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自私的”嗎?!
思 恩
在當今的中國,“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甚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是所謂的精英們經常掛在嘴上的時髦語言。例如:
1. 新“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十分狂妄地說:“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主義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
2.“經濟學家”茅于軾,2008年5月4日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的文章(《不贊成犧牲自己造福別人》)中,十分無恥地說:“我不贊成為了大家犧牲自己,因為這不是快樂的帕累托改進。‘犧牲自己為別人’的極端,就是走向恐怖主義。認為自己的犧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別人,這是愚蠢的想法。如果我們懂得快樂的帕累托改進是最高原則,就有可能避免上當受騙。”
3. 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白巖松以一個正人君子的口吻表情極其嚴肅地說:“改革30年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別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的建設,回到一種更務實的角度去督促每一個人為自己,加在一起為國家,于是改革3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人為本,不也要以人性內心里頭對富裕的追求和對更美好生活追求的這樣一種理想天然的一種尊重嗎?”
4.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不盡教師職責、只顧自己逃跑的范美忠,竟然大言不慚、毫無羞愧而得意洋洋地說什么“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
……
這些精英們口頭上這么鼓噪,在社會活動中亦企圖這么實踐。例如,張五常精英決意要在他堅信實行“自由經濟”的美國進行“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自私自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經濟”實踐活動,結果使張五常精英很不遂心如意!據東方網2003年1月29日消息:“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涉嫌在美國逃稅5500萬港元和售賣假古董,可能要面對美國當局的刑事檢控”。“67歲的張五常為美國公民”。“張五常聲稱,他沒有逃稅,只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沒有報稅,否則一定會‘花幾百元交付需付稅款’。”2003年2月17日張五常公開表示,由于相信案件不會得到公平的審訊,因此決定不會返回美國接受案件聆訊。2003年2月21日聯合晚報消息:“著名學者張五常與妻子缺席西雅圖法院的逃稅案聆訊,美國司法部助理檢控官珍·弗里曼,已經向法院申請拘捕令,獲得法院接納”。“珍·弗里曼又表示,張五常夫婦目前已是被通緝的逃犯”。實行“自由經濟”的美國不僅不給張五常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而且還要把他作為偷稅逃稅的罪犯來處置。以致“著名學者張五常”至今不敢踏上“自由世界”的美國的國土,因為他是“涉嫌在美國逃稅5500萬港元和售賣假古董”而“被通緝的逃犯”,一旦進入美國,美國有關當局就要立即把他拘捕歸案,使他失去人身自由和民主!迫于無奈,只好死皮賴臉地賴在他認為沒有“自由”和“民主”的中國自由民主地參加什么論壇之類的活動而聊以度日!不幸的張五常精英為了在實行“自由經濟”的美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他把什么都預計到了,就是忘記了要想在實行“自由經濟”的美國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還必須承擔社會公共義務——交納稅款!
由此可見,在精英們一貫心馳神往的“自由世界”的首領美國,充當美國鸚鵡的精英們要實現自私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必須遵守服從美國的社會公共利益、履行美國的社會公共義務!
鼓吹“人都是自私的”精英們,把“以人為本”吹了捧,捧了吹,吹得神乎其乎,似乎只有他們最關心人、最愛護人、最尊重人、最體貼人、最理解人、最有人情味,似乎只有他們最關心所有的人……。
但是,歷史事實和現實事實十分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
1. 自有人類以來,只有“以人為本”的社會而沒有以石頭或別的什么東西“為本”的人類社會。
2. 在人類社會里,只有具體的“以人為本”而沒有抽象的“以人為本”,正如在人類社會里,只有具體的人而沒有抽象的人一樣。
3.“以人為本”的人類社會在不同的社會制度(經濟基礎)下所“為本”的“人”的社會性質(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不同的:原始社會以原始共產主義共同勞動者“為本”;奴隸社會以奴隸主“為本”,封建社會以封建主“為本”,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家“為本”,社會主義社會以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為本”。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公有制的原始社會里,組成原始共同體社會的共同勞動者是社會的主體;在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私有制的社會里,私有制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把人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組成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居于社會的主導地位,組成被剝削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奴隸、徭役農民、雇傭工人的“廣大群眾則不得不為自己謀取微薄的生活資料,而且還必須為特權者不斷增殖財富”,(選3—42)處在被奴役的社會地位;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不存在把人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私有制的社會經濟基礎,組成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社會的廣大聯合勞動者是社會的主體。
因此,人類曾經有過以全體社會成員“為本”的社會。——那就是原始共產主義共同體社會。
人類還能不能再實現以全體社會成員“為本”的社會呢?完全能夠實現!——隨著現代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社會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把人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私有制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存在了,這樣,就首先實現了以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為本”,隨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隨著聯合勞動者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類社會將實現以所有社會成員“為本”。
精英們侈談“以人為本”,卻從來不愿意說明他們所說的“為本”的“人”具有什么社會性質(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離開人的具體社會性質抽象地說“以人為本”,是空洞的,是言之無物的,是不實事求是的!
