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堅持社會主義

——紀念毛澤東誕辰116周年

范正美

毛主席離開我們33年了。基層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用各種方式隆重地紀念他老人家誕辰116周年，緬懷他老人家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人類多做貢獻的豐功偉績。有良知的中國人，特別是廣大共產黨人，反思歷史，瞻念前途，無不感到痛心疾首，憂慮忡忡。擔心中國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際資產階級的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把持的修正主義集團正在有恃無恐地猖狂活動，我們的領導任其這樣快步地向著資本主義跑去，中國共產黨的人心必將喪失殆盡，中國人民的紅色江山難保，社會主義的前途未卜，中國社會很可能快速淪為半殖民地的黑暗的混亂狀態，工農大眾遭二茬罪的日子為期不遠了。30年河東，30年河西。一樁樁鐵的事實，令人驚心的回奔，感悟人心，喚醒覺悟，啟迪思維。紀念毛主席誕辰，回顧30余年這段曲折的歷史，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深刻地領悟到這樣一個真理：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堅持社會主義；只有重建人民民主專政，才有可能爭取社會主義的回歸。

一、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國際共運史上，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歷來集中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

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十分明確地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約•魏德邁》（一八五二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十三頁）。

就是說，階級和解階級斗爭是一種歷史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它是人類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只要私有制不除，階級和階級斗爭就不可避免。私有制有一個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過程，也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由于私有制的本質屬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致富理念致使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貪得無厭，窮兇極惡。所以，從私有制產生那天開始的各個階段、各個時期，被剝削的工農大眾反抗剝削與壓迫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抗爭、起義、革命，驚天動地，迫使剝削者不得不改變某些方式，做些妥協。然而，由于人類社會生產發展到的一定階段必然存在的私有制，不到過程發展到社會不能容納私有制存在的那天是不會消亡的。所以歷次的抗爭、起義、革命，總是進入剝削制度的更替、新老爺上臺變成舊老爺的一種循環。剝削、壓迫的殘酷現實，促使人們憧憬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誕生，幻想解放、平等、自由，幻想出現好老爺、好皇帝、好總統。“大同世界”，“社會主義”，就是一些善良的智者創造的名詞，成為世世代代人們追求的社會理想。人們或試圖通過創立宗教，假擬神靈之威，來懲辦罪惡的壓迫者；勸人去惡揚善，或聚義反抗。到了近代，試圖不動經濟基礎，也不動國家政治，通過舉辦互助、合作經濟體，搞大同試驗園，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這種試圖通過舉辦互助、合作經濟實體，搞大同試驗園的途徑，以圖感化統治者、剝削者的理想、學說，就是最早的“社會主義”。人們給他們起了一個名字，叫做“空想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的烏托邦。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同一批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一道，批判地繼承了人類一切積極、進步的思想成果，特別是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的古典哲學，同時總結吸納了歐洲工人運動的新鮮經驗，創立了以馬克思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這三個來源，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闡述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遵循其固有的矛盾和發展規律，由低級到高級的進步，波浪式、螺旋形發展的一般歷史趨勢，引導人們看世界、想問題、處理事情，必須根據客觀實際情況而定，要堅信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科學地理解發展、前進和倒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代表作，是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指出私有制發展到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革命不可避免，無產階級是代表社會的先進生產力，只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可以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種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社會；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是科學社會主義，它闡述階級斗爭是人類有階級以來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順應歷史發展，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進而為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準備條件，以及為此所必須掌握的革命戰略與策略。三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其核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私有制社會的高度發展，也是最后一個階段。因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促使資本惡性擴張，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大生產——本身發展的結果，它必然走向壟斷，使資本主義的軀殼，再也容納不了必須有計劃、按比例進行的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和要求，不僅為資本主義的死亡準備了一切條件，而且還培養和鍛造了他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不能是自發的，而是工人階級自覺地通過暴力革命，上升為統治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為實現階級和國家的消亡準備條件。

就是說，階級是歷史的產物。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與資產階級學者沒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也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區別，就是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的消亡，只能通過革命，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以此作為必經的政治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并同時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

馬克思主義的建立，標志著社會主義不再是空想的烏托邦，而是一種科學的理論體系，社會主義的學說由空想變成了科學。工人階級通過暴力革命上升為統治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它有這樣幾點基本思想：

1、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革命，而不是不動搖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國家機器的改良。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八五○年一—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四頁)。
     2、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一個歷史時期，必須由一個政治過渡，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四——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一頁)。

3、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是，工人階級必須奪取政權，在政治上上升為統治階級。恩格斯說：“我們一直認為，為了實現這一點（即“國家的政治組織的逐步消滅”——編者注）和未來社會革命的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必須首先奪取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利用它來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改組社會。”(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頓》（一八八三年四月），《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六二年版第四○三～四○四頁)。

4、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仍然是國家機器，也是階級壓迫機器。其基本職能：

一是建設無產階級的軍隊。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利。”（馬克思：《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六八頁）。

