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主

節選自 黎陽：《“為真理而權力”與“為權力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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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民主與造反
　　張宏良教授說：“西方國家的民主法治社會，是由西方民眾的造反精神維系支撐的，這本來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更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如果沒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誰來建立？即使建立起來又由誰來維護？”
　　中國“精英”現在一聽“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國人倒不那么忌諱這個詞。著名小說《戰爭風云》就用贊許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聯到了一起——“羅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著“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戰當權者的“為權力而‘真理’”，挑戰權力，監督權力，控制權力。而沒有造反精神，何來精神造反？沒有造反精神就沒有民主。沒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規章制度再好也沒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誰來建立？由誰來維持？民主是強者的游戲。只有強者才能制定規矩。只有強者才能實施規矩。只有強者才能不必動武就使對手知趣識相，規規矩矩照章辦事。沒本事強行執法、使人人都認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廢紙。沒本事強制民主、使當權者都認同“不民主就得垮臺”，民主就是廢話。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權者，認同老百姓是強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辦事，否則就得垮臺。沒有這種現實的威脅，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談。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為什么還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為什么還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來的？造反造出來的。用王公貴族們的腦袋換來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強者”的共識，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果，是通過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實現的。美國民主來自對法國大革命成果的繼承，本質同樣屬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產物，和平是暴力的產物，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是西方資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產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脅逼著統治階級認同：老百姓能夠推翻我，老百姓有權推翻我。既然如此還是放聰明點，與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規矩和平辦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罰酒。所以民主也意味著“先禮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結果，不是當權者心血來潮的明智與恩賜。“文事必有武備，敢戰方能言和”。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著秩序，但是靠造反為后盾。
　　今天中國“民主精英”言必稱美國民主。但美國歷史上一貫堅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是怎么從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發現恩賜的，而是斗爭斗出來的——不僅有非暴力的斗爭，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為后盾的斗爭。不僅有美國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國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澤東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中國第39軍通過戰場喊話，使美軍第25師第24團一個黑人工兵連全連一百一十五人集體戰場投降。
　　結果：美軍不得不從此改變建軍以來近二百年的一貫傳統，不敢再按膚色編隊。這就是說，美軍的種族隔離結束于抗美援朝，結束于中國人之手，結束于毛澤東之手。美國軍隊開了個頭，意味著美國建國以來一貫堅持的種族隔離從此被打開了第一個缺口，從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對美軍戰俘按照“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一律平等”的原則管理，徹底打破種族隔離，嚴禁種族歧視。這使美軍戰俘中的黑人頭一次嘗到“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人人平等”的滋味。隨著戰爭的結束、戰俘的遣返，反種族隔離、反種族歧視的意識便如種子被毛澤東通過這些人傳播到了美國，潛移默化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形成美國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視、爭平等的民權運動助了一臂之力。美國黑人第一次領略“人人平等”、“禁止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碧潼戰俘營——“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澤東發表《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指出：“美國黑人斗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北京隨即在人大會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美國黑人斗爭的群眾集會。