其實,精英們愚昧無知,對人一竅不通——缺乏關于人的最起碼的社會常識,他們根本不懂、完全不知道在人類社會里,每個人都具有雙重性質,即一個人既是處于社會地位的人,又是處于私人地位的人!
關于處于社會地位的人
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單個人離開社會是很難生存的。這是一個可以進行實驗的命題:如果某個精英公開不承認人是社會活動的產物,認為單個人離開社會是能夠生存并實現“快樂的帕累托改進”的,那末,我們就可以讓該精英離群索居,在沒有人煙的某個熱帶或亞熱帶的原始森林里去實現他“人都是自私的”理論,去追求他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我敢斷言,一貫養尊處優的精英們絕對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和膽量去親自體驗一下離開社會生活的滋味!
人,是社會活動的產物,古人已經非常充分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例如,古希臘的奴隸主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就已經十分明確地論述了人是社會活動的產物,人是社會動物。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認為,人也是政治動物。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一卷中說:“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確切些說,亞里士多德所下的定義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這個定義標志著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蘭克林所說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動物這一定義標志著美國社會的特征一樣。]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23—363)
人類在剛剛從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時候,單個人的生存能力非常有限,只有進行群體活動才能夠生存,個人還不能從氏族的臍帶上剪下來。這個時期十分漫長,大約經歷了300—400萬年之久。
隨著人類的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大約到了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新石器時代)即距今大約10000—12000年左右,發生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畜牧業和農業的分離)之后,個人才逐漸地被從氏族、部落的臍帶上剪了下來;到了野蠻時代的髙級階段即原始社會的晩期,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的發生,個人逐漸地似乎獨立了——個體生產活動逐漸地盛行了起來,但是,人的獨立生產活動的產物即勞動產品,卻互相依賴了起來,用革命導師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23—126,著重號系引者加)——互相獨立的個體私人經濟利益需要依賴在社會活動中通過互相交換勞動產品來實現。
既然個人不能夠離開社會而生存,那末,個人就必須在一定的社會中生活;既然個人必須在社會中生存,那末,就產生了社會公共利益,就產生了個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就賦予了個人一定的社會性質,而這種社會性質就使個人處在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上。
由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選3—41)所以,人們的社會地位是由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決定的。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則是由社會生產的兩個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決定的。因此:
1. 在原始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共同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原始共產主義公有制,歸共同體全體成員共同占有;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共同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保證共同體全體成員的生存需要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勞動者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勞動產品。
2. 在奴隸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奴隸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奴隸主私有制,歸奴隸主占有;勞動者即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并且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奴隸主手中是作為他的物質財富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
3. 在封建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徭役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封建主私有制,歸地主占有;依附于封建領主的農奴和奴隸一樣,也是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的;封建領主以奴役性的條件分給農奴份地,農奴在養活自己的小塊份地上勞動的前提條件是必須給封建領主提供地租、繳納貢賦、進行徭役勞動,或者說,農奴實現自己的必要勞動的前提是必須為農奴主提供剩余勞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表面上好象是在徭役農民手中而實際上是在封建地主手中是作為他的勞役、實物、貨幣形式的地租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
4.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雇傭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資本家私有制(資本),歸資本家所占有,生產資料是資本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勞動者即雇傭工人自由得只有勞動力可供出賣,工人只能用自己的勞動力去同資本家的可變資本相交換而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資本家手中……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24—44)
5.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聯合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以集體財產或公共財產的形式歸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選3—13)生產資料是勞動者為自己謀福利的手段;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選3—319、437)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或者說二者在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社會……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與“個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選3—319~320、437~438)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除了以上五種之外,還有一種社會存在(分配)形式,那就是:在原始社會制度晚期、奴隸社會制度、農奴制度或依附農制度即封建社會制度、初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都存在過的、沒有構成過獨立社會形態的、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了的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自耕農等等生產者(“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一部分構成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一部分在封建生產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資本主義生產并存。同時,它們在原始的東方公有制解體以后,奴隸制真正支配生產以前,還構成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23—371)),他們的勞動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私人勞動,他們所占有的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分配)形式是分散的、獨立的生產者個人私有制,歸生產者個人直接占有;生產者獨立地、分散地進行私人勞動,二者在生產者個人手中是作為他的私有財產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
毫無疑問,既然人是社會活動的產物,人必須在社會舞臺上進行活動,那末,人就必須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承擔社會義務,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如果人人都按照精英們“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說教處世為人,那末,社會公共利益由誰來保護?!社會義務由誰來承擔?!