二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恩格斯說：“既然“國家”只是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廢話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成其為國家了。”恩格斯：《致奧•倍倍爾》，《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六二年版第三二五頁）。“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二八頁)。

三是維護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包括勞動知識分子的利益，組織經濟建設，盡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準備條件。為此，第一、要一步一步地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共產黨宣言》說：“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十七頁）。第二、組織一切有勞動力的人，發展生產。馬克思說：“通過把一切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一個體力適合于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一的基礎。”（馬克思：《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六八頁）。第三、促進社會發展，為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準備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工人運動不斷發展的經驗，特別是總結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完善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又增添了這樣一些光輝思想。這就是：

第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不是利用現成的國家機器。

第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必須通過暴力革命。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要敢于行使專政的職能。“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四四頁）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是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三六一頁）。
    第五、工人階級的執政者是人民的公仆，實行低薪制，以堵塞人們當官發財的欲望和道路。

第六、實行大民主。所有官員必須通過普選獲得職位，并且人民有權隨時撤換他們。

所有這些方面，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基本原則，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這是工人級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必須牢記的。正如馬克思在關于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時所說，“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發言記錄》（一八七一年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六七七頁）。

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劃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一切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都是妄圖割裂和歪曲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來推銷自己的私貨。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美化資本主義，美化私有制，宣揚社會主義的遙遙無期，抹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抹煞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鼓吹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國家統治不能動搖，用以取消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取媚資本家，而領取資產階級的封官、懸賞。國際共運史上的歷次路線分歧蓋出于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贅述。

列寧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并全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創立了列寧主義，極大地充實了工人級級和勞動人民的武庫。

列寧一針見血的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斗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一九一頁）
    “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本質是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繁雜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二頁）。

對此，毛主席用極其通俗的語言加以概括：“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說得多好啊！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思想，再一次豐富了工人級級和勞動人民的武庫。

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歷史經驗

毛主席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頁）。

歷史過程是這樣：中國人民求解放、中華民族求生存的斗爭，經歷了曲折的長期斗爭。自從十月革命的炮聲送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才看到了新的方向。然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理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條件下，中國工人級級勢單力薄，中國共產黨如何打開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卻非一開始就找到一條取得共識的明確的路線。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領導人中，那些留過洋、到過蘇聯采風的人，由于患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的主觀素質，盲目地把共產國際當作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一切只知道照搬蘇聯現成的做法和經驗。在經過一系列慘痛的教訓之后，才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確認從山溝里走出來、主張中國革命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從中國實際出發，結合中國國情進行，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創立中國工農紅軍、開創中國紅色根據地、領導紅軍節節勝利進而打出一片紅色江山的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中國歷史的旅程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正確地認識、回答和解決中國革命進程中提出的一個一個的課題，它們形成了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系統工程，必須整體設計，系統地實施，而不能摸著石頭過河，或者跟著感覺走，更不能聽人別人指揮。這些問題就是：

1、世界發展的歷史格局及其發展變化的總趨勢、總特點是什么，中國是何種國情，中國去向何方？

2、中國革命面臨兩個任務，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處于何種歷史選擇?這兩個革命任務是“畢其功于一役”，還是分兩步，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地完成？

3、這樣兩個革命任務的領導可以分別由不同的階級來擔任嗎？如何認識中國工人級級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4、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把兩個革命的領導任務擔當起來？如果能夠擔當，又如何將它們銜接起來？

5、在這場人民解放、民族獨立的革命斗爭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遇到變化怎么辦？

6、中國工人階級勢單力薄，中國共產黨到哪里發動和組織革命力量？

7、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什么，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怎樣通過土地革命發動和團結農民群眾？

8、中國革命的武裝聚集，到哪里去組織？

9、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組織城市武裝起義，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還是建立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0、在半封建、殖民地的中國環境下，如何建設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智慧的無產階級政黨，如何發展和建設一支人民軍隊？

11、中國革命是照搬蘇聯的經驗，還是走自己的路，在實踐中有所借鑒地學習外國的經驗，并自覺地提升自己本國的實踐經驗？

12、中國共產黨人是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組織和集聚革命力量，還是主要依靠外援？

歷史雄辯地證明了這樣的事實：這些橫亙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問題，特別是面對蔣介石的叛變，在革命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需要抉擇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只有毛澤東最先科學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并最正確、最系統地做出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回答，在其實踐中，矢志不渝，一以貫之。在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指引下，奪取土豪劣紳霸鞭的工農紅軍，高舉鐮刀斧頭紅旗，在湘贛邊境地區打開了一片工農新天地。而左傾教條主義分子把持的中共中央，卻看不起這位來自山沖里的通古博今的農民兒子，喪心病狂地排擠他，陷黨和紅軍于滅頂之災，斷送了大好的革命形勢，致使幾十萬軍民死于國民黨的屠刀之下。經過慘痛的歷史比較，中國共產黨終于確認了毛澤東的光輝思想。至此，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核心。