　　結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面存在種族歧視。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從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國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在法律上的滅亡跟毛澤東有直接關系，跟毛澤東的支持有直接關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國人對毛澤東再也不敢掉以輕心。毛澤東的一言一行對美國人往往比對中國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蘇分歧表面化。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與毛澤東暴力革命的理論針鋒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從此世人皆知。毛澤東公開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用武裝斗爭統一國家。
　　美國人由此認定毛澤東企圖通過支持民族解放戰爭輸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擊。《毛選四卷》出版僅僅幾個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臺，立即進行戰略調整，從單純針對蘇聯的“大規模報復戰略”變為包括針對中國的“靈活反應戰略”，把越南南方做為用“特種戰爭”對付毛澤東式的“民族解放戰爭”的試驗場。美國從此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越戰惡夢。
　　1963年毛澤東發表支持美國黑人斗爭的聲明時，美國正處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種戰爭”節節失敗、軍事上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前夕。美國國內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正興起高潮。毛澤東的聲明強調“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美國黑人斗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這在美國當權者來看等于毛澤東要在美國搞“民族解放戰爭”，要把越南戰爭打到美國來，必須全力防范。毛澤東發表聲明之后不久，美國“非暴力”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組織了“百萬黑人華盛頓和平大進軍”活動，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說（華盛頓從此變為“巧克力城市”）。美國當權者認定：如果不能使美國黑人接受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張，那就要面臨他們接受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理論在美國搞“民族解放戰爭”的前景。如果連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權運動都不接納，都暴力鎮壓，那就不敢保證美國黑人會聽毛澤東的走暴力斗爭之路。在美國即將制造“北部灣事件”、在越南大規模軍事升級前夕，面對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關系，美國理所當然要想到必須防止毛澤東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美國國內制造武裝斗爭，理所當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越南戰爭大打出手在即，豈能允許后院起火窩里反？無論如何得籠絡住人心。
　　“兩害相衡取其輕”——魯迅說：“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澤東暴力革命的理論、毛澤東的“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的理論、毛澤東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戰爭的理論、毛澤東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打出的國威軍威、毛澤東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勢使美國當權者對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斗爭的聲明不敢掉以輕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結果就是迅速通過民權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結束了美國長達數百年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毛澤東造出了大勢，看準了大勢，并在關鍵時刻果斷出手發表聲明雷霆一擊，為“壓垮駱駝”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為美國的民權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著秩序，但是靠造反為后盾。”
　　美國統治者還挺紳士，民權法案通過之后只在落實上做手腳，法律上倒沒賴帳，不象“永不翻案”那樣白紙黑字照樣說賴就賴，而且賴個精光。
