判他們的觀點。第三，胡適是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引用詹姆士的話說“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的，因此沒有加引號，而緊接此話后引用了詹姆士的話說“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樣”就不同，因為不是自己的話因此就加了引號。第四，從實在一詞既可以表達當前的事物也可以表達以往的事物來說，它當然也可以指歷史上的事物和歷史本身，馮友蘭把“實在”說成“歷史”也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并無所謂歪曲之嫌。第五，胡適不但說了“實在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他在同一篇文章里還曾說過“一樣的一篇演說，你覺得聲調高低得宜，我覺得論理完密。一百個大錢，你可以擺成兩座五十的，也可以擺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擺成十座十個的。”（《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228頁）其寓意也一樣，并且也常常為人們所引用，顯然不能說它們不代表胡適的思想。如果由于自己和胡適一樣同是自由主義者，就想方設法來為這些名聲不好的話掩蓋或辯解，這除了暴露自己之外又能說明什么呢？當然，對于馬立誠來說，公開提倡所謂“歷史的想象性”卻是大有意義的，因為，他可以利用這個“歷史的想象性”來偽造和歪曲歷史，以實現他所夢寐以求的資本主義大業。這一點，我們將在本文后面繼續進行揭露。

三、    關于所謂“八大思潮”說和馬文對于我國指導思想的曲解

馬文說，“不同的歷史敘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認識和思考，是思想。認識歷史思想，思考社會思潮的起伏交鋒，是我們理解歷史的一把鑰匙。”  馬文“粗線條概要地勾勒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這八種思潮，除了居于主導地位的鄧小平思想之外，還有老左派思潮，自由主義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義思潮。”在他看來，“八種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爭辯。透過這八種思潮，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也有助于我們探知中國的未來”

馬文所說完全是一派胡言亂語。人們為什么會對歷史有不同的敘述？難道這只是“認識和思考”的不同，只是“思想”、“認識歷史的思想”的不同？難道只要“思考社會思潮的起伏交鋒”就能夠找到“理解歷史的一把鑰匙”？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思想、認識都是第二性的東西，第一性的東西是什么？是階級和階級斗爭。離開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個線索，歷史就是一筆糊涂賬。恩格斯在講到新舊歷史觀的不同時說道，“舊的， 還沒有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那里只是被當做‘文化史’的從屬因素被順便提一下。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以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線和交換關系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頁）

當然，階級和階級斗爭有時也會表現得錯綜復雜，甚至會會有一些假象摻雜其中，人們不能一下子就看得十分清楚。在這種情況下，該怎么辦呢？列寧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十分簡便的分析方法。他說：

“在拉丁語中有‘cui prodest’（‘對誰有利？’）這樣一句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

“誰直接維護某種政策，這并不重要，因為在現代高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一個富翁誰是都可以‘雇用’后者收買或者招來任何蘇聯的律師、作家甚至議員、教授、神父等等，讓他們來為各種各樣的觀點辯護。我們生活在商業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資產階級并不以買賣名譽良心為恥。還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常常由于考慮不周或者出于盲目的習慣維護在某些資產階級人物中間占統治地位的觀點。

“不，誰直接維護某些觀點，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提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61頁）

在我看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清“對誰有利”才是理解歷史和弄懂現實問題的一把真正的鑰匙。

馬文還大談所謂包括鄧小平思想在內的“八大思潮”。

什么是思潮？《現代漢語詞典》所給出的解釋是：“某一時期內在某一階級或階層中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情況而又較大影響的思想潮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5頁）

從“思潮”一詞的實際使用來看，人們講“思潮”往往帶有貶義色彩。人們今天人們講“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也明顯具有貶義，是批判的對象，而不是肯定的對象。我們看毛澤東的著作，他講的“思潮”，其實是專指資產階級思想的。同樣，在《鄧小平文選》里，凡講到“思潮”，也必定是指錯誤思潮。比如鄧小平說，“中國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從來未見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稱為是什么“思潮”的。馬文把鄧小平思想稱為“八大思潮”之一，其實是別有用心的。在過去，中國的右派們是喜歡打鄧小平的旗幟的，但是，由于他們感到鄧小平講的許多話對他們也不利，他們現在也想把鄧小平的思想作為一種思潮來反對了。它預示著，右派們不久也要拋棄鄧小平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新動向，

馬文的錯不僅在于對思潮的理解錯誤，把鄧小平的思想作為一種思潮，而且其“粗線條概要地勾勒”的“當代中國思潮”竟有八種之多，這也是別有用心的。實際上，中國當前的主要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其余的階級或階層屬于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應該說，階級的陣線是分明的，思想的陣線也是分明的。斗爭的焦點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問題。馬文提出那么多的“思潮”，其目的就是為了模糊人們斗爭的焦點。對此人們不能不有所警惕。

下面，我想著重對馬文所說的“鄧小平思想的主導地位”和所謂“老左派思潮”問題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意見。

按照馬文的說法，“改革開放30多年，鄧小平思想成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這個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應該說。自1954年 我國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一直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它從未被“廢除”和“取代”過。而馬文竟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成是“老左派思潮”，這是對《中人們共和國憲法》和13億中國人民意志的事宜踐踏，是不能允許的違憲行為，應該受到全國人民的譴責。