紅軍北上抗日，在民族危亡的新形勢下，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然而，黨內一些人再一次迷失了方向，忘記了烈士的死難，或者不顧蔣介石假抗日、真剿共的事實，替其宣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或硬打硬拼，為蔣介石借日本人消滅共產黨賣力，或甘愿束縛自己的手腳，聽任蔣介石去調遷。毛澤東高瞻遠矚，堅持到敵人后方去、發展敵后根據地的路線，大力發展革命武裝，壯大人民力量，極大地推動了國民黨愛國將士的愛國熱誠，發展了抗日陣線，挽救了民族危亡。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洞察形勢，視美蔣等反動勢力如紙老虎，針鋒相對，以革命的兩手對待反革命的兩手，挫敗了蔣介石玩弄的陰謀，神速地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打造了一個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中國共產黨建國這段歷史軌跡清楚地表明，共產黨成熟的標志，就是有一個成熟的領袖。而成熟的領袖就在其理論的成熟。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使中國人民革命的道路具有自覺性、連續性，從而避免了長期摸索的曲折和失敗。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就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做出的高度總結。今天，我們重溫建國的這段光榮而曲折的歷史，可以進一步領會這樣的歷程和基本經驗：

第一、毛澤東始終堅持人民這個歷史發展的動力，忠實地遵守馬列主義者關于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的原則，明確中國共產黨唯一的任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堅定不移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毛澤東的人民概念，具有明確的內涵與外延，就是一切擁護革命者，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人，并根據革命進程做出適當調整。

第二、為了在全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明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首先要喚醒工農大眾和勞動知識分子，宣傳天下者，是普天下人民的天下、工農大眾和勞動知識分子的天下，宣傳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大。為此，必須大力組織和發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以及其他多種形式的革命群眾運動，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以工農為主體、勞動知識分子積極參加的革命武裝，用槍桿子改造整個舊社會。

第三、毛澤東始終抓住建設革命政權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是大力宣傳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教導人民必須緊緊地握住槍桿子，用槍桿子打出一片新世界，保衛自己的勝利成果；二是牢牢地把黨的根基、軍隊的根基，扎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的基礎之上，教育群眾把握好印把子。放手發動群眾，緊緊地依靠人民建立人民政權作為革命根據地，同敵人打游擊、打運動戰，避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那種流寇病。依靠人民建設根據地的人民政權，通過它們制定法律、法規和政府行政工作，貫徹中共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以此養育和壯大工農紅軍；工農紅軍與人民打成一片，形成了軍愛民、民擁軍的魚水關系；工農紅軍與人民緊密配合，變成人民戰爭之勢，每戰必陷敵于汪洋大海之中。人民政權依靠人民司職，一是堅決、果敢地鎮壓反革命的破壞和搗亂：二是積極發展生產，打開商路，保障戰爭和人民生活的供給；三是發展各種人民組織，把人民（包括老年、婦女和兒童）組織在不同的系統組織之中；四是進行新文化活動，開展科學文化教育，反對封建迷信和各種偽科學。這種紅色割據式的推浪推進、連片發展，不但既保護又擴大了革命勝利成果，蔚成革命燎原之勢，而且革命推進的過程，也是革命隊伍、領導干部培育和發展的過程，形成量變引起質變之勢，為奪取全國勝利做好各種必要的準備。

第四、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推進，必須堅持專政和人民民主的緊密結合，其基本戰略、策略，就是每個不同的革命階段，科學地分析我、友、敵及其國際環境的變化，促進人民民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集中人民中的一切智慧和力量，分化瓦解敵人，各個殲滅，不打擊潰戰、消耗戰，戰則力求必勝，每戰進行毀滅性地打擊。

第五、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堅持一切決策、政策、工作方案，堅持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中，力求黨的思想政治路線符合客觀實際。把政策、方針、路線交給人民群眾，緊緊地依靠人民建設中國共產黨，緊緊地依靠人民建設工農軍隊，緊緊地依靠人民建設人民政權，力防中國共產黨、人民子弟兵和革命政權脫離人民群眾。辦法：一是集中一段時間整風；二是放手發動群眾，用心傾聽群眾的呼聲，對黨、政、軍進行監督；三是中央派人到下面搞調研，發現問題，及時加以解決；不論何種形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六、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輿論領先，大力打造革命輿論，公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公開馬列主義原則和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公開共產黨的基本戰略、策略和方針政策，亮出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精神上武裝人民，不放松一切機會、一切可能，利用民主的、合法的斗爭形式，同敵人斗民主、斗理論，爭取輿論必勝。同時，及時總結革命經驗，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努力將實踐經驗提升為新的理論。

第七、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人民民主的正確方向，堅持民主集中制，不忘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目標，不忘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國情的完美結合，堅持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端正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路線，不斷糾正可能走偏了的方向，同各種拉攏、腐蝕無產階級政黨、革命政權和人民軍隊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作頑強的不懈地斗爭。

第八、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著眼于現實，面向于未來，堅持現實和未來的結合，從實際出發，把每一步驟，同未來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以未來社會主義的光輝美景昭示中國人民前進的方向，以現實腳踏實地的工作，促進未來目標的逐步實現。