從古到今,任何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社會成員必須承擔抵御外敵入侵的義務。舉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日本侵略者打進我國來了,如果所有的中國“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都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那末,大家都只有去做亡國奴。可是:
1. 大多數中國人不愿意做亡國奴,因而必然有大批“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的大公無私的人們,例如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會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2. 亡國奴們是無什么“個人利益最大化”可言的,在這種情況下,精英們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只有去當漢奸賣國賊,幫助日本強盜追殺那些維護民族利益、不惜“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而奮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志士仁人,為小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效盡犬馬之勞。然而,即使這樣,精英們還是實現不了“個人利益最大化”!因為日本強盜侵略中國的目的是為了日本人的“利益最大化”。不為這一點,日本就沒有必要侵略中國了。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為了抵御日本強盜侵略中國,中國人就必須奮起反抗,進行抗日戰爭,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維系中國人抵御日本強盜侵略的正是社會公共利益,正是處在社會地位的人應盡的社會義務,正是“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的大公無私精神!顯而易見,在這里,我們可以十分清楚非常明白地看到:精英們所拼命鼓吹的“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在社會活動中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是多么地荒謬絕倫,是多么地反動!!!!!
當人類社會發生階級分裂、導致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解體并進入階級社會之后,人們的社會地位便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奴隸和奴隸主、徭役農民和封建地主、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等等,都是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即打在個人身上的階級烙印。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人類社會便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之后,階級斗爭便成了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確切些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狀態,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完全沒有人知道。后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所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發展所由起始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土地公有的村社是從印度起到愛爾蘭止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后,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于彼此對立的階級。關于這個解體過程,我曾經試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6年斯圖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討。(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刪去了這個注的最后一句話。)]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行會師傅就是在行會中享有全權的會員。是行會內部的師傅,而不是行會的首領。(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互相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選1—250~251)
隨著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人類告別了野蠻時代,進入了文明時代。
“由于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一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機器的釆用,其后果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象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末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但是,這并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統治階級是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的——也應該是好的。所以文明時代愈是向前進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是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第一階段都是沒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舉行叛亂,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選4—173~174)
今天,中國所謂的精英們拼命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等等,就是繼續想“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
19世紀下半葉,杰出的美國學者,民族志學家、考古學家和原始社會史學家,自發的唯物主義者摩爾根(1818—1881),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十分明確地說: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増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系,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范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于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于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系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象它對于過去那樣,那末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髙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選4—174~175)
100多年過去了,自詡為具有特色的精英們,竟然連摩爾根的認識水平都沒有達到!相對于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勞動大眾來說,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英們,只是一些奉行“人不為已,天誅地滅”信條的極端自私自利的社會禍害和糟粕而已!
關于處于私人地位的人
人,除了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之外,還有私人活動,如休息、家庭私生活、家務活動、私人交際、祭奠祖宗、個人愛好等等活動,一句話,個人生活和享樂的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屬于處于私人地位的人的活動。
當然,上述處于私人地位的人的私人活動的某些內容,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變為社會活動,如祭奠祖宗,個人清明節為自己逝去的長輩和親人進行祭奠活動,是處于私人地位的人的私人活動,但社會組織進行祭掃黃帝陵墓、革命先烈陵墓的活動,就是社會活動了。
即使是處于純粹私人地位的人進行純粹的私人活動,奉行精英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說教,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言而喻,如果精英們在自己的家庭里實行“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那末,精英們對上就不能扶養老人,對下就不能撫育兒女,因為扶養老人和撫育兒女,必須損失相當一部分“個人利益”,都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嚴重障礙,都不符合精英們贊頌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如果精英們在夫妻之間互相實踐“每一個人為自己”,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他們所鼓吹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都是自私的”等等,家庭則要變成水火不相容的戰場:夫妻二人就會小吵一四七、大吵三六九、激戰二五八、血腥十卄卅,從而使自己的家庭永無寧日,最終以夫妻關系破裂而告終。
精英們沒有告訴世人,他們在家庭里是否實踐“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但是,我們想,他們在自己的家庭里是絕對不會這么做的!畢竟,他們是披著人皮的人而不是披著人皮的豺狼虎豹或不通人性的畜生!再說,虎毒尚且不食子!他們所鼓吹的這些個謬論,純粹都是用來欺騙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毒害廣大青少年學子的!他們決不是胡涂蟲,他們是圖謀剝削和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別有用心的險惡之徒!
