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形成群體

（此文是本系列的第三篇，上篇的題目是《“不走回頭路”，是因為他們走的是一條不歸之路》）

不記得“弱勢群體”這個詞是什么時候開始見諸于媒體的，有人說，它最早是由上屆政府領導人“創造”出來的。不管出處如何，人們對它的含義的理解并無歧義，它指的是對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沒有多少支配權的一群人。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群體很大，并且越來越大，不精確的估計，它大約能占總人口的90%以上。說來令人困惑：如此大的一個人群，應該是很有力量的，它怎么會成為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呢？

人多不一定勢眾，這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在私有制經濟和為私有制服務的國家機器面前，被壓迫階級不管總體人數怎樣多，其個體成員都是弱勢的。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面臨的，是一場政治危機》中，我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兩個對立的階級構成了一個階級斗爭的矛盾體，這個矛盾體由階級壓迫（包括階級剝削）和階級反抗兩個方面組成。在大部分時間里，階級壓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當階級壓迫達到被壓迫階級承受的極限時，矛盾的主要方面就開始向階級反抗的方面轉化”。被壓迫階級的“弱勢”，在階級壓迫為主要矛盾方面的時期最為明顯。在階級反抗的早期，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是零星的、被動的和自發的，這種反抗在壓迫者所掌握的強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面前，仍然是弱勢的。當著反抗和對反抗的鎮壓越來越激烈的時候，反抗的結局是成功還是失敗就取決于被壓迫階級是否能形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形成了，“弱勢群體”就有可能轉變為強勢群體，階級反抗就成了階級斗爭的主要矛盾方面。

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生產，不僅將雇傭工人結成了生產上的集體，也促進了他們形成了政治上的集體。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以后，階級斗爭呈現出一種新的趨勢，那就是：它由資本主義早期劇烈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向目前的較為緩和的階級沖突轉變。這種轉變的原因是綜合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后，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將國內的階級矛盾通過對外戰爭和經濟侵略向其它國家和地區部分轉嫁了出去。但是，階級對立的雙方的力量彼消此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面前，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階級的整體反抗意識增強了。這樣的消長使資產階級的強勢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應該說明的是，這種階級矛盾對抗性的相對減弱，并不是所謂“西方民主”的恩賜，而是無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結果。

中國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以前的幾千年里，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真正有力量的工人階級。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地主階級壓迫的歷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毙轮袊闪⒁院?，中國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后，很快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如果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農民組織起來的結果，那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就是工人階級壯大和農民階級組織起來的共同結果。這兩個階級的同盟，形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社會力量，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了絕大多數人成為社會強勢群體的時期。這種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這種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團結，是以什么作為先決條件的，或者說以什么為核心的呢？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為條件、為核心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一個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辯證法的思維要求人們看任何事物，都要既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當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她的迅速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工人階級自然成長壯大帶來的負面作用。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幾乎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同步發生的。這一方面使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有了正確的領導，但也在另一方面造成了這個階級對破壞因素缺乏最基本的免疫力；而中國工人階級對它的先鋒隊的高度信任和服從，又從反面造成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疾病防治能力的缺陷。農民的組織和農村的集體經濟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由于中國社會幾千年小農經濟的巨大慣性和相當部分農民目光不夠遠大的特點，組織起來的農民一旦失去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很容易回到他們習慣了的小農經濟上去。因此，中國社會工農大眾這個強勢群體，存在一種先天的缺陷，一旦領導他們的共產黨發生了變化，這種強勢就會在瞬間瓦解，社會將以極快的速度倒退。

最早看到這一危險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主席。他為此提出了“繼續革命”的理論，并以“WG”的方式實踐了這一理論。他試圖以“造反有理”的號召，引導工人階級補上它先天缺乏的免疫力，但他的這一努力，沒有成功。

資改派聰明地利用了這個缺陷。他們盜用了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的信譽，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騙手段，先是在組織上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然后讓大量的工人“下崗”或通過私有化將他們的身份“轉化”為雇傭勞動者，最后通過文化“精英”的教唆，將社會的道德迅速推向墮落的深淵。經過他們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其它勞動群眾終于變成了一盤散沙。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況，使國內外的各種利益集團對全民所有的社會財產的瘋狂掠奪和對勞動群眾的殘酷剝削如入無人之境，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社會急劇擴大的兩極分化和相對平穩的社會政治狀態，不能不說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奇跡”。