第九、推進人民民主專政的發展，始終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毫不放松地爭取世界上一切革命力量和進步人士的支援，首先是蘇聯的聲援和支持；以總結本國的經驗為主，又毫不放松地，注意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經驗。

所以，毛澤東說，28年革命，“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黃炎培談話，探討不重復舊的循環，斬斷歷史怪圈的辦法，認定中國共產黨要不重蹈覆轍，只有依靠人民民主。

建國以后，毛澤東始終致力于人民民主和專政相結合，要求牢牢把握人民民主這個根本。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專政不變質，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警告：進城以后，隨著中心任務的轉移，要特別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做到“兩個務必”。

建國之初，毛澤東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面對百廢待興，在清剿殘匪、打擊各種美蔣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的同時，緊抓民風、社會風氣的根本轉變，嚴查嚴禁黃賭毒的泛濫，狠抓領導干部的變質問題，揮淚斬劉（青山）、張（子善）。同時，在立足未穩、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糾集聯合國軍侵略朝鮮之時，果敢地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保家衛國，履行國際義務，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在世界上頂天立地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建國不久，毛澤東批判了妄圖發展資本主義的所謂“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謬論，領導全黨制定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中國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根本方向。195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了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國家政治體制由政治協商會議改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說，這部憲法，主要是總結了我國的革命經驗和建設經驗，是本國經驗和國際經驗的結合。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

貫徹民主原則，憲法規定我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大為最高權力機關。各級政府命之為人民政府，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忠于人民。憲法規定我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承擔相應的義務。

貫徹社會主義原則，憲法規定我國明確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毛澤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農村在土地改革以后出現的兩極分化問題上，告誡全黨，人民民主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如果不抓緊引導農民組織起來，有步驟地實現農業合作化，任憑新富農的資本主義泛濫，兩極分化發展下去，工人階級將要失去農民這個可靠富人同盟軍，共產黨就要失去廣大農民的支持。

根據憲法的原則規定，毛澤東高屋建瓴，以勢如破竹之勢、推動農業合作化高潮為契機，創造性地積極推進中國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56年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開始了以實施工業化為目標的，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中國人民依靠人民民主專政，踏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緊接著勝利地粉碎了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共進攻。在這場斗爭中，從各地總結出來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舉世著名、令一切進步思想家叫絕的“四大”。此后，“四大”便成為中國中國人民反對背離社會主義、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銳利武器，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揚。

樹欲靜而風不止。正在火熱地推進社會主義的中國，因為斯大林的逝世、赫魯曉夫的上臺，國際修正主義思潮大泛濫，那些隱藏在黨內很深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國際上全面圍剿共產主義妖風四起的大環境下，紛紛拋頭露面。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群眾鬧事的事件，我國國內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群體問題。有鑒于此，1957年，毛澤東先后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這就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篇光輝著作。

這兩篇著作的基本精神，第一次把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社會觀貫徹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觀察解釋之中。闡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只不過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在我們面前存在著兩類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且大量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區別和處理這兩類矛盾。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級級和他領導下的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諄諄告誡全黨領導干部，不能混淆對敵人專政和人民實行民主的界限，要學會“采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即對人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他在1950年第二次政協會上曾經強調過的“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號召全體人民，要懂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要學會用整風的方法，即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出現的矛盾。同時，提醒全國人民，“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方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于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必須清醒地認識：“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勝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在講話中，毛澤東高度總結并概括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根據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發展的新情況、新特點，毛澤東在1959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階級斗爭。其后，毛澤東越來越深刻地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提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高度。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

正是根據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和社教運動的新鮮經驗，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求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

毛澤東發現，黨內存在的修正主義思潮越來越嚴重，混在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經過反復學習和深入思考，毛澤東提升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學說，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七十余歲高齡，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依靠人民、動員人民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紅色江山，堅持人民民主、堅持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的民主大操練。它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中學生還可以到全國大串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中國公民，為了保衛人民民主，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為了保衛毛主席，可以自由、平等地發表自己的政見、宣傳自己的主張，成立和擴大自己的組織。同時，可以大膽地向各種脫離社會主義傾向的言行，不管他們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可以造他們的反，革他們的命，要求撤他們的職，罷他們的官。這種只允許人民造反的大民主，還有這樣一些緊密相連的基本做法和特點：

1、像以往的一切革命一樣，輿論一律，用革命的原則衡量現實的一切是非、檢查過去的功過，最后服從革命當局的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這樣。這就是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關于文革的正確決定——其中主要是“十六條”（《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適時頒布的各種條例。貫徹并掌握這個標準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后決定權在黨中央和毛澤東。

2、放手發動群眾，宣傳和鼓勵對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提倡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眾專政的新秩序。

3、毛澤東的最新講話、指示和中央的各種政策、文件全部用廣播、報紙直接同人民群眾見面。

4、同以往的一切革命一樣，革命大勢不可阻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人民群眾很開心，反動派最難受。表面看起來很亂，其實只是亂了敵人，而鍛煉和教育了群眾。所以，文革期間，只有當權派挑動群眾斗群眾；只有發搶，沒有群眾槍槍；只有群眾被挑動分裂時打派仗，沒有真正的革命派在毛澤東旗幟下聯合后相互爭鋒。