　　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在法律上從此站不住腳，從此一路下坡。美國帶頭，西方各國效仿，海外華人都跟著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運”、“裸體官員”送到海外的子女親屬同樣沾光。如果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局面照舊，海外華人的日子好過不了，“海外民運”和“裸體官員”送到海外的子女親屬的日子同樣好過不了。能少受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罪是沾了美國民權法案的光。美國民權法案的通過有毛澤東的功勞。海外華人不管自覺不自覺、承認不承認，事實上都沾了毛澤東光——當美國黑人鬧民權爭民主時，全世界那么多國家元首領袖，只有毛澤東公開支持，不僅口頭支持，而且造勢支持，一貫支持，從抗美援朝迫使美軍取消種族隔離開始就用行動支持，最后關鍵時刻又發表關鍵聲明直接為美國民權法案催生。美國左右了世界，毛澤東改變了美國——美國的越南戰爭是被毛澤東嚇出來的。美國的民權法案是被毛澤東逼出來的。毛澤東為美國民主做過實實在在的事，而言必稱美國民主、口口聲聲罵毛澤東不民主、反民主的人們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國民主做過一點哪怕起碼的實事嗎？沾了毛澤東的光還要罵毛澤東，罵著毛澤東還要沾毛澤東的光，純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顧美國的民權法案、美國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的作用，恰好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從中笑。
　　西方民主能夠實現“用和平方式挑戰權力”，是因為西方當年的資產階級暴力革命證明了“老百姓是強者”，奠定了民主這個“強者的游戲”基礎，使西方民主得以變成現實；確立了西方民眾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體系得以持續運轉。沒有這種經歷和條件，僅僅機械模仿、東施效顰照葫蘆畫瓢，民主就只能變成半拉子民主，夾生飯民主，徒有虛名的民主。
　　中國要實行民主，就必須奠定同樣的“強者的游戲”基礎：使當權者認同“老百姓是強者”、“老百姓能夠推翻我”、“老百姓有權推翻我”，與其“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如“識時務者為俊杰”。做不到這點，就沒有資格玩民主這“強者的游戲”。
　　要奠定這樣的基礎，就必須做到：
　　——領導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權，證明“老百姓是強者”。
　　——當權的同時代表老百姓承認“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
　　——付諸實施，開創“老百姓和平推翻現有政權”的先例。
　　回顧中國歷史，真正這樣做的只有一人——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國——證明“老百姓是強者”。
　　——毛澤東發動WG，“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開創“老百姓和平推翻現有政權”的先例。
　　古往今來中國歷代統治者頂多能有限地承認“老百姓是強者”——“水能載舟，亦能復舟”，但從不承認“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惟獨毛澤東通過WG開創了最高當權者公開支持“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的先例。WG在中國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這就為民主奠定了基礎。WG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的“民主斗士”口口聲聲民主，但從來不肯做實事，從來不為奠定民主的基礎——證明老百姓是強者、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做任何貢獻，總是指望等別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權力白白交給自己，自己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民主精英”們總是附在權勢者這張皮上搖唇鼓舌乞討民主。向中國的統治者乞討不到，就跑到外國乞討，指望靠外國“民主解放軍”掃平中國、送來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國人，那就不惜付代價——中國的主權。于是就有了焦國標這樣“當兵要當美國兵”的“民主人士”。
　　對當權者來說，這樣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漢奸民主很容易打發。第一，沒什么可怕。這種人對老百姓的利益毫無興趣，一心希望別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邊說風涼話沒什么能為，永遠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脫離群眾，不買帳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懷鬼胎，分化瓦解輕而易舉。這種人是為自己而非為他人爭“民主”，爭的是能夠參與分贓的“精英民主”——分贓有我一份就行。滿足全體老百姓沒門，滿足幾個“精英”很容易，給點甜頭就打發了。只要對識相的賞個一官半職、對不識抬舉的一頓亂棍就立刻如鳥獸散，軟硬不吃的剩不下幾個，沒什么作為。第三，你告洋狀，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動外國人幫你實現民主，我現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動外國人認同我的不民主——“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國際接軌”、“負責任大國”……讓外國壟斷資本財團覺得我在臺上對他們更有利，再也不把“共產黨一黨專政”之類真當回事，這就把你的靠山徹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樣滋潤，憑什么民主？