人們要問：馬文所說的“鄧小平思想”能夠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嗎？這一點，甚至鄧小平本人也不會同意。1960年3月25日，鄧小平曾經講了這樣一段話：

“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問題，我曾經在山東、天津談過，后來在中央也議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還談了這個問題，他贊成這個意見：第一，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東西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澤東思想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被驅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中增添了很多新的內容。所以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并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頁）

他還針對有人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說：“講初期的發展時期的資本主義，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資本論》；講帝國主義，總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講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都有，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要的發展。所以不能只是講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否則人家問你研究帝國主義以那個著作為綱，你怎么答復？扯不清楚。”（同上，第284頁）

鄧小平的這些話顯然也是受毛澤東的影響。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說過，“為什么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頁）類似的話，毛海講過多次。

對毛澤東來說是這樣，對鄧小平自己來說就更應該是如此，怎么可以用所謂“鄧小平思想”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呢？事實上，這也根本行不通、做不到。我們可以比照鄧小平的話：如果我們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學鄧小平的什么著作？我們要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學鄧小平的什么著作？我們要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我們學鄧小平的什么著作？“扯不清楚”嘛！

四、馬文對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和馬克思主義史的歪曲和篡改

通觀馬文，人們不難看出其在文章開頭引用科林伍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歷史是想象的”兩語的真正用心：馬立誠宣傳歷史唯心主義的目的就是為了歪曲和篡改中共黨史和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史，為其走資本主義道路制造輿論。這里不妨指出幾點：

⒈關于所謂“所有的中國媒體都承認，經濟已經‘瀕臨崩潰’”

馬文說，“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當時所有的中國媒體都承認，經濟已經‘瀕臨崩潰’。據聯合國統計司發布的數字，當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83美元，日后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應數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業遭到‘文革’沉重打擊，政治上的蒙昧主義和現代迷信幾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們知道，所謂“瀕臨崩潰”之說是華國鋒在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里講的，后來李先念在輕工計劃會議上又講了個文革期間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應該說，這些講話是缺乏根據的。在十年文革期間，我國的國民經濟是向前發展的，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也是不低的；特別是農業農業機械化和農田水利建設都有長足的發展；三線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南建設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和新的鐵路；財政和金融狀況也很好，從1968年起我國就是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在的國家。凡此種種，怎么能說經濟“瀕臨崩潰”呢？如果此說可信，華國鋒又如何能夠在1977年7月的一份報告里提出“國民經濟的新的躍進局面正在開始”，并且在1978年2月提出要搞 “十個鞍鋼”（鋼鐵基地）、“十個大慶”（石油基地）、八個開灤（大型煤炭基地）、九個大型有色金屬基地、三十個大型電站的“洋躍進”計劃？如果此說可信，國務院又如何能在1979年給全國職工普遍增加工資并在全國大發獎金？這說得通嗎？由于此說是如此背離事實，以致后來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就沒有再提“瀕臨崩潰”或“到了崩潰邊緣”這一類提法。馬文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不知究竟意欲何為？

馬文還大講當時人均GDP的數字，其實，當時我國實行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MPS）的核算體系，而不是國民賬戶（SNA）的核算體系，因此只有總產值、國民收入的數字，而沒有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字，馬文所說的有關數字是否可靠本身還是個問題。而且，由于我國在住房、水電、公交、教育、醫療等許多領域實行免費和低費的政策，人民在這些方面的開支很少，這些都與所謂市場經濟國家大不相同，也是不能用所謂人均GDP進行比較的。

至于馬文說“科技、教育、文化事業遭到‘文革’沉重打擊”，我們當然不否認文革對教育與文化是有沖擊的，但是，說到科技，那就應該說，我國的科技事業在文革十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講到了“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其實成果還有很多，如大型飛機運10的研制成功，長波電臺和核潛艇的研制成功，都是在這十年。實際上，中國的大國地位就是在這十年中奠定了基礎的。中國能夠有今天，不能忘記當時打下的這個基礎。在這方面，我們倒是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后，有幾項重大科研項目曾被要求下馬，如運10飛機，如載人航天項目都曾于70年代末被迫下馬。究竟是誰更加重視科研，人們是不難從這里得出自己的結論的。除了科研，還要說一下醫療衛生特別時尚農村的醫療衛生。我國農村的醫療衛生在舊社會是一片空白。50年代隨著農業合作化開始起步，60年代由于毛澤東的提倡農村合作醫療而有了很大的發展。當時毛澤東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主張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農村。結果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事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70年代更進入了鼎盛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是，農村合作醫療開展得很好，這件事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注意，并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們要求全世界學習中國的經驗。但是，后來由于實行了“聯產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以個體生產代替了生產隊的集體生產，合作醫療事業也隨之形同虛設，名存實亡。這也說明，各項社會事業和社會生產關系都有密切關聯，如果指導思想偏離了正道，其它事業也不可能興旺發達。這個經驗教訓也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⒉關于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放棄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