5、打破黨批評不得的不成文的禁錮，把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和各級政府、廣大領導干部嚴格地置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大力推動領導干部下基層、參加體力勞動，堅持群眾參政、議政。

6、推動人人斗私批修，克服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教育群眾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自覺地改造主觀世界，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道德規范，出現了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全國人民學雷鋒、學焦裕錄、學王杰、學劉英俊、學草原小姐妹等革命英雄模范的社會景象，移風易俗，治安平和。

1974年四屆人大，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1954年憲法基礎上，明確規定中國屬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將罷工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寫進了憲法。

正是這些做法，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抓革命促生產，有力強化了人民民主專政，使中國成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紛紛主動要求和我國恢復或建立外交關系，并且在第三世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令人起敬的還有，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時段，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的談話，提出“列寧為什么講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要搞清楚”，要寫文章，語重心長；發動群眾批孔、評水滸；繼續寄希望于全國人民增強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性，勉勵廣大黨員、干部，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毛澤東逝世后的人民共和國，卻未能實現毛澤東的良好遺愿，而是出現了他言中的社會大逆轉。

但是，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喚起的人民群眾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斗爭精神，在中國誰要想學戈爾巴喬夫那樣，公然打開改變社會主義方向的大旗，人民群眾必將聚而殲之，陷入人民埋葬他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最集中、最寶貴的財富！

三、資改派開歷史倒車就是從碎片顛覆人民民主專政、背叛人民民主制度開始得逞的

眾所周知，在各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有憲法的至高無上的法律宣傳；另一方面，又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只要共產黨內部領導轉換，就可以實現國家機器的運轉轉換，使憲法實際上處于一種虛假、人民民主空設的地位。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但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總是緊緊地依靠人民，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盡管在群眾參加管理這方面的問題還不少。

歷史告訴我們，資改派開歷史倒車就是從背叛人民民主制度、碎片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打壓人民民主開始一步一步得逞的。君不見，資改派一上臺，便掄起三板斧，斧斧打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制度上：

第一斧，就是重整班底、抓隊伍、造輿論，控制黨政軍制高點，全面攻擊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砍倒毛澤東的旗幟，樹立自己，放縱干部管理，為高級干部反毛、非毛，搞資本主義，壯膽撐腰；修改憲法，取消有關四大和罷工的規定，收繳中國人民的民主武器，將中國推向專制的深海。

第二斧，煽動人們對毛澤東的不滿，否定毛澤東的同時，以反個人迷信為幌子，假惺惺地宣揚廢除終身制，提出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以關心人民生活、大漲工資為幌子，再通過發獎金等經濟利誘取悅工農，借勢發動所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為此，借口搶時間，公然取消人民的話語權而后提出對改革開放不爭論，搞自己的“凡是”，聲稱要造成一種不可逆轉之勢，使中國朝著搞垮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的道路迅跑。

第三斧，抓住蘇聯解體、東歐事變之機，迎合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需要，公然提出不問姓資姓社說，實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與資本主義世界全面對接，完全取消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界限。

資改派們徹底撕破與毛的“同志”關系的假面具，一切同毛澤東對著干，把黨的絕對領導出現的問題推到了極致，自詡第二代，為所欲為。每開一次人大，必修改一次憲法；集中起來，也是兩條：一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企業中的民主管理權利；二是不要社會主義，修改有關所有制和群眾參加管理的原則。瓦解公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所謂不可逆轉的私有化。任人唯親，大搞宗派主義，把共產黨的領導變成了一派專政。全面否定反修防修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向、路線的大論戰，公然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毛澤東思想淡漠化、邊緣化、裝飾化。

這樣一種政治局面，全面否定了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實踐，嚴重制造了思想混亂。于是，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一些知識精英們筆下、口頭上攻擊和嘲笑的目標。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財致富，成為黨的許多高級干部追逐的新時尚。

在這種情勢下，197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沒有保存和發展公有制的優勢，不言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而且還出現了蛻變，離社會主義原則越來越遠。所謂公有制為主體，只是寫在紙上的漂亮文字。一是農業推行家庭承包制，使農村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完全的虛無，實際上的個體所有制。二是采取漸變的策略，將國有由企業私有化。先是推行全民所有制企業廠長（經理）一長制，將經營管理權一步步演變為少數人的壟斷；將社會大生產變成分割承包，致使廠長、經理暴富，可以購買企業。繼而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名，使職工和職工代表大會及工會在企業中的地位完全邊緣化甚至消失。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公司化，企業的“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高于企業的“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再進而，提出減員增效，大批職工下崗，或以買斷的形式離退，造成大批失業大軍。勞動者走上了勞動力市場，成為事實上的雇傭（或終身雇傭）勞動者。國家媒體將他們稱為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