　　WG是毛澤東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實踐。言必稱民主又大罵WG的人都是“葉公好龍”——葉公愛的是似龍而非龍的東西。言必稱民主又大罵WG的人愛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東西。否定了WG，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強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有政權”，否定了民主與造反的辯證關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礎。否定了WG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賞賜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鏡中花，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買帳：“吃硬不吃軟”，你毫無威脅，沒本事使當權者認同“不民主就得垮臺”，人家憑什么聽你的？既然毫無威脅，人家不民主照樣混，而且混得挺滋潤，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來自造反，是對民主缺乏起碼的常識。要民主而罵WG，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⑵．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對的。有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民主，沒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不民主。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民主，不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不民主。皇帝禮賢下士從善如流對皇帝來說算民主，對小民百姓來說就不算民主。董事會開會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對資本家來說算民主，對普通工人來說就不算民主。富人俱樂部表決通過決議對富人來說算民主，對窮人來說就不算民主。“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決策都沒有允許涉及的群眾參與，這對有話語權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對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被輿論左右。輿論被新聞媒體左右。新聞媒體被錢左右——歸根到底誰有錢誰說了算。這種民主對有錢人來說算民主，對無錢人來說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對的。民主的相對性在階級社會表現為民主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有不同階級的民主。
　　楊繼繩在2009年9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會等級中處于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稱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
　　“精英”的“普世價值”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個“民”字，“要‘人’不要‘民’”？簡單得很：單純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則有階級性。“民”是相對于“官”、“精英”、“權貴”、“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誰有資格當“人主”？當然只有“人上人”的貴族、“精英”、富豪。這就給“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釋——“精英民主”=“人主”，即貴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可見“精英民主”對少數人算“民主”（不，“人主”），對多數人不算“民主”，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參與的“上等人的游戲”。
　　這就不難理解“XX新政”為什么要把“以民為本”改為“以人為本”：“民”意味著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貴族，而是“處于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即絕大多數人。“以民為本”，富人、“精英”、貴族們怎么辦？可見“以民為本”有階級色彩，要不得。“以人為本”就靈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權貴們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富人服務，為權貴服務。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與窮人、權貴與百姓的價值不同，服務的程度當然也可以隨心所欲，全看具體需要。需要，“黑社會老大的人權也要保護”。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沒人管。可見“以民為本”進化成“以人為本”是對楊繼繩們從善如流，與時俱進的結果。
　　這順便反襯出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提法的準確和周密。“以民為本”沒有把自己也擺在“民”的位置中的含義，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種貴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臨下恩賜的口吻——“民”是我的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我得象一個精明的理財家那樣好生管理自己的財產奴隸，所以“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則把自己擺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當成人民的一部分，從完全平等的角度來說話，沒有絲毫居高臨下的含義。