馬文說，“12月18日至22日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拋棄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要求‘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說得很明白，“現在，全國范圍內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雖然少數地區和部門的運動比較落后，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抓緊進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體來說，實行全黨工作中心轉變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公報還說，“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斗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公報里，引用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論述，根本就沒有馬文所謂的“會議決定拋棄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人們要問：這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幾個月后還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這又再一次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并沒有“決定拋棄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

當然，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曾經提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的口號”，（《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頁）但是，卻沒有給出理論的說明，在我看來，我們既然肯定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怎么能說“以階級斗爭為綱”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不能一筆帶過的。

問題還在于，鄧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于陳鼓應教授談話和6月6日同“大陸與臺灣”研討會主席團談話時曾講到，“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他還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臺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試問，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是什么？！后來，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再后來又在1989年春夏之交先后發生了兩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風波，也都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乃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到客觀存在。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在與兩位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時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沒有讓過步。”（同上，地99頁）在這種情況下，不“以階級斗爭為綱”行嗎？！看來，十一屆六中全會概括的那句話不僅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是矛盾的，而且與以后的實踐及鄧小平的這些論述也是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說，這都是一個應該繼續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

⒊關于“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峰巔”

馬文說，“1989年之后，左傾頑固勢力抬頭，改革開放陷入低潮，發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傾思潮葬送。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87歲的老人再度出山，拼盡全力天鵝之舞，從而挽狂瀾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勢頭。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批評了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左傾思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論斷，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峰巔。鄧小平破除了蘇式社會主義70多年的禁區，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打通對接，這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經濟思想史及世界經濟史的一大突破。”

馬文所說的“1989年之后，左傾頑固勢力抬頭，改革開放陷入低潮，發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傾思潮葬送”這個所謂歷史背景并不符合事實。事實是，1989年發生那個事件給了全國人民也給了鄧小平以極大的震動，促使他思考了一些重大的問題。他所思考的最重要的事是“四個堅持”。他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當做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頁）他從這次事件的反思中所得出的結論，并不是不要講姓資姓社，而恰恰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他說，“在這一點上，這次暴動對我們的啟發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們的頭腦國家清醒起來。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前途。”（《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至于說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峰巔”，我覺得這樣說是很不慎重的。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上，列寧和斯大林根據實踐的需要，主張要保留商品貨幣關系。后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里更從理論上進一步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原因。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商品經濟。應該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貨是一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解決的問題。列寧和斯大林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毛澤東也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僅僅因為所用的詞語不同，就把鄧小平的說法說成是他“經濟思想的峰巔”，說成是什么“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經濟思想史及世界經濟史的一大突破”，這樣的風氣不是一個好風氣，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好學風，它當然也不會得到全中國和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和經濟史學界的承認。

五、模糊概念，混淆是非，是為了將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

馬立誠不是一個歷史研究者。對他來說，他所真正關心的其實是最現實的問題——改革的走向問題。我們在他的文章里面，看到他一再談到“改革”與“制度”的關系，可以知道他對于改革走向的高度關注。

本來，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明確指出，“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是說，改革是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的，它只涉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方面，而不會改革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談到向資本主義學習時也明確提出，“我們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我們絕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絕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但是在馬文里卻一再提到了“制度”問題。比如文章說，“鄧小平用市場經濟制度再造了中國。他力倡的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競爭觀念、平等觀念、自由觀念和追求私人財富的精神，在中國大陸再度興起，并且在民眾心中深深扎下根來。”在這里，馬文用一種含糊其辭的說法——“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從其所說的內容是“平等觀念、自由觀念和追求私人財富的精神”來看，所指的顯然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此說完全違背了鄧小平有關論述的精神。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地36頁）他還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同上，第167頁）在這里，界限是如此分明，怎么可以將二者混為一談呢？

馬文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時也用了同一手法。文章說，“過去，對于政治上出現的問題，從來沒有反省到制度層面。慣常的做法是歌頌制度‘無比優越’，而把禍害和罪責歸咎到個別人頭上。”在這方面，他引用了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說，“在講話中，鄧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5個弊端：1.官僚主義現象；2.權力過分集中；3.家長制；4.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5.特權。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中罕見地正面肯定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但是，只要讀一讀鄧小平講話的原文，馬立誠耍的花招馬上就敗露了。原來，鄧小平講的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就是說，他講的是具體的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制度。這一點，從鄧小平如下兩句話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其中一句話說，“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另一句話說，“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7頁）在這里，鄧小平明確地區分了具體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對具體制度的改革，正是為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馬文故意模糊這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其目的就是為了混淆是非，把水攪混，要人們把改革的矛頭由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制度轉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

在這里，還值得注意的是，馬文還故意把鄧小平講話中講到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一話中具體的“領導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弊端”，改成為“制度方面的5個弊端”，而且把原話中的“現象”二字去掉，企圖給人以這些都是明文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弊端的印象。馬文搞這樣的名堂，足見其已心勞日拙，只能在一些非常細小的方面搞點雕蟲小技了，豈不可悲耶夫！

李大釗在五四時期曾說：“試看將來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無論馬立誠們如何費盡心機想改變這個歷史的進程，他們都只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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