應該特別指出，“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與主體地位的新解釋，實行戰略性大調整，大力發展股份公司制和混合經濟，實行按要素分配；十五屆四中全會之后，大力推行“國退民進”（私有化）大潮，經營者實行年薪制和股權期權制，同時，大搞招商引資，力促縣域經濟民營化（私有化），利用公有資源扶持私營經濟發展幾乎成為地方政府的主旨，各地的口號是快步“與國際接軌”。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使中國經濟徹底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至此，我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迅速建立起了一個本質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其適應全球化的經濟體制框架。

政治上反民主的專制，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本來是思想先行、輿論開道所致，又必然促使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快步走向資本主義大泛濫，并為之揚幡招魂、吶喊助威。文化戰線上，歌唱革命、歌唱革命領袖、歌唱共產黨、歌唱社會主義、歌唱工農兵的歌曲、戲劇成了只能在民間風行的紅色文化，很難上國家大媒體，而諷刺歷史、靡靡之音、丑化文藝甚至毒害青少年的作品充斥我們的螢屏和舞臺，人們經常看到的是那些自娛自樂的演員大出洋相的表演，除了革命歷史體裁的作品，人們很難看到積極向上的佳作。教育戰線，嚴重脫離實際、脫離工農、宣揚資產階級文化和舊文化，摧殘青少年的單純智力教育越演越烈，教育結構嚴重失衡，工農子弟上不起學，義務教育在老少邊窮地區問題成堆。衛生戰線，廣大工人農民看不起病、買不起藥、住不起院。如此等等，政治黑暗，官僚腐敗，道德滑坡，倫理失常，物欲橫流，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生態環境也因短視行為、追逐金錢而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命之為“積重難返”，“中國得了不治之癥！”

有學者這樣認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段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49-1978年的新中國正走入社會主義社會，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偏離社會主義，而1993年的《決定》（即《中共中央關于全民所有制企業體制改革的決定》）則使新中國徹底走向資本主義。可見，1993年《決定》因此也就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大分野的又一個界標。”

這樣做的結果：

一是共產黨人置憲法于不顧，背離了前人拋頭顱、撒熱血為之奮斗的事業，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目標越來越遠，所干的事業與共產黨人的前進方向背道而馳。

二是共產黨自己培養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這是一個咄咄逼人、聲言要共產黨下臺的階級，張弓搭箭，直逼無產階級專政。有他們的舒舒服服，就只有共產黨的難受。

三、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基本隊伍大多數成為下崗的弱勢群體，他們連維權、上訪、申訴也極端困難，經常遭到堵截、扭送，甚至反遭各種莫名其妙的指摘。無力經營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大批流入城市，成為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其地位十分低下。失去工作的大批企業職工、農民工、離鄉農民，成為慈善救濟的對象。城鄉許多良家婦女，不得不走上賣淫的悲慘道路。

四是共產黨的許多干部熱心于訪富問貴，越來越關心資產階級，黨的許多高級干部越來越官僚買辦化、生活越來越資產階級化，共產黨離勞動人民越來越遠。

五是兩級分化、階級對立，惡性案件激增，社會矛盾尖銳，黑惡勢力抬頭，群眾安全難保。

六是許多官員越來越靠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家、富人，替他們說話，離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被壓迫的民族越來越遠，離國際主義越來越遠。

一言以蔽之，人民民主專政被嚴重顛覆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徒有虛名。

四、只有重建人民民主專政，才能有社會主義的回歸

俗話說，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中國人民因為資改派背棄人民民主專政而丟失了社會主義，那么要讓社會主義回歸，就必須重建人民民主專政；也只有重建人民民主專政，才能有社會主義的回歸。

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重建是恢復式的重建，還是創新式的重建？二是怎樣重建，依靠誰來重建？對于這兩個問題，回答應該是十分明確的。

首先，重建應該是創新式的，而不是簡單地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做法，不能重犯過去的錯誤。這是因為，我們丟失人民民主專政，有著復雜的歷史的、現實的根源。應該深刻認識這些根源，以便從中吸取足夠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的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所以林彪一類上臺很容易。（毛澤東《打招呼講話要點》）。毛澤東所謂林彪一類是指各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樣一類人物容易上臺有著深刻的根源：一是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跟舊社會差不多，舊的資產階級還存在，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還存在，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到處都有。這是階級斗爭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存在的社會基礎。二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打著紅旗反紅旗，會裝、會演戲，很有欺騙性，人民不易識別他們，給他們以可乘之機，所以很容易蒙群眾上臺，甚至為他們抬轎子、吹喇叭。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主要特點。三是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新的事業，沒有模仿，沒有經驗，所以很幼稚、很不成熟，有缺點也有錯誤，必然有一個不斷進展、不斷完善的過程，甚至出現反復。這是階級斗爭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可以利用的缺口。

問題就出在這里。因為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前無古人，因為是新生事物，因為不完善，因為有缺點、有錯誤，所以經不起階級斗爭狂風暴雨式的襲擊，特別是經不起來自共產黨內部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共產黨面目出現的各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襲擊。