　　“精英”對WG恨之入骨，因為WG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對“民主”（“人主”）的“專利”壟斷，端掉了他們招搖撞騙混飯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錢運轉，只有少數“精英”有資格參與。
　　WG的大民主由全民運作，不靠錢運轉，不受錢的左右，不需要資格學位經歷，不需要論資排輩，不需要預先審查，沒有中間環節，沒有“被代表”的限制，每個人都直接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說是真正的民主。
　　當文人壟斷文字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是寫信還是寫狀子都得求文人。寫不寫、怎么寫、寫成什么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當“精英”壟斷民主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訴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話直接說，不再受制于“精英”。
　　難怪“精英”對破了自己壟斷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難怪“精英”要“證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無政府”，可惡之極——這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邏輯：我放火可以，你點燈不行。“精英”推薦上大學可以，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不行。我決定你的命運可以，你決定你的命運不行。你下崗買斷工齡生計無著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還容得以平起平坐為前提的民主？民主與“精英”根本對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WG的大民主通過大字報來實現。大字報的本質是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過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聯網大體相當于現代化的大字報，能近似實現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但要經過網管編輯之手，這點還比不過大字報。）
　　毛澤東發動WG時還沒有互聯網。但毛澤東發明了“土互聯網”——“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使中國老百姓超越了時代，在互聯網技術尚未發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沒有互聯網的土互聯網，提前實現了大民主。這是毛澤東劃時代的創舉。
　　“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價值的東西。沒這一條，一切傳播的信息實際都不過是符合編輯等有“話語權”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讓對自己無害的信息通過，不準對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體，編輯老爺不喜歡的東西再受歡迎也決刊登不出來，編輯老爺欣賞的東西再味若嚼臘也會登頭版頭條。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這個，連封建皇帝也受不了這個。武則天設銅匭，康熙、雍正設密折，都無非是讓信息“直達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見自古以來擁有“信息轉播權”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厲害。
　　只要涉及多數人的信息的發布權、傳播權壟斷在少數人手里，所謂“民主”就是笑話——壟斷了信息和信息的評論權就壟斷了輿論，壟斷了輿論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就能讓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結論——把人家的頭腦思維都劫持了，還談什么民主？“民主精英”們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言論自由”，卻對大民主咬牙切齒，對網絡輿論咬牙切齒，開口閉口“網絡暴民”、“網絡紅衛兵”、“網絡暴力”、“要頂住互聯網”，關鍵就在于網絡輿論信息饒開了他們這一關，他們沒辦法再壟斷，沒辦法對他們不喜歡的言論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罵。理解今天的互聯網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互聯網的厭惡，就不難理解當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大民主的厭惡，因為二者本質相似。
　　毛澤東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毛澤東搞WG，用大民主實現了“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如今的“網絡論壇”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國的網民正是通過互聯網這個近似的大民主“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是WG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網絡。