雖然范美忠把“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表述的最露骨,但是,還不能算是十分地完全徹底:因為他說在危難的時刻,他有“可能考慮”救他的愛女。——“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如果這樣,就有可能產生“犧牲自己”而“造福于別人”的“愚蠢的”結局,從而把聰明的范精英轉化成“愚蠢的”“犧牲自己”而“造福于別人”的見義勇為者!
我國的精英們把這些完全不能夠用來處理處于私人地位的自個兒的家庭關系的、比“小學生式的胡說”(選2—635)還要荒唐的無稽之談,用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處于社會地位的人的社會關系中來,既表現出了精英們的不學無術而好為人師,又表現出了精英們的狂妄自大而禍國殃民!
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愛爾維修(1715—1771)1758年在《精神論》一書中說:“人們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惡的,但是他們卻生而有能力成為善人或惡人,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人們結合起來還是把他們分離開”。“如果公民們不實現公共福利就不能實現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除了瘋子以外就根本不會有犯罪的人。”(《精神論》1822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39、369頁)(2—169)這些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250年之后,掛著特色招牌的精英們的理論認識水平,和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愛爾維修的理論認識水平,相差N個數量級,相距十萬八千里之遙,不可同日而語!是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的理論認識太激進太創新太超前太革命了呢,還是20—21世紀的混進中國共產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新聞媒體里的那些個掛著特色招牌的精英們的理論認識太保守太腐朽太滯后太反動了呢?!?!?!讓廣大人民群眾去鑒別去評判吧!
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其所以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最先進最優越的社會制度,就在于他實行社會經濟地位人人平等的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即聯合勞動和公有制,通過“公共利益……把人們結合起來”,通過“實現公共福利……實現……私人福利”。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的社會存在形式是聯合勞動,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以集體財產或公共財產的形式歸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生產資料是勞動者為自己謀福利的手段;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或者說二者在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社會……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與“個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勞動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中,大公無私,一心為公,愛護公共財物,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等,是社會大力提倡和弘揚的美德,是每個社會成員遵守的道德準則。而“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是社會主義社會堅決批判揚棄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禍害,是社會成員必須不斷克服的腐朽惡習!
極力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精英們,是一些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喪失民族尊嚴的卑鄙無恥之徒:他們瘋狂惡毒地誣蔑詆毀和妖魔化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英雄和領袖毛澤東;否定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原則,鼓吹私有化;廉價出賣國有公共財產給私人,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貶損毛主席倡導的大公無私、克己奉公,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艱苦奮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等等思想;極力美化美帝國主義,鼓吹崇洋媚外;提供超國民待遇招引外國資本家來中國剝削勞動人民大眾,掠奪資源,污染環境;召開西山會議,狂妄地主張要求將中國共產黨改名;如此等等。
極力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個人為自己”,人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犧牲自己”“造福于別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精英們,是一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狂:他們圖謀要作新社會的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把處于私人地位的他們的“個人利益”無限度地放大,通過侵占和掠奪大多數他人的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個人利益”,來達到自己占有巨額社會財富欺壓勞動大眾的狼子野心!
由此可見,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招牌的精英們完全是在反社會主義之道而行的!
白巖松精英關于“改革30年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別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的建設,回到一種更務實的角度去督促每一個人為自己”的說法,對錯都有!說白巖松有對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從資改派敢于把寧愿餓死,也容不得社會主義通過“公共利益……把人們結合起來”、通過“實現公共福利……實現……私人福利”而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反動信條、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安徽風陽小崗村樹立為改革的典型這一事例來看,確實有主張“每一個人為自己”的意圖和行為;說白精英有錯的地方,則因為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是主張通過“公共利益……把人們結合起來”、通過“實現公共福利……實現……私人福利”的!白巖松主持人在公眾場合誣蔑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既狂妄自大,又愚蠢無知,還極端地不負責任!!!!!
200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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