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的。當資改派一路攻城掠地高奏凱歌的時候，“弱勢群體”的承受力也越來越接近臨界點。這就出現了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里所描繪的現象：政治危機的苗頭開始出現。但這還只是苗頭，各地層出不窮的所謂“群體事件”，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明確目標的、孤立的和盲目的；那些所謂的“群體”也多是烏合之眾?！叭鮿萑后w”要想擺脫弱勢的局面，別無它途，只有形成真正的群體。勞動者的團結和組織，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唯一出路。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之一，《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句話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工人階級應該團結在一個什么樣的“核心”周圍呢？好象理所當然地是應該團結在它的“先鋒隊”的周圍。問題是，誰是他們的先鋒隊？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對這個問題的正確回答是解決當今中國問題的鑰匙。這里有兩個例子：一個是河南的南街村。那個地方的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就可以成為當地勞動群眾的先鋒隊；團結在它的周圍，他們就不是“弱勢群體”。另一個是吉林的“通鋼”。吉林省的地方黨組織和政府，是不是“通鋼”人可以依靠的“核心”呢？不是，不僅不是，而且是“通鋼”人災難的根源。正是他們，和資本家一個鼻孔出氣，出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如果“通鋼”人團結在了他們周圍，或者聽了他們的話，他們的命運會怎么樣呢？答案是不需要多少想象力的。因此，不作具體分析的所謂“依靠組織”不僅是荒唐的，更是危險的。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個說法：“上面的好經，都讓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壞了”；當出現了問題的時候，我們也常常聽到諸如“政令難出中南?！敝惖恼f辭。事實果然如此嗎？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還聽過這樣的話：“改革要依靠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最顧大局、識大體的”。那么，他們是怎么“依靠”工人階級的呢？他們是怎么解釋“顧大局、識大體“的呢？很簡單，就是讓工人階級一次又一次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做出自己的犧牲！過去三十多年發生的一切，都是由上至下主導的，將社會的大量矛盾和問題歸咎于“下面”的貪官污吏，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用這樣的說法去啟發和教育群眾，是為虎作倀的行為。

是的，工人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階級，但是，這種“無私”是工人階級內部成員之間的無私，是對其它勞動階級的無私，而不是對剝削他們和壓迫他們的階級的退讓和投降。是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但是，最后解放自己不等于先“解放”和養肥資產階級。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要想真正擺脫“弱勢”的命運，必須從現在起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勢，必須學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將自己的命運不加思考地交給別人擺布。

中國社會喜歡“派”，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什么“右派”、“左派”等等等等。對這樣的“派”我很看不懂。因為看不懂，我將自己的筆名叫做“暫時無派”。但有一種派，我卻十分清楚，這就是當年毛主席為我們劃分的派。他說，“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套，他就一個口頭革命派”。在今天，什么人站在絕大多數勞動人們方面，他就是進步的；什么人站在國外資本、國內利益集團和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人方面，他就是反動的；什么人口頭上說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在行動上只為少數人謀利益，他就是口是心非的政客和騙子。我認為，這是唯一的標準，沒有其它的標準。

毛主席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祝東力在他最近的《60年的國際環境與世界史周期》里說過這樣一段話：“18世紀的啟蒙主義、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分別成為日后世界革命的理論基礎，而今天最缺少的恰恰是思想準備，即：與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構成代差的21世紀的思想體系”。我個人比他樂觀一些。我認為當代世界革命，起碼中國社會發生新的變革的理論準備是具備的，這個理論準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就會變成社會主義復興的物質力量。

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被今天中國的“主流”抽去了靈魂，“中國化”了。那么，我們從“主流”嘴里偶爾聽到一兩聲的毛澤東思想會不會也被閹割、也被“特色”化呢？這個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最近，在六十年國慶的前一周，人們突然被告知：游行隊伍里將增加一個“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隊，于是網上一片歡呼之聲。我對增加這個方隊也是高興的，但并沒有高興到“漫卷詩書喜若狂”的程度。沒有狂，是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見到類似“劍外忽傳收薊北”這樣的事實。數年以前，有人在一個很莊重的場合，照著手上的講稿，念了這樣一段話：“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據說，他在念這段話時，臉上的表情似乎是很認真的。后來怎么樣了呢？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他的領導下被“不包括”了?！懊珴蓶|思想標語”方隊出來后，我們又看到了諸如“說明了啥”、“折射了啥”、“透露了什么”式的宮廷猜想。于是，我們的一些人又開始勸說那些“弱勢群體”們耐心地等待什么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微妙的變化”和虛無縹緲的“錦囊妙計”?！扒笆虏煌?，后事之師”，人們呵，什么時候我們能長點記性呢？！

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不在抬著的標語上，而在人們的思想里；毛澤東思想的威力不在“廟堂之上”的口號里，而在勞動人民的社會實踐中。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渡癡禪師認為是“人民萬歲”和“造反有理”，我同意他的歸納。在我自己從前的一篇文章（《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國內外兩大死結》）中，我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概括她是不科學的，但如果我們試圖高度概括她的核心的話，我認為應該是她對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要求和對人民群眾的‘造反有理’的號召。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只有在‘造反有理’的群眾監督下才能保持不變”。我認為“造反有理”是最本質的民主，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

在教育人民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應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一切大的歷史事變中，進步的知識分子都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但在今天，中國社會最令人氣餒、最令人沮喪的群體又恰恰是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的覺醒，中國社會主義的復興過程將是困難和漫長的。這個話題，我將在本系列的下一篇《醒醒吧，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里繼續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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