　　沒有WG，沒有大民主，中國人現在還在“自覺地當黨的馴服工具”：只許乖乖聽話，不許說半個不字，敢對黨員、對領導、對上級、對“理論權威”有不同意見就是“對抗組織”、“反黨”、“反革命”——這是WG前千真萬確的現實。那時誰敢想象能象現在網上這樣揭露這個評論那個？（當然，現在國內網上的“言論自由”有限得很，不準碰“敏感人物”，不準有“敏感詞”，甚至能把在網上寫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進監獄。但相對于WG前“絕對不準犯上做亂”的狀況已經很了不起了）——WG的大民主徹底粉碎了這一切，使中國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這些歷史事實現在全被人故意隱瞞了，以至許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現在的這點“言論自由”也全是WG帶來的，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帶來的，是大民主的產物。沒有WG，中國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懷疑來自“上面”的東西和一切“權威”，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了。有人一邊罵毛澤東時代“言論不自由”，一邊罵毛澤東的“造反有理”，這簡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準犯上作亂”等“言論不自由”。享受著WG的成果大罵WG，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對的。對于“精英”來說，一切由他們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對于老百姓來說，象WG那樣每個人都能直接參與、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錢權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⑶．克制“權力結構癌癥化”的唯一途徑
　　認識“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不難，難就難在如何解決。
　　魯迅說：“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
　　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一個輪番爭奪舊椅子的歷史。從古到今雖然每個政權建立時都絞盡腦汁搞出一整套法律法規，希望權力單元象“生物細胞”一樣循規蹈矩。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白費，所有政權到頭來都改變不了“權力細胞”按照“吃硬不吃軟、認實不認虛”的行為規律發展，最后都因權力結構“癌癥化”而滅亡。
　　不能說歷朝歷代沒努力去制止權力機構的“癌癥化”。但所有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以硬件制約硬件：以官制約官、以組織制約組織，以官僚機構制約官僚機構、以權力制約權力……
　　這種努力必然失敗，因為有致命的缺陷：
　　①．治標不治本
　　“為權力而‘真理’”是權力單元的癌變基因。只要“為權力而‘真理’”的大前提不變，以權謀私的根本內因就不會變，權力癌癥化的自發趨向就不會變，一切企圖通過外因制止權力單元癌變的努力只能是抽刀斷水，緣木求魚。
　　②．利益沖突
　　對最高統治者來說，江山是自己的。官逼民反危及江山，損失是自己的，所以不能不制約權力反腐敗。對大大小小的官員來說，江山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如果反腐敗危及自己的利益，那就不合算。制約者與被制約者對腐敗并無根本的利害沖突，可能對立，也可能勾結。制約腐敗者自己隨時可以變成腐敗者。靠權力制約權力改變不了權力“吃軟不吃硬、認實不認虛”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使試圖制約以權謀私的一切規定命令必定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貫徹不下去。
　　比如《明史》卷九有這樣一段記載：明宣德七年，明宣宗對禮部說，他認為農民賦稅太重，所以下令減去三成。但是后來卻發現戶部并不執行詔令，往下一級更不聽從，以致百姓不能得到實惠。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這段話旁邊，毛澤東用濃重的筆墨寫下了“今猶存此弊”幾個字。
　　③．監督不過來
　　自上而下的監督是少數對多數，有限對無限，明的對暗的，實際根本顧不過來——即便極端認真，一個人看幾個幾十個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能看得過來嗎？能個個都到處跟著嗎？別的不說，就連自家孩子都別想這樣看住——想想如果孩子存心想瞞著家長做點什么容易不容易？（或者想想自己小時候存心想瞞著家長做點什么容易不容易？）
　　難怪朱元璋感慨：“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
　　既然監督不過來，那就沒辦法消滅漏洞，就免不了“瞞上不瞞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權力“吃硬不吃軟”，沒看住的地方就沒辦法用“硬”來制約，就可以做手腳。這如同癌細胞，手術刀割不到的地方它就瘋長。
　　④．無人可信
　　用權力制約權力，就必須賦予某人制約其他權力的權力，又必須對這“賦予了制約其他權力的人的權力”保留制約。而擁有“其他權力”的人可以反過來利用這種保留的制約反制，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水攪混：你說他貪，他說你才貪，說你制造冤案，說你賊喊捉賊，說有人在用反間計……都有權力，都可能“以權謀私”，都可能說假話，信誰的？
　　權力“吃硬不吃軟”，沒有權力就制約不了權力，要制約權力就必須有更大的權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暴力只能用暴力來鎮壓，權力只能用權力去制約。發現某個官有問題，只能用權力更大的官去收拾。但用權力制約權力立刻就有了一個誰來制約這個“制約權力的權力”問題。這就如同碰上一個打不死的魔鬼：沒有力量，你對付不了它。有了力量，你就變成了它。
　　這就決定有權力的人都不可信：不管是制約者還是被制約者，都有可能以權謀私，都有可能因私利說假話，都有可能別有用心，都不能絕對相信。依靠少數人監督多數人，如果多數人串通起來眾口一詞指責監督者不公就難辯是非。依靠官僚機構制約官僚機構，如果兩個機構互相指責打成一團也能把水攪渾。
　　這種體系不可能當真反腐敗——誰反腐敗太認真誰就要在體制內犯眾怒，大家齊心協力與之作對孤立之，使之處處碰壁。更有甚者官員們群起而攻之，甚至栽贓陷害。既然官場誰都不可絕對相信，受到官場一直抵制被孤立的人也不例外，遲早站不住腳。所以古往今來官場的潛規則是“難得糊涂”。堅持原則“為真理而權力”的往往沒好下場。
　　⑤．力不從心