根據以往的原理和經驗，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進行的。這就明顯的表明：如果共產黨變了質，社會主義革命就必然變味。這已經為中外共運血寫的歷史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后，特別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變革取得勝利之后，無產階級不但必須繼續革命，同時還必須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共意志的形成和由此產生的公共權力的運用、保障人民切實行使民主權利這個政權建設的根本問題。這也已經為中外共運血寫的歷史所證明。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共產黨還憲于民、還政于民。把政權的更替交給憲法制度，交給人民民主。共產黨人擔任國家領導、掌握國家政權，必須經過人民普選，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否則，人民依憲有權彈劾，直至罷免。歷史揭示的真理是：共產黨內部的權變、質變，只能影響共產黨自己是否能生存，而不能奈何中央人民政權。

應該說，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確實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其意義極其深遠。但是，因為歷史的局限性，毛澤東并沒有來得及探討應該通過何種程序，建立一種什么樣的機制，才能反修防修。也就是說，如何建立一種機制、一種制度遏制黨內走資派的走資傾向，防止他們將其篡權陰謀變成奪權行動，或者在他們發動政變一旦上臺之前、之后，廣大黨員和人民大眾能夠援引一種不可動搖的根本制度和機制，去抵制和扭轉他們的政變或上臺后的和平演變。換句話說，毛澤東的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變質的警告，但是并沒有來得及從蘇聯變質的教訓中，也沒有來得及從文革的某些制度創新中加以引伸，批判地借鑒和提升資產階級先進的思想家提出、實際是人類業已取得的積極的有益的歷史經驗，去打破社會主義各國事實上普遍存在的終身制，打破黨內事實上存在的家長作風，把他的理論通過共產黨的努力，變成一種人民可以啟動的公共意志、變成人民可以操作去制約和運轉的一種公共權力，即通過可以依據的全民公決的憲法原則及其規定的制度，依靠人民推動國家機器運轉機制的良性運轉，實現人民自保、紅色江山自保，而給歷史留下了難以彌補的缺憾，造成了歷史悲劇在中國重演。

第一、（54、74）這兩部憲法都是在借重革命威勢的環境下，以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批準并未通過全民公決；憲法的修改，雖然有一定的限制性規定，但修改權也仍然操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使憲法不具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穩定性和連續性，也就是只具當朝性。

第二、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對軍隊的領導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能變更的，但是，既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只能在憲法指導下活動，也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質變、權變，進而擔任國家領導的必經程序，更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約，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質變、權變受到質疑時，人民和人民代表大會可以采取抵制的憲法授權，直至動用人民軍隊采取干預的憲法授權。這是一個敞開的口子，當然被野心家、陰謀家利用。

第三、中國的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完全是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控制產生的，因此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權威不保，只有形式上的權威，而無現實的實用價值，在關鍵時刻不起作用，形同虛設。

于是，就暴露了以下四大問題：

1、憲法大還是黨大？憲法與執政的共產黨是什么關系？憲法是根本大法，高于一切法律、法規，也高于一切政黨。但是，在中國，憲法并不是中國的根本大法，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以及方針、政策甚至個別領導人一篇不經意的語出就高于憲法。

2、憲法可不可以根據需要隨時修改？為維護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憲法應該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特別是根本性規定，是不容隨意改動的。但是，在我國，只要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修改意見，就可以根據他的需要隨時進行碎片式的、局部或整體的修改。例如設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一個明例。

3、憲法應該具有連續性，但是在中國沒有。也就是說，憲法的各項規定，都是現任共產黨領導人確認設立的，在其領導期間內具有約束力，下一屆領導人上臺就可以修改憲法，宣布上屆憲法某些條款作廢或無效。

4、人民民主權利可以隨便取舍嗎？不能，但是，在中國，人民權力的賦予或取消完全由共產黨領導人說得算，人民不能批評執政的共產黨。

所以，這里的問題是很明顯的：

第一、憲法應該如何制定？根據人類的歷史經驗，憲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須實行全民公決。但是，中國的憲法，制定權和修改權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人民代表的資格基本上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提名而由群眾通過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和憲法是什么關系？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政黨，她領導中國人民革命成功，立國制定憲法之后，就必須按照憲法開展自己的國務和相應的政治活動，不能凌駕于憲法之上。這個問題在革命政權建立之后的一個短的時期，因為革命領袖的業績和威信似乎很荒謬，但在過了這個時期以后，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了。

第三、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應該如何體現？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主要是在于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社會主義方向。因此，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也就是承認共產黨永遠是不變的。這首先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認為，世界上任何生物、事物必然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異化，共產黨也不能例外。國際共運血寫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已如前述。其次，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也是違背毛澤東后來提出來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存在資產階級的學說，以及共產黨可能變成法西斯黨的警告。更是違背毛澤東關于“黨外有黨、當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科學論述。在理論和邏輯上，只有共產黨保持自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共產黨的核心永遠不被陰謀家、野心家篡奪而且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才能成立。即便如此，其領導人充當國家領導人，也必須得到憲法確認的授權機關批準才有意義。再次，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也是違背人類歷史經驗的。人類發展血寫的歷史經驗說明，革命黨可以通過革命取得執政地位，同時它又應該通過制定憲法,確保執政的合法性，而不能因此永遠成為執政黨。因為共產黨保證不了自己不變，而且，這樣的保證也是滑稽可笑的。

第四、國家機器運轉如何應對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問題。既然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要不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鍵在于掌權的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問題。那么，憲法必須規定應對這方面的制約機制。有人說不是有罷工和四大規定。同志們，那是秀才（領袖）寫在黑板上的文章，一旦這個秀才倒了，沒有通過人民擁立的黑板也就不能用了。又有人會說,不是可以整黨內資產階級嗎？同志們，那是有條件的。這就要有人去組織，在變質的共產黨領導下怎么可能呢，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第五、人民民主基本權利如何確保問題。應對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關鍵在于憲法賦予人民這方面的權利，也就是應該有一種救援機制。但是毛澤東領導制定的憲法，不是通過全民公決通過的，而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人民代表的地位不保，人民代表的權利便不保。因此，他一死，新上任的領導人就可以重新召開人大推翻這些規定，人民代表和人民只能干著急地看著新領導人的作為，而無權無力過問。

有人說，毛澤東靠文革，不要機制，這是對毛澤東的嚴重曲解。這樣曲解毛澤東是十分有害的。毛澤東一生孜孜不倦地奮斗，始終在尋求一種依靠人民的制度和機制，已如前述。毛澤東從來把文革作為一種反修防修手段、一種方式，而不是作為一種制度。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毋庸置辯。同理，講制度，也絕非不講斗爭，而是必須明確，要建立一種人民可以援引的憲法自救制度。不言而喻，這種制度當然必須、也只能依靠人民斗爭才能建立，只有依靠人民斗爭才能鞏固。難道不是這樣嗎？試問，共產黨人可以只要斗爭、只要過程，不要目標、不要結果嗎？不要制度，不要機制，那和無政府主義有什么區別？馬列主義者從來講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建立過渡時期的一種“政治形式”，誰說過不要制度、不要機制，只要斗爭就行？

這五個問題說明，毛澤東留下的國家體制，其要害是：共產黨領導至上，人民民主不保，憲法缺乏長遠、持久約束力，國家機器運行的三種權力徒有形式上而實際上仍是掌權的黨領導的一元化的體系，掌權的黨的輿論一律，公民缺乏事實上的憲法賦予的民主監督權。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主席。黨的領導代替了國家機器運行機制，于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就在黨的領導的名義下發號施令，并可以動用國家機器，所謂連選連任，實際上的終身制，權力至上，得以濫用個人權力的條件，形成黨的主席就是黨，就是國家，就是憲法，就是政府的局面。 

由此大家看得分明，當代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就出在：在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旗幟下，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的個人濫用與一黨一派壟斷，人民沒有民主的憲法支撐和保障，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上。這就是血寫的事實！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那么，中國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如果我們也拿起缺乏階級分析的黨的絕對領導這根大棒打人，那就會為右派高舉黑旗，將中國引向黑暗創設條件、打開方便之門。

因此，重建人民民主專政，絕不是簡單地回歸毛澤東時代，而是人民民主制度的真正創新。

其次，怎樣重建，依靠誰重建？重建必須創新，重建必須依靠人民民主。在當前條件下，應該推動中國共產黨人，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高舉民主、法制、憲政，科學與人文進步，建立憲法約束機制的大旗，以天下為公，對人民和歷史負責，認真借鑒資產階級關于國家安全、社會進步、政治開明的積極成果，借鑒國際共運特別是我國的歷史教訓，全面總結和提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力爭避免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厄運，完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涅盤——自身變革，建立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正確性、純潔性的機制，推動通過共產黨人提出新的治國綱領，完成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造，早日實現堅持人民民主、堅持社會主義的立憲、全民選舉全國人民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參議機制，規定各政黨提名參選國家領導人的憲定程序，建立國防軍體制，以形成真正的人民民主憲政機制，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果。

這里有兩個重點，也是兩個關鍵：一個是依靠人民民主；一個是推動共產黨“涅槃”。依靠人民民主，而不是依靠出神仙和出好領導，或者寄希望于別人；依靠人民民主，就是依靠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人翁責任，依靠我們大眾自己，自覺起來當家作主，行使民主權利。推動共產黨“涅槃”，就是推動廣大共產黨人，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敢為天下先，實現中國共產黨的自身革命。

有人說，右派在大力宣傳憲政。我們也說要實行憲政，豈不是同右派一個鼻孔出氣。不對，右派是要取消共產黨、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取消社會主義。我們則是要建設一個有群眾幫助、支持的共產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怎么可以雌雄莫辨，黑白不分？重復前面的話：如果我們也拿起缺乏階級分析的黨的絕對領導這根大棒打人，那就會為右派高舉黑旗，將中國引向黑暗創設條件、打開方便之門。

這就是中國目前這場憲政之爭必須堅持斗到底的大道理！時不我待，容不得半點猶豫。

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我們要解放思想，根據毛澤東觀察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新的實際出發，來想問題、研究問題。這是對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紀念，所以寫了這篇文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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