　　“為權力而‘真理’”來當官的根本目標是謀私。逼著“為權力而‘真理’”的去“為真理而權力”比逼著老母豬奔月還難。逼大大小小的官員放棄以權謀私的措施必然遭到官場上的一致抵制。比如消極怠工不給你好好干，看你的笑話。如警察看見作案故意裝看不見，能一天辦的事拖上幾年。又比如故意刁難，如WG中制造武斗、抄家；辦手續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難。更厲害的是勾結起來換老板——政變。
　　私有制體系下皇帝雖然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但離不開各級官員的擁護。理論上皇帝可以殺掉撤換任何一個官員，但不能殺掉撤換所有的官員。如果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反對皇帝，那皇帝就算當到頭了。所以即便貴為至高無上皇帝也不能違反“眾怒難犯”。這就決定皇帝反貪程度有限，徹底不了。
　　這一切決定靠自上而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硬碰硬”對付“權力結構癌癥化”必敗無疑，就象用手術對付擴散的癌癥必敗無疑一樣。
　　毛澤東的WG是解決“權力結構癌癥化”的唯一出路。
　　①．抓住了根本
　　“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本質是要破“為權力而‘真理’”，立“為真理而權力”。“為真理而權力”意味著真理指導權力，與權力的“吃硬不吃軟”針鋒相對。這就等于去除權力單元的癌變基因，代之以抗癌基因。這就抓住了最跟本的東西。
　　②．勢不兩立——監督者必須與權力的腐敗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不能從腐敗中得到好處，無法被收買。能做到這條的只有廣大老百姓——老百姓與腐敗只有勢不兩立，沒有共同利益。你能收買一個兩個監督者，能永遠收買所有老百姓嗎？
　　③．多數人監督少數人——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監督各級官員，成百上千雙眼睛盯一個人，別說一天有二十四小時，就是有四十八小時也照樣能看住，想瞞天過海沒門。
　　群眾監督簡便易行，人人都能參與，沒有門檻，沒有先決條件，休想用學歷、資歷、金錢設置障礙。
　　④．絕對可信——人民群眾最可靠。人民群眾能夠做到“既制約權力、自己又不會變成權力”，不需要另外的權力來制約。這就徹底解決了權力這個“打不死的魔鬼”造成的最大難題。
　　權力“吃硬不吃軟”，只要有空子就“癌變”。要想權力不“癌變”，就得用刀架著，隨發現隨割除，這就必須有“一發生立即發現”的能力。這只有發動群眾監督才能做到。做到了，就產生了威懾，使“權力細胞”知道“言出法隨”、“癌出刀隨”，即便刀不架著也不敢癌變，這相當于改變了“吃硬不吃軟”的規律。換句話說相當于肌體細胞具備了癌變識別能力，一旦出現癌變能及時發現，及時革除。
　　⑤．力量無窮——人民群眾力量無窮。堅持“為真理而權力”徹底反腐在官場的孤立、眾怒難犯，發動了群眾就不孤立，眾怒難犯的形式立刻徹底顛倒，難犯的是老百姓。發動群眾反腐就沒有力不從心的問題。
　　“民主精英”鼓吹民主，卻絕不容忍毛澤東的大民主。他們的民主是“精英民主”（“精英人主”）——必須通過“精英”“自由組黨”、“多黨制”、“自由競爭”、“自由選舉”來實現的“精英”壟斷、“精英”操縱的獨裁寡頭民主。這種“民主制約權力”跟封建王朝集權制的權力制約沒什么本質區別：
　　——都是“為權力而‘真理’”、“為利益而‘真理’”
　　——都是以硬件制約硬件、以權力制約權力
　　——都是一種私心制約另一種私心，用一種貪婪制約另一種貪婪
　　——都是少數人監督權力
　　——都高居于群眾之上
　　——都不允許絕大多數老百姓直接參與
　　——都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最高利益
　　——都要維持少數人的特權——“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準老百姓懷疑權力，依靠奴隸主義統治。
　　所不同的一個是以官制約官，一個是以“精英”制約官——以“儲備官”制約“現役官”；一個是自上而下的監督，一個是彼此平起平坐的監督，對老百姓來說沒什么本質區別。
　　“精英民主”的“民主”是奪權的工具。沒權時才喊“民主”。有權時必定不要“民主”要“穩定”。
　　“精英民主”試圖用分庭抗禮、犧牲集中、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的辦法監督權力。當面臨強大的外來干涉時，當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時，“精英民主”與分裂國家是一回事。
　　“精英民主”的權力制衡是靠腐敗實現廉潔，靠自私實現公正、靠貪婪制約貪婪，等于靠賊管賊，根本不切實際——賊可以管賊，但更可以狼狽為奸——只要更合算。“精英民主”的一切都是利益買賣，一切都從“精英”的私利出發而不是從絕大多數人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一切取決于對自己有利無利、利大利小。對“精英”有利、對廣大老百姓不利的事決不制衡，而是勾結——“精英”對反右哭哭啼啼了幾十年不帶歇氣的，而對“清算三種人”、“不搞運動的運動的嚴打”造成的無數冤假錯案從來不吭氣。對工人農民普通老百姓搞下崗、買斷工齡、強迫拆遷、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時，“精英”們只見拍手叫好，不見挺身而出。而一旦要對“精英”實行“績效工資”，立刻鬼哭狼嚎吵翻天——如此自顧自，豈能讓老百姓相信他們肯為老百姓的利益搞權力制衡？
　　實踐早已證明“精英民主”扭轉不了“吃硬不吃軟、認實不認虛”的規律，“為權力而‘真理’”的“道德的血液”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靠“精英民主”制約權力制止不了腐敗——“唯貪官與文人為難養者也。縱之則猖獗，束之則怨。”
　　知識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運跟普通老百姓聯系在一起才可能為老百姓監督權力。以“精英”自居不代表老百姓利益，當然不會為老百姓的利益監督權力，所謂“精英民主”只為自己利益監督權力，總是變成內幕交易。沒上臺都對老百姓的死活漠不關心，有了權更不在話下。市井無賴的打瞎子、罵聾子、踹寡婦門、挖絕戶墳與“精英”的以文欺人沒什么本質區別，都是欺負沒有反抗能力的人。
　　毛澤東的大民主是自下而上制約權力的人民民主，“以民制官”，繞過一切官僚體制，不經過任何“民運精英”的壟斷，由廣大人民群眾對國計民生的一切問題直接發表意見，直接反映問題，讓一切“政治二傳手”、“政治掮客”統統下課。否定了WG，否定了四大，就堵死了民制官之路，堵